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傅璇琮先生之[唐代科举与文学]初稿

评傅璇琮先生之《唐代科举与文学》初稿

学工办 吴财聪 优秀读书心得奖

前言：傅璇琮先生之《唐代科举与文学》在其《唐代诗人丛考》《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李德裕年谱》之后一九八六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有再版，略有修订1。傅先生供职于书局，事务繁忙，能有著作等身之成就，见其必勤奋有加。《唐代科举与文学》虽仅历二年而成，但有前诗人个案考证研究的基础，其考证精备严谨。由于本人学才疏学浅，未能对《唐代科举与文学》本身的史料、观点、考据勘校方法有甚多的建设性意见，仅能怀仰慕之心情，用加法去阅读，对《唐代科举与文学》及傅先生的研究风格和方法作泛泛之谈。惴惴不安，诚惶诚恐，恳望批评赐教。

内容简介：诚如作者所言：“想通过科举来展示唐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心理状态，以进而探索唐代文学的历史文化风貌2”，为了达到这一研究的目的，作者从总论唐代其士各科的情况入手，详细考证了李唐一朝科举考试科目的设置与演变，乃至各科试之内容总情况，尤指出“秀才、明法、开元法、道举等科，在唐代，就其重要性来说，都比不过进士、明经和制科”3，揭示了各科举科目在士人与世人心中之地位。总述之后，傅先生根据科举考试之一般程序而详论乡贡，乡贡为科举的初次选拔，“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4”，盖有学校与乡贡之轻重，以及由于各种因素之影响而出现的乡贡在地域上之轻重区分，如唐一代一度“同、华为利市”。考述“乡贡”之后而论“举子到京后活动”（第四章），从乡贡或学校中脱颖而出之举人到京城后（京都长安或东都洛阳），互通声气，结交名流，投行纳卷，希翼博得声名，好取功名。除此之外，尚有考试之手续，一为到尚书省报到，交纳文解家状，具结通保（举人互保与官员举保二种）。考试前举人还要参加一系列仪式活动，如四方馆受见，元日引见等。举人科举主要有明经、制举、进士，1

2 傅先生著作等身，文中所举仅为其八十年代早期的作品，所举兹为窥见《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写作路数。 傅璇琮 《〈唐代科举与文学〉重印题记》 载《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夏之卷

3傅璇琮 《唐代科举与文学》 第40页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下文所引皆为此版，故不详注。 4 《新唐书·选举志》 转引自《唐代科举与文化》 第43页

傅先生分章论述，广征博引，考辨各科目之考试时间、地点、内容、程序，以及试后授官等等诸细节。一般明经由礼部于春天持试，于礼部南院放榜。唐一代虽有些官方奖励明经之材料，但明经一直受到轻视。明经举者众而少，因其考试以帖诵为功，要求熟诵儒家经典注疏，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谓，这不仅表现在世人的观点与日常的生活上，而且在考试对待礼数上也有所体现。制举名目众多，天子自诏，殊荣甚隆，一经登第，即授官职。进士考试时间、地点与明经大致相同，但形式演变颇复杂，唐初进士只考策文，“到高宗后期，即武则天实际掌握政权时有了变化，这就是进士试由试策文艺一场改变为试帖经、杂文、策文三场，这种三场考试的办法，遂成为唐代进士试的定制”，每场定去留。科举制度中，进士为重，亦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故傅先生于进士试着墨最重，分别精考详述了进士试的试题与及第授官情况，进士出身与地区。或出身于县吏，或工商市井之家，或僧道，或由方镇幕府再应进士举的，或外国籍应进士举的，或出身于贫寒士人的，形形色色，其科举路之酸甜苦辣或殊或异；在地域上，进士分布广泛，唐玄宗开元年间，规定各州所送贡士多寡，虽后曰“必有才行，不限其数”，但上中下州人数多寡实有区别。

第九章对知贡举制度进行考证，从主持考试官员方面叙述进士的录取制度以及进士考试制度，可见李唐一代之考试制度没有赵宋一朝之严密，尚无锁院、誊录诸制度，知贡举之官员拥有非常大的任留取舍权。傅先生在程千帆先生的专著《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5一书的基础上，详述了进士纳省卷和投行卷的情况。放榜与宴集对进士而言最为春风得意，而傅先生此章的考辩亦最为精彩。放榜之时间、地点、放榜时之情景，金榜之书写等等细节皆有考证，放榜之后还须参与拜谢座主和参谒宰相等礼节与仪式，尚有曲江宴、杏园宴、慈恩塔诸多赏心悦目之宴集，文辞赋韵在此都有写就，落第者心酸泪苦之诗句于此亦多有佳话，科举与文学交集成高峰。成败荣辱，酸甜苦辣，悲欢离合。举子在京都成棚结党，在考场上舞弊的情形亦值一提。进士试作为中国中世之文官制度的核心，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傅先生考证了进士与文学，进士与社会的关系。傅先生在微观考证史实的基础上认为“在唐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进士考试时与诗赋无关的”，纠正了“所谓唐代进士科以诗取士促进唐诗5

66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版 傅璇琮 《唐代科举与文学》 第405页

的繁荣”的误解。傅先生认为进士科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正负作用皆有，不可一概而论。进士科对社会的影响首先是形成一个士人特权阶级，并使无数人因为要争相进入这一阶级而产生酸甜苦辣的士人人生道路与士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风貌，另外还对避讳、相卜与娼伎等方面产生影响。傅先生还考述了学校与科举，吏部铨试与科举，论述了举人在进士试之后的多样人生。这一方面在本书中研究尚未全面，傅先生准备在完成《唐代科举与文学》后，准备做两个专题研究，一是节镇幕僚，二是翰林学士。他说：“唐代的社会的两类知识分子，一属于知识分子的高层，即翰林学士„„这是虽以文采名世而实为政治型的知识阶层。而另一类在节镇幕府任职的文士，则是数量众多，情况复杂。7”傅先生之《唐翰林学士传论》之算是《唐代科举与文学》后续之作。

本人不惜笔墨于上文介绍傅先生之《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内容与行文结构，以及先生相关的著述，无非是让读者对《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风格与路径有大致的理解。下文主要谈及本人对《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学术风格。

文史互通与诗史互证

中国学术传统尚博通轻专一，古典时代时期虽有经、史、子、集之分，但是据罗志田先生之考证，四库提要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与其说是古典学术的分科，不如说是古典时期的图书分类的方法。在近代的学科体制背景下将文史互通与诗史互证发挥得淋漓尽致莫过于陈寅恪先生。陈先生之巨著《柳如是别传》，通过对柳如是、钱谦益两人诗文的释证，不仅“窥见”了柳、钱两人的“孤怀遗恨”，而且还从遭受残阙禁毁之余的诗、文篇章之中，辨析出了被“讳饰诋诬”了的柳如是之身世，以及明末清初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详细始末，从而充分显示了诗文的史学价值。傅先生作为陈先生的后辈学者，对陈先生的史学方法深有感悟，也极力跟随陈先生之研究路径，且学有厚获9。傅先生为专门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故对于古典诗文信手拈来，而唐科举乃文人诗人之科举，文人诗人留下的诗文中关于科举的不可胜数，很多是正统史书中7

88 傅璇琮 《序》 《唐方镇文职僚佐考》戴伟华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1月版 傅璇琮 《唐翰林学士传论》 辽海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

9 本人所见，傅先生有两篇专门的论文论述陈氏史学，一为《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兼谈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 》，一为《陈寅恪思想的几点探讨》。本人所见两篇文章均载于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文中对陈氏史学的评价，颇有独到之处，超出其时人之人士。

无法挖掘到的史料。对于文人的人生冷暖和内心深处的酸甜苦辣是以记载帝王将相为主的史书无法顾及的，也难于记载着真实具体。诗文乃文人写自身所历所想之事，人生沉浮，人心冷暖，故真实、生动、包含感情。诗文史料的大量使用也使傅先生的学术论文不仅带来理性的探索，更有诗文的艺术性享受。本人读《唐代科举与文学》的读书笔记多为傅先生所引用的古典诗句。傅先生盛赞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等前辈学者一样10，认为其是“学术理性与文学精神的会通”。当然这一称赞更另有所指，下文将提及。这里仅随便指一例，傅先生为了考证进士放榜之时间，所引诗歌：朱庆余《省试晦日与同志昆明池泛舟》“周回余雪在，浩渺暮云平”；司空图“粉闺深锁唱同人，正是终南雪霁春。闲系长安千匹马，今朝似缄六街尘”；权德舆“三月韶关处处新，九华仙洞七香轮”；岑参“正月今欲半，陆浑花未开。出关见春草，春色正东来”；许浑“犹以西都名下客，今年一月始相逢”；伊璠“十年辛苦一枝桂，二月艳阳千树花”；黄滔“桂苑五听榜后，蓬山二月看花开”；晚唐曹邺“长安孟春至，枯树花亦发。忧人此时心，冷若松上雪”等等，不一一而足11。傅先生根据这些诗句所提到的时间词汇或景物描写来考证进士试放榜的时间，诗与史互证，使得严密繁琐的考证亦能带给读者艺术的享受。诗句之外，傅先生还从唐人笔记，甚至唐代新传奇小说中收集史料，如《玄怪录》、《续玄怪录》、《独异志》、《博异志》等，总集如《太平广记》。这些传奇小说的引用也传奇小说也是陈寅恪先生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善于从传奇小说中发现历史，代表者如《读崔莺莺传》。在《论再生缘》开篇陈氏即夫子自道：“寅恪少喜读小说，虽至陋至鄙者亦取寓目12”，恐这一点傅先生也受到陈氏之影响吧。浦江清认为：“它（唐传奇文学）的兴起是因为唐代的举子们好游狭斜，体会出男女爱悦的情绪，以写宫体诗的本领来写小说，而同时这些举子们干谒名公巨卿借虚造德故事来练习史传作为“行卷”文学的一种”13。可见传奇小说史料的挖掘对“科举与文学”这样一个题材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传奇小说的使用也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当然传奇小说史料应用的难度大，某些处恐欠妥，但是这些史料为很多论据之一，10 参见傅璇琮 《文化意识与理性精神》 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版第十卷第4期

11 参见《唐代科举与文学》 第289-292页

12 陈寅恪 《寒柳堂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版 第1页

13 《浦江清文录》 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第185页

并不关文章的结论和推论。从引用的众多史料中可以看出傅先生对考证史实的重视，傅先生甚至被视为乾嘉学派之余绪，虽未免偏颇，但也足见其对史料的重视。当我们将傅先生这一学术风格置于90年代以前的学术气氛中，不难理解当初其被主流学术抛弃之缘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傅先生编成《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80年代有《唐代诗人丛考》，后又《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组织编纂《唐才子传较笺》，有学者称傅先生的学术思想为“实学研究与文化探索”，认为“（1）璇琮先生将实学视作学术研究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一种方法；（2）很早就将这种方法用于自己的学术实践；（3）而且在意识中希望能够用它来起到反拨一时学风的作用”14。虽然在《唐代科举与文化序》中傅先生说：“基于一定的考虑，我决定本书采取描述的方式，而不是主要采取考证或论证的方式。”但是在书中我们仍然看到傅先生为了将自己的描述建立于可靠的历史事实之上，大量地爬梳各种史料，对于细节进行孜孜不倦的考证，弥足让人感动。对这些细节的契而不舍的追求使读者冥思游想，如身临古人之境。如傅先生考述放榜一章将放榜的时间、地点、进士榜的颜色、书写、看榜的情景都作了精备的考述。在对细节的追求的同时，也包含着对宏观的关照。如前所述，书中有述，《唐代科举与文学》论及了制度、文学、社会诸多方面，一些宏观方面的见解颇有独到之处，这是傅先生继承陈寅恪先生之文化史观结果。

制度史与文化史

“科举与文学”这个题目实际上是跨学科的研究，科举属于政治制度史，文学属于文学的领域。实际上，在上世纪八十来代，这个题目是非常不容易的。诚如傅先生所说；“运用这种综合的方法，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以唐代的科举与文学来说，首先遇到的是现有的成果极少。唐代文学的研究，可资利用的成果还比较多一些，科举的研究几乎需要白手起家。„„研究唐代的科举制，还不得不以一个半世纪前写成的《登科记考》作为基本的材料。因此，我努力从头建立资料的基地，这是研究的出发点。”对傅先生来说，能资直接参考的著述恐怕只有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尽管在当时这样的学术基础之上，傅先生闯入了制度史这一领域，但是他不仅成功地考述了唐科举制度14 《实学研究与文化探索——傅璇琮先生的学术思想》 刘石 载《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

的演变，科举与文学的关系，而且还给我们展示了包括相关的社会风气、知识分子的生活境地和心态等等活生生的历史侧面。《唐代文学与科举》出版二十年后，新一代的宋制度史学家邓小南教授呼吁建立一种“活”的制度史15，晚清制度史学者关晓红老师认为：“章程奏议固然是研究学部的重要依据，但是制度条文与常情变态之间往往存在明显差距，必须探讨各项宗旨、章程、政策、措施的制定、讨论、实施及调整，显示制度化和组织化逐步实现的背景、过程及结果”。这些呼声都是要求突破制度条文的简单堆砌和静态的、平面的研究，使制度史的研究成为立体化的研究，在制度的框架中构建我们可见“人”的历史，可见活生生的历史人你来我往，人沉浮得失之故事，人喜怒哀乐之情感的历史。然而傅先生已经很成功考述了一群科举士人在当时大文化氛围下的人生处境与心态。这是“一种文化史的批评17”的史学方法。

傅先生虽在一些观点上不苟同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如在牛李党争问题上。但是傅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研究路数无疑是最为推崇的。他在《一种文化的批评——兼谈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中这样评价：“陈寅恪有个基本的观念，就是首先要从大的文化背景来考察社会人的行为，包括他们的文学创作”，又“正由于陈寅恪所持的是文化史的批评的观点，所以对作家的言行往往能从多种角度进行思考。18” 对这种文化的批评方法，傅先生还称之为“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罗宗强先生和陈允吉先生认为这也是傅先生实践的重要史学方法论，分别称之为“文学的社会历史学研究”和“文学的历史文化研究”1916。我们现在对陈寅恪的“文化史观”颇为熟悉，且看陈寅恪《王观堂挽词》序：“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为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可见陈寅恪的文化观是一种大文化观，将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视为文化所依托表现者，要了解无形之文化，必深究文化之表现形式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诸层面。对傅先生的“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产生影响的还有闻一多先生，他认为：“闻先生15

16鄧小南《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為例的點滴思考》浙江學刊 2003年第3期 關曉紅 《晚清學部研究》第25頁 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17 “一种文化史的批评”，是傅先生对陈寅恪先生史学方法的总结核心，参考傅璇琮《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兼谈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载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 18傅璇琮《一种文化史的批评——兼谈陈寅恪的古典文学研究》载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

19 参考张仲谋 《试论文化学的批评方法——读傅璇琮》 载《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

所作的似乎只是专书整理，实际上他所要努力触及的是‘时代背景’与 ‘意识形态’，也就是整个时代的历史文化。20”对傅先生这一研究路数的形成还有影响的是丹纳的《艺术哲学〉，丹纳主张“研究文学确应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罗宗强先生评《唐代科举与文学》：“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则纯粹是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的范例，它从一个侧面非常生动地展示了有唐一代士人的文化心态”，“由精深而入于博通21”。从某种意义上傅先生的大文化史观中科举与文学同属于大文化的范围，而这种史观使得《唐代科举与文学》中的制度史部分充满诗意和情感，使文学部分充满理性的探索。

如果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唐代科举与文学》在“空前”之上，那么它绝不是“绝后”的。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之后有众多的相关研究都走上了傅先生的研究门路上来。且不说这些成果水平如何，因为学术研究更关键的是深厚的功底，和孜孜不倦的爬梳史料，考证史实的基本功夫，但是这些成果至少证明了傅先生的研究模式得到了学界的首肯。其中有兰州大学中文系王勋成教授之《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二00一年四月版）；罗龙治之《进士科与唐代的文学社会》22；薛亚军之《唐代进士与文学》；祝尚书之《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6年版）；杨波之《长安的春天：唐代科举与进士生活》（中华书局 2007年版）；林岩之《北宋科举考试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版）；何仲礼之《科举与北宋社会》（商务书馆 2006年版）等等不一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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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傅璇琮 《闻一多与唐诗研究》 收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 第342页 罗宗强 《舍易就难 舍热就冷——谈傅璇琮》 载《读书》 1990年第10期 22 此书没有出版，为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生毕业论文，指导教授傅乐成先生，中山大学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