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刍议

　　社会资本理论引入我国并加以研究的时间并不长。作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视角和框架，社会资本理论的丰富内容和强大的解释功能使其倍受学术界的关注。但研究多关注社会资本对于个人和组织(特别是营利性组织)的作用，而实际上在社会资本理论体系中，其主体可以是个人、组织和社区，也可以是国家和其它社会实体。社会资本对执政党和政府更有着重大意义，其中非制度性权威――由人们自发授予、可使人们信从的一种感召力和影响力，体现为执政党和政府不使用行政权力的条件下开展联系、团结、引导群众的能力――是其社会资本的主要内容。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制度建设和法理权威的树立是无可厚非的，而培植非制度性权威是完善执政方式、转变领导方式的需要，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本文试图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作一探讨。

　　非制度性权威: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制度建设尚处于不断的完善之中，执政党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面临许多挑战。服务型政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现阶段一种新的经济社会体系正在形成，它对整个社会的作用不断增强，其自主性要求也与日俱增。而经济社会的自主性与政府自主性之间的融洽关系还没有完全形成。具有强制性的制度性权威(权力)对促进形成这种融洽关系还有不够的地方，而具有社会性的非制度性权威在这里起着补充作用。

　　中国现代化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然而，政府常常会受到来自社会的许多压力，一定程度上又会削弱政府的权威，降低政府在这方面的功能。因此，执政党和政府与社会之间需要一种既能实现社会的利益表达又能完成其意志传输的沟通和润滑机制，可消除或减少党和政府与社会、群众之间可能会产生的紧张关系，使其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这种机制就是以非制度性权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资本。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的道德力量是其能够执政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宗旨和行为使其有着充分的道德基础，也享有广泛的非制度性权威。但近些年来，一些官员的腐败事件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的形象，也削弱了党的非制度性权威，降低了党和政府的社会资本。政治合法性是民众对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现代社会，人们旧有的政治观念已经更新，政府必须获得人民所认同的“实质正义”的支持，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依靠具有社会性的非制度性权威。如果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下降，那么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损。十六大指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受损的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加强和推进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根本目的，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等。我们党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实际上就是推行和增强非制度性权威的一个方面。

　　非制度性权威的现实意义

　　国家的社会资本体现为使政府可以通过非正式制度或非命令式途径实现国家某种目的或既定利益的伦理规范、价值信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精神风貌等。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执政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就得到了很好的发挥，许多党员干部冲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这种号召力，意义非凡，所以，令人鼓舞，令人振奋的情形不断出现。许多医务人员不惜生命危险志愿加入抗击“非典”的第一线;许多歌星演员勇敢地上医院义演;许多组织和个人也志愿宣传预防“非典”的知识甚至捐款捐物，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热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表明我们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还是非常大的。非制度性权威产生的义务是社会性的，而不是法律性义务，尽管不带有强制性，但人们往往能积极地参与。

　　增强执政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的直接结果是国家的利益与权威得到维护，制度的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国家在政治领域总是以权威的存在为前提的，政治权威是政治权力的一种合法性基础。目前我国正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而政治文明首先就表现为权威产生和运行的合理性。非制度性权威与政治制度产生的权威是相对的。政治制度包括政治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它具有强制力，对个体产生的是一种外在约束。非制度性权威主要产生于党员和干部的思想、人格力量和工作作风，对群众形成的是一种内在约束。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除了人民利益外丝毫没有个人私利，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信念、宗旨和行为使其享有充分而广泛的非制度性权威。在制度调控越来越大的同时，我国非制度性权威对人们的实际影响有所下降，党和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改变目前的状况。

　　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中，中央各大电视台和其他新闻媒体从不同角度展示我国政府抗击“非典”的信心和能力以及我们民族自古以来顽强的战斗力和生命力。由此，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充满了信任与高度认同。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我们的党和政府的社会资本在这里不动声色地发挥作用，充分体现出非制度性的权威。在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看来，人们在被系统性地限定的沟通中形成了某种特定信念，他们主观上认为这样的信念是不受约束的(事实上已经受到了约束)，因此在沟通意义上创造出了一种权力。哈贝马斯的分析重点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层面，而事实上执政党和政府与社会、群众的沟通过程同样也会产生这样一种权力，这是一种在无形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权力。执政党和政府在履行其职责实施其意志的过程中光依靠制度性权力是不够的，它在组织集体、追求整个社会的目标实现过程中同样需要可以生成非制度性权力的社会资本的支持。而根据帕森斯的观点，权力越是被赋予权威，也会有更多的权力。这样的直接结果是国家和人民利益实现最大化。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是资本的三种基本类型，并且各种资本类型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因此，社会资本在某种条件下也是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的。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是一种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另外的资本形式，也可以转化为一种社会生产力。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执政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其促进获得社会和群众的支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政府的合理性首先来自于公民的普遍支持，这便需要政府和公民之间能有长期而稳定的合作。非制度性权威正是政府和公民合作以及保证整个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决策以社会公意为基础，而以非制度性权威为主的社会资本是形成社会公意的重要中介。第二，促进沟通的作用。党和政府与群众沟通无效或受到阻碍是国家和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丰富的社会资本提高了沟通质量和沟通速度，减少了政府政策法规实施的阻碍。在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的今天，我们的党和政府努力提高非制度性权威，积累社会资本，充分发挥其促进沟通的功能显得尤为重要。第三，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公民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自愿地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在国家制度法规保证公民这一基本权利之下，非制度性权威的作用在于进一步调动公民的积极性和责任意识。传统政治伦理使中国民众心理形成了“权威崇拜”的政治意识――在这里，权威是制度性强制权力。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率。执政党和政府非制度性权威存量的扩大会融洽其与群众的关系，促进政治文化的世俗化，随之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无疑会增强。第四，维持国家和社会的团结与稳定。具有共同理念、内部团结的国家也是一个内部稳定的共同体。非制度性权威有助于党和政府与民众建立更广泛的密切联系，这可以增加彼此的理解度，提高人们对国家和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进而维持行动的一致性，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也得到了强化，从而起到维持国家团结和稳定的作用。

　　社会转型期，执政党和政府工作面临各种挑战，在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非制度性权威是党的基础和创建一个有效政府的前提。研究个人与组织的社会资本往往与经济效益挂钩，认为社会资本可为其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而执政党和政府的社会资本所涵盖的面要广得多。培植和增强执政党和政府的非制度性权威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健康的政治局面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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