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叔王鹤寿

　　人们常说父亲是儿女心中的一座山,而我的三叔王鹤寿更是我心中巍巍长青的大山。三叔年少有志,十几岁就离家跟党闹革命,为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一辈子。他一生坎坷,6次蹲进国民党的监狱,加上“文化大革命”中又含冤蹲狱多年,小半辈子在监狱中度过,但这一切磨难丝毫没能动摇他的革命斗志。他坦坦荡荡,正义凛然,敢于为正义挺身而出;他铁骨柔情,对朋友重情重义,对子侄后辈关怀备至,有大爱而不徇私。十几岁时在延安与三叔相聚后,我就在他的关怀和教育下成长。如今每每想起三叔当年的深情关怀和不倦教诲,我就泪湿衣襟。岁月悠悠,思念深深,在三叔百年诞辰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我无尽的怀念。 　　 　　 　　神秘的“春江” 　　 　　我的曾祖父是从山西洪洞县移民到河北唐县落户的,他起初挑着担子卖粉汤,后来开了一个饭馆,叫“茂盛馆”。他的5个儿子全都参加劳动,做醋的做醋,做酒的做酒,上灶的上灶,管账的管账,把“茂盛馆”搞得红红火火。5个儿子共添了11个男丁。三里五乡的人们都带着羡慕的口气称我家为“5子11孙的茂盛馆家”。 　　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又因曾祖父、曾祖母接连故去,王家爱面子大办丧事,家庭败落,5个兄弟只好分家。我的祖父生有4个儿子、1个女儿,分得了一个负债累累的“茂盛馆”和2亩半贫瘠的土地。我5岁那年祖父去世了,我的父亲王德寿接替了风雨飘摇中的“茂盛馆”掌柜职位;大伯父王仁寿把妻儿留在老家,在外面又娶妻生子,居然失去音信;三叔在保定第二师范读书,多年失去联系;四叔王鸿寿在北京大学读书。不几年我们这辈的小孩又长起来了,需要吃饭,需要上学。从我有记忆起,家里就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但那些“高利贷们”却都乐意借钱给我们家,他们幻想王家在外面读过书的男人们,迟早会发财,甚至会做大官。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我家已向“高利贷们”借了骇人的几千块大洋了。 　　每年的中秋节,奶奶带着伯母、母亲、婶婶和我们这些各房的孩子们跪在院子里拜月,在院子里支起炕桌,在上面摆点葡萄、月饼之类的食物。奶奶一个人跪在第一排,伯母、母亲、婶婶跪在第二排,我们这些孩子们跪在第三排。奶奶点燃香火,嘴里拉着长声,像朗诵诗似的求老天爷保佑一家大小的平安,然后再特别郑重地为一个叫“春江”的人祈祷着:“春江”小小的年纪就离家,他出门在外,没有一点音信,老天爷保佑他无灾无难吧!保佑他身子骨儿结结实实的吧!奶奶的声音低沉,嗓子哽咽。 　　“春江”是谁?我问奶奶,奶奶说:“小孩子家不要问这个问那个的。”我也问过母亲,母亲压低了声音告诉我:“春江是你的三叔王鹤寿,他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你出生的那一年他回来过一次,以后就没有了音信。有人说他当了共产党。”我问娘:“共产党是好人坏人?”娘说:“现在衙门正在抓共产党,以后有人问你三叔的事,你就说‘我没有三叔’,记住了吗?!”最后娘又很郑重地说:“反正你三叔是个好人。”直到我12岁参加革命之前,在我小小的心灵中,就认准了三叔“春江”是个好人,这是奶奶说的,娘也说过,没错!他一定是我最亲的人。 　　 　　相聚延安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吓跑了驻扎在我们县里的国民党杂牌军,日本侵略军为了达到侵占全中国的目的,必须保证平汉路运兵的畅通,它用不多的兵力占领了离铁路只有10公里的唐县城外的村庄(那时唐县有城墙,日本兵不进城扎营是怕遭袭击)。唐县城内出现了短暂的“政权真空”,于是财主、乡绅、“高利贷们”出来组织了一个“维持会”,与此同时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及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出来组织了一个“自卫会”,两种势力的斗争搅动了整个县城,也搅动了我们“茂盛馆”家的子弟们。 　　堂哥王力田(于南)、我的亲姑姑王春芝(林浦,14岁)、堂叔王增寿(王眉征)的女儿王振峰(王巍,14岁)带着我(那时我叫王兰玉,12岁),先后参加了自卫会。那时我们心里着实高兴,以为自己是共产党的人了,每天开会、唱歌、宣传,浑身是劲。 　　1937年10月中旬,突然从山上下来了一股“天兵天将”(其实是红军刚改编的八路军)赶走了鬼子,解放了唐县。我们三个小姑娘(王春芝、王振峰、王兰玉)手拉手地爬上了杨庄岭,到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唐县北店头村。那里是中共唐县县委、县政府及工、农、妇、青年抗日救国团体所在地。 　　我在唐县妇女抗日救国会工作了约一年半,1939年4月参加了刚从延安到晋察冀来展开工作的西北战地服务团。 　　1944年春,西北战地服务团奉党中央命令调回延安,整个编制归并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这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三叔王鹤寿。三叔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任干部科长(那时组织部没有局处级),直接归陈云部长领导。 　　初见三叔,由于陌生,加上心理上的崇敬感,觉得他岁数已很大很大了,其实那时他才三十五六岁。由于在南京国民党军人监狱长时间的受刑、戴脚铐,两腿严重变形,严重的淋巴结核因无医无药而破溃,脖子上留下了深深的疤痕。 　　他的工作很忙,大批从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到延安的青年或从海外归来的知识青年、有名气或小有名气的艺术家、教育家,大都经三叔谈话,然后根据形势的需要及个人意愿,被分配到延安的几个革命大学或团体里学习或工作。大批需要分配到各解放区工作的干部或延安几个革命大学的毕业学生,也都经过干部科的安排走上各个工作岗位。三叔还为延安几个大学讲课、作报告,讲“监狱斗争”。我心里对他充满了尊敬。 　　中央组织部的主要干部除陈云部长外,大部分住在中央党校三部山上的窑洞里。我记得那座山上有三排窑洞,下边一排有彭真和张洁清夫妇的办公室兼宿舍,另一间住着黄火青,旁边一间住的是刘芝明夫妇和孩子。这座山完全是土山,没有一块石头,一遇上雨天全是泥泞,粘粘的。向上攀登20来个土台阶是第二排窑洞,三叔和三婶阳素芬就住在第一间,第二间住的是夏之栩(李鹏的舅妈。李鹏比我小三岁,他称夏为三娘,我也跟着他称夏为三娘。三娘是一位对晚辈非常慈爱非常随和的人)。最后一间窑洞住的是张秀岩,她是一个年长的可敬的老地下工作者,是张洁清的亲姑妈(这些人和人的关系都是我听大人们聊天时知道的)。再向山上登上20来个土台阶是第三排窑洞,其中住的是贾震、刘齐生等组织部的单身男干部。 　　曾宪植阿姨(叶选宁的生母)常到这些窑洞里来串门。唱京戏是她的酷爱,有时星期天晚上,住在附近的高干们聚拢在一个窑洞里,点起一支蜡烛,听她没完没了地唱京戏。唱的人和听的人都陶醉在中国古老文化氛围中。那短暂的一段生活使我受益匪浅,我开始知道什么叫艺术的“韵味”,也爱上了京戏,因此我很爱曾阿姨,也很羡慕她。事隔多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反革命”时,借着去看病的机会,偷偷到北京协和医院后门附近她的家里看她。曾阿姨太可爱了,她当着自己子女的面甚至对我这个被打成“反革命”的人都不戒备,直率地发泄对“四人帮”恶行的怒气。我佩服她,每见她一次,等于获得了一次短暂的精神喘息,增加了对人民最后必定会胜利、“四人帮”总有一天会垮台的信念。 　　在延安,我住在桥儿沟鲁艺的宿舍里,星期六或星期天我会去三叔那里住一天,跟着三叔去吃中灶的饭,解一下馋(干部幼年子女可以跟家长去吃“中灶”)。三叔住的窑洞顶多有20平米,朝阳的一面是门和窗子,窗子下面摆了一张较大的桌子,窑洞的最里面摆着三叔的睡床。窑洞地面、屋顶和墙壁6面都是泥土,夏天有时还会冒出点小草小树苗之类的植物。我去三叔那里,有时在隔壁夏三娘床上挤一挤,如果夏三娘有后辈女孩来了,三叔就让我睡在他的办公桌上。

　　那个时期,我有时跟着三叔串门,认识了很多领导,如三叔的狱友刘芝明夫妇,陶铸、曾志夫妇(他们的女儿陶斯亮是三叔的干女儿),刘宁一夫妇,喻屏,还有陈云、于若木夫妇,李富春、蔡畅夫妇,胡耀邦、李昭夫妇。 　　第一次见周恩来副主席和邓妈妈(邓颖超)是他们刚从彭真住的窑洞出来,在窑洞前的一片土平台上相遇,三叔向他们介绍了我。邓妈妈看了我一眼,竟然脱口而出说:“咦,这个姑娘长得很像叔叔!”三叔说:“我和他父亲――我的二哥长得很像的。”邓妈妈说:“人家说侄女像姑姑,原来还有像叔叔的。”三叔说:“那她以后就成了我的女儿了。” 　　 　　三叔对我像女儿般地疼爱。他的狱友刘宁一因工作需要被派到上海,回延安时,常常带回点稀罕物,分给曾经的狱友。有一次刘宁一从上海回来,送给三叔黑白两块细“洋布”,正好我在场,三叔接过来看都没看就送给了我。当时延安女干部中正流行穿黑色“列宁服”。我自然很高兴。过了几天,三婶阳素芬对我用商量的口气说:“把布分一半给你三叔做衬衣好不好?”我才猛然醒悟:我怎么这么不懂事?怎么没想到三婶也需要“列宁服”呀!其实阳素芬对我挺好的,我长到这么大身上没有穿过一件带鲜艳颜色的衣服,三婶还亲手给我做了一双红布鞋。这时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对我的一句评语:“这丫头傻里傻气的。” 　　在延安,三叔正式地坐下来和我谈话只有两次。第一次是三叔问我“抗战胜利之后,你想做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冲口而出:“第一件事是回家枪毙我父亲!”三叔睁大眼睛使劲看着我,似乎突然不认识我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为―什―么?”我说:“他抽大烟、吸白面,还往死里打我娘。我娘几次好说好劝帮他关起门来戒毒,还拿出从娘家带来的‘体己’钱,来给他好吃好喝,给他端屎端尿。他几次都戒毒成功了,白白胖胖地出了屋,体面地走在大街上,但他一见了那些狐朋狗友仍旧恶习复染,后来甚至当着我娘的面吸‘白面’。娘生气地夺过‘白面’撒在地上,他就疯了似的差点把我娘打死……”我一面说一面哭,三叔很耐心地对我讲道理,他说:“我们在外面的兄弟3人都对不起你父亲,我离家后6次被捕坐监狱,1937年经党中央交涉才从南京监狱放出来,顾不了家。你大伯上了高等学校,毕业后当了大学教师,挣了大钱,都把自己的妻子儿子留在老家不管,在外面娶妻生子,过着有奶妈、有佣人的生活。你四叔在北京读大学,也只得把妻子儿子留在家里。你想想,你奶奶寡居多年,家里除了缠足妇女就是孩子,她们不会种地,不会挣钱,一家大小都靠你父亲一人支撑养活着,加上欠了大笔的‘高利贷’,他能不为难吗?他能不苦闷吗?再加上旧社会风气不好,他堕落了,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说:“他拿我‘不当人’,我和姑姑、小哥哥(大伯的儿子)3个人一块到茂盛馆去要书本纸砚费,他都好好给他们,唯独轮到我,他就把铜板甩在地上,我只得当着饭馆众伙计的面,低着头流着泪一个一个地把钱捡起来。从我出生到我12岁离家,他从没有抱过我一次,从没正眼看过我一眼,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在他面前我不如鸡狗,他不是我爹……”三叔哈哈大笑说:“你也太小孩子气了,他不是你爹是谁爹呢……我们革命不是要改造旧社会吗?不是要改造旧社会的人吗?他又不是汉奸、特务,哪有被枪毙的罪……”1945年日本投降后,八路军解放了唐县,我的父亲果然下定决心自我改造,已是40多岁的人了,从头学耕地,积极办民校,还被选为县人民代表……他完全变了一个人,真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三叔第二次正式和我谈话是在我演出歌剧《白毛女》之后。《白毛女》是专门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献礼而创作和演出的一个新歌剧,由于我的年龄、气质和嗓音等条件合适,被选为其中的主角,并为七大代表作了首场演出。演过后,各解放区的干部、军队首长、代表们都对这个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有人当面夸奖我:“你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呐!”“你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大明星,前途不可限量呀!”等等。三叔是七大代表,当然看了我的演出,也许有人在他面前说过同样意思的话。三叔大概沉默了两三个星期之后,把我叫到他的窑洞里,坐下来,很严肃、开门见山地和我“约法三章”:第一,不可以让照相馆摆出你的照片。第二,不可以去学跳交际舞。第三,尽快去延安中学读书或到自然科学研究院中学部去学习。他说这件事要和周起应(即周扬)同志商量一下。我懂得这是三叔对我父亲般的爱和负责,很高兴,但过了很久三叔再没有提起要我改行的事。可能是最后周扬说服了三叔,也可能是因为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正处在大变化的前夜,抗日战争很快要结束了,去延安中学学习的事再也没有提起。当年秋天我随以诗人艾青为团长的华北文艺工作团出发去了张家口。三叔去了东北开展工作。 　　 　　母子情深 　　 　　1952年三叔从东北重工业部调到国家重工业部任部长,1954年又调任调整后的国家冶金部部长。他在北京住定后,首先把他的母亲(我的奶奶)接来同住。从1925年(三叔16岁)离家到1954年,母子30年分离。终于开始享受一点天伦之乐了。三叔又恢复了他幼年时那种非常“中国传统”的习惯,每天早晨去上班时一定到奶奶房里问安,下班回家之后先不进自己的房间,而是夹着公文包到奶奶房里询问:“晚饭吃了什么?”“是否可口?”“还想吃什么?” 　　但是好景不长,奶奶患了偏瘫病,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只能躺在床上,但头脑清楚。“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三叔被造反派扣留在鞍山,三婶阳素芬被留在自己单位,没有行动自由。北京的造反派多次来抄家,搞得“鸡犬不宁”,并虐待三叔的两个幼年的孩子王思薇和王敬,我也被东方歌舞团的造反派经常“批斗”,失去自由。有一次我向造反派请假去看奶奶,奶奶首先打听三叔的情况。奶奶是个老实的农村妇女,虽然没有上过学读过书,但很有教养,她从来不大喊大叫,她最伤心时也只是默默流泪。我坐在床边拉住她的手,忽然发现床在震动,原来是奶奶在抽泣,她脸上的肌肉在抽搐,肚子剧烈地起伏。我眼前一下子出现幼年时奶奶多次为三叔的平安而对天祷告的情景。 　　1967年8月奶奶病逝了。我在医院太平间等候,三叔在卫戍区“保卫人员”的“跟随”下来看奶奶最后一眼。医院工作人员拉开冰箱的抽屉,只见奶奶的白发上已裹了一层冰霜,三叔急忙蹲下身去抚摸着奶奶的胳膊和手,动情地说:“母亲瘦了!母亲瘦了……”没有几分钟“保卫人员”就催着三叔离开,我将三叔扶起时,他的手还伸向奶奶,他一步一回头地看着奶奶。我跟着他走了几步,想和他说几句话,三叔用手摁了摁我的肩膀,表示要我停步,不要说话。我心里忍着痛,目送他上了汽车,只见三叔坐在后排两个“保卫人员”的中间,没有招手,没有看我一眼……我回团(不是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奶奶和三叔这般的母子情深,恐怕几年来在三叔家工作的服务人员以至我们王姓的弟弟妹妹们都看不出,其实三叔不是奶奶的亲生儿子,他们是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母亲和儿子。 　　 　　大爱无私 　　 　　三叔生活很简单,尤其是吃饭,真是应了我国民间那句俗语:“百吃不厌是家乡饭”。他爱吃硬粒的小米过凉水的“水饭”就咸菜,爱吃荞麦做的“扒糕”,并且吃糕时不用筷子,而是用竹片修成的小木叉子,他说只有用木叉子吃才觉得香甜。他还爱吃又粗又硬的面条。星期天或假日如果吕正操请他去家里吃饭,那一定是吃小米面掺榆树皮面的“压��”。那也就不用问,三叔是一定要去的。三叔对工作人员平等相待,家里做饭的老阿姨从来都是和家人同桌吃饭,三叔怕阿姨拘束,常像对客人一样为她夹菜。

　　三叔来北京之前,在东北重工业部工作。沈阳有个沈阳中学,是专门接收干部子弟读书的学校。共产党的干部在白区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从来没有过工资,为了解决这些子弟的教育问题,为了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个学校是免费的。三叔把大伯父王仁寿的3个子女王乃瑜、王乃琳、王乃琦都送进去读书,毕业后他们又分别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外语学院等高等院校,然后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四叔王鸿寿的儿子王文光也在三叔的帮助下在沈阳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焦化厂办的化工学校做党委书记。 　　我在心底深处一直暗暗地佩服我的亲姑姑(三叔的妹妹林浦)。“文化大革命”前她在清华大学进修,每次在三叔家和她相见,只见她手不离一个自制的小小本子,一会儿看一下,一会儿嘴里又念念有词,原来她在那里背诵英文单词,一个40多岁的女同志开始学英语和大学课程真是有毅力。后来她竟然进入了科技工作的行列,当了有5万员工之众的武昌造船厂的厂长兼党委书记。她常常去葫芦岛检查制造潜水艇的工作。遇到这种情况,我便会想起幸好她比我早5年到延安,三叔把她送到自然科学院去学了基础文化,才有今天的工作能力。 　　我的大弟弟王仲奇从育才学校毕业后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后来去苏联进修得了学位,成为我国工程院院士。他的勤奋,是从三叔的身上得到精神力量的。三叔对他的昵称是“那个书呆子”。 　　三叔对他的子侄辈们表面上极严肃、不苟言笑,实际对我们有大爱之心。 　　1954年,三叔在《人民日报》上看到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名单时曾问我:“你也当了人民代表了?”我回答:“嗯!”三叔半真半假地说:“莫名其妙!”我知道三叔又在对我敲警钟,突然想起在延安演过“白毛女”之后,他和我的“约法三章”。他始终教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作风踏实、谦虚谨慎、能够自律的人。 　　直到1998年举行“王昆革命文艺工作60周年师生演唱会”时,我请他到剧场观看,他不肯去。我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他始终怕我太出风头,怕我因他的关系而忘乎所以。他始终对我没有去上延安中学,没有受过大学教育而耿耿于怀。 　　三叔对人不苟言笑,对王家男孩子们特别严肃,家里的男孩子都有点怕他,唯独对我的丈夫周巍峙比较客气,三叔常用“那个清教徒”的昵称称呼他。 　　他对于新文艺的看法常常用一种开玩笑的方式说出来,王乃璇的丈夫刘森在广播乐团工作,吹得一口好竹笛,和我是音乐界的同行。有的时候,三叔有意和我们开玩笑,他说:“你们那些音乐会里乐队表演,有拉琴的,有吹喇叭的,怎么还有一个人在那里拿着棍子指手画脚?” 　　我说:那是指挥! 　　他说:要那指挥做什么? 　　我说:没有指挥不就乱套了嘛。 　　他说:那就在旁边挂一个灯,让它一闪一闪的,乐队人员看着灯不就奏齐了吗! 　　我们说:那不行!指挥不光为了齐,还有一个带领乐队对乐典的感情表现问题。 　　他说:吹喇叭还要什么感情表现哩?吹就是了嘛! 　　我说:不跟你说了,你成心气我们。 　　他说:再说那个指挥始终屁股对着观众,也不礼貌嘛! 　　我们也成心气他说:三叔!幸亏没有让你当文化部长…… 　　他说:那就谢谢了!叫我当文化部长,我还不当哩! 　　三叔喜欢看京戏、昆曲,喜欢古典文学。“文化大革命”中他失去人身自由时,还让我在探视的时候把《元曲》带进去给他看。为带《元曲》的事,我还和冶金部监管三叔的造反派有过一次口角,那个人酸溜溜地说:“被监管了还唱曲儿呀?!”我说:“你可真是知识渊博呀!《元曲》是我国有名的古典文学,怎么是唱曲儿呢?!你允许不允许我带?如不允许,我就说是你连中国名著都不让带。”他后来没有说话。 　　 　　铁骨柔情 　　 　　三叔对于隔辈的孩子们非常慈爱,记得有一次星期天三叔带全家人去逛颐和园,我的大儿子周七月已五六岁了,三叔竟能抱着他一气儿从万寿山底下一直爬到山顶上。其实三叔那时也已是50出头的人了。下山以后,周七月误以为公园工作人员推的垃圾车是卖冰棍的,我们一时没注意,他就跟着车跑丢了。丢了孩子,三叔比我还着急,终于去请人到广播室广播了一次,才找到了。王敬的儿子王端予小时候在姥姥家生活,星期天或假期回王家来,三叔自己从小至青年时期因营养不足而多病,所以总把所有好吃的给孩子吃,结果孩子营养过剩,体重过重。 　　三叔对成年子侄们政治上要求很严,经常教育我们要守法,要谨慎,不要特殊化,入了党的要有党性原则等等。他自己很守纪律,讲原则,对家人对老乡不讲情面。王乃琦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七机部五院工作。“文化大革命”以后,他离开了七机部,和他的同学一起加入了一个公司。三叔知道这个公司高干子弟成堆,三次和王乃琦谈话,叫他离开这个公司,因为中央有规定,高干的直系亲属不能在经济领域的公司工作。王乃琦说:“我不是直系亲属。”三叔说:“旁系也不行。”最后,王乃琦在三叔限定时日内办完了退出的手续。但是王乃琦在这之前已办了离开七机部的行政手续,无处可安身,请求三叔向七机部打招呼,再回七机部工作,三叔说:“这件事我不能做,你自己办了脱离的手续,自己去解决。” 　　我们在老家唐县的本家子弟和亲戚们深知三叔为人正直,决不会徇私和不讲原则,所以不但遇事不给三叔找麻烦,并且连三叔的住址和电话都不给别人。三叔从东北调回北京上任国务院冶金部长时,正是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钢材非常紧缺。我们老家唐县的干部,不知在哪里问到了三叔的住址,来京当面要求三叔调拨一点钢材给唐县。三叔很礼貌地接待了他们,最后用一句“我不是唐县冶金部长”结束了谈话。把客人们送走后,三叔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这都是千年封建社会给人们遗留下的世俗观念……我说:据说马天水曾从上海调拨了些轻工业品给唐县。三叔说:他那样做是他的事,我不能那样做。 　　三叔对好朋友、难友、狱友都是有情有义的。 　　刘宁一叔叔晚年生病住院,失去了生活能力。他人高马大,一个特护没办法帮他翻身,那时老干部甚至高干都是低薪制,公家只能给报一个特护的费用。三叔知道后,马上送钱给他,又多加了一个特护。其实这些钱是他的儿女王思薇、王敬和我送给他买书用的。三叔的工资从来不过自己的手,他是个没有自己的钱的人。 　　直到三叔去世,他办公室保险箱里留有3个信封,一共才有1万多元钱,信封上写着钱的来源,即赠钱给他的人的名字。 　　在南京军人监狱,三叔曾和刘芝明、陶铸、喻屏同“号子”,同党支部。刘芝明的夫人为了照顾这些同志,特意到南京租了房子,在外面为人拆洗被褥,摆小摊卖纸烟,赚点钱买药品、食物往监狱里送。“文化大革命”中刘芝明被造反派折磨致死,“文化大革命”后三叔几次让我陪同他去看望他的恩人“刘大嫂”。 　　1925年,三叔第一次被捕。当时他是罗章龙的“交通”,住在北京乃兹府,一天去给同志送一份文件被捕了。为这次被捕的事三叔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得死去活来。罗章龙1995年去世时,三叔正在深圳,我打了电话给他,三叔让我置了一个花圈送到北京医院太平间,只见遗体旁很冷清,仅有一位亲属在场,也仅有我送去的一个花圈。三叔曾说过,罗章龙不是叛徒特务,他的错误是路线问题,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人物在中国犯的错误有关。进城后,罗章龙曾数次来看望三叔。 　　三叔离开我们已10年了。他在世的90年中,我和他的接触是最多的,得到他的关心和教育也是最多的。在三叔受到严重考验的时刻,他有两件事的处理使我真心佩服。

　　(一)在被监护期间,在精神极度痛苦之中,三叔曾把《资本论》读了一遍半。反复细读时,凡有心得和置疑处就用火柴燃烧过的炭灰(他没有权利得到纸笔)在书的空隙处记录下来。在这种环境下,读书是要极大的毅力的,特别是这本共产主义的“圣书”。我翻了翻三叔作过笔记的地方,觉得自己望尘莫及。 　　(二)在鞍山受到造反派冲击最严重的时候,在群众大会上,三叔竟然能勇敢地抢过扩音话筒大声宣告: 　　“我不是叛徒,我是顶天立地李玉和式的共产党员!” 　　“你们说的‘铁证如山’,那是雪山,一出太阳,那座山就会化掉的。” 　　“你们的证据是一筐烂西红柿,值不了几分钱。” 　　…… 　　多么豪迈! 　　“文化大革命”中,三叔和家人失去联系,我作为他幼年儿女的监护人在北京曾到被指定的地点去探视,每次见面都很短暂,他只能对儿女说些鼓励、安慰的话,我和三叔只能当面用笔纸交谈。三叔被发配到辽宁朝阳之后,我们在户外可以谈谈话了。三叔告诉我:“在鞍山我曾被斗547次,还不算‘过堂’。”好一个“547次”,“还不算过堂”!“文化大革命”中,我和三叔有相近的“身份”,他被作为“叛徒”在经受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我却是被江青亲自“御定”的“特务”。我知道被大会小会揪斗、被逼供的滋味。可是,三叔说出“547次被揪斗”、“还不算过堂”这几个字时,却很平静。他越平静,我越心痛。想到刘宁一叔叔说过:在南京军人监狱鹤寿过堂回“号子”里,他背上被打得狱衣碎片镶在肉中,我忍不住大哭了一场。 　　1977年,我在党的十一大主席台上遇见了陈云伯伯。他问起三叔的情况,我说仍被监护在辽宁朝阳。他很感慨地说:你的叔叔自从参加革命到现在,一半时间是在监狱中过的,6次被捕,坐国民党监狱,又坐共产党监狱10年。如果不是一个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贞,又曾面对国民党迫害,同时又面对自己队伍中的错误很有斗争经验的人是做不到的。 　　铮铮铁骨的三叔,做人非常低调,他拒绝别人为他写传记,更不听别人劝他写回忆录的劝告,他说:“有些人借传记自吹自擂,我不凑这些热闹!” 　　三叔晚年内心很痛苦,身体也大不如前。有一次我去看他,和他说说话,聊一聊,这是他少有的一次把我当成大人般地说些心里话。我大胆地说:“你一辈子讲党性、讲原则,但您身上是不是也有‘个人崇拜’?”他没有反驳,只是深深地叹气说:“晚了!晚了!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了!”说着,他流下了眼泪,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流泪。 　　 　　(责任编辑文世芳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