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德建设的"三个优先"原则

作者：王岗峰

福建论坛：文史哲版 1998年05期

　　中共福建三明市委从改善党的工作作风出发，提出“该办就办，说到做到”的政德建设具体措施，无疑是开了好头。但要使政德建设从个别性提升到普遍性，还必须从更广阔视野和更深层次予以认识。本文拟提出“三个优先”原则，对此作一尝试。

　　一、在道德建设中，政德建设优先于民德建设

　　早在西周，人们就认识到政德建设的重要性：“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这即是说，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必须以高尚的道德为辅助，只有取得民心才能统治长久。一个人，就是天命使他做了国君，“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命。”（《尚书·召诰》）因此，孔子认为，君主的德行是统治的根本：“惟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就是说，君主以自己德行治国，百姓服从国家政令如众星拱北。孟子也提出“以德服人”的王道思想。他认为：“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公孙丑上》）以道德行为的宣传教育为统治方法，它影响人的速度和深度，远远超过其它各种命令。这是因为，“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只有依靠道德，别人才能真正对他心悦诚服。可是，先秦原始儒家伦理，就其本质来说还不是封建性的，它强调的不仅是一种双向互惠互动的人伦关系，而且还必须以在上者尤其是统治者的率先垂范为前提。中国封建伦理的真实形态是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论。“三纲”使伦理关系完全服从于封建政治关系，使双向的君臣、父子、夫妻的人伦义务变成片面的等级服从。体现在政治体制上，是君主无论正确与否，无论明君还是昏君，在下者都必须绝对服从，而君主可以任意役使百姓。

　　中国有数千年封建统治历史。在此文化环境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中的某些干部，难免染上封建恶习。随着经济发展与繁荣，官僚主义特权带来的实际物质利益，使权力崇拜重新抬头，并力图把它泛化为各行各业的行为准则：凡事都要走后门。令人担忧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普遍深入展开，资产阶级道德乘社会转型时期造成人们的迷惘与困惑，与封建道德结伴而行，权势与贪欲、权力与金钱结合在一起，致使买官、跑官现象时有发生。正如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反对腐败是共产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根本问题，相对于国民的道德建设，带有根本性的、指导性的示范作用。党风兴，民风兴；党风败，民风败。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此，抓道德教育首先在于抓政德、官德教育。

　　二、在政德建设中，体制道德建设优先于个人道德建设

　　当我们论及个人道德时，必然涉及制度道德，即通过人们的社会存在去理解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去研究人和观察人，因为对个人的道德改造，有赖于社会制度的改造。在问及人们的个人联系和私人交往是否合乎道德之前，首先要问我们的社会联系和制度安排是否合乎正义，因此，对制度的道德评价应当优先于对个人的道德评价。相应地，有关制度正义的道德选择比有关个人义务的道德选择也应占有优先的地位。政德建设也是如此。在国家公务员中，部分党的领导干部存在腐败现象，这是局部问题，而体制道德出了问题，则是全局性的。“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结果带来全党、全民族的空前浩劫，就是一个明证。

　　旧体制道德腐败，首先表现在提拔官员任人唯亲。这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其根基是小农自然经济生活方式，其本质是家庭制度的政治化，是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与家庭、家族的共同性。在封建社会里，家与国的组织系统与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父家长制，一姓家族统治一个朝代，尽管分封制造成著名的西汉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等，但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家族，始终非常稳固。现时代，虽然这种血缘关系形式的任人唯亲已不多见，但以老乡、同事，特别以感情为纽带的任人唯亲现象并不少见。任人唯亲适应家长式的统治和管理，在下者必须绝对服从在上者。为达此目的，在上者必须选拔亲近他的人；在下者也必须处处表现出对在上者忠贞不二，至于德、能、勤、绩则是次要的。这样，容易形成只对上负责而不对民众负责的习气。应该看到，第一把手选人和少数人选人的现象在有些单位依然存在，我们应该为创造一个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而努力。其次，是官员无人监督或监督无力。任人唯亲造成官员只对上负责，如果在上者不够贤明，很可能造成第一把手无人监督或监督无力。因而，只要通过蒙骗或贿赂的手段混过上司就可以了，使得营私舞弊、贪污腐败、为所欲为成为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员王家福在中南海讲座时直言，不受制约的权力就象脱缰的野马，必然导致腐败，产生罪恶。党中央十分重视监督体制的完善，十五大提出，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如何形成一个具体的，以人民监督为主体的循环的、相互监督的体系，还须进一步探讨。第三，是缺少公正的奖惩制度。任人唯亲必然减损奖惩的公正性，对有政绩、清廉者未必提拔，对平庸、贪婪者未必惩罚。这必然影响官员勤政、廉政作风的发扬。一个良好的体制，必须根据一个人贡献与失误的大小，来决定赏罚。近年来，我们党在考核干部制度中，把干部德、能、勤、绩与升降、奖惩结合起来，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迈进。这一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促使干部努力提高素质，并为能上能下机制的形成创造条件。

　　体制道德的核心是社会正义。美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讲得好：“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页）从《圣经·旧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直到今日的罗尔斯，西方讲伦理道德多从正义或公正开始，并把正义作为道德之首。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以仁爱为中心，“仁”不仅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种道德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在世俗道德生活中也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仁者爱人，其根本是孝悌，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种仁爱在封建社会容易造成任人唯亲，因为通过忠恕这个由家族之爱走向泛爱的中介环节，使孝悌之情扩展到整个社会，难免处处打上血缘亲情关系的深深烙印，在政德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因此，我国著名的伦理学家周辅成教授说：“爱而不公正，比没有爱更可怕、可恨。”（《哲学动态》1997年第9期，第4页）只有以正义或公正为中心，再辅之以爱，这种体制道德才是合理的，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目前，这种社会正义体现在：“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选拔干部必须全面贯彻德才兼备原则，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见党的十五大报告）等等。

　　三、在个人道德建设中，他律应当先于自律

　　道德是他律还是自律，理论界尚有争论。依笔者所见，二者兼有，是他律和自律的统一。道德作为属人的存在和为人的存在，它的生成与演变必须根植于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宗教、艺术等各领域，而归根到底是根植于决定人们一切社会关系的经济关系中，因此它是他律的。这是道德与其它社会意识形式共同的一般本质。而将它与其它社会意识形式相比，尤其与作为共同规范、调整人们行为的法律相比，道德排除法律的暴力和强制的成份，依靠社会舆论来引导和通过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起作用，所以它又是自律的，表现为主体自身意志的约束。这是道德的特殊本质。道德的自律依赖于经济关系及其变化，依赖于行为者外部硬环境和软环境，这些外在东西内化为自己行为准则需要一个过程。

　　“moral”（道德的）和“ethical”（伦理的）二词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意思是“遵从习惯或习俗”。当然，不是所有的习惯和习俗都是道德的，只有具有重要的、普遍社会意义的习惯和习俗才是道德的。邓小平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极权主义没有它的立锥之地， 因为在人们生活中没有这样惯例和习俗。人民不拥护，连政党、政府、军队也不拥护。而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俄国有极权统治的传统，臣民也视为习惯，因而成为斯大林错误滋长的温床。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经历过曲折的历程，它长期在自然经济缝隙中艰难成长，可以大展宏图时却过早夭折，取而代之是计划经济。长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发展形成的一系列规则，久而久之成为一种社会惯例、习俗，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司空见惯，成为自觉自愿了，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旧道德和超前道德。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许多规则尤其是法律的完备与完善还差之甚远。而且，刚刚建立起来的规则也显得脆弱，执行缺少力度，不要说一般的经济人总是用冷眼瞧它，就是职能部门去监督与裁决时也稍欠公正与精明。现有国家公务员和干部的各种法令、政令已经不少，但执行起来还有一定难度，相对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要进一步深入展开。历史上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巩固和发展，都与其上层建筑，尤其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紧密相关。因此，在与旧习惯势力、旧道德的斗争中，最快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坚持执行规则，借助法律的利剑与党的、行政的惩罚制度，使之不再成为习惯。同时，也通过法律和其它制度的保障，使遵纪守法与正当利益的获取成为习惯，使廉政、勤政者及时得到奖励和提升，使腐败分子和平庸者受到惩治。这些密匝匝的法律、法令、政令似乎是对人性外在的钳制，不是内在的润泽，但我们遏制的仅仅是人的恶的野性，唯有此，人的善性才有成长的空间。当然，人的善性的雕镂还要通过一系列的中介手段，如文化、艺术、教育、科学等。简言之，道德是自律的，但从它发生学的角度看，有一个从被动接受到理性自觉，从他律向自律的转化过程。政德建设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