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员要促进产业技术进步(五) --创新与管理

一、不公平竞争阻碍技术升级

种业技术进步涉及到多个因素。落后的育种理念、试验技术和研发管理，加上中国特色的双重利益集团干扰，长期拖累玉米种业技术进步。

利益集团是正常现象，但双重利益集团就不正常，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特色产物。其负面效应是加剧不公平竞争，扰乱育种方向、技术路线和种质创新，甚至使品种试验的设计和统计方法也停留在50年前水平。一些科技人员不愿意采用比较先进一点的育种理念和试验技术，今后，只有仰赖创新型企业才能改变扭曲的利益格局。

与美国不同，欧洲的专家、教授曾拥有超过企业的话语权，其后果是延缓了欧洲种业发展。如今，中国的农业科技力量和非市场经济的影响力都比欧洲更强大，管理者要警惕表面上空谈误国，实际上掩盖不公平竞争及对产业发展的抑制作用。

玉米界的双重利益集团在品种试验和审定领域浸淫多年，越搞越荒唐。如今，同腐败和不正之风勾连在一起，管理部门应当警觉，何况民间已是人声鼎沸，怨声载道，需要引起重视了。

坚持品种审定制度，把试验和审定管理办法越搞越复杂的是两种人，即管理部门和体制内育种者。管理部门是这次修订种子法的最大获利者，但还不算是最大的罪魁祸首，罪魁祸首是那些自己定规则，自己参加比赛，自己当裁判的体制内大牌专家。

面对背离市场经济的种子法，企业只能采取改良措施来促进创新。但要高屋建瓴。制定审定标准没有错，但不能由那些为了审定品种而育种的“专家”来制定。对那些“专家”来说，只要品种通过审定就有了成果，就有了地位和项目经费，就能够评上职称，名气大增便可以控制话语权，可谓名、权、利三丰收。至于品种能不能用，就不去管它了。

业内明白人指出，品种审定的产量指标乃多此一举。审定的重点是安全性，而不是产量或效益。后者由市场解决，产量指标是相对的，而且不完善，总有漏洞。最终要由用户决定。管理部门实在管不了那么多头绪。

（品种试验联合体算是给了企业一点创新机会，如果企业不自重，把绿色通道或某个联合体搞成乌烟瘴气，应毫不留情地予以清除，不要因为少数企业而坏了中国种业的大事。）

在现行体制下杜绝不了双重利益集团，但技术升级应该能够做到。要通过科企合作途径，把不公平竞争转为公平竞争，才能扶持种业发展。不要压制某一方，只需承认利益主体多元化，通过公平竞争，扶持先进生产力，就能打破少数人借助公益平台对种业相关理论、技术、种质和其他资源的垄断与扭曲。先进生产力必将使不合时宜的双重利益集团在竞争中边缘化，或促使他们调整方向。管理部门要对整个产业实行扁平化管理，才能调动社会资源的创新与投资积极性。

二、西南地区案例分析

借助多元化优势，西南地区成功地压缩了跨国公司的市场空间。这是许多中小企业和民间育种者的功劳，而少数科研机构则起到引领创新的带动作用。广西玉米研究所通过创新和科企合作把自主创新的品种做大，使跨国公司在本省的市场份额从60%压缩到30%。贵州省农科院按照种质扩增、改良与创新的思路，研究地方种质，研究美国自交系和引进的热带亚热带种质，探索新思路，把育种搞得蒸蒸日上。而四川和云南却差距比较大。

某农科院专家掌握着全省玉米科技资源和品种审定“指挥棒”，最近几年为自己审定了一大批品种，却都不上量。种子销售量约占全省4%的市场份额。一些专家不承认商业育种的基本原理，但又不得不遵循两群论。他们失误在于把商业育种的基本原理割裂开，打乱了育种方向和技术路线的整体性。

这反映出育种思路混乱，导致育种材料也相当乱。孙世贤在十五年前就把中国玉米界的乱象看得很透。乱的本质是一些科技人员不做调查研究和分析育种理念的得与失，却总是跟着别人跑，跑来跑去，至今没有脱离高杆大穗晚熟稀植的育种方向和“走猫步”的技术路线。

个别科技人员只崇尚自己，更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资源优势，阻挡育种技术进步和拒绝创新，排斥企业和民间育种者。例如颇具创新性的五谷3861已成为当地骨干品种，在云南省的种植面积达150~200万亩。几年了，这么好的品种就是不给审定。有人估计，该品种若通过正式审定，在西南地区可以推广到300万亩以上。

这个品种代表了西南的育种模式，父母本均利用外来种质，抗当地主要病害（穗腐病、叶斑病），适合密植和粗放管理，抗逆性强，籽粒结实饱满，生产经营风险小，深受农民欢迎，成为西南地区取代潞玉13的主要品种，也成为非法套包的最佳选择。

任何人都不要再压制企业和民间育种者的创新努力，要向企业学习正确的育种思路，通过种质扩增、改良与创新修正育种模式，探索高密度抗逆育种策略。

今后，西南地区只靠少数科研机构和社会力量引领创新是不够的。各省区的农业科研系统与各类企业都要施行育种创新，改革研发管理，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种业的竞争能力，巩固产业成果。

现在，大家接受两群论，具备了施行向两边推和循环育种的基本条件，奠定了设计育种的理论基础，但还须引进先进种质（扩增），施行高密度抗逆育种（改良），缩短生育期；更要以配合力为核心（创新），建立现代育种流程。如果育种方向失误，只凭两群论而忽视其他，不可能力挽狂澜。

两群论看不见摸不着，却已经很普及，而育种方向则需要做出看得见摸得着的抉择，这意味着必须放弃错误的育种方向和技术路线（假如有的话）。这就不容易，尤其在一个省内，个别专家不太容易承认失误。自我崇拜和虚荣心害得某些研究机构审定的多数品种推不出去。全国像这样的垃圾品种有数千个。要尽快扭转育种方向和技术路线，这才是挽救种业的良策。

云南的教训就在于继续坚持高杆大穗晚熟稀植的方向。一些品种的突出特点就是一个晚字。这个晚字暴露出育种者的投机心理。但基本方向错了，其他性状再优良也都不重要了。

西南地区耕作制度变化需要中早熟品种。西南地区历来稀植大穗，现在开始流行密植和偏早熟品种。不同于东北和黄淮海，西南地区不是机械化带动密植。当地农民种玉米时，密度并不高，每亩地刨2000窝左右，每窝丢进2-3粒种子，个别时候4粒，大部分出苗，这问题就很严重。平川地区密度大约4000株左右，而山区就成了4500~5500株。西南一些地方的密植是这么来的。农民种玉米不间苗，是因为主要劳动力种完庄稼就外出打工，留村劳动力通常较弱，加上种植业在家庭收入来源中的比重下降，农民逐渐简化了管理环节。耕作制度的变化对玉米品种的抗逆性提出了越来越苛刻的要求。

这就是科研机构和大学研发的品种虽然容易通过审定，却过不了市场关的原因。这是由于品种选育和栽培技术都必须服从耕作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为数不多的科技人员至今反对商业育种，不接受两群论和循环育种，更反对高密度抗逆育种。当然也反对流水线式的研发管理。总之，先进的理念、技术，甚至连外来种质都要反对。拒绝创新把自己的路堵死。这是一些专家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

三、品种审定机构

品种试验和审定机构应当支持创新，遗憾的是却成了阻碍技术进步的绊脚石。农业部和一些省的管理部门实在看不下去，或者迫于改革压力，用行政手段推动技术进步，竟遭到“专家”抵制。幸好农业部种子局态度还算坚决，这几年也就坚持下来了。但种子局仍有顾虑，没有一鼓作气，持续推动创新。我国一些玉米育种“专家”“教授”则陷入困境。从省到国家层面，管理部门很难干预。这绝非理论困惑与技术障碍，而是利益纠结。

前些年，极少数专家掌控的国家玉米品种区域试验的技术参数竟落后于某些省和自治区，特点是研究实力越强的省和机构，越是趋于保守和倒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越来越看好青年科技人员和种业界的后起之秀。现在，管理部门推动品种试验和审定制度改革，一些“专家”竟把技术倒退强加给绿色通道和品种试验联合体。不知道农业部种子局从哪儿找来的“专家”，把某些联合体的试验方案改得失去创新特色，挫伤了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信心。企业不会止步不前，他们会继续提出创新要求。如果企业的品种试验存在缺陷，专家应帮助他们改进和提高水平，绝不应为了保护落后而扼杀创新苗头。我怀疑，某些喜欢压制创新的所谓“专家”，他们的业务水平亟待提高。

绿色通道和品种试验联合体的初衷是推动创新。这当然会引起利益冲突。个别专家在两种体制之间制造不平等竞争。这使我们记起欧洲的研发能力很强，种业却落后于美国的深刻教训。而中国计划经济色彩和公共研究机构的影响力比欧洲更强大、更无孔不入，于是后果更可怕。农业部种子局应从竞争角度认识品种管理对产业发展的双向选择作用，从产业角度甄别专家队伍，剔除那些带有双重利益集团色彩和阻碍科技进步的“专家”。

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基层科研机构通过种质扩增与改良，正在实践产品创新计划，但普遍遇到来自体制内的阻力。首要瓶颈不是钱，而是制度性障碍。新修订的种子法留下隐患，不利于创新，更不利于吸引投资。这就要求管理者在实际操作中不停地化解危机和施行人为的改革措施。这使种业发展面对太多不确定因素。

为了实现扁平化管理，建议管理部门在技术层面采取双向妥协策略，而不要单向让步。既给那些主张技术倒退的双重利益集团保留晚熟和低密度试验组，同时为创新型企业开辟较早熟和较高密度试验组。组别之间的动态竞争完全取决于市场。双向妥协会激励创新。用不了几年，多数企业将被吸引到更具创新性的试验组别。管理部门一方面为产品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一方面也不得罪停滞不前和主张倒退的大佬们。

扁平化管理要求缩短链条长度，增加宽度，扩大管理幅度。为了促进产品创新和刺激竞争，建议在品种试验和审定领域向省管理部门放权，激发企业、科研、管理和市场各个领域的创新积极性。

四、国家科研机构

以前是少数专家教授压制不同意见，阻挡玉米科技进步，延误了种业健康发展。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更不可以玩弄的。随着商业育种理论和技术普及，落后的理论已经边缘化。但一些年轻“专家”却悄然爬起，以不客观的态度讨论育种技术。中科院北边的一位朋友混淆性地讨论密度和含水量等相关问题，扰乱了基层育种者的注意力。除了心态，还与他使用的种质资源有关。

某跨国公司在中国取得成就的同时，却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种业市场做了误判。他们估计中国玉米育种水平比美国落后50年，在中国使用的是高杆大穗晚熟稀植型种质，但他们忽略了中国的速度效应（青蛙与蜗牛）。那家公司在中国投放的种质与美国相比并不先进，而北边那个育种者在利用美国材料培育自交系和杂交种时没有走自己的路，虽然抗病性和抗倒伏能力有所提高，但都比美国公司的当家品种还要晚熟。这表明他们对抗病性和活杆成熟的理解过度。我劝那位北边的朋友冷静下来，想一想如何突破被跨国公司的表象束缚的育种思路、技术和种质屏障。

科技人员要推动正确的育种理论、方向和技术路线，也要关注基层科技人员对种质改良与创新的理解和实践。许多科技人员都认识到育种方向有点乱。体制内科技人员异口同声地说是品种审定制度阻碍了创新，但这显然是无奈的推脱。正是一些有权势的专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乱了心性，助长了错误的育种方向和技术路线。

管理者很难纠正专家们的错误，无法触动科技层面的逻辑谬误，只能退而求其次，把住行政审核程序。所以，育种方向、技术路线和品种审定的失误，归根结底还是要从专家身上找原因。管理部门要激励创新，设法到企业去寻找创新动力和竞争优势。靠市场经济的力量扭转玉米育种创新动力不足的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