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期（周秦之际），学者辈出，各着书立说，欲以改制救世。学者不止一人，流派不止一家，着书不止一种，故称之为“诸子”，又谓子“诸子百家”，又谓之“百家争鸣”。官失其守，学术分裂，由天子而诸侯、而私学，乃百家之背景也。《庄子·天下篇》言“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是乃历史与学术之势必所然也。后又以“诸子”名学术思想之一大部类，进而以之名古书部类之一种，至四部分类而定型。 子、夫子者，本以称卿大夫。故章炳麟有所谓“子犹今言老爷”之说。自孔子始，渐变为弟子称师之词也。加氏以别之，曰某子。诸子之书，多非自着，乃弟子后学记述成书；即出自着，亦本为单篇，由后人编纂成书。古昔着书，意在笔先，又非有意为之，故着书之初本无名，弟子后人取首简文字以命篇；积篇成帙，亦不另题书名，而以某子称之。 　　吕思勉曰：“先秦诸子之学，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兴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郁积，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时势，乃如水焉，众派争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积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伟，而影响于人必深。”（《先秦学术概论》，页4） 　　根据吕氏的总结，先秦百家的兴起有二个原因：一谓出于王官之一守，官、师分离，故“诸子皆出于王官”。二曰出自救时之弊。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兴起是经济、社会、政治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对政治社会进行变革的内在要求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应付挑战的结果。如《汉志》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衰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百家争鸣　　 诸子蜂起　　七国争雄，天下纷扰，各国皆千方百计谋求富国强兵之策。社会的变革使文化走向民间，游说之士面对剧烈动荡的社会，莫不以匡君救世为己任，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或游说列国，干谒君主；或课徒讲学，着书立说；或放浪形骸，以批判的形式表达对世俗的关注；或辅政秉国，以求治世。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除孔学儒家外，还有墨、道、法、阴阳、名诸家。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大多具有独立思考的学风，绝不苟同别人的见解，做到了思想上的大解放。 所谓“百家”，只是对当时学派众多的现象的一种概括。在众多学派中，比较重要的也只有儒、墨、道、法、阴阳等数家。 　　先秦诸子百家之说，当时前后有数篇文献已论述之。一曰《庄子·天下篇》，一曰《荀子·非十二子》；至于文中间论及此者，所在多有。总结性的论述最早出现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乃迁之父司马谈所撰。柳诒征谓：“庄子泛称百家（益案：《天下篇》有‘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而未指称某氏之学为某家；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遂有法家、名家、道家之名。”司马谈总分在他之前共几个世纪的“百家”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或六大学派）。冯友兰以为，司马谈是后来对“百家”试行分类的第一人，是。此后《汉志》承向歆之说，益以纵横、杂、农、小说，为诸子十家，去小说家，又谓之九流，总称“九流十家”，而各溯其所出（益案：向、歆父子溯其源流，是主要贡献，见前文论“诸子出于王官”）。实际上，吕思勉认为，《汉志》之“数术”、“方技”、“兵书”三略，亦可称为先秦诸子之一，故实可概算为十二家，即再益以兵、医二家也。 　　《庄子·天下篇》之六派：一墨翟、禽滑厘；二宋钘、尹文；三彭蒙、田骈、慎到；四关尹、老聃；五庄周；六惠施、桓团、公孙龙。 　　《荀子·非十二子》之六派：一它嚣、魏牟；二陈仲、史鳅；三墨翟、宋钘；四慎到、田骈；五惠施、邓析；六子思、孟轲。 　　老子：生卒年不能详考。若有老聃其人，大约生于前580年。但此老子与《老子》一书，尚无明确理由联系在一起。 　　关尹：与老子同时。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 　　孙子（孙武）：与孔子大体同时。 　　墨子：名墨翟，生卒年不详，大约是战国初人，后于孔子。 　　子思子：孔子学生，与墨子同时。 　　杨子：名杨朱。诸家记载不一，极难确定。应在墨子同时或稍后，而在孟子之前。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认为杨朱所代表 的一些隐者是道家的第一阶段，而老子无考，《老子》一书应在其后，故《老子》学说仅能称之为道家的第二阶段。 　　陈仲：墨翟之徒，齐人。 　　宋钘、尹文（简称宋、尹）：生卒年不详，约与孟子同时或略早。尹文出于周之尹氏，或云（《汉志》颜注）齐宣王时居稷下，与宋銒、彭蒙、田骈同学于公孙龙。 《汉志》着录《宋子》十八篇、《尹文子》一篇，均佚。今存《尹文子》，魏黄初山阴仲长氏析为上下两篇，故《隋志》作两卷。乃后人依托之作。目前关于宋、尹的重要材料是《管子》中的《心术》、《白心》、《内业》篇，与《庄子·天下篇》、《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的记载基本一致。 宋、尹之学， 　　孟子：约公元前372至289，上距孔子约百年。 　　孙子（孙膑）：与孟子同时。 　　禽滑厘：鲁人，与孟子同时。 　　庄子：与孟子同时略后。 　　惠施：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于公元前318年，宋人，曾做过魏国的宰相，是合纵的实际组织者。与庄子同时，先庄子死。经常与庄子进行辩论。庄子“子非我”之论，即与惠施言之。庄子谓“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杂，其言也不中。”惠施的十个命题，散见于先秦诸子书中（主要是《庄子·天下篇》）： 1．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2．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3．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4． 日方中方睨（音逆，斜视、斜），物方生方死。 5．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结异，此之谓大同异。 6． 南方无穷而有穷。 7． 今日适越而昔来。 8． 连环可解也。 9．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10． 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魏牟：魏公子，后于庄子，与公孙龙同时（钱穆《系年》）。 　　公孙龙：约生于公元前325年，卒于315年，较惠施略迟，约与邹衍同时。字子秉，据说是赵国人，曾做过平原君的门客。《汉志》着录其书十四篇，六篇保存至今，其中五篇基本可信。“公孙龙析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淮南子·齐俗训》） 　　稷下学者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 《史记·孟子荀卿传》：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着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记，学无所主。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也，然而承意观色为务。客有见髡于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独坐而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岂寡人不足为言邪？何故哉？」客以谓髡。髡曰：「固也。吾前见王，王志在驱逐；后复见王，王志在音声：吾是以默然。」客具以报王，王大骇，曰：「嗟乎，淳于先生诚圣人也！前淳于先生之来，人有献善马者，寡人未及视，会先生至。后先生之来，人有献讴者，未及试，亦会先生来。寡人虽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后淳于髡见，壹语连三日三夜无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谢去。于是送以安车驾驷，束帛加璧，黄金百镒。终身不仕。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着十二论，环渊着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驺奭者，齐诸驺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 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史记》称稷下学者以邹衍为首（齐有三邹子，其先邹忌，先孟子；其后邹衍，后孟子；再后邹奭），“谈天衍、雕龙奭”。田骈、慎到、彭蒙常对举，“齐田骈好谈论，故齐人谓之天口骈”（王应麟《汉志考证》引《七略》），大约为道家之言。慎到，大约本黄老，归刑名。 稷下学派，大部继承道家学说和儒墨两家思想，但又不同于各家，有自己的特点。　　最好的时代 　　虽然百家争鸣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仍、兵荒马乱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最为开放和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时代。特别是对于学术发展和思想传播而言，确实是一个黄金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和学术派别。以后的朝代里，几乎不可能不受到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的影响。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等等等等学派的思想，无一不对后代产生着影响。这一时期思想之丰富，以至于我们无法能够超越他们。试想，在他们之后，还有比他们更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吗？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当时的百家争鸣，中国后来的思想文化也不会五彩缤纷了。孔孟立宗 　　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中，没有哪一家的思想，能够像儒家这样在这幺长的时间里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思想、道德观念和个人生活。儒教一度被称为中国的国教，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一学派的开山鼻祖，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圣人孔子。　　孔丘其人　　公元前五○○，鲁国国君姬来跟齐国国君姜杵臼在夹谷（山东新泰）会面，孔丘以礼仪专家身份，被任命为姬宋的宾相。会见之后举行的娱乐节目中，齐国演出莱部落（山东平度）的土风舞，孔丘根据儒书，指责齐国不该使野蛮人表演，而应使用传统的宫廷舞。齐国立刻演出传统的宫廷舞，不过却是宫廷中平时演出的轻松喜剧。孔丘再根据儒书，认为犯了“平民轻视国君”的大罪，立即指挥鲁国的卫士把那些无辜的男女演员驱到台阶之下，砍断手足。据孔丘的门徒事不改色的宣称，孔丘这次凌厉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国际冲突，反而使齐国国君发现自己做错了事，大为恐惧，就把从前侵占鲁国坟水以北一带土地（汶水以北、龟山以北之田）还给鲁国。　　纪元前四九八年，孔丘建议三桓拆除他们的都城，以求鲁国国君重振久已失去的权威，这就是著名的“堕三都运动”结果大败而回，这是孔丘企图恢复传统秩序所受的最大挫折。　　堕三都的第二年（前四九六），孔丘被赏识他的国君姬宋任命为代理宰相（摄相事），三桓已经大为光火，孔丘却不到三个月，就把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化人少正卯逮捕，立即处死。然后宣布少正卯有五大罪状，这五大罪状是：“居心阴险，处处迎合人的意思。行为邪恶，不肯接受劝告。说出的全是谎话，却坚持说的全是实话。记忆力很强，学问也很渊博，但知道的全是丑陋的事情。自己错误，却把错误润饰为一件好事。”这种烟雾蒙蒙的抽象罪名，说明凡是有权的人，都有福了，他们可以随时把这顶奇异的帽子扣到任何一个人头上，而仍能振振有词。恰巧遇到君主主持对天老爷的大祭典，在分祭肉的时候，三桓故意不分给孔丘。这是周礼社会中最严重的一种处分、表示已被深恶痛绝。孔丘只好流亡二出奔卫国。　　 孔丘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但对他却是幸运的，他可以把全副精力用在教授门徒上。他曾经访问过齐国、陈国、蔡国，寻求一个能实行他古老的政治理想——周礼的国度，但他无法找到。最后，纪元前四八四年，他再回到鲁国定居，在外共流亡了十三年。　　孔丘回国时已六十三岁，继续教授门徒，传播他对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初创时代的怀念和崇拜。又对下列五部当时已经存在的古老书籍，用他的观点，加以编纂删订《易经》《春秋》《诗经》书经》《礼经》。这五部书，它们被合称为“五经”，大黄金时代结束后，儒家学派在政府中当权，这五部书支配中华人学术思想近两千年之久。　　 孔丘的政治生涯是失败的，但他的教育精神则绝对的可贵而且成功。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时间，是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他创造 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一整套正确的学习原则；形成了比较 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树立了良好的师德典范。 孔子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开始办学，到去齐国求仕之前，约7、8年时间。这一阶段他的的 门徒还不大多，但是办学有成效，在社会上已经有了较大的名声。在这一时期，孔子 的学生中有比他只小6岁的颜路（颜回之父），有比他只小9岁的子路。子路几乎是终 生陪伴着孔子。 第二阶段：自37岁（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从齐国返回鲁国到55岁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周游列国之前。这一阶段共计18年的时间。这18年 中，孔子虽然有4年多的时间在做官从政，但并没有停上授徒。这一阶段是孔子教育 事业大发展的阶段。他的教育经验越来越丰富，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名气越来越大， 所收的弟子越来越多。除了鲁国的学生之外，他的学生中还有来自齐、楚、卫、晋、 秦、陈、吴、宋等国的求学者。孔子的威望已经树立起来。他的一些有名的弟子， 如颜回、子贡、冉求、仲弓等，大都是这一时期进入孔门的。这些弟子中的一部分 人后来跟随他周游了列国，一部分从了政。 第三阶段：自68岁（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周游列国结束回到鲁国， 到他去世，共5年时间。这时，他虽然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但鲁哀公、季氏最终 并没有任用他。他虽然有大夫的身份，有时也发表一些政见，但没有人听从他的意见。 他把精力集中到办教育与整理古代文献典籍上了。这一时期他的学生也很多，并培养 出了子夏、子游、子张、曾参等才华出众的弟子。这几个人后来大都从事了教育事业。 对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对孔子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十四年中，也没有停止过教育活动。他在卫国、陈国 先后住了数年的时间并没有从政，弟子就在身边，师生之间不可能不进行学术 研讨。他带着弟子到列国去周游，本身就开阔了这些学生的眼界，他们的意志 也受到了磨练。这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活动。 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在德行方面 表现突出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语言方面表现突出的有宰我、子贡， 办理政事能力较强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在孔子的弟子 中，有不少人都干出了一番成就，对于当时政治，尤其是对于孔子思想的传播， 对于儒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纵观孔子的一生，他对他的学生的影响，一部分是通过言传，通过学习 古代文献、传授各种技艺，而更多的、更为深刻的则是身教。他的勤奋好学， 他对真理、对理想、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谦虚、有礼，他对 国家的忠诚与对老百姓的关心，都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学生与后人。严格要求自己， 以身作则，既是孔子的高尚师德，也是孔子提出的一条教育原则。孔子爱教育、 爱学生，诲人不倦，他能平等对待学生，做到教学相长，严格要求自己、以身 作则。孔子是具有高尚师德的一代宗师。 学生们对老师非常崇敬，当有人诽谤孔子时．学生们站出来为孔子辩护，捍卫 孔子的崇高人格。“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 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 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孔子的弟子中，有些人几乎是终生陪伴着孔子，其情 感之深，胜于父子兄弟。 孔子死后，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弟子们以对父亲之礼仪对待孔子， 为其服丧3年。子贡在孔子的坟前盖了一间小屋，为孔子守坟6年。中国历史上创 办私学的先行者，第一位职业教师，得到了弟子们的衷心尊敬。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被儒家学派尊崇为“万世师表”，他那些精辟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言论，留传下来，成为中国最珍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亚圣　　　　孟子是发扬孔子学说并使之光大于天下后世的“第一人”，在儒家被列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创立儒家的孔子死了以后，儒学分为8个学派：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但自伟大的文学家兼史学学司马迁把孔子和孟子想提并论，后世便都以孔孟并称。自宋代以后，封建统治者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特别抬出《孟子》一书，把它与孔子的《论语》一同列为封建士大夫必读的“经典”。这样就使孟子的思想在长达数世纪的时间里，在中国被普遍接受。　　孟子，名柯，战国时邹人（今山东邹县）。他主要活动于旧中国时的梁惠王、齐宣王时代，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孟子生平很是自负，曾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但历游诸国所受的周折，使他终于走上了与孔子着书立说，教授门徒，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将来的一条道路上。他停止政治活动以后，便和他的弟子们一起把他的学说——即政治主张、哲学理论、教育纲领等——整理成书，传于后世。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孟子》七篇。　　孟子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上留下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继承并发展了“仁”的思想，把本来侧重于伦理原则的“仁”推及于社会政治，提出了以“仁义”为主导思想的学说，希望统治者能够“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从而“治国平天下”。全部学说的内容包括“性善”，“道尧舜”，“民贵君轻”，颂扬“汤武”，反对“桀纣”，强调“仁政”，反对战争，排斥“扬朱”，批评“陈仲、许行、公孙衍、张仪……”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教育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人们，或向高级统治者建议，如何做到“得其民斯得天下”；从而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　　孟子的“民贵君轻”主张，也是作为全部学说的中心思想来体现的。他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政治原理，并且说：“得乎丘民”，（民众）才得为“天子”；他认为残害人民的“君”不应该被看待为“君”。这些道理，主要在于教育当时统治者要懂得“民贵君轻”的好处，通过实施“仁政”，使民心归向，不要使自己像纣一样成为“独夫”。孟子教育“士”要关心人民疾苦，因此“士”就需要“仕”；但“仕”是为了“行道”，而不是为了自己能向上爬。　　　孟子是发扬孔子学说并使之光大于天下后世的“第一人”。因此在儒家也被列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　　 孔孟立宗之后，儒家的核心思想就逐渐成形了。在以后的时代里，儒家的这些核心思想逐渐地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的意识形态，对后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仁：爱人。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仁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仁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德冶”，德冶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孔子把仁引入礼中，变传统“礼治”为“德治”，他并没有否定“礼治”，他的“德治”无疑是对“礼治”的继承和改造。爱人既为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 　　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 　　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能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有宽恕、容人之意。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然而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表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孝被后世之儒定为繁琐仪式，《礼记》中规定父母死后“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哭泣无数”以至“身病体羸”变成精神和肉体的自我摧残。宋明时代把孝道作为道德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理学家朱熹提倡父权绝对化。孝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中，剔除宣扬封建主义糟粕外，也有一些合理因素，提倡子女对父母的“尊”、“敬”、“养老”，将孝亲与忠于民族大义相结合，主张死后薄葬节用等。 　　悌：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孔子非常重视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据他的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本” 　　老庄合体　　中国唯一的土生土长的宗教，是道教；黄老无为的思想曾经在西汉初期在国家生活中处于重要的位置，对休养生息、恢复国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其它的历史时代，道家的影响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　　老子和庄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生于春秋末年，他堪称中国古代思想先哲第一人。关于老子的记载有很多，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儒家的鼻祖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　　年轻的时候，老聃就入周求学，拜见博士，入太学，天文、地理、人伦，无所不学，《诗》《书》《易》《历》《礼》《乐》无所不览，文物、典章、史书无所不习，三年而大有长进。博士又荐其入守藏室为吏。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汗牛充栋，无所不有。老聃处其中，如蛟龙游入大海，海阔凭龙跃；如雄鹰展翅蓝天，天高任鸟飞。老聃如饥似渴，博览泛观，渐臻佳境，通礼乐之源，明道德之旨，三年后又迁任守藏室史，名闻遐迩，声播海内。　　老聃居周日久，学问日深，声名日响。春秋时称学识渊博者为“子”，以示尊敬，因此，人们皆称老聃为“老子”。 公元前538年的一天，孔子对弟子南宫敬叔说：“周之守藏室史老聃，博古通今，知礼乐之源，明道德之要。今吾欲去周求教，汝愿同去否？”南宫敬叔欣然同意，随即报请鲁君。鲁君准行。遣一车二马一童一御，由南宫敬叔陪孔子前往。老子见孔丘千里迢迢而来，非常高兴，教授之后，又引孔丘访大夫苌弘。苌弘善乐，授孔丘乐律、乐理；引孔丘观祭神之典，考宣教之地，察庙会礼仪，使孔丘感叹不已，获益不浅。　　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孔子道：“见之！”弟子问。“老子何样？”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　　庄子，名周，是战国中期宋国蒙地（今河南商丘市东北）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庄子一生隐默无闻，却著述甚丰，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各艺术领域都有极大的影响。老、庄与孔、孟共同构成了国民精神的源头。但是，庄子作为一个沉思默想、不求功名的隐士型思想家，他基本上没参加过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我们无法非常自信地为他写出一部线条清晰、先后承接的传记。 　　但是庄子笑傲王侯，抨击现实的个性，确鲜明地留在历史的记忆之中。宁静的学术生涯给庄子带来了无限的乐趣，他为自己能如此深刻地理解人生、社会和自然而无限欣喜，而对权力、金钱抱着孤芳自傲甚至不同一顾的态度。 惠施魏国做宰相时，有一次，庄子来到了魏国，有人以为他是来与惠施竞争宰相职位的；惠施深知庄子之志，完全不以为然；但他又怕庄子直接去见魏惠王，放荡不羁地争辩起来，招来杀身之祸；于是就让人到处寻找庄子。庄子也听到谣言说惠施为了不让庄子与自己争夺相位正在搜捕他。二人见面后，庄子绕着圈说：“南方有一只凤鸟，非校楝食不吃，非醴泉不饮。这只鸟飞向北方时，看到地上有一只老鹰正在抓一只死老鼠吃。老鹰看到凤鸟飞来，吓得‘唉哟’一声，赶快把死老鼠藏在身子下面，生怕被抢走了。你是不是也想拿你那个相位来吓唬我呀！”　　老子和其后继者庄子的思想，成为以后道家学派的主题思想。　　黄老思想与休养生息　　汉初大臣中，有不少是推崇道家的，也比较系统地接触过道家学说。如曹参曾学黄老于盖公，陈平少好黄老，田叔学黄老于乐巨公，直到汉武帝初期，仍有汲黯、直不疑、司马谈等人学习黄老学说。汉初皇帝、宗室、外戚中，汉文帝本修黄老，文帝皇后窦氏尤其喜谈黄老之学，连带汉景帝及太子、诸窦都不得不读黄老。侯王大臣的宾客之中，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纂成《淮南子》（《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其中以黄老道家内容居多。　　曹参相齐时，召集当地儒生百余人，询问安集百姓的办法，儒生各持己意，曹参不知所从。后请来胶西人盖公，为曹参讲论道家“清静无为而民自定”的政治理论。曹参依照实行，相齐九年，百姓安集，齐国大治。萧何死后，曹参又继任为汉朝的相国，对萧何在位时所制定的规章惯例都不变动，专门挑选郡国官吏中诎于文辞的厚重长者担任丞相史，将言理深刻的属吏予以罢免，效果很好，百姓作歌称赞他是“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史记·曹相国世家》）。　　汉景帝时，齐儒者辕固生为博士，在景帝面前与道家一派的黄生辩论汤武受命是非问题，发生激烈争执。窦太后召辕固生问《老子》书，辕固生回答说：“此是家人言耳！”窦太后怒，命辕固入圈击彘（《史记·儒林列传》）。　　到汉武帝初年，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帉为太尉，推举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一起推崇儒术，贬抑道家，引起窦太后的不满。建元二年（前139年），赵绾建议汉武帝以后不再向居住在东宫的皇太后奏事，窦太后大怒，责备汉武帝，迫使汉武帝不得不暂时取消尊崇儒术的计划，窦婴、田帉同时被罢免，赵绾、王臧下吏自杀（《史记·儒林列传》、《汉书·武帝纪》）。　　这二件事说明了汉初儒家与道家的竞争，也说明了道家势力在当时的较大影响。　　汉初五六十年间，社会政治比较安定，统治集团内部虽有“诸吕之乱”、“七王之乱”的事件发生，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不大；政治作风比较健康，统治者从皇帝宗室到群臣百官大多出身社会下层，生活散漫放任，缺乏人文意识；社会下层地主、商人对农民的兼并还不严重；中原内地汉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也边疆平和，从而为道家政治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　　先秦时期的道家有老子、杨朱、庄子、稷下黄老等流派。老子虽主张守一、无为、清静〔注：《庄子·天下》：“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却具有鲜明的政治实践倾向，汉初所实行的道家政治思想主要是由老子渊源而来的黄老思想，其中已兼容有名家、墨家、法家、儒家等各种观念，其总的思想是要通过清静少事的途径达到天下大治，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汉初以黄老政治思想为主导，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产生出了显着的积极效果，使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从最初的“自天子不能具均驷，将相或乘牛车”，逐渐恢复发展到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汉书·食货志》）。　　道家思想也有其消极的一面。西汉中期以后，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逐渐激化，政治生活日趋复杂，道家政治思想便不再能与社会状况相适应，终于被儒家思想所取代。长于抚治战乱后的创伤而不长于创造性的进取，致使汉初的数十年间各项制度多有缺漏，这是黄老政治思想的不足。　　老庄思想与道教形成　　道教是渊源于原始巫教，综合鬼神崇拜、神仙学说、各种方术养炼，囊括阴阳五行、易学理论、谶纬神学，以道家学说为理论支柱，以各种功术为实践，以“道”为最高信仰，以太上老君为教主，由汉末张道陵创立的带有中国民众文化特色的宗教。　　道家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研究有关“道”的哲学的学术流派。　　道教与道家二者皆以老子的道为根基，道家学说是道教的哲学支柱，而道教是道家的宗教形式。《老子》一书的出现标志着道家学派的形成，而庄子之道虽不同于老子，但其根本仍然可以归于老子之言，继承了老子思想的本质特征，老庄思想成为道家学派的主脉。　　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诸子分为一百八十九家，但“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观此九家之言，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道家作为九家之一，《汉书·艺文志》中对其概括为：“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从政治方面来看，老子承认天、鬼、神的存在，但认为天、鬼、神也和人一样必须依道而行。道，存在于事物之先，是人们行事的依据。老子与孔子一样希望人道本于天道，但他主张天道自然，“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他认为礼教观念是自然之道堕落的结果，应该将道作为人类终极信仰的无限本体，由无而至道。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都象老子这样以自己的方式发表着对当时社会政治伦理的见解，问题是：谁的见解会为后来大一统帝国的君主所看重。　　西汉初，有鉴于当时天下具体形势，陆贾提出无为的原则，依当时的政治情况，使百姓有一个宽松的生存环境。而最大力主张无为而治的就是老子，所以，直至文景之时，汉朝廷都用黄老治国，这是当时历史的选择。汉朝廷把道家学说作为政治的指导思想，使得这一时期成为老庄之学最为辉煌的时代。然而，老庄之学毕竟不是纯粹的政治学说，不是为治国而创造的，所以就算在此时，也不得不“采儒墨之道”，“撮名法之要”。而此时虽有文景之治，但汉承秦制，在当时就为人所批评。其后的七国之乱，更始越来越多的人转向讲求中央集权的儒家，最终导致独尊儒术，孔子代替老子成为天道的代言人，儒术代替老庄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儒术通过建立上下的秩序保证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从而巩固君主的地位。在此之后，无论什幺朝代、哪个皇帝都不能不以儒术治国。道家学说从此被挤下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道家在此之后也成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她的代表人物也从庙堂散落到民间。然而道家的信奉者们并没有放弃重返政治舞台的想法，他们把政治主张写下来并献给皇帝，这就是《太平经》，道家所热烈追求的是幻想中的太平世界，实现太平的手段就是以老学治国。但因为他们鼓吹的是老庄之道，推崇的是老子，所以无法得到那些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儒生们的支持。作为政治上的反对派，无法通过现有的政权实现政治理想，于是他们就自己动手了，这就是太平道及五斗米道的多次起义。但是，太平道的军事行动失败了，五斗米道的割据也没能维持下去。重返政治舞台的努力失败后，所剩下的只有以老子为教主的道教了。　　从老庄思想的生命观来看，老子主张“贵生”，重视人的生前；庄子提倡“全生”，将生死看作自然现象；以后的道教以此重视“养生”，以“延长生命，顺天发展”为道教主长生求不死的信念。老子的生死观为“贵生”，指出生死转化使生命处于柔和境地，保存活力，为后来的道教的生死观奠定了基础。而“全生”语出《庄子·养生主》。将道解释为精气，“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将老子的贵生说引向形神相交之路。在汉代与方术相结合，由养生进而追求长生，从而形成了道教的生死观。而《庄子·在宥》：“汝神将守行，形乃长生。”以及“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死生、无始终者为友”，“与天地精神往来”，“澹然独与神明居”等等阐述思想境界的观点，被道教用来解释为成仙后的状态。道教的神仙学说虽然是籍老庄之说诱人入道，但也有它的积极作用。死亡和灾病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力，而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对人们来说是更直接的社会压迫力。道教的神仙以克服死亡和灾病、逍遥自在为特征，不仅是对超自然力量的神化，也是对超社会力量的神化。。　　老子之后的道家在战国和汉初有两次大的综合发展，一是战国时庄子学派的形成，庄子及其后学者在自己学派的立场上，评论百家，综合道家各支派。《庄子》一书本身就是道家各派的总思想集。而《管子》一书中《白心》、《内业》、《心术》等篇都是站在道家的立场上吸收各派思想。二是秦汉时黄老学的发展，其代表作即为《黄帝四经》和《淮南子》，《淮南子》一书综合阴阳五行的术数成果和神仙养生之道，是道家学说与神仙方术融合的成果。但组织编纂此书的刘安被汉武帝赐死，使得道家学说中的“君人南面之术”一蹶不振，而转向与方仙道结合成为黄老道信仰，成为早期道教的先驱。道教以道家学说为主，杂取儒、墨、医、佛诸家思想资料，使得道教象一个大葫芦似的把正统的儒教文化不收的许多文化要素都收拾进去，在道教的总的教义下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重要的保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