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学差异的解析

中西方哲学差异的解析

哲学” 一词英文为philosophy，它源于希腊文，语根为philo 及sophia，原义为爱智慧（love of wisdom），或是对智慧的追求（strivefor wisdom）。“智慧” 一词意义十分广泛，用现代的说话來说，它泛指一切人类理性的思考和反省活动。

罗素把它总结为：“哲学是关于真理的学问”。现在中国官方的定义是：“哲学是世界观，哲学是方法论。”这应该是最为科学的定义。

西方哲学主要是来源于希腊的数学和几何的逻辑思维，并机械的认为像数学和几何一样从已知的知识可以推出未知的结论。大家知道要进行逻辑思维首先要进行定义，可是定义往往难以精确，推理的过程也经常的与事实不符。这就是西方哲学的困境。因此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的《哲学问题》结尾这样说道：“哲学之所以应该学习并不在于它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因为通常不可能知道有什么确定的答案是真确的，而是在于这写问题的本身；原因是，这写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方面的想象力，并减低教条式的自信，这些都可能禁锢心灵的思考作用。”在这段话里罗素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西方哲学家要求精确定义的哲学是根本精确不了的。

先说西方哲学的困境：第一个层面，哲学的基础是定义和逻辑。而西方哲学家们发现就是对简单的1都难以科学的定义。例如一张椅子它由一些木头组成，而木头又由众多的纤维组成，而纤维又是由有机分子组成，有机分子又是由不同的原子组成。即使面对自然界最简单的物质氢气都难以定义“一”，因为氢分子由两个原子组成，而氢原子又由电子和质子组成，在推究还能到中微子、以至到超玄的结构。这就是西方哲学界的“哲学丑闻”。还有西方哲学赖以生存的逻辑也出现了问题，先是发现“主”、“谓”结构的推理会出现谬误和混乱，后来又发现逻辑悖论。第二个层面，传统西方哲学有三大主题：上帝（第一存在）、物质（自然界）和灵魂（精神界）。随着人们对世界认识的加深，上帝在哲学中占有的地盘越来越少，上帝只存在于宗教哲学里，可以说根本不是现代哲学的研究对象；随着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哲学对自然世界的一般性原理和结论——即对物质的研究也被各相应的自然学科所替代；近代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语言分析也独立成为了心理学科，它替代了哲学对精神的研究。因此说哲学面临失去研究对象的危机。

罗素在《哲学问题》中用‘2+2=4’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就是他用数理的概念来替代原来的主谓概念。它们应该比其他的事物具有更纯的逻辑性。即使是“2+2=4”这样被哲学家罗素经常举例的例子，也难以真确不能够成为真理。两个苹果加两个苹果就是四个苹果。可是两个人加两个人就不一定是四个人，这里还需要时间或其他的条件加以限制等式才能成立，要不然就会出现两个人加两个人生多少个人的问题；还会出现人与人争斗仇杀减少人数的问题。因此看上去明白无误的真理却不是真理。还有我们平常经常有的概念：明天太阳会再出现。可是也不是真理，因为在南极或在北极都有可能出现明天看不见太阳的情况，因此也不是真理。还有一天24小时是固有的概念，可是这样大家认为精确的概念也是不精确的，因为地球自转的加快每年还有零点几秒的误差，因此也不能有精确的概念。例子还有很多，这就是西方哲学的困境。也是西方哲学流派繁多却难以统一的原因，因为他们超越不了，找不到事物的本质。

再来看中国哲学关于“一”的定义：“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抿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计，故混而为一。一者其上不攸，其下不忽，寻寻兮不可名也，复归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为恍惚。随之而不见其后，迎着而不见其首。”（《道德经》14篇）。“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道德经》39篇）。“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道生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为和。”《道德经》41篇。 而“定义不能精确，推理不能精确，也因此难以有精确的定论”这样的认识，中国人的祖先早以了然于胸，因此“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道德经》就出现了这样的理念。它说明了规律与实质性的真理难以精确描述出来，而且真理会随时间和事物变化而变化。

再看西方哲学的思维律是：同一律——“是就是是”；矛盾律——“任何东西不能即是又不是”；排中律——“任何东西必须或者是或者不是”。这是西方哲学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根据。这样就产生了种种的对立矛盾，也产生了很多的对立概念。如：朋友—敌人、和平—战争、对与错、„„。由此西方人的思维容易走极端，完全忽视了事物发展的中间环节。大家都知道人与人的关系除了敌人、朋友还有非敌非友。而中国古人的哲学概念早已脱离对立的概念，儒家的基本点就是“中庸”。由于中国的文化是从周易演化而来，因此大家早明白物极必反的道理，凡事取‘中庸’用其不满不溢之意。“过犹不及”是一个普遍的观念。 总的来讲，中国古代的哲学已经经过了现在西方哲学的思辨期，早以摆脱了现在西方哲学的学术困境。中国古代哲学只给出事物的框架或性质，接着就是由读者自己去理解、思考。如对待一个木做的方桌子，中国哲学的描述就是木的、长方形的，这样就算完成了对桌子描述。而像罗素等西方哲学家，如果描述一张桌子，为了极力精确要从观察着角度考虑，要从光线变化考虑等等，因此难以对桌子有精确的描述。也就是说中国古人跳过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困惑，进行了抓住本质的描述。

由于中国古代哲学观念的影响，中国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中国的字画就是比西方油画高一等级的艺术。西方油画在于写实的反映，只有到了现代才有了什么抽象派、野兽派等不是写实的画法。而中国画的留白，又是另一境界，它写出的意境与观赏者的感觉是对应的，是白云就是云；是青草的留白也能看出是青草；是山峦也能看出是山峦；这是一个印象，它与人们内心的概念是吻合的。中国画家把这些印象做为留白画下来，观画者自然明白。中国画的精义就是“神似”，完全是一种抽象的艺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认识第二阶段的理性认识。中国的哲学不拘泥于精确的定义，而只要求对事物本质的描述。是否能明白要看读者自己修养的水平，能明白“知天命”则是自己的造化。这里的‘天命’乃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与迷信无关。不能明白哲理乃是修养不够是他们自己的损失。中国哲学影响生活的还有语言，语言也是照这样的思维模式进行。文言文能明白就明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怪乎连朱熹这样的大学士也只能说他对大学的释语才准确，而对其他的解释可能产生歧义。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道德经》十一章说明的正是大哲学家罗素他们搞不明白的“2+2=4”的问题。当两千多年前的老子说明“有”消失于“无”时，西方哲学家们还在讨论2+2=4的逻辑是否真实的问题。由于中国哲学的进步，也就是世界观

的进步，中国人早就没有什么“神”的概念。中国文化中的‘天命’、‘道’实际上就是事物的发展规律。《论语·述而》里“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儒家不信神鬼的最有力证明。而西方哲学在十七世纪以前还是以教会学派为主的哲学。以后才有脱离以‘神论’为中心的唯物学派，唯物论才得以慢慢慢慢推行。虽然早在希腊时期就有关于原子论的论述，可这样的世界观在以基督教为主的社会里是没有市场的，也是不占主导地位的。因此从思想层次方面来讲中国的哲学也要比西方的哲学高一个层次。

中西哲学的差异也可以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可以保持几千年的先进，而在近一百多年才落后于西方世界。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整个西方哲学可以说是来源于古希腊文化，其中的主要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的“是什么、为什么”的提问模式，为后来的西方哲学奠定了基本的研究方法，因此刨根问底的学习、思考方式成为了西方人的习惯。因此瓦特看到锅盖跳，就会追究为什么，也因此而发明了蒸汽机；牛顿看见苹果掉地，也追究为什么，因此而导出“万有引力”定律。中国的哲学思想来源于讲究阴阳的“周易”，当西方哲学‘犯困’于怎么定义“一”的时候中国人的思考已经超出了对于词的定义范畴，也明白了绝对真理的不可追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抿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至计，故混而为一。一者其上不攸，其下不忽，寻寻兮不可名也，复归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为恍惚。随之而不见其后，迎着而不见其首。”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道生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为和。” （《道德经》）。而现在的西方哲学还苦于对“一”的定义怎么完成。可以说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高一个层次。

正是中国哲学观念的先进和超脱才使得我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追根探底”，应该说中国的先哲们为后辈提供了思维和学习的范式，使得后来人免遭现在西方人一样的哲学困惑，但这也使得中国人失去了刨根问底的学习精神。“中庸”、“过犹不及”的思维模式影响着以后的中国人。这就像现在的学生有了计算器以后就很少有人去追究圆周率、平方根怎么求一样，现在一千人中也找不到几个人可以算平方根和圆周率的。计算器发明才几十年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众多使用计算机者，只知道怎么使用而不知道编程或计算机原理一样。因为已经存在好的模式可以方便我们操作，大家都不太会去考究计算机的原理和怎么编程了。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差别导致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产生。但还有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人类生产技术的长期积累，从量变到质变。就像是把二十度的水加热到了九十多度，量变到了要质变的时候，水要变成蒸汽的时候，也就是人类的生产技术积累达到了要“质变”的时候，西方人的这种刨根问底的思维习惯才能起作用。这就是说系列的偶然因素促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这种缺乏进取的、保守的、‘自以为是’的学习态度和思想使得近代的科学技术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正正应了毛泽东的一句话：“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