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其昌.吴世昌兄弟简介

吴其昌、吴世昌兄弟简介

浙江才俊,古往今来,可谓浩瀚无涯,仅以天下著名的观看“浙江潮”盛地的海宁而言,以其一地之狭,就曾涌出过学术大家王国维、军事天才蒋百里、诗哲徐志摩等众多名流,其中以兄弟论,则有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吴其昌、吴世昌两兄弟。

海宁“二吴”皆读书种子,其弟吴世昌在世时曾说:“如果说吾兄吴其昌肚里有两百本书,那我的肚子里就只有一百本书了。”那么,吴其昌肚子里究竟有多少书?

北大夏晓虹女士在读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时,“见梁氏晚年讲学清华,文稿常由吴氏记录整理,并撰有《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及绝笔之作《梁启超》。吴氏扶病为其师做传,交稿一月即遽归道山”。这里的所谓“吴氏”,就是指吴其昌,他当年曾是梁启超的弟子。

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五岁知书,十岁能文,乡里称为神童”,十七岁时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先生,研究经学及宋明理学,以博闻强记、才思敏捷,与王蘧常、唐兰被称为“国专三杰”。吴其昌毕业后赴广西容县,担任中学国文教员,后转至天津充西席。后来,他得知北京清华学校开办有国学研究院,随即报名应考,竟以第二名考中(第一名是河南人的刘盼遂,后来第二届的第一名是河南人谢国桢,第二名则是浙江人的刘节,当时遂流传有“河南出状元,浙江出榜眼”的佳话)。

1925年9月9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开学典礼,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任导师,其中梁启超负责诸子、中国佛教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与中国文学诸学科。由于吴其昌此前已撰有《明道程子年谱》、《伊川程子年谱》、《朱子著述考》、《朱子全集辑佚》等初稿,并择定以“宋代学术史”为研究题目,遂由梁启超担任其指导教授。除专题研究之外,吴其昌还选修了王国维开设的“古史新证”、“《尚书》”、“古金文字”等课程,后予以整理成书。其时梁启超主讲的科目是“中国文化史”与“读书法及读书示例”,吴其昌听课之余,并充任梁启超的记录。其间,吴其昌还与几位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了“实学社”,并创办了《实学》月刊,以“发皇学术、整理国故”为宗旨,该刊共出版有六期,每期均有吴其昌的文章。

吴其昌追随梁启超、王国维多年,对导师一片敦诚。当时面临天下鼎革的局势,他曾和同学谢国桢等力劝王国维剪去辫子,以免成为祸端,但被王国维婉拒。而在王国维自沉的前夜,他和同乡赵万里还在王国维家中叙谈,岂知第二天得知王国维投湖的噩耗,吴其昌是最早赶赴颐和园奔丧的王国维弟子,当时他“不禁大恸”,与相继赶来的清华师生相互“唏嘘不置”。此后,在王国维逝世的周年,他还撰写了《王观堂先生学术》、《王观堂先生〈尚书〉讲授记》等。至于梁启超,他更是与之情如父子,当时他还曾住在梁宅协助梁启超处理文案,后来又在梁启超的举荐下受聘于南开大学,在预科教授文史,从此走上大学讲坛。1929年1月梁启超病逝后,吴其昌曾代表清华研究院全体同学在其墓前致辞,所谓“师家北苑,门植繁李。率尔叩门,必蒙召趋,

垂海殷拳,近何所为?有何心得?复有何疑?斅治考证,得征凡几”等。翌年,吴其昌 转至清华大学历史系任讲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吴氏兄弟忧愤中烧,寝食难安当时弟弟吴世昌率先在燕大校园里贴出要求抗日的大字报,随即被选为燕大学生抗日会第一任主席,他积极组织请愿、募捐、慰问等活动,并主办《火把》杂志,鼓吹抗日。后来陈翰伯曾这样回忆当年的吴世昌:“他是个爱国青年,平日衣着朴素,不修边幅,自称‘燕京一布衣’。他在燕大前后学习七年,前四年是英文系学生,后三年是国文系研究生。‘九·一八’以后,他和哥哥吴其昌(当时清华大学讲师,后任武汉大学教授)曾登上南京中山陵,在陵前大哭一场。经报纸揭载,吴世昌一时名噪金陵,燕大同学就推选他出来领导抗日会,他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也颇有号召力。”

当时吴世昌在燕大校园里张贴的大字报,即所谓《告全体同学书》,其称:“所谓士大夫阶层对国事如楚人视秦人之肥瘠,这才是最大的耻!”过了几年,即1935年11月17日,胡适在《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强调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应该取“守”的姿态,反对不顾国力而一味去抵抗日本。当时吴世昌看了胡适的文章很生气,他给胡适写信说:“我默察近年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理,大概都是‘现状下苟安,思想上躲懒’,这是使我非常难受的。文化学术上比‘五四’时代进步得多,思想上,贞操上,民气上还不如‘五四’时代。这是国民党所应负很大的责任的。”不久,胡适回信答复他说:“凡为国家设计,决不可‘把事情看的太容易’。至于你所说的‘勇气’,

我可以回答说:在这几年中,主战的人并不需要什么勇气。只有不肯跟着群众乱喊作战的人,或者还需要一点道德上的勇气。时髦话谁不会说?说 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任的话,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对此,吴世昌又回信表示:“我并没有误解你。必须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现在舆论界有一个不自觉的潜在性的矛盾:一面想鼓励民族精神,唤起国家意识,一面却绝对忽略组织和训练民众。”

吴世昌和胡适的态度,分别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面前的不同看法,表面上是一激越、一稳健,方法虽不相同,而爱国精神却不相上下。 也是在吴世昌喊出对“士大夫阶层”大不满之时,吴氏兄弟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举动:1931年11月20日,吴其昌夫妇和吴世昌毅然宣布绝食,并在北平和南京先后向张学良与蒋介石进行请愿,最后又一并在南京中山陵哭灵。当时吴其昌愤然在孙中山灵前宣读《昭告总理文》:“此后如蒋主席、张副司令果能实践前诺,毅然御侮,是不愧为先生肖徒,尚望先生在天,明神佑之。如蒋中正、张学良背言卖国,或食言误国,是甘心为先生之罪人,尚望先生在天,明神殛之!”此次吴氏兄弟等的举动,绝食共八十四个小时,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为了声援其行动,清华学生会还组织请愿团两百余人开赴南京,随继而来的请愿活动又纷至沓来,这就是“合门绝食”、“名倾天下”的吴氏兄弟“哭灵案”。然而,事后吴其昌竟被清华大学解聘。 二

吴其昌原本是一上佳的读书种子,他是承继王国维、梁启超学术

事业的“接班人”,就在他被清华解聘之后,1932年,被迫转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此后,他仍救国不忘治学,在甲骨、金文等方面颇有建树,当时国内学界最有希望传承王国维学术命脉的,就是吴其昌,当时他已在古文字学、上古史、音韵学等方面相继撰成《殷墟书契解诂》、《金文历朔疏证》、《金文年表》、《金文氏族疏证》、《金文世族谱》、《金文名象疏证》等,此外还撰写了有关音韵训诂、目录校勘、土地制度(古代田制史)、宋明哲学史、边政史及东亚史等方面的许多专题论文和论著。当时他在武大开设的课程“古代文字学”、“商周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宋元明清学术史”等,已在在表现出其导师王国维、梁启超的学术流脉,因此,时人所谓“吴其昌研究学术,继承王国维先生的衣钵;发为文章,则一秉梁启超先生的文心”等就并非虚语了。

然而,在国难当头的局面下,他只能暂时抛却书本,面对社会大声疾呼,发挥公共知识分子的呐喊作用。随着国难的持续深入,吴其昌先后发表了大量文章,并不断进行讲演,成为舆论界的重要人物。他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如《民族危机的认识和救国治学的态度》、《国家的生命》、《民族复兴的自信力》、《文人对于国家的责任》、《不屈服,即胜利》、《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斗争》、《光明的进程》等,是整个救亡和抗战时期的重要文献,他也成为当时全国所瞩目的一位知识界人物。

吴其昌不仅“说”,他还要“做”。就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际,他向前线的冯治安部请缨杀敌,准备携妻率女一同上前线。岂

料,吴其昌最终并没有死于战场,而是却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梁启超生前曾有一句名言:“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后果然吴其昌也一如其师。1938年,武汉大学西迁至四川乐山,当时体弱的吴其昌不幸染上了咯血症,他“常于吐

血之后,发炎之际,工作不辍,偶或晕倒,而稍息即强起工作如常。家属友好有劝其节劳静养者,辄以‘国难严重,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为辞”。到了1943年,有一家后方的“胜利出版社”为发扬祖国文化传统、凝聚民族精神,组织编纂《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邀请吴其昌承担其中《梁启超》一书的撰著,吴其昌不顾病势沉重,慨然应允,于是“临命前一月,尚应当事约,作梁任公传,都五万言。力疾从事,气若不属,屡作屡辍,终至不起”〔9〕。吴其昌为其师抱病撰写传记,成书《梁启超》(上册)。就在1944年1月19日封笔之后,2月23日,年仅四十岁的吴其昌在乐山病逝,结果,这本只完成了半部的传记遂成为他的遗著和绝响。 三

说到弟弟吴世昌,要提一下毛泽东在1964年8月与几位哲学工作者的谈话。当时毛泽东在谈话中忽然提到了《红楼梦》,并提到了“红学”,他说:“《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很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

毛泽东提到吴世昌,后来以“红学家”著称,并曾为英译本《红楼梦》进行过审校。这个“新红学”大家的吴世昌,在兄长的提携下,

也是一个读书种子,早年曾从事文学创作,后转到古典文学研究。若说到其人的自负,当年他有句夸口:所谓“当今学人中,要说博览群书的,只有四人:梁任公、陈寅恪、唐兰,再就是我”。彼时他在英伦讲学,曾撰写有《〈红楼梦〉探源》,后又著有《〈红楼梦〉探源外编》、《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等,此外还有旧体诗词集《罗音室诗词存稿》等。

吴世昌(1908—1986),早年因家贫辍学,曾当过学徒、店员,后考入嘉兴中学,以工读生名义读书。1927年,他考入南开大学,翌年转入燕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后获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的资助,终得硕士学位。随即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任编辑,后又先后任西北联大、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教授及系主任等。1947年,他赴牛津大学讲学,任高级讲师。

吴世昌在哥哥吴其昌的影响下,也是一位“两栖”的学人———既有淑世的关怀,又有学术的专攻。时间到了上世纪的四十年代,吴世昌像其他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时局的变化特别关心,也从多方面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英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最早承认了新中国。此后的1954年6月,中英两国又达成了互派代办的协议。当时吴世昌正在牛津大学执教。不久,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开始对海外学者展开工作。1956年7月,时任中国外交学会副会长、外交部顾问的周鲠生奉命写信,并委托赴英国参加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举办的亚洲

史学史讨论会的宦乡带信给吴世昌,随即又通过吴世昌转告信息给当时也在英国的陈源(此前代表国民政府参加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希望他回国参观。由吴世昌,再至陈源(后来周鲠生利用赴瑞士开会之际,顺道在伦敦会见了他),以致又通过陈源告知在美国的胡适(并通过与会的胡适的学生杨联陞),这是当时国内传达给海外学者的一个试探性的信息。对此,吴世昌做出了回应,而陈、胡没有立即给予反应。

1962年,据说是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吴世昌放弃了在英国的优厚待遇,举家回到了祖国。当时他的大女儿已是牛津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二女儿高中毕业后也考入牛津大学。吴世昌回到国内,先后发表了《回到祖国》、《回国以后》、《空前强大的祖国》及《我和北京》,随后,他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1962年,按说正是新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之末,吴世昌此时返回祖国,立即受到人们的一致赞扬,所谓“子不嫌母丑、犬不嫌家贫”。大概因此他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回国的人文学科的一位专家,也因而在当年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这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斥责为“假洋鬼子”,甚至在“文革”期间的1969年冬,他竟被赶到乡下去做猪倌了———当时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联以及作协的“五七干校”设在了河南罗山、息县,吴世昌与同仁俞平伯、钱钟书、吴晓铃等都被打发前去,他们的任务是喂猪,

显然这与他们学者、教授的身份实难相符。不过,当时他们的思

想已经过无数次的“冲洗”,已经变得“纯洁无瑕”,比如他们当中的“汉园诗人”何其芳,这时创作的诗歌就已是《养猪“五字宪法”歌诀》了,诗中写道:“主席指示:养猪重要。品种要好,圈干食饱。粗料发酵,采集野草。小猪肥猪,多加精料。强弱分圈,隔离病号。夏天太热,河里洗澡。新生小猪,防止压倒。注意卫生,防疫宜早。猪瘟难治,预防为妙。其他疾病,努力治疗。”所谓诗人,真是斯文扫地矣。 1971年,吴世昌一天突然接到通知,他可以提前返回北京了。离开前,军代表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让大家谈谈在“干校”的感受。由于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开会的形式,心里又急着打点行装,所以会上发言都很积极,大家既谈接受教育的收获,又为军代表歌功颂德了一番,偏偏吴世昌一言不发。最后,军代表让他讲话,吴世昌却问:“要我讲真话,还是讲假话?”军代表不假思索,说:“当然要讲真话。”吴世昌说:“我认为,五七干校并没有什么好处。”此言一出,在场的人惊魂失魄。军代表愣了愣神,又接着问:“为什么没有好处?”吴世昌说:“要我们回去,不是正说明问题了吗?”他的讲话,逻辑性强,说得军代表哑口无言。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吴世昌身上还有许多,正如后来社科院文学所的刘再复对他的评价:“正声满学院。”吴世昌就是这样一个敢想敢说的人。后来他看不惯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说:“中国人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比如跳舞,人家贴下脸,我们就可以马上将衣服脱掉。”其性情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