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弱点:作为政治家只有主张,没有实施方案

　　• 尊孔观,应该是历史的,应该有历史的观念,今天讨论孔子的弱点,正是在历史的看待孔子。

　　历史上的孔子与与今天电影《孔子》中的孔子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正如我们不能把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曹贼与历史上的曹操放在一起讨论一样。今天的争论,其实多少能够说明当今中国人的心态,说得明确点,中国人开始正确对待自己的历史与历史人物。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德泽深厚,从孔子至今绵延已逾二千五百年,可谓渗透于国人的血脉骨髓。孔子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人,《论语》被树为万世经典。正因为孔子这样的符号本身内涵深厚,不单纯是一种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其意义在历史发展中积淀并生长。孔子被逐渐上升到关乎信仰的位置,所以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礼崩乐坏”时,“反孔”与“尊孔”的拉锯战分外激烈。对于孔子的态度也是,要么是奉之圣人,顶礼膜拜;要么视为糟粕,打倒在地,踩在脚底。

　　当《孔子》这部电影出炉时,我们的国人就开始关注,就开始从圣人的角度去揣摩这一历史人物,甚至而孔子的多少代后人站出来要讨回先人的清白。那时我就在想,上个世纪曾今有过两次倒孔毁孔的高潮。一次是1918-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一次是1973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两次运动都有点摧枯拉朽,孔子两千多年来的圣人地位不保,孔子被赶下历史的舞台。那个时候恐怕没有哪个孔家子孙敢于站出来。

　　尊孔观,应该是历史的,应该有历史的观念,我们尊孔是尊重历史人物孔子,我们的尊孔是尊重中华文明的历史。孔子之后的两千多年,我们的历史已经离不开,或者说回避不了孔子这个“名字”。作为孔圣人的孔子已经是孔子之后中华历史,中华文明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意义不再是孔子本人,也不再是孔子这个代名词。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孔子的弱点,就是在历史的看待孔子。

　　冉求带鲁国的兵打败了齐国的军队,季康子问冉求:“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求说“学之于孔子。”这是冉求为孔夫子弄虚作假。孔子自己就对卫灵公说过:“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承认他只懂得祭祀,不懂得军事。孔子这个人,还是比较实事求是,也比较有自知之明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他一贯的风格,对他的弟子们这样说,自己也这样做。

　　这样的例子很多。孔子曾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他承认自己对于下情的无知,对于乡下人(鄙夫)所提的问题,脑袋里“空空如也”。达巷那个地方有人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孔子听到这句话后对他的弟子们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他承认自己既不懂得御马,又不擅长于射箭。樊迟向孔子请教有关庄稼的事,他回答说:“吾不如老农。”

　　樊迟向孔子请教有关苗圃的事,他回答说:“吾不如老圃。”答得相当坦然,没有半点遮掩。如此等等,除了说明孔夫子比较实事求是,较有自知之明,还说明一点,对于兵革与稼穑之事,孔夫子是一窍不通的。

　　那么,他是否因为“不知”或“不如”而想去补上这空白呢?不是,他其实是不屑于懂得兵革与稼穑之事的。

　　以上引文中说的“吾执御矣”一言,有学者翻译为“我学御马(车)吧”,我以为是不得当的,后面这个“执御”,“御”的应当是“执御”与“执射”之人,他认为君子只要懂得“御人之术”,自会有人为他“执射”与“执御”的。以上引文说的“叩其两端”,有学者翻译为“从头尾两端去探求”,并说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思想方法,但对事物本身一无所知,又能“叩”出什么东西来呢?

　　至于向他学稼学圃的樊迟,《论语》明明白白地写着,刚一转身出门,就被他骂为“小人”了,因为樊迟不懂得“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的道理,不懂得“君子”只要懂得礼与义,“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哪须懂得稼穑之事?

　　孔子是主张礼义治国的,但他不如在他之前一百七十多年的管仲。管仲也认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并说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但管仲强调礼义的重要性,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因而致力于国之“仓廪实”与民之“衣食足”,致力于“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他也不如在他千余年之后的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后,“遇物则诲之”。见李治吃饭,就说:“汝知稼穑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而不是说你以后当的是皇帝,“焉用稼”?看到李治见骑马,就说:“知其劳,而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而不是说贵为天子者,哪须懂得这些雕虫小技?所以,孔夫子的礼义治国,虽然显得博大,却是不够坚实。

　　他曾说过:能以礼让来治理国家,那还有什么困难?不拿礼来治国,空谈礼义又有什么意义?问题恰恰在于,礼让治国,如果没有“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作为基础,其本身就是一句空话。

　　假如孔夫子只是一个古代的学者,自然不能苛求于他,因为人的精力都相当有限。但作为政治家的孔子,或者说,作为孔夫子的治国方略,那么,就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致命弱点了。或许有人会以他在鲁国的治绩来为他申辩,然而,那“与闻国政三月”的实际成效,《史记・孔子世家》说的是:卖羊羔猪豚的不随意抬价;男女行路分道而走;遗留在路上的东西没人捡拾;从四方来到城邑的客人不必向官吏请求,全都给予接待,如同回到了家。如此等等,大致都属“礼义”之范畴,都是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业绩,说不准还只是一个“面子工程”。假如民不富,国不强,这种太平景象能否维持,大概也是未知数。

　　孔夫子栖栖惶惶地到处奔走而“天下莫能容”,没有一个君主想用他的一套去治国,未必都是别人的耻辱,其本身的致命弱点,无疑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在大张旗鼓地尊孔祭孔业已成为时髦的今天,我以为很有必要指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