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常命运中的自由追求

　　在凯尔泰斯・伊姆雷的小说《无命运的人生》中，“无命运的人生”转译自匈牙利原文“Sorstalanság”，这是一个原本没有的、经作者独创的词语，凝聚了作者独特的创造内涵，英文本翻译为“fateless”“fatelessness”，在英语中原本也无此词，可以说，这是凯尔泰斯的专用词，也可以说，在此之前，从未有人提到过“无命运”这一词。究竟什么是“无命运”，原文中有一句话做了较好的阐释：“若有命运，则不可能有自由;而若有自由，则无命运，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即命运。”本文认为，命运是作为犹太人的这个民族属性固有地加在作者人生上的一种定性规约，而自由则是在后来成长的过程中渐渐明晰并且在意识中逐步确立后不可替代、无法泯灭的人生追求。自由的获得必须以挣脱原来某一属性规约中的一部分――即作为匈牙利国的犹太人的民族性为代价。由此，笔者认为，该部小说的主题是在被政治强权和犹太文化集体无意识吞噬下的几乎完全屈从的生命状态下找寻个体生命与自由的存在性，在反抗命运中接受荒谬，在追求自由中体味放逐。

　　与传统的大屠杀类题材的小说创作不同之处在于，文本中很少触及描绘人类的暴行，更多的是融进了一种在灾难下生存中体现出的人性中的本来特质，小说结尾将这种最为体现人性本来特质的集中营岁月描绘为“集中营里的幸福”。在作者看来，在某种意义上，那里的生活更简单也更单纯。无论是来自柠檬邦迪的鼓励还是在医务所的医治，或是在对集中营里父子三人形象的描绘，都渗透进作者深深的人性体认，反衬出作者对外在正常社会中存在的人性的扭曲与熟视无睹的冷漠的关照，并且通过描绘这一层面的“幸福”，站在人类的角度开始审视整个犹太民族的民族性问题与人类的价值观念，从而在同类题材中脱颖而出，荣得桂冠。

　　犹太族的命与“我”的人生

　　凯尔泰斯曾说：“我的作品是自己对记忆以及对人类的一种承诺”。他的作品反映了那个时代，面临死亡与绝望的犹太民族的生活画面。在那段集权暴力剥夺个体的历史中，匈牙利的犹太族人在整个欧洲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外面的强权排斥一切犹太族人，另一方面他们本国的人也讨厌犹太族人，而在犹太人中，他们不把匈牙利的犹太族人当作自己的同胞，认为他们是异姓，所以即便是在集中营里，在全是犹太人的环境中，也存在着各种人种的偏见和不同观念，这似乎是作者在另外一层面对人性的映照。“我是个不信犹太教的犹太人。但我却作为犹太人被关进了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又作为犹太人生活在一个不喜欢犹太人的社会里。我总有一种感觉，我是被逼无奈才成为犹太人的”。历史的发展与极度的混乱相缠绕，全民疯狂的捕杀，个体的混沌与社会的骚动相互映衬。凯尔泰斯用悲悯平静的语调叙说这一种民族精神的悲剧和自我的觉醒。几千年来，犹太人对自己苦难命运顺从缄默，而越是顺从缄默，越会把这样一个民族陷进一种越来越深的命运悲剧中去。小说中对无命运的思考，实际上正是基于对犹太人这样的一种文化特质所造成的悲剧性的反抗。作者在文本中更多渗透着的是一种自由的精神。他渴望自由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也便是无命运，是一种对命运的否定。而大多数传统的犹太人是无法理解这一观点并且即便理解也会排斥这种观点。这是一种民族性的问题，作者在这里不单单体现了对自己人生的理解，同时也站在民族的高度上去体察这样一个独特的民族和整个人类。曾有学者说，奥斯维辛是人类人性堕落的一个极点，这一观点似乎不近完善，其实细查历史，二战中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政策，无非是千百年来对犹太人迫害的集中上演，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似乎忘记了人类曾有的狂暴。因为人类本来就是这样，二战的集中营与大屠杀是人类对历史回眸的仿效，只是杀戮方法上较以往有所“创新”，增加了细菌、毒气类的“科技”手段。如果从犹太文化的方面去考察，徐新先生曾说：“犹太民族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他们对压迫的反抗，对迫害的抗争，不像其他民族那样主要表现在武装起义和暴力行动上，而是集中表现在维护犹太人的民族精神上。因此，在犹太人看来，反抗反犹主义的压迫和迫害的最有力武器是忠于自己的信仰，坚持自己的传统，加强自身的信念，发扬自身的文化，巩固自身的团结。犹太民族这一与众不同的反抗形式，使他们在肉体上受到迫害时，善于从精神方面保护自己;在物质生活艰辛困顿时，努力在精神生活上保持丰富多彩;越是遭受压抑，越要寻求精神上的奋扬和超越。在古代，正是由于《塔木德》的成功编纂，使得犹太民族在随后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面对遭敌视的生存环境和种种迫害，掌握了一种可以帮助他们坚持犹太传统、维护犹太独立、约束犹太生活的强大思想武器。”――在某种程度上说，在文本中，我们看到的是不反抗的抱有侥幸希望的去接受屠杀，总认为会有奇迹发生，灵魂得到解脱的无数躯壳。在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整部小说中，无论是在对去集中营之前的家庭生活场面的描写，还是对集中营生活中一些“营友”在拉比的集中下进行祷告的细节描写，在阅读文本的时候，我们无法忽略这种长久以来背负在犹太民族背上的宗教特质。历数犹太文化几千年的迫害，最初也是在宗教迫害的残酷压迫下，慢慢地到后来转变为政治性的迫害。纵观犹太族的整部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遭受迫害与屠杀、驱逐流放和坚守自己宗教传统，固执不被同化的历史。也正因为此，在历史上，反犹太主义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以一个民族为主要目标的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破坏性最强的人类仇恨。在二战之后，当幸存的犹太人重返家乡开始新的生活时，故园的邻居不会有太大的欣喜，同族的免遭囚禁的同胞们会认为他们愧对于死掉的那部分犹太人。以以色列为例，很多迁移过去的犹太族幸存者会反复被问到，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不反抗？为什么没有人试着摆脱那种压迫？在他们看来，他们崇尚的是一种冒险、略带悲剧的崇高人格的悲剧英雄，而不是“唯唯诺诺”很少反抗的这些犹太族幸存者。对于这一现象，在后来慢慢兴起的犹太文化复兴和人们对犹太人在二战中近600万死亡的灾难历史有了越来越多深刻的理解之后，人们才慢慢悯生出一种同情的态度。大多数犹太人幸存者很少愿意提及那一段岁月，但更多的幸存者选择去见证这段历史，在每一次历史上的迫害中，犹太人的教义都告诉他们要记好每一次的教训，并得以顽强地生存下去，很多犹太人在战后忘记了这一点，而凯尔泰斯・伊姆雷这个自称非纯粹犹太族的作家却选择站在人类历史的角度上去见证，他见证着自己的存在，也见证着这个民族面对灾难时的窘态。他对自己集中营生活的那段岁月要比其他印象中的犹太人对大屠杀的评论和社会舆论、文学作品中的大屠杀的描写要复杂得多。作者曾说：“奥斯威辛是我最大的财富。如此接近死亡，那是无法忘怀的感受。在那个漫长的瞬间，生命从未如此美丽。” 　　在凯尔泰斯那里，正是这段集中营岁月成就了他，塑造了他此后的人生道路，觉醒了他对自由的体认，在这段别人一提起就惧怕的时光里，凯尔泰斯却完成了他的独特成长。

　　命运中的无命运自由觉醒

　　“没有什么荒谬是不能够自然地生活于其中的”，对此，余泽民先生曾提出凯尔泰斯传达给我们的是“生存就是屈从”，但在我而言，这句话有着另一层面的解释。生活是荒谬的，但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安适其中，这是主人公能在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一个精神内核，也是柠檬邦迪在集中营没有生机的杀人机器里每天透漏出的愉快与希望的气场与风格，但对于命运而言，作者却不是屈从的。或者说，作者屈从的是偶发的可然性事件，即事情都有其自然发生的一面，这点无法避免，但从自我的人生角度而言，作者却认为一切都可以掌握，并且可以改变。在全书的后部，主人公回到家里，他开始质问“为什么在被困时不做点什么？”“父亲被送去集中营时大多数匈牙利人除了告别再无其他的行为”，作者开始反思当时在送往集中营的大队伍时有人溜走的瞬间。在他成长的岁月中，他开始慢慢审视匈牙利的犹太人对自我悲惨命运的规避和不正视，他意识到自己命运的被动与旁观，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的旁观与被动让他们无以反思地走向麻木走向悲惨。我们无法否认大屠杀中死去的600万犹太族同胞们的悲惨，施行“最后解决”与跟帮促成这一大谋杀的人类的极度的疯狂，但是也不应该不从犹太人内部去考虑这一问题。作者从这一角度开始体量，他抛弃这种被命运掌控的被剥夺了的人生，他要寻求的是一种觉醒与掌控。他不选择忘记的意义也便在此。千百年来，犹太人不忘自己的悲痛历史，在他们的教义里，是为了让他们记住这些苦难，从而不再上演悲惨，而当他从集中营回来，大家劝告他放弃那段痛苦的经历，去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时，在作者看来，这种当做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的遗忘同样也是荒谬的。他没有办法重新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他只能把曾经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因为这是他人生中的一部分，否定了那一段经历的存在，也就等于否定了自我的存在，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取的。作者高呼的是对自我存在的觉醒，在这个意义上讲，是要从自我麻痹的精神催眠中走出来，要从剥夺个性与吞噬本体的历史与命运中，去寻求一种无命运的、自由的人生。这也便是无命运的意义所在。

　　集中营里别样的幸福体认

　　《无命运的人生》取材自作者少年时代生活在纳粹集中营的一段真实经历，可以说就是作者本身的写照。主人公哲尔吉在故事一开始时，以一名14岁的算不上“纯正”的犹太族少年的形象登场，作品从他的视角，以他单线的口吻进行现在时态的叙述，从未出现半点回忆式的感慨，也无一种旁白的预制，完全是从一个孩子的眼睛看身边的世界，看集中营和集中营外的世界。这或许也体现出作者不愿从过去时态论述奥斯维辛的叙事特点，感情真切，在小说流水般的叙述中，作者仿佛再一次重返了自己内心中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故事以主人公和家人一同送走父亲去集中营为开始，两个月后，自己也被偶然地投入奥斯维辛，接着又被送往布亨瓦尔德、蔡茨集中营，并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成长，在被剥夺生存权的命运之下慢慢适应并生存下来，最后被解救回国的这样一段人生体验。小说特别之处在于，在主人公回国之后，在与集中营外的世界对比之后，当回想起集中营里的时光和那里的朋友时，主人公竟然产生了一种类似“思乡”的情感。在作者小说中渗透进的一种“无命运”的反抗哲思背后，我们会感慨于在集中营的岁月中，作者用柔和的笔调，缓慢又总是略带阳光的书写，浸润着一种主人公在集中营里体会到的幸福和对这段岁月刻骨的记忆。

　　瑞典文学院在陈述凯尔泰斯・伊姆雷的获奖理由时，对于《无命运的人生》做了如下评价：“少年哲尔吉被投入集中营之后适应环境并生存下来。小说采用了一种疏离的笔调，将集中营里的一切当成自然，如同日常生活。尽管条件恶劣，但他并非没有幸福的时光。哲尔吉以一个少年的眼光看待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他并没有觉得反常和愤慨――他不知道后来的事情。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类题材所需要的道德愤慨和形而上之抗议的缺席，反而使作品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真实感。读者所面对的，并非暴行和残酷。刽子手和受害者都忙于解决他们被迫面对的实际问题，而非一些宏大的问题。凯尔泰斯传递的信息是：生存即顺应。”对这一段评论，相信仔细看过文本的人都不会认为这是对文本全文的概括，因为他集中于评价在集中营中的那段经历，但是对小说后部最重要的主人公的内心剖白却少有评价。生存即顺应，得于作者书中那句“没有什么荒谬是我们不能生活不下去的”，在这里作者认为，虽然生活荒谬，但是每个人都有存在下去的理由，生活的荒谬性并没有权力在精神上吞噬个体的生命。如果只概括为生存即顺应这样简单，那么在全书中作者所要剖析和陈述的最高哲学理想也就完全被颠覆了。在这种看似顺应的反抗中，“幸福”的含义，就来得别为深刻。是集中营塑造了主人公的性格，在那里除了学会生存下去的手段之外，他还体会到外面的世界从不会教他事情，或者说一直在误导他的事情，所以在集中营的成长岁月里他才会明白那份加在他身上的所谓“命运”的事情和对生活的独特思考。“即便是现在，即便是在这里，我也认得出它――我在营地里最喜欢的一小时，此后一种尖利的、痛楚的、徒劳的感情攫住我的心：是思乡。一下子，一切都鲜活了起来，一切都在这时涌上我的心头，我被一种古怪的气氛完全淹没了，那些琐碎的回忆让我颤抖不已。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那里的生活更清楚、更简单。”

　　透过哲尔吉的目光，我们看到了与他一起在集中营生活的各色各样的被囚禁的人，那些人中，有选择设法逃逸被抓回来惨死的，有时刻保持精神抗争，每晚睡前都会进行祷告的纯正犹太文化打造下的信徒，也有心如死灰、形同枯槁的“穆祖尔曼”（对囚犯中自甘堕落、自暴自弃者的称呼），也有经历过无数死徒集中营、命途多舛但是从未丢失尊严、积极向往人生，时刻相信自己能回到故乡布达佩斯的发散着人生光芒的。帮助他最多的，教会他最多的，那个叫作柠檬邦迪的充盈着生命意志的坚强的汉子，出生于匈牙利，又有着犹太族血统的邦迪即便明知自己正是被那个他每天歌颂的国家驱逐送到集中营里，他也从未显示出憎恨。在集中营，他不只一次地提到，以至于最后连主人公自己都熟知了那个他本来印象不很深刻的小巷的魅力，也一心向往着那个地方，不断地想着布达佩斯的霓虹色的灯光。柠檬邦迪总是唱着布达佩斯的国歌，高兴地唱着那个乐曲，是真正崇敬、向往地唱着，夹杂着对祖国的信仰和对家乡的怀念。在作者告诉他曾经他的国家是如何对待他们这样的犹太人时，邦迪只是沉默了一会儿，第二天又照样唱了起来。在邦迪那里，除了活下去的坚定，一切都是黯淡无光的，他不埋怨集中营里的环境，不让自己去想消沉的事情，告诉哲尔吉要有尊严地活下去，这样才能回到家乡去，“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自暴自弃――这是柠檬邦迪传授给我的哲理，这也是劳动营教给他的”。柠檬邦迪不是像哲尔吉一样的小孩子，他已经成熟并在充斥命运的黑暗中选择对个体生命的无限向往和追求。这段真挚的感情和这个人物的真性情，是作者在外面那个世界接触不到的，当所有人告诉他去遗忘，让他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把这段经历的包袱丢掉时，作者不愿意，那是一段相当鲜活的记忆，那里有独特的人，有换不来的友情，有简单的信念和唯一的目的――活下去，所以作者说，那里是一个更为清楚的、简单的世界。 　　说集中营里的生活是幸福，另一层面上也是说那里更加真实和深刻，证明着主人公不可磨灭的存在。强权下探照的灯光和每天最期待的幸福一小时，还有那些停留在他溃烂的腿上的小虫子们，都带给他一段别人看似痛苦而对于他自己却很平淡的生活。因为他在慢慢成长，他从来不知道后面的日子将会发生什么，他只是被放在他本不应该在的环境里，然后生活下去。他没经历过这一切，而这一切也正在发生着，在作者看来，这比外面文明假象的社会文化的教导要显得重要得多，浓重得多。他说“在具备了必要的生活准则和一些运气的情况下，蔡茨还是一个可以忍受的地方”，主人公在这样的世界里活得平常又从容。他从不规避这种生活，事实上也没办法去规避。无论是不断祷告的拉比，还是在集中营里操起老本行倒卖专利的“纯正犹太人”，还是在“最后解决”后将尸体放进焚尸炉里的德国人，都成为主人公“平常生活里的平淡细节”，了解了所有的角色在集中营里最终都只有一个宿命以后，少年哲尔吉在集中营最后的岁月中便也接受了这个结局，就好比在正常社会中老弱病残的更替一样，只是在集中营里，这样的更替显得更为迅速和无法轮回。

　　作家马尔侯的《光明之路》一书中写到：“死亡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她把生命改变为命运。”从萨特的存在主义上讲，人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孤立无存，偶然的出生，继续着偶然的生活，然后又必然地死去，只不过每个人经历的方式和方法不同而已。集中营的生活就是哲尔吉当时的人生，主人公从不曾问自己为什么活下来的问题，也不去反思探讨他所存在的环境和他存在的意义，认为只要存在着，一切有意义的无意义的便都有了意义，也即，自由赋予处境以意义。人在一切环境中都具有同样的自由，环境是自由的产物。

　　“所有人都只问不幸，问那些‘恐怖的事情’，然而对我来说，或许这种体验才是最难忘怀的，是的，下次，我应该给他们讲讲这一点，讲讲集中营里的幸福！”

　　相比同类“大屠杀”主题的作品而言，大多表现着一种激愤的控诉以及残忍的暴力、血腥，让人为之寒噤，感慨到人性的可怕恐惧痛苦的无力感。然而在凯尔泰斯的这部作品里，在一种简单又朴实，平凡又谦逊的语言下，他不为任何人创作，他说他所作的就是叙述而已。也正是在这份叙述中，总有一部分人类铭记自己同类曾经的丑陋和堕落。在小说中，凯尔泰斯不再简单地从施暴者变态的心理角度出发，而更多的将笔触放在了集中营里生活的这段岁月上，他超越的不仅是奥斯维辛的这部杀人机器，也越越了大屠杀人性堕落普通意义上的回归，而从哲学层面对人类自我生存的命运与自由做了最好的诠释。

　　奥斯维辛是基督教氛围内的文化中又一次对异教徒衍生的污点，事实上这并非是一段新的人类罪恶发展到极端的历史，古已有之，后也不为过，但如果仅仅像前代无数遭遇涂炭的犹太民族把这些遭遇记载在自己的经文上作为赎罪的证据，多少年后又慢慢被人遗忘，一旦有个契机，就再一次不可避免地重复上演荒诞历史，在作者这里是无法认同的。

　　哲尔吉经历过集中营的生活，这几乎塑造了作者大半个人生的价值观念，对于哲尔吉来说，更多的是源自集中营而非文明的社会，在强权的政治下，个体的生命被剥夺，在主人公的背后却聚集着最勇敢的力量，这种光芒在他回国后面对自己那样一个未知的无法继续下去又不得不继续下去的生活面前，大放异彩。不管是他的国家还是他的民族如何选择逃避，他倔强的从历史的手中、从恐怖魔鬼的手中夺回自己的人生，无论身处何境，在最深处，“我”的人生终归只属于我自己，只能由我守护和珍藏。在哲尔吉的身上，也就是在凯尔泰斯的身上，面对人生、人性的这种荒谬，他选择承担，他孤独的不被理解，却见证着自己经历的那段“幸福”，铭刻着自己的存在，为自己的命运赋予着最大最饱满的价值和意义。即使，全世界都无法理解。

　　就像作者获奖时所说：“通过‘最后解决’与‘集中营世界’所传达的信息不容曲解，幸存和珍守创造力的唯一可能，即对零点状态的认知，为什么这种清晰的认知不会结出果实？即便基于无法逾越的悲剧，在重大认知的深处，总是隐埋着最崇高的欧洲价值――自由。自由将我们的生活点缀得丰富多彩，并唤起我们对生存现实的意义以及为之承担的责任。”

　　《无命运的人生》告诉我们在命运下的人生中的无命运追求的存在性。地狱或许并不存在，但集中营却真实的存在。面对人类的堕落和人性的放逐，他选择挣脱命运，追求自由。凯尔泰斯在小说中见证着历史，也诠释着自由与幸福。无论在哪里，幸福都好像一个绕不过去的陷阱，窥视着我们，一旦我们自由，这份幸福便突如其来闯进我们的生活，永远不丢失，至少在意志上如是。

　　责任编辑 五十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