科学实践哲学视野中科学观念的负面影响

蒋劲松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 100084

[作者简介]蒋劲松（1965-）男，哲学博士，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副教授。

本文写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科学实践哲学研究”资助，批准号：05BZX029。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6，2，54-58

摘  要：科学观念是价值负载的，可以对人类精神产生现实的负面影响。科学观念可能产生退步；可能导致非近代科学形态的其他知识和非认知的精神状态方面的损失。这种负面效应不可能仅仅通过科学自身的发展来消除，需要利用人类各种文化形式的协调来予以平衡。

关键词： 科学主义 双刃剑   负面效应 科学实践哲学

一、科学本身也是“双刃剑”吗？

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提出警告：“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用来为人类造福，但是仅当人类生存的时间足够长时，我们才有可能进入这个为人类造福的时期。”[1]显然这是指技术的应用可能带来利弊两种可能性。目前“科学是双刃剑”的流行说法通常都是从技术应用的角度立言的。

就与技术有别的科学而言，“科学是双刃剑”的说法近来在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金吾伦认为，“科学只具有认识功能和认识价值。它有对错之分, 没有好坏之别。人们通常所说的‘负面效应’ 是应用造成的, 而不是科学造成的。……因而把‘ 双刃剑’的帽子加给“ 科学研究” 似乎是有失公道的。”[2]类似的说法很多，兹不多举。[3][4]

有学者认为“技术的双刃剑功能是先天的或者可以说是‘胎里带’，而科学的双刃剑功能，尤其是科学的负作用则是后天的，是科学从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的产物。”因为，“科学的双刃剑是通过技术成果得到显示的。”[5]刘益东强调科技知识发展所带来的风险，并提出“致毁知识”这一很有启发性的概念[6]，其立论是侧重将科学作为技术发展的准备，也是认为科学只有在应用之后才会产生负面作用。

“科学本身没有负面效应”，细究起来其实至少预设了3个假定：1，科学与技术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区分。2，作为特定实践形式的科学活动本身不会产生负面影响。3，作为特定观念形态的科学知识在没有转化为技术应用时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只有这三个假定同时成立，“科学本身没有负面效应”才能成立。可是，这三个假定其实都是可以质疑的。

首先，在今天科学与技术一体化的形势下，在科学与技术之间要想划分清楚是越来越难了。有人这样来辩护：即使某个具体成果，我们在实践上难以划分清楚明确的界限，但在理论上我们总是可以坚持具有这种区别。[7]如重组DNA技术，就其反映了我们对生命活动奥秘的认识而言，属于科学范畴，没有负面作用；而就其作为对生命活动改造的技术，就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然而，这正是科学实践哲学着力批判的理论优位的态度[8]，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

其次，近代科学活动具有突出的实验特征，我们总是在与自然对象相互作用过程中获得认识的，对自然对象的改造总是我们进行认识的前提，而这种作用是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笔者在一篇尚未发表的论文中已经详尽地证明了，科学研究作为人类与自然打交道的实践活动其实也是会产生负面影响的，兹不赘述。

第三，虽然国内学界承认科学理论和知识并非价值中立者不乏其人，但是明确地主张科学知识和理论也有负面作用者却并不多见，而前者其实逻辑上就蕴涵着后者。本文想要证明：作为研究结果的科学知识，虽然总体上说来可以认为是人类认识的进步，但是它对人类信念的改变也是具有负面作用的。

二、科学观念的负面影响

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看，科学观念并非是对客观独立的外在世界的表象，而是人类与世界打交道的实践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于世界的改造了的把握，这种改造不仅发生在物质层面，而且也发生在观念层面。这种新的把握反过来又会改造世界。”[9]科学发展不是一个简单地在头脑中积累更多知识的过程，也不单纯是真理代替谬误的过程，它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信念之网重新编织的过程，是一个改变语言游戏规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要改变科学思维的范式、基本假定、判断标准，还要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生态平衡的改变。[10]这些改变和改造自然的技术活动一样，可能产生正面效应，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同理，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无知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骄傲和偏见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接下来说，“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1]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也同样适用于科学发展对于人类的精神世界的影响。

恩格斯指出，18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方面，在一般地自然观上却是这样地低于希腊古代。……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挑战书；牛顿却以关于神的第一次推动的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当时哲学的最高荣誉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而把细节方面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 [11],p9-10)恩格斯明确指出：科学在知识进步的同时，对于世界的总体理解可能退步，在科学与神学关系可能退步，科学在某些方面的认识可能不如同时代的哲学。

即使在现代科学传统内部，范式的更迭也并非只带来进步，同样也会有所谓的“库恩损失”。[12]例如，恩格斯说，“在达尔文以前，他今天的信徒们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和谐的合作，……在达尔文的学说刚刚被承认之后，这些人便立刻到处都只看到斗争。……这两种见解在某种狭窄的范围内是有道理的，然而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11],p291)所以，科学在带来认识进步的同时，常常也伴随着新的偏见，伴随着曾经获得的正确认识的丧失。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一知半解的哲学思考把人导向于无神论，但是对宇宙与哲学的深刻思考，却必然使人皈依于上帝。”[13]站在无神论立场上，这也是科学发展的负面影响。

科学知识、思想、方法、乃至科学精神在人们观念意识中的接受，也有可能与人类其他方面的精神活动抢夺思想资源。科学知识占据了主导地位后，原先的叙事性知识、地方性知识、传统的智慧遭到了蔑视，这些知识的传承和学习往往被中断，这也是令人惋惜的文化损失。[14]例如，西医传入中国，固然在医疗保健上对中国人民助益颇多，但不可避免地也对中医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明确指出，中国古代有机论在对自然整体性的把握上，比牛顿机械宇宙观要更为深入。他说，“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朱熹十二世纪曾建立起一个比欧洲任何思想都较接近于有机哲学的哲学体系。” “我们这时代正在进行的一个大运动，意图用对自然的组织之较深理解，来修改牛顿的机械宇宙观。” [15]然而，近代科学的传播和发展却反而使得中国近代对于自然的理解在某些方面有所退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16]显然，他们认为唯物主义从培根到霍布斯的发展，至少在某些方面是有退步的，而这种退步显然是与科学越来越抽象化的趋势密切相关的。

达尔文曾抱怨，他在长期从事科学研究之后，对于文学和诗歌的鉴赏能力有所下降。[17]费耶阿本德指出，牛顿力学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成为对自然解释的主导理论后，丧失了亚里士多德理论所具有的诸多功能，如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人生意义的说明等等[18]。正因如此，现代科学理论无法像传统社会的主流理论那样充当意识形态的根基，现代人对新知识无法充分消化和适应，所以现代人往往普遍有某种失落、迷惘的感觉。[19]霍金也曾指出，现代科学的高速发展，使得即使是知识阶层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无法全面了知和掌握人类的知识，从而造成不同学科知识分子的隔膜与分裂。[20]

弗洛伊德曾经指出，哥白尼、达尔文和他自己的科学成就给人类的自尊心带来了三次沉重打击，因为哥白尼让大家知道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达尔文的研究使人类沦为动物界的物种之一，而最沉重的打击来自现代心理学研究，它“向我们每人的‘自我’证明，就连在自己的屋里也不能自为主宰。”[21]敢于向人类自尊心挑战的科学勇气固然值得敬佩；可是从另一角度看，这些伟大的科学成就撇开其科学知识方面的是非不谈，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相当一部分人的自尊心确实构成了伤害，这也是一种负面影响。

总结起来，科学观念可能产生这些负面影响：1，科学观念在取得某一方面进步的同时，可能在其它方面产生退步。2，科学观念的传播可能抑制其他非近代科学形态的知识的保存和发展。 3，科学进步在促进认识发展的同时，可能导致非认知的精神状态方面的损失。

三、负面影响的控制和平衡

作为思想观念的科学知识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我们就应该全面禁止科学的发展，因为科学知识的正面价值同样不可否认。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维护思想意识中各种知识和文化传统的生态平衡。一方面，不可因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功，就以科学技术作为衡量其他文化的唯一标准，要承认其他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防止科学技术的越界滥用。[22]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文化居于垄断地位的现代社会，在必要时应采取措施限制科学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垄断作用，保障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传统，以保护对人类文化发展至关重要的文化多样性。这就意味着，非但不应给科学以特权地位，反而应给予在强势的科学文化冲击下不绝如缕的弱势文化以特殊的优待地位。[23]

在对待传统与当代科学观念的冲突时，应该摒弃直线进化的浅薄进步观，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优良作风，对科学演进过程中伴随着知识进步而出现的退步保持清醒和批判的头脑，对科学活动中已被取代或者否定的科学观念应该有韧性的坚持和宽容[24]。必须认识到，即使在科学观念上，旧的理念有可能在本质上是正确的，而新的理念反而是错误。这样，才不会对新潮的科学观念不加分析地一味接受，才不会变成观念时尚的追星族，才有可能对流行的错误思想进行抵制和批评。

应树立知识的多元评价标准。正如普特南所说，得到了严格证明的科学命题，并非就不可能有缺陷，并非在科学上就不能得到改进。[25]后现代科学认为，科学知识是真理，但不是全部真理，往往是受到特定意识形态遮蔽的真理[26]。因此，即使对于科学知识的内容本身，仍然可以进行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不同视角的批判。只有通过批判才能得到全面的真理。

劳斯认为，科学实践活动不能自外于政治、伦理的批判。科学哲学应该是对科学事业进行介入和参与的文化研究。[27]按照这种观点，人类其他方面的要求，如自尊、情感、天人合一的体验等，都可以作为内在要素参与科学实践，以重构科学，建立新的知识和权力联盟。这当然不是说可以用科学实践之外的欲望和价值来代替科学证据，那是违背科学精神的；而是说不能先验地将这些价值当作科学认识论之外的因素排除掉，而是设法通过建立这种价值与已有科学证据之间的紧张关系，来作为我们发现主流科学隐含偏见或不足的线索，或者通过文化其他领域的相应建设以弥补科学知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种多元化精神，要求摒弃真理一元论的观点，容许科学实践中不同立场和观点并存，容忍乃至鼓励另类科学的发展。抛弃了表象主义的知识观，把科学当作与世界打交道的参与和介入性实践活动，认识到科学实践和科学知识的地方性，就再也没有理由要求科学实践必须是单一性的，完全可以建立起多元的、反思的科学文化。即使我们仍然坚持现代性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我们批判科学主义和西方中心论思想，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建设一个具有反思精神的现代化也都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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