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誉参半傅斯年

　　他是“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副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翻领ABC衬衫，不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哔叽西装，那副容貌，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帕，揩抹他的汗珠”。

　　他就是傅斯年。

　　

　　“人物”傅斯年

　　

　　有人说，他与胡适一样，是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复杂人物；也有人说，他是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个敢在老蒋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家伙。而傅斯年也姑妄言之：“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他也真胆大妄为：竟在一份关于蒋介石欲为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局案）说情的绝密件上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

　　傅斯年对蒋介石忠贞不贰，最终上了他那条船，漂零到孤岛上，他赍志而殁，站着死在台湾大学校长席上。如今他木墓高拱已半个世纪，对祖国大陆读者言及“傅大炮”，或许会冒出“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惊诧。但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谁能说他不是个“人物”？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江西永丰人，生于山东聊城。家世颇显赫，祖上傅以渐是清朝第一任状元，荣登清宰辅位，故聊城的傅宅被称为“相府”。其父傅旭安系光绪二十年的举人，曾任山东东平县龙山书院院长，英年早逝。傅斯年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知名度颇高的学者、社会活动家。不过，自40年代末，他便成为祖国大陆文化界不受欢迎的人物。究根，他是国民党政治官僚的“帮忙文人”，既深且久，让人无法欢迎！

　　

　　时危始识不世才

　　

　　“九一八”事变，北平学者集会，谴责日军侵华罪行，傅斯年即席讲演，首倡“书生何以报国”的话题，唤起了民众的觉醒，众人纷纷各抒己见。当时，日本为寻找侵华的借口，利用御用文人写文章，杜撰“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版图之所有。为驳此谬说，傅斯年主持并邀史学界同仁，挑灯夜战撰写《东北史纲》。一面驳斥日本侵略者指鹿为马的胡说，以正视听；一面让国人了解东北历史，激发国人的爱国激情。同时，他又委人将《东北史纲》主要部分译成英文，递交给“国联”，使“国联”作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共认之事实”的结论。

　　抗战开始了。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西南联大”的方案是傅斯年提出的。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重庆，傅斯年高兴得成了疯子，在大街上一手拎酒瓶喝酒，一手把帽子挑在拐杖上乱舞……

　　抗战胜利后，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胡适在美未归，由傅斯年代理。傅斯年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的教员的，复元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容庚即在此列，曾遭到傅的大骂。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1945年6月2日，傅斯年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联合国民党和民主党派的黄炎培、章伯钧等7人，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正式提出访问延安。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复电，对其以国家利益为怀的精神表示钦佩，并欢迎。7月1日，傅斯年一行6人在王若飞的陪同下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到机场迎接。傅斯年与毛泽东是20多年前的北大旧识，傅在他的《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列举全国六大“最有价值”刊物中，就有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在谈到五四运动时，毛泽东称颂傅的贡献，傅则以陈胜、吴广自况，说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毛泽东报之以微笑，并未作正面回答。傅向毛泽东索墨宝，毛泽东遵嘱慨允，条幅上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人咏史诗一首书呈孟真先生毛泽东”。

　　毛泽东还附一亲笔信：“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间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敬颂旅安毛泽东上七月五日”。此物均藏史语所傅斯年档案中。

　　

　　弃“国故”而创办《新潮》

　　

　　称傅斯年的才干“百里挑一”绝不为过。他5岁进私塾，11岁读完十三经。乡邻皆知他是出口成章、下笔成行的神童。读小学堂时，家境不好，有些同学常送他烧饼请他代写作文，以至于先生跟他开玩笑：“傅老大（据兄弟排行称），你是不是又拿文章换人家烧饼吃了。”

　　他年甫12，远离故土，负笈津门。191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预科乙部（经史），与顾颉刚、沈雁冰、俞平伯、毛子水同窗。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成为刘申叔、黄侃等国学大师们物色的“衣钵传人”。

　　孰料，傅斯年在胡适的引导下，毅然弃下“国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

　　1918年傅斯年与罗家伦创办《新潮》杂志，担纲主编，请胡适作顾问。校长蔡元培支持，月拨2000元作经费。1919年元旦创刊，“发刊旨趣书”由傅斯年执笔，宣称今日的北京大学，已经“脱弃旧型入于轨道”，不再是培养“一般社会服务之人”，而是以“培植学业”发展学问为目的……创刊号出版后反响十分强烈，重印三次，印数达1.5万册之巨。有评论说，这个追步《新青年》的《新潮》，“表现得甚为突出，编写皆佳”。

　　

　　一身“才气”“痴气”

　　

　　傅斯年一生颇自负，天马行空，因对蒋忠贞不贰而获谤议，本属理所当然，但对他于社会之贡献似已成共识：他树立史料学派大旗，其《性命古训辨证》可为传世之作；创办中研院语言所，惨淡经营20年，成绩卓著；出任北大代理校长，重建战后北大和执掌台湾大学。

　　在用人上，他打破人情、地域观念，不讲背景，唯才是举。他有句名言：“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对部属管理甚严，大学毕业生到研究所，先关门读3年书，第四年才准许你发表文章。一次，他发现一位年轻助研冬天好晒太阳，不刻苦。某日，他有意堵在门口，不让其出门，不客气地说：“你昨日已晒够了。”他注意在小节上培养部属的节操，一见有人用公家信笺写私信，马上发布告告诫。他严于律己，南京夏天燠热，他人胖，烟瘾又大，在阅读北宋刊的《史记》、《敦煌卷子》等珍贵资料时，坚持不开电扇，不抽烟，精心保护。他对下属生活十分关心，事必躬亲。抗战时，史语所迁在四川李庄山坳里，供给困难。他亲自给专员写信“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有人说他脾气来了，是炮，温柔起来，像猫。有个半真半假的笑话，在南京史语所时，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先生发脾气，说他上午发了脾气，下午某杂志送来一笔稿费，他就一股脑儿送给老裴买酒，人情味很浓。抗战时在昆明，陈寅恪住三楼，他住一楼。每次警报一响，大家“入土为安”，往楼下防空洞跑。而他却上三楼把患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来，一起进洞。在台大当校长，他常去光顾夜市馄饨摊子；蹲在马路边上研究地摊上的象棋残局；给小书店写招牌。他给台湾大陆书店写条幅：“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谐趣百出。

　　

　　立志从教终其一生

　　

　　早年在北大读书时，他立志以从教终其一生，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1948年11月，傅斯年在坚辞未果的境况下，接任台大校长职务。台大本是台北帝国大学前身，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家属子女大量拥入，要在台大就读，人员关系复杂，经费短缺，一堆烂摊子。但傅斯年精心筹划，锐意革新，使学校很快走上正轨。他将“敦品、励学、爱国、爱人”立为校训。

　　1950年12月20日，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在一次大会上侃侃而谈自己的办学方针和理想，言毕，突然昏倒，不再醒来。傅斯年逝世后，官方人士宣布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有位记者错把“弃世”听成“气死”，消息传出去，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要求说明事情的经过，后来警察出动，经多方劝说，风波才平息。

　　12月31日，傅斯年追悼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有5000余人参加。蒋介石亲临致祭。

　　

　　（新华摘自2006年4月27日《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