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折衷主义建筑文化浅探

艺术设计学

中国近代折衷主义建筑文化浅探

○陈晓燕

摘要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在1900年—1937中国建筑史上的折衷主义：鸦片战争后，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先后被辟为通商口岸，英、法、日、德、俄、美、比、意等国先后进驻，西式化的教堂、医院、海关、银行、学校等相继建立。折衷主义建筑在中国最初是随着国门的打开而被动接受；后因“庚教留为首的留学生归国，开始主动吸收中西之长，在美”

２０世纪初至３０年代，大量融合多种建筑元素尤其是中国本土建筑元素的建筑作品相继出现，是为中国建筑史上的“折衷主义”。

年是一个高潮，在此期间特别是中前期，建筑发展的主流趋势是西方折衷主义，姑且称作中国建筑史上的折衷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大量建筑作品，无论从其社会功能、使用材料、内在结构和外在形式，已经明显地不同于中国传统建筑了。本文以西方成熟的建筑历史研究方法为工具，追溯其历史演变的源头，以探询这一特殊建筑形式所产生的历史人文环境。

关键词

中国近代建筑

折衷主义时期

二、文化背景

一、关于折衷主义建筑的几个概念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无法忽视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如何走出这一窘境？“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开始出现在一些对西方文化略有所知的知识分子中，“中体西用”是其最简洁而体系化的表达，这正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折衷主义。

这一概念由孙家鼐提出，冯桂芬明“中体西用”

确定义。冯桂芬认为中国不但在船坚炮利方面不如西人，在人才的使用上、地利的开发上也不如西人，因此，需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即“中体西用”。这一观念逐渐为当权者接受，并在随后的洋务运动中进入实践阶段。

政治体制的变革也会体现在各个方面，建筑也不例外，甚至以其外显性成为政治变革的标志。清末“新政”的标志性建筑――资政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德国建筑师罗克格（ＣｕｒｔＲｏｔｈｋｅｇｅｌ）设计，完全仿照柏林德国议会大厦，大厦高四层，中部议会大厅，右侧参议院，左侧众议院，三个大厅均覆以巨大穹顶。虽然由于清朝灭亡，这一工程最终未能完成，但却折射出这一时期的建筑文化。

与之相应，除新疆奏明缓办外，全国各省谘议局

折衷主义：英文ｅｃｌｅｃｔｉｃｉｓｍ，意思是“从不同的思想体系中挑选若干学理而不采用各种学说的整个体系。”

折衷主义建筑：主要指１９世纪上半叶－２０世纪初，流行于欧美的一种建筑风格。随着１９世纪科技出版事业的发达、考古学的发达，摄影技术的出现、的进展，使人们对以往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建筑遗产得到了更多的了解，并充分运用到自己的建筑设计中，兼具希腊、罗马、文艺复兴等各个时期的建筑风格，乃至东方情调的建筑大量出现，折衷主义建筑因此出现。这些建筑直接模仿或自由组合历史上的各种建筑，注重纯形式美。

西方建筑史上的折衷主义：西方工业革命后，现代建筑技术体系得以确立，而建筑思想相对滞后；加上早期资本主义全球化，打破了原来的民族、地域界限，不同民族、地域风格的建筑成为建筑师的模仿对象。折衷主义建筑的出现是旧建筑体系开始瓦解、失控、陷入混沌状态的表现，也是从传统建筑体系向现代建筑体系演变的过渡时期的过渡产物，它代表了一种渐进的、温和的演化历程。

办公大楼也先后建造，其中以日本建筑师福井房一设计的湖北省谘议局（现武汉红楼）和中国建筑师孙支厦设计的江苏省谘议局（现江苏省军区司令部）最具代表性，充分体现了“新政”工具西方性文化特征。

三、建筑师

翰书院英文教师，１８８８年（光绪十四年）任该校主任。圣约翰书院初创时，校舍简陋，只教授中学内容，在卜舫济的精心经营下，校园在３０多年间从最初的８４亩扩展为２２８亩，先后建造了教学楼、办公楼、大礼堂、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交谊室等１５幢，

宿舍

楼２８幢；课程内容也从中学扩展到大学，设有神学院、医学院、文理学院和土木工程学院等，成为当时中国学科比较齐备的最高学府之一。卜舫济并非专业的建筑师，但由他设计主持的圣约翰书院的一些建筑却是中国近代折衷主义建筑的代表。

２．西方来华的职业建筑师：由于文化交流的需要，一些西方的建筑师也开始进入中国，设计并主持建筑了大量折衷主义建筑，其中亨利·墨菲堪称为代表。

亨利·墨菲：（ＨｅｎｒｙＭｕｒｐｈｙ１８７７￣１９５４），美国建筑师，被誉为“清华园”四大建筑的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东部）和体育馆（前部）就是他的杰作，这些建筑基本沿用了美国大学建筑模式，尚属西方古典折衷主义建筑的范畴，而不能称为中国式折衷主义建筑。但亨利·墨菲充分利用了清华学堂扩建这一设计的机缘，大量参观北京的皇家宫殿及传统建筑，研究其特点，并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在随后的建筑生涯中，他以中国式斗拱为中介，将中国古典建筑的诸多独特点融入西式建筑主体之中，实现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的融合。他主持设计的福建协和大学、长沙湘雅医学院、金陵女子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岭南大学陆佑堂、哲生堂、惺亭，南京灵谷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塔、堂）、北京图书馆等一系列建筑项目，都堪称中国近代折衷主义建筑的代表之作。

３．接受过西方学院派教育的中国建筑师：２０世纪初，一批优秀的中国青年到国外攻读建筑专业，学成回国后成为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中坚。他们折衷主义建筑倾向与所受到的专业教育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现代建筑史纲（１９４９－１９８５）》中关于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中国建筑师有生动论述：与外国建筑师相比，中国建筑师的力量显得十分薄弱，而且步履艰难。中国早期的建筑设计活动几乎为洋行所垄断，虽然吸收了一些水平较高的中国设计人员，但设计任务总是外人的天下。从２０年代开始，多有留学人员返国开业、教学，逐渐形成了中国自己的设计队伍。由于留学美、法者居多，建筑思想多为“新建筑”的革命对象———学院派所控制。他们有坚实的基本功和熟练的业务能力，并掌握了多种风格化的建筑样式，乃至

中国的建筑教育靠口传心授，师傅带徒弟；洋务运动后出国留学人员接受西方的教育思想、方法以及体系，进而形成了中央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建筑教育体系。中国的建筑教育从起步伊始就是折衷的。中国第一代建筑教育家的建筑生涯是明确无误地与折衷主义思想紧密联系的。

在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７年间，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开始有意识的掀起一场“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的探索热潮，目标是在接受西方建筑技术、功能和设计方法的基础上，继承发扬中国建筑艺术的优良传统，创造全新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建筑。但是最早探索中国固有建筑形式的却是早期来中国的的西方建筑师，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教会大学就是他们的探索阵地。两相对比，在时间上，中国建筑师落后于西方建筑师；但是在探索的思路上、建筑类型上、以及对传统中国建筑形式的运用上，西方建筑师则不如中国建筑师；在探索动机上，两者也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建筑师是为“基督征服中国”这个目的服务而采用的一种折衷手段，中国建筑师则是在民族意识觉醒的背景下，为发扬中国优良传统而作出的努力。

本节所说的建筑师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在这一时期参与建筑设计并将设计实施的中外人士，而不是专指那些接受过严格专业训练才获得从业资格的职业建筑师。如果要对这一群体进行划分的话，大致可以有以下几类：

１．业余建筑师：１９世纪后期，一些传教士针对历次教案中所反映的中国百姓的对立和排外情绪，尝试着在教会所属的建筑中添加一些中国色彩，于是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折衷主义建筑，虽然这些尝试规模不大，数量也少，且没有专业建筑师的参与，未能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却是西方建筑中国化的最初尝试，也有堪称为代表的建筑和人物――圣约翰校舍及其校长卜舫济。

卜舫济（ＦｒａｎｃｉｓＬｉｓｔｅｒＨａｗｋｓＰｏｔｔ１８６４～１９４７）生于美国纽约，１８３３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学士学位，１８８６年获纽约神学院学士学位，后来到中国，任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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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盛行的“现代式”。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远不够强大，中国建筑师没有像德国通用电器公司支持贝伦斯那样的坚强支持者；而饱经战乱的祖国，也没有能产生像包豪斯学院那种强大的工业化背景，中国建筑师没有充足的条件开创中国的现代建筑。面临外人及同胞的激烈竞争，不得不以全面的技艺应付业主的要求，因而作品中有时反映出很强烈的折衷性。一些建筑师，既能够设计出道地的西洋古典形式，也可以做出极合乎法式的大屋顶，改良式和现代式也能做得很像样。显然，早期的中国建筑师接受的是欧美的带有很强折衷性的学院派教育，正是他们奠定了中国建筑教育和建筑实践的基础。

梁思成：中国近代著名的建筑教育家、古建筑文物保护与研究和建筑史学家，中国近代折衷主义建筑的代表，其代表作是唐花坞。中山公园唐花坞建于１９１５年，简称暖室，当初有玻璃顶的燕翅式建筑１５冬季生火，可以陈间，房屋比较简陋。屋内筑有地炕，列四季鲜花，屋内喷水池以及苔绿如茵的涵水石都是那时就有的。１９３５年因水蒸汽侵蚀，决定重修唐花坞。刘南策和梁思成等参加了设计工作。改建以后的唐花坞增为１７间房，全部工程由钢筋混凝土筑成，特别当中那间大屋改建成八角亭子式，屋顶缀以孔雀绿色琉璃瓦，成了一座美丽的亭阁。两侧燕翅式房屋都安装了暖气和钢铁门窗，使得室内四季如春，百花争妍；尤其是严冬时节，室外大雪纷飞，玉树琼枝；室内春暖花开，绿叶红花，使人流连忘返，成为当地冬季游人的首选之地。

吕彦直：我国近代杰出的建筑师。山东省东平县人，１９１３－１９１８年入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初读电学，后改学建筑。１９１８－１９２１年作为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的助手，参与金陵女子大学和燕京大学校园规划设计。１９２１年在上海东南建筑公司任职，设计上海银行公会等建筑，１９２５年独立创办彦记建筑事务所，并于当年９月荣获孙中山陵墓设计首奖，并被聘为陵墓建筑师。中山陵的整体建筑中，下半部分是创新的、中西交融的祭堂，上半部分基本保持传统建筑重檐歇山顶的上檐，二者自然协调地结合成一个整体，西方式的建筑体量组合构思与中国式的重檐歇山顶

完美结合，使基本建筑形态简朴而不失庄重。从空中“自由钟”。被俯瞰，中山陵像一座平卧在绿绒毯上的誉为“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第一陵”，也是中国建筑师近代探索民族建筑形式的开山之作。

沈理源：浙江杭州人。上海南洋中学毕业后，１９０９年官费留学意大利，在罗马奈波利工业大学攻读水利和土木工程。１９１５年毕业回国，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工程师。后来在天津、北京等地从事建筑设计，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４年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建筑系教授，１９３８年以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工学院教授及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教授。他早年与一位殷姓建筑师合作设计北京前门外劝业商场与真光电影院，后在天津设计主持的天津盐业银行，都是其代表性建筑。

结

语

中国近代折衷主义建筑在建筑观念、结构、装饰和美学趣味上都有其独特性，从其设计的目的到最“中体西用”的折衷主义思想的体终的表达都是一种

现，也可以看作人文和谐的探索：不同民族和族种和谐共处、不同宗教信仰和谐共存、不同文化传统和谐交融。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标记，中国近代折衷主义建筑既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中国近代文化与政治折衷的外显标志。基于此，探讨中国近代折衷主义建筑思潮的产生及其与特定历史条件的关系，既可为我们深入了解近代折衷主义建筑的内涵提供文化背景，也可以使我们在对建筑的具体研究中，更好地理解近代文化的演变轨迹。参考文献

［1］卜舫齐.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M].圣约翰大学同学会重印，1972.

［2］梁思成.中国建筑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3］孙中山纪念馆编.中山陵园史话[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

湖北省艺术职业学院

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