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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经》时代的社会经济考略
王 宁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
我国先秦古籍完整流传到现在的实在不是很多，这其中《山海经》毫无疑问是属于最古老、最奇特的一种，历来使用、研究它的也不乏其人，但是都没有真正触及到它的实质，主要原因是一直没有弄明白三个最主要的问题：
1．它的制作时代及作者。
2．它记述的地理位置。
3．它记述的时代。
首先要说明的是，《山海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前面的《山经》部分，一部分是后面的《海经》部分，这两部分本来不属于一本书，它是两本各自单行的古书，《山经》全称叫做《五藏山经》，《海经》部分原名叫做什么现在不能确知，何幼琦先生认为就是《史记·大宛列传》中提到的《禹本纪》[1]，笔者比较赞同这个说法，这两本书的制作时代不同，作者不同，实在不能把二者放在一起的，但因为二者都有语怪和记述地理的相同性质，所以才被拉郎配合编在一起，合编的人就是汉代的校书大家刘向、刘歆（刘秀）父子。有人会说《史记·大宛列传》里，有这样的话：
“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认为司马迁时代就已经有了《山海经》，因此司马迁能看到。其实这个说法很靠不住，《论衡·谈天》曰：
“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高三（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于（相）辟隐为光明也，其上有玉泉、华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谓之虚也。昆仑之高，玉泉、华池，世所共闻，张骞亲行无其实。案《禹贡》，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载，不言昆仑山上有玉泉、华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经》、《禹纪》，虚妄之言。凡事难知，是非难测。”
这里面两次提到太史公的话，都说是《山经》而不是《山海经》，故黄晖《校释》云：
“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史记》今本作《山海经》，误。《汉书》、《前汉纪》并述史公此文，而无‘海'字，与《论衡》合。《山经》、《海经》两书，《海经》后出，史公只见《山经》，故《后汉书·西南夷传论》亦称‘山经'，仍沿旧名。毕沅《校山海经》曰：‘合名《山海经》，或是刘秀所题。'其说是也。”[2]
但是黄说“《海经》后出”则误，其实《海经》是最古老的，它的产生时代远远早于《山经》。
笔者认为《海经》（《禹本纪》）是夏朝遗民的作品，因为夏朝没有文字，所以它本来只是图画，要配合专业巫史的口头解说才能明白和流传的“图书”，因为夏人祖禹，故名《禹本纪》。直到春秋时期才由通于文字的巫史把口头解说记录下来，图文并茂。因为口头解说的差异性很大，而且巫史之间的专业水平也很不一致，所以此书就产生许多版本，其中司马迁看到的那个就是一个版本，而《淮南子·地形训》等篇中使用又是另一个版本，到了刘向、刘秀之时，才汇集诸本加以汇校，又把《五藏山经》与之合编，形成了一个十三卷本《山海经》，《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山海经》就是十三篇，其根据的是刘歆（秀）自著的目录学著作《七略》。到了晋代郭璞为《山海经》作注的时候，把他搜集到的一个更古老的《海经》版本即《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实际上也应该是四篇，因为残缺过甚被混编为一）附上，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十八篇本的《山海经》[3]。
《海经》既然是夏人的作品，它记述的内容当然应该与夏人有关，笔者认为《海经》记述的时代是上自黄帝下迄于夏末，最晚的事件和人物是汤伐夏桀；它记述的地理范围是以今山东省为中心、渐及其周边地区，而这个范围正好是夏王朝故国的疆域范围，所以笔者认为：
“《海经》即《禹本纪》，是一部流落到楚地的夏朝遗民用图画加口头解说著作的史书，它记述的是夏王朝故国（今山东省境内）的山川地理、方国异物和自黄帝以迄夏末的历史传说，在先秦时代流传很广，影响较大。如果说卜辞是研究殷商历史和文化的途径的话，那么，《海经》则是研究夏代历史和文化的门户和钥匙，它可以帮助我们对夏代的地理、历史和文化有一个整体的认识。”[4]
在考古学上，《海经》记述的地理与时代相当于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后期和整个岳石文化时期，而龙山文化已经被普遍认为相当于历史中的五帝时代[5]，而岳石文化“经碳14测定并经校正的年代又多在文献记载的夏代纪年范围内，因而大部分岳石文化遗存的年代应相当于夏代”[6]，所以对《海经》记述的内容做一番全面的考察，对研究五帝时代特别是夏代的历史当大有裨益。本文即根据《海经》本文来探讨一下其记录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要说明的是，《海经》的文字是周代人记录下来的，其中不免带有周代的语言的色彩，比如称其中的氏族部落为“国”、为“民”，这些是应该特别注意的。
一、自然采集
在殷商时代以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炎热，森林广布，河流纵横，沼泽湖泊星罗棋布，动植物种类繁多，自然物产十分丰富，胡厚宣根据对卜辞的研究之后认为，殷商时期“森林草原广布于黄河流域之地，麋、鹿、兕、象、犬、豕、虎、狐、隹、雉之类，往来出入于其间。凡此皆殷代气候远较今日为热之证也。”[7]《海经》中记录的动物有犀牛、兕、象、巴蛇（巨蟒）、麈、凤鸟（雄孔雀）、皇鸟（雌孔雀）等等现在在热带、亚热带才有的动物，说明当时的黄河流域的气候的确和今天云南一带很相似。在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下，人们的生存环境是相当好的。
根据《海经》的记录，当时的时代是自然经济的渔猎和农耕并存的时代，其中有一部分人群仍然依靠纯自然经济生活，如：
《海外西经》：“此诸夭(沃)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在四蛇北。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
《大荒西经》：“有沃(民)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
《大荒南经》：“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谓巫臷民。巫臷民盼姓，食穀，不绩不以服也，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
这些人群是依靠优越的自然条件，不需要太多的人工劳作，采集自然所生的产品即可满足他们的衣食需求，其中所说的“百谷”应该是天然自生之物，因为《大荒南经》明确的说臷民之国是“不稼不穑”的。这样的人群大约仍然生活在比较天然的原始状态，他们的生活环境交好，天然食物来源丰富，因此不需要辛苦劳作即可生活，所以被认为是乐土。
当时采集自然植物的叶、花、果是人们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记载一些物产丰富的地方如平丘、嗟丘等等，常常要说“杨柳、甘柤、甘华，百果所生”或“百果所在”，这是被当时人当作食物的组成部分的东西。如：
《大荒南经》：“又有人方食木叶。有不死之国，阿姓，甘木是食。”
《大荒南经》：“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维宜芑苣，穋、杨是食。”
《大荒东经》：“中容人食兽、木实。”
这些甘木、杨、木实应该都是来源于自然采集所得。在岳石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莲子和野生植物的种子，但是现在一般认为，到了岳石文化时期，采集手段只是作为农业的补充[8]，并非是主要的食物来源。
二、渔业
《海经》记述的地理范围之内有东西南北四个海，四海之内河流、泽薮众多，靠水而居的国族很大一部分食物来源就是渔业，故其记载许多国家是“食鱼”甚至“衣鱼”，如：
《海外南经》：“讙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
同上：“长臂国在其东，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一曰在周饶东，捕鱼海中。”
《海外东经》：“玄股之国在其北。其为人衣鱼、食鸥，使两鸟夹之。”
《大荒南经》：“有人名曰张弘，在海上捕鱼，海中有张弘之国，食鱼，使四鸟。”
《大荒南经》：“有人焉，鸟喙有翼，方捕鱼于海。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维宜芑苣，穋杨是食。有驩头之国。”
《大荒北经》：“有无肠之国，是任姓。无继子，食鱼。”
《大荒北经》：“有人，方食鱼，名曰深目民之国，昐姓，食鱼。”
《大荒北经》：“有继无民，继无民任姓，无骨子，食气、鱼。”
说明当时渔业是人们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在龙山文化时代，渔业捕捞已经比较发达，遗址中出土的“陶、石网坠、骨鱼镖、骨鱼钩是主要的捕捞工具，源远流长的‘竭泽而渔'的传统捕捞方法仍在使用。经发掘的遗址大都存在鱼骨、鱼刺、鱼鳞、蚌壳、蛤壳等水生动物遗骸，表明水生动物构成龙山文化人们食物链的一部分。”[9]
而根据《海经》的记载，当时舟、船已经发明了：
《海外东经》：“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
《大荒北经》：“卫丘方员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
《海内经》：“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
舟、船的使用也是渔业发达的标志之一，可以想见当时的渔业在捕捞工具和方式上已经和今天的渔业十分相似了。
三、狩猎
上古时期，狩猎是人们重要的食物来源，也是主要的生活方式之一，《海经》时代也应不例外。《海经》记述的地域内动物种类和数量繁多，文中常说“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海经》记载许多国族“食兽”、“肉食”或以鸟、蛇等动物为食：
《海外南经》：“臷国在其东，其为人黄，能操弓射蛇。”
《海外东经》：“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
《海外东经》：“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竖亥北，为人黑首，食稻使蛇。”
《海外东经》：“玄股之国在其北。其为人衣鱼、食鸥，使两鸟夹之。”
《大荒东经》：“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
《大荒东经》：“有司幽之国……食黍食兽。”
《大荒东经》：“[有人]于（扜）兽，方食之，名曰摇民。”
《大荒南经》：“有人食兽，曰季釐。帝俊生季釐。故曰季釐之国。”
《大荒南经》：“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国，桑姓，食黍，射蜮是食。有人方扜弓射黄蛇，名曰蜮人。”
《大荒北经》：“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
《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
这种食兽、食肉、食虫蛇的记录，应该是狩猎的活动结果的体现，当然这些兽或肉中也可能有一部分来自于畜牧饲养，但是蛇、鸥、蜮之类的动物显然不能是家养的，是该国人用弓箭来射杀取得，显然也是原始狩猎活动，当时弓箭的普遍使用为狩猎活动提供了保障。
《海经》记载了许多动物，据张岩统计，“《海经》中大致有46种有介绍文字的鸟兽鱼虫，有形态介绍者38种”[10]，这种对动物的丰富认识显然来自于渔猎活动。要提出的是，《海经》时代的许多国族有驯养鸟兽的本领，如《海外东经》说“玄股之国在其北……，使两鸟夹之”，《海外东经》说“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海外北经》说“聂耳之国在无肠国东，使两文虎。”特别是有些国族有役使多种大型猛兽的能力，其中最常见的是“使四鸟：豹、虎、熊、罴”：
《大荒东经》：“有妫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
《大荒东经》：“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
《大荒东经》：“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兽，是使四鸟。”
《大荒东经》：“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
《大荒东经》：“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
《大荒东经》：“有国曰玄股，黍食，使四鸟。”
《大荒南经》：“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
《大荒南经》：“有人名曰张弘，在海上捕鱼，海中有张弘之国，食鱼，使四鸟。”
《大荒北经》：“有叔歜国。颛顼之子，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
《大荒北经》：“有北齐之国，姜姓，使虎、豹、熊、罴。”
《大荒北经》：“有毛民之国，依姓，食黍，使四鸟。”
时至今日，豹、虎、熊、罴也不是家畜之类（虽然有人把它们当作宠物饲养），除了在马戏团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听从人的号令之外，很少能有人役使它们，但这些国族都可以做到，可见当时人们驯捕野兽的能力是相当高的。但为什么称它们为“四鸟”不可得知，役使它们作何用亦不能明。《史记·秦本纪》载帝舜时即有大费（栢翳）“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而《海经》中能使四鸟的国族多为帝俊之后，帝俊即帝舜，可见《史记》所言是有事实作为依据的。
但总起来说，《海经》中记载狩猎的内容与农业的内容相比少得多，这是因为从龙山文化时代开始，“由于农业和饲养业得长足发展，渔猎已不是保障生存所比不可缺少得经济活动，而成为一种消遣性的、对经济生活起补充作用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活动。”[11]只是还有些国族仍然是依靠渔猎为生的。
四、畜牧业
畜牧业是渔猎生产的衍生和发展，龙山文化时代畜牧业已经相当发达，张学海认为龙山时代“家畜家禽饲养发达。‘马牛羊鸡犬豕'六畜齐备，以猪最多，狗次之，牛羊又次之，鸡、马较少。”[12]到了岳石文化时代，畜牧业更加进步，“动物考古学家曾对泗水尹家城岳石文化的动物骨骼进行了鉴定，发现家畜类所占比例比龙山时代有了大幅度增加，而野生动物却明显减少，畜牧业已成为仅次于农业的主要食物来源。”[13]在《海经》中关于畜牧的活动记载不多，最为著名的就是王亥仆牛的故事：
《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而(黍)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伯]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是此困民]。”
这个故事也见于《竹书纪年》、《周易》、《楚辞·天问》等典籍，《海经》所言王亥只有仆牛，但《天问》却说他“胡终弊（宾）于有扈（易），牧夫牛羊”，《周易》里也说“丧羊于易，无悔”，“丧牛于易，凶”，可见王亥是牛、羊都有的。王亥是商人的著名先公之一，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大规模的畜牧业，有许多国族是靠畜牧来维持生活的。
在龙山、岳石文化时期饲养最多的猪（豕）、狗（犬）在《海经》中没有太多的体现，但说有些动物象猪（豕）或狗（犬），《海内经》说到“有封豕”，封豕就是大猪，还有《海外西经》记载的“并封”，说它“其状如彘”；《大荒西经》说到“有赤犬名曰天犬”，《海内北经》说“蝟[狗]状如狗”，《海内经》还记载了一种动物叫做“菌狗”，说明当时人们对豕（猪、彘）和狗（犬）是比较熟悉的。
比较独特的是《海经》对马类记述的不少，而且种类很多，如：
《海外西经》：“奇肱之国在其北，……乘文马。”
同上：“白民之国……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
《海外北经》：“北海内有兽，其状如马，名曰騊駼。有兽焉，其名曰駮，状如白马，锯牙，食虎豹。有素兽焉，状如马，名曰蛩蛩。”
《海内南经》：“旄马，其状如马，四节有毛。在巴蛇西北，高山南。”
《海内北经》：“有文马，缟身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寿千岁。”
《大荒南经》：“有青马，有赤马，名曰三骓。”
《大荒南经》：“有南类之山，爰有遗玉、青马、三骓。”
在古代马这种家畜主要是作为交通运输的工具，对马类的记载如此丰富，说明当时的交通运输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
根据卜辞的记载，殷商时期畜牧业十分发达，主要的家畜有马、牛、羊、猪、犬、象，其中象在现在的黄淮流域已经绝迹，殷商时代黄淮流域尚多，而《海经》中也记述到象，如《海内南经》说“巴蛇食象，三岁出其骨”，《大荒南经》说苍梧之野有象，《海内经》说“有朱卷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可见《海经》记述的时代，山东及其周边地区也是有象这种动物，但没有说将它当作家畜来驯养的。
五、交通运输
根据《海经》的记载，车、舟都是出于奚仲父子之手：
《海内经》：“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
这是记载奚仲的父亲番禺发明了舟，奚仲的儿子吉光发明了车，与后世“奚仲始作车”、“共鼓、货狄作舟”（并见《世本》）的记载不完全相同。但是《海经》的时代舟（船）、车的确已经在使用了：
《海外东经》：“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
《大荒北经》：“卫丘方员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
舟楫的发明，在当时河流湖泊众多的生活环境中具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特别是为的渔业生产和交通提供了便利。
徐中舒、唐嘉弘认为：“夏代不仅没有文字，也没有两轮大车”[14]，但历史的记载不是如此，古书记载夏代的奚仲已经发明了车，如《说文》：“车，舆轮之总名，夏后时奚仲所造。”《海经》则认为是奚仲的儿子吉光造了车，说明当时的确已经有了车。同时，《海经》中还有“乘两龙”的记载：
《海外南经》：“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
《海外西经》：“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
《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
《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
《海内北经》：“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
这个“乘两龙”显然是由当时已经有“乘两马”的情况演变而来的。这里面的“乘”不是骑乘而是驾乘，就是用马拉车，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骑乘两匹马，商代的马车就是一车驾乘二马。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夏后启在“乘两龙”的同时还“云盖三层”，“云盖”应是建在车上的车盖，所以可以说《海经》时代不仅有了车，还有了驾乘二马的马车。配合《海经》中记载的马类较多的情况，说明当时交通比较发达，人们对车马的重视。
正因为当时的交通发达，《海经》中记载的可“乘”的动物不仅仅是马，还有其它的动物，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如：
《海外西经》：“奇肱之国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乘文马。”
又：“龙鱼陵居在其北，状如貍。一曰鰕。即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
又：“白民之国在龙鱼北，白身被发。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寿二千岁。”
《海内北经》：“有文马，缟身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乘之寿千岁。”
又：“林氏国有珍兽，大若虎，五采毕具，尾长于身，名曰驺吾，乘之日行千里。”
《海经》中还记载了王亥的故事，《吕氏春秋·勿躬》言“王冰（亥）作服牛”，《世本·作篇》言“胲（亥）作服牛”，服牛就是驾乘牛车，即《周易·系辞下》所谓“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所以很可能《海经》的时代也有牛车作为运输工具。
另外，笔者很怀疑当时也有骑马的交通方式，证之者，《海内经》云：“有钉灵之国，其民从膝已下有毛，马蹄，善走。”人长马蹄子不可能的，这显然是骑马这种情形的神异化，因为当时人们常见的交通方式是乘车驾马，而钉灵人是骑马，与众不同，所以才有这样的异传。
六、农业
张学海云：“龙山文化是一支稳固定居的农耕文化，总体经济发展达到海岱文化区的空前水平，处于全国同期各文化经济发展的前列。”[15]方辉认为：“我国先民进入农业定居社会大约始于一万年前，到了岳石文化时期已经有了六千年的积累，农业发展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平。”[16]从《海经》的记载来看，当时的农业的确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已经是人们主要的食物来源。
（一）作物种类
在龙山文化时期，“粮食作物以粟、黍等旱地作物为主，也普遍种植水稻。”[17]到了岳石文化时期，“包括稻、粟、黍、小麦和高梁在内的主要农作物都已有种植，其中稻、粟是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18]《海经》时代人们已经有了“五谷”和“百谷”的概念，如：
《海外北经》：“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
《大荒东经》：“（东北海外）百穀所在。”
《大荒南经》：“有南类之山……百穀所在。”
“谷（繁体作穀）”应当是古人对农作物的一种统称，《说文》：“谷，续也，百谷之总名也”。五谷是指麻、黍、稷、麦、豆（菽）；所谓“百谷”则是统指所有可供食用的农作物。《海经》提到的农作物主要是黍、稻、菽、稷四种，如《海内经》：“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其中菽就是豆类，没有说麻和麦，但《海内经》说建木“其实如麻”，可见当时人们对麻已经很熟悉。
《海经》中记载的国族食“黍”的最多，妫国、司幽之国、白民之国、黑齿之国、玄股之国、三身之国、蜮民之国、叔歜国、毛民之国等都是食“黍”；黑齿国还食“稻”；巫臷民食“谷”，焦侥之国“嘉谷是食”，古人只把禾、黍称为“嘉谷”。黍是产粘米的禾类，稻就是今天所说的水稻，另外，《大荒南经》说驩头国“维宜芑苣，穋杨是食”，据《管子·地员》所载，芑字或从禾，是黑茎黑秀的禾类；苣或作秬，是一种黑茎青秀的禾类；穋是一种早熟的禾类，可见当时的禾稻已经有许多不同的品种。菽是豆类作物；稷也是谷物，被称为“五谷之长”，古来对它到底是哪一种谷物争论颇多，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认为稷就是高梁。
本来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农作物，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在普遍种植，在殷墟卜辞中的“来”、“麦”都是指麦子，说明殷商时代也在大面积种植，而在《海经》中没有提及，这是很奇怪的。
（二）农作方式
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工具由石、蚌、骨制作，以石质农具为主，石农具基本上磨制，农具种类有石镢、石铲、石刀、石镰、蚌铲、蚌镰、蚌刀、骨铲、骨镰等，农具总量和石质农具比大汶口文化明显增多。有人认为龙山文化的玉‘牙璋'是祈年拜日的礼器，源自耒耜，耒耜演化为祈年的礼器，说明大汶口、龙山文化已属‘耜耕农业'”[19]到了岳石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工具仍然沿用了龙山文化时代的工具，所以说“直到岳石文化时期，农具的选材仍然没有脱离石器、蚌器和骨器的范畴”[20]，那么《海经》时代的农业生产大约也是在使用此类的工具，却没有具体的记载，只提到了“稼穑”、“播琴”，《大荒南经》说“不稼不穑”，《海内经》说“冬夏播琴”，稼就是播种，穑就是收获。“琴”当是“瑟”之形讹，瑟即穑之音假，“播瑟（穑）”也是播种、收获的意思。
但《海经》中有个很令人吃惊的记载就是认为播种百谷的农业是后稷传下来的，而且后稷的侄子叔均发明了牛耕：
《大荒西经》：“有西周之国，姬姓，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
《海内经》：“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用牛来耕作始于何时至今未能确定，一般认为开始于春秋时期，而根据《海经》这个记载，牛耕在上古三代时就已经产生了。同时，叔均也是耒耜的发明者，《说文》：“耒，耕曲木也。从木推丰。古者垂作耒枱（耜）。”垂就是叔均，《海内经》说：“义均是始为巧倕”，义均即叔均亦即巧倕，巧倕即垂[21]。
《海经》中还有这样一个重要的记载：
《大荒北经》：“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这是古人用巫术对付旱灾的真实记录，他们认为旱灾是由魃造成的，要去除旱灾就得逐魃。其中提到“除水道，决通沟渎”，说明当时已经有灌溉农业。
当然，古人对付旱灾的另一种手段是祈雨，祈雨的对象是应龙，
《大荒东经》：“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这种舞龙祈雨的方式在殷人的卜辞中亦有记载，如“其作龙于凡田，有雨”（《合集》29990），说明这种和农业密切相关的巫术由来已久。
总之，《海经》的时代已经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农耕经济时代，大多数国族都是食黍、食稻、食谷，说明农业是他们主要的生存手段。并且因此产生了两位农神：一位是稷神（五谷神）后稷，一位是田祖叔均。后稷、台玺（三身）、叔均是周人最初的三位先公，后来周人的农业发达当与此有很大关系。
七、手工业
（一）制作业
《海经》时代手工业已经十分发达，制作的器物种类很多，武器有弓、矢、矰、剑、干、戚、戈、盾、柸（棒）、杖；交通工具有舟、船、车；日常用具有角觛、俎、柸（杯）、几、管；乐器有钟、鼓、琴、瑟；服饰有衣、冠、带、云盖、翳、璜、环、胜等；刑具有械、桎梏等等，并因此出现了一位巧匠之神——巧倕，《海内经》：“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袁珂认为“其实倕乃舜子商均，即义均，亦即叔均，以传说演变无定，遂成歧出。”[22]，其实帝俊就是帝喾、帝舜，三身就是台玺，义均也就是台玺之子田祖叔均。《吕氏春秋·古乐》云：“（帝喾命）有倕作为鼙、鼓、钟、磬、笭、管、埙、篪、椎钟”，这些是乐器；《世本·作篇》云：“垂作规、矩、准、绳”，这些是衡量器；《作篇》又云：“垂作铫，垂作耒耜，垂作耨”，这些是农具；《荀子·解蔽》云：“倕作弓”，此为武器。总之，倕是古代传说中的发明家和能工巧匠，故名“巧倕”。
（二）纺织业
《海经》中记载的某些国族的衣服还比较原始，比如《海外东经》记载玄股之国“其为人衣鱼”，郭璞注：“以鱼皮为衣也”；该经还记载毛民之国“为人身生毛”，古注都说是这种人是遍体生毛，无衣服，其实这应当是该国族人披兽皮为衣的异传；还有就是《海外西经》所记：“肃慎之国在白民北，有树名曰雄常，先入伐帝，于此取之。”郭璞注：“其俗无衣服，中国有圣帝代立者，则此木生皮可衣也。”是知当时还有国族以树皮为衣。
然《海经》时代纺织业已经存在，说巫臷民“不绩不经，服也”，《说文》：“经，织丝丛也。”又曰：“绩，缉也。”段注：“凡麻枲先分其茎与皮曰术；晰其皮如丝而捻之、而续之，而后为缕，是曰绩”。说得简单一点就是经乃织蚕丝，织出来的是丝绸；绩是织麻枲，织出来的麻布。说明当时人们的衣服主要是靠绩、经的纺织来得到，而巫臷民那里是乐土，所以可以“不绩不经”照样有衣服穿。在龙山和岳石文化遗址中都出土有许多陶制或石制的纺轮，说明当时的纺织业已经很发达。其织布的材料主要是葛、麻和蚕丝。方辉云岳石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多数纺轮的直径在5厘米～6厘米之间，中间较为厚重。这些纺轮所纺的线应该是应该是为普通人所穿用的葛布和麻布等。但有少量的陶纺轮相当轻巧，直径不足4厘米，这种纺轮纺出的线自然非常细，很可能就是蚕丝。据专家观察，陶器在入窑烧制之前曾经放在植物叶子上晾晒，有些陶器底部所存留的叶子印痕，就是桑叶。看来，岳石先民对采桑纺丝并不陌生，而丝绸的享用者自然是那些社会的上层人物。”[23]
《海经》对桑和丝有明确记载：
《海外北经》：“欧丝之野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三桑无枝，在欧丝东，其木长百仞，无枝。”郭璞注：“言噉桑而吐丝，盖蚕类也。”
这个欧丝的女子显然是古人所谓的“先蚕”，也就是蚕神，《黄帝内传》上说“（黄）帝既斩蚩尤，蚕神献采丝，称织纴之功，因之广织。”古传发明桑蚕的人是黄帝的元妃嫘祖，《通鉴外纪》卷一曰：“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嫘祖在《海经》有记载，作“雷祖”，《海内经》说“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没有说她创桑蚕之事，但由这个传说来看，我国的桑蚕丝织业必定起源甚古。《海经》时代既然已经有了蚕神崇拜，则说明当时桑蚕丝织行业已经为人们所重视，这与考古的结果相吻合。
在《海经》所记述的国族中，有衣丝帛者：
《海外东经》曰：“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首句下有注云：“其人食五谷，衣丝帛。”王念孙云：“此（注）是正文，见《御览·南蛮六》。”袁珂《校注》云：“《御览》卷七九〇（即《南蛮六》）引此经云：‘青丘国其人食五谷，衣丝帛，其狐九尾。'确是正文而误作注者。”
因此知道青丘国人已经用“丝帛”这种织物作衣服了。
（三）冶金业
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时代已经有了冶铜技术[24]，到了岳石文化时代，其青铜冶炼技术“比起龙山文化铜器含杂质多、成分比例极不稳定的情况显然前进了一大步，当已进入了青铜时代。”[25]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海经》时代是有冶铜技术的。
《海经》中记载了三种金属：黄金、银和铁：
《大荒西经》：“有沃之国，……多银、铁。”
《海内经》：“流沙之西有鸟山者，三水出焉。爰有黄金、璿瑰、丹货、银、铁，皆流于此中。”
上古三代时所说的“金”或“黄金”就是铜，不过《海经》中所说的“黄金”似乎就是今天我们说的黄金，因为它和银、铁都“流于”三水之中，金矿、银矿往往共生，产金的地方一般也出产银，因此说明是一种金矿砂。古代把现在所说的黄金称为“璗”或“镠”，把白金称为“银”或“镣”，《尔雅·释器》：“黄金谓之璗，其美者谓之镠；白金谓之银，其美者谓之镣”。山东地区多有产金之矿，如招远、掖县等地都有金矿，招远还被称为“金城天府”。在一些河流之中亦常见黄金矿砂，只是大部分地方金含量极微少，无法淘取。黄金、白银在古代用来制作器皿或装饰品，至少在商代时期已经如此。
《海经》时代亦有冶铜技术，山东省也产铜，比较有名的是福山铜矿。上面说过，《海经》中记载的兵器有弓、矢、矰、剑、干、戚、戈、盾、柸（棒）、杖等，其中的剑、戈、戚（斧）极有可能是用青铜铸造（当然也有用玉、石制作的）。《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和蚩尤之战是上古时期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蚩尤所作的兵器即是“金（青铜）”的，此在《管子·地数》中记载得很详细：“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年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年相兼者诸侯十二。”最重要的证据是《海经》时代有了“钟”这种乐器，《海内经》说“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钟是古代“八音”中的“金”，是用金属铸造的，《月令章句》云：“铸金作钟，以正十二月之声”；《乐纬叶图徵》云：“黄钟生一，一生万物，故君子铄金为钟。”这个“金”一般都是用青铜，所以《海经》时代已经存在冶金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特别要说明的是《海经》提到了“铁”这种金属。现在能明确知道我国开始冶炼并使用铁是在春秋时代，当时的冶铁技术尚处在低级阶段，冶炼出来的铁质量很差，与当时的冶铜技术不能相比，故青铜被称为“美金”而铁被称为“恶金”，《国语·齐语》曰：“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欘，试诸壤土”，铁只能用来铸造低等的农具。铁器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三千三百年前的商代中期，比如说在河北藁城、北京都发现了三千三百年前后的铁刃铜钺，钺的刃部是用铁来制作的，铁是用的自然陨铁而不是人工冶铁，不过这可以说明我国古人认识铁这种金属很早。《海经》记载的“铁”说流于水中，估计应该是铁矿砂而不是真正的金属铁，可能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是一种象铜矿一样的金属矿物，但是不能冶炼。
（四）制玉业
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有了制玉业，目前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了不少玉器，“龙山文化玉器基本上分属礼器和玉饰品两大类。已见礼器有‘牙璋'、玉钺、玉斧和玉刀。……玉饰品已发现串饰、冠饰、笄、环、璇玑（又称牙璧）等。”[26]，张学海认为“龙山文化不仅存在制玉业，而且它的高超技艺完全可以同其精湛的制陶技术媲美。”[27]岳石文化时期应该是继承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制玉技术，但是到目前为之，岳石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玉器很少，方辉认为是玉料难得之故[28]。但总起来说来，当时的制玉业是有了，张学海认为“龙山文化制玉业应是一个专门服务于最高权贵集团的特殊的手工业行业。”[29]因此我们也相信《海经》时代的制玉业也是手工业中组成部分。《海经》中记载了多种玉，如：
《大荒南经》：“又有隗山，……其东有玉。”
《海外北经》：“平丘……爰有遗玉。”郭璞注：“遗玉，玉石。”郝懿行《笺疏》：“吴氏云：‘遗玉即瑿玉，琥珀千年为瑿。《字书》云：瑿，遗玉也。'吴氏之说据《本草》旧注，未审是否。瑿，黑玉也。”按：《海外东经》之嗟丘、《大荒东经》之东北海外、《大荒南经》之南类之山皆有遗玉。
《大荒西经》载有沃(民)之国爰有璿、瑰、瑶、碧、琅玕。
可见《海经》时代的人们对玉类的认识已经很丰富了。制作的玉器见诸《海经》文字的有环、璜，《海外西经》说夏后启“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其中的“玉璜”应该就是《左传》、《淮南子》等书中所说的“夏后氏之璜”，是古代有名的宝玉。《海内西经》还说昆仑上“面有九井，以玉为槛”，就是用玉制作的井栏，不过这个“玉”很怀疑是似玉的美石，并非是真正的玉。
（五）酿酒业
我国的酿酒业起源于何时不可详考，在大汶口时期已经很兴盛，“龙山文化继承了大汶口文化已很发达的酿酒业，陶器中有大量的酒器，鬹可用来取酒温酒，已演化成礼器的蛋壳陶高柄杯直接源于饮酒器。酒的大量制造和引用，说明农业达到了一个新水平。”[30]那么在此之后的岳石文化时代（夏代）的酿酒业也必定很发达，《战国策·魏策》上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世本》说夏少康作秫酒；《列女传》、《韩诗外传》等书说夏王桀“为酒池”；《尚书大传》记载:“夏人饮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归于亳？盍归于亳？亳亦大矣!'”可见夏代酿酒业发达，人们饮酒成风。《海经》中没有直接说到酒或酿酒，但是《海外西经》说女戚（当作烕，即《大荒西经》的女薎）操“角觛”，《说文》：“觛，觶属。”又云：“觶，乡饮酒角也。”角觛就是一种饮酒的器具，女戚操角觛是作祭祀礼神之用，古人祭祀用酒乃常事。此可证明《海经》时代的确是有酿酒业存在的。
（六）建筑业
1．城：《吕氏春秋》、《世本》、《吴越春秋》等书都记载是鲧作了城，说明城在夏代之前已经存在。龙山文化时期的山东地区的城很多，并且具有了不同等级，其中一级城是群内的中心聚落，规模较大，是古国都成或是部落、部落联盟的中心；二级城相当于群内的中级聚落，比群内的一级城规模小得多，相当于“邑城”[31]。张学海就断言“龙山文化已是古国时代”[32]。《海经》中没有提到“城”这种建筑，但是记载了许多“国”，据粗略统计大约有150余国；有“都”，《海内西经》记载昆仑之虚是“帝之下都”；也有“邑”，如《海内北经》中的“明组邑”，这些“国”、“都”和“邑”应该是具有城郭建筑的。《海经》中虽然没有说到“城”，但是一些从《海经》中取材的古籍中却有城的记载，就是昆仑虚上的“层城”。
《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
这里面没有提到什么建筑，但是提到了“门”，门是建造在建筑物上的，说“面有九门”，“九”不一定是实指，也可以理解为很多，每一面有很多门，说明昆仑上有很多大型的建筑，这一点，《淮南子·地形训》里就有明确的记载：
“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旁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纯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横，维其西北之隅，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
《地形训》的这段话实际上是根据《海经》的另一个不同版本写来的，根据这个记载我们知道，昆仑虚上的“门”是属于层城的，层城是昆仑虚上的一个大型的城郭建筑，或者可能是一个大型城郭建筑群。《楚辞·天问》也说“昆仑县圃，其凥安在？层城九重，其高几里？”可见关于昆仑上有层城的说法是很古老的了。因此可以认为《海经》时代的城郭建筑应该很多、很发达。
2．井：井在龙山文化时代已经存在，比如在山东邹平县的丁公遗址就发现有水井，“水井圆筒形，口径较大，深4米以上”[33]，《淮南子·本经训》说:“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伯益是和禹、启同时代的人物，说明夏代人们已经在使用水井。《海内西经》说昆仑“面有九井，以玉为槛”，这是因为昆仑上有层城，里面的居民需要生活的水源，所以才建造了许多井，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昆仑层城的建筑之大、人口之多。
3．台：《海经》中关于“台”的记载很多，如：
《海外北经》：“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
又曰：“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
《海内北经》：“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
《大荒西经》：“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嚮(射)，畏轩辕之台。”
《大荒北经》：“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
这种“台”实际上就是现在考古学上所说的“堌堆遗址”，龙山文化遗址已多见这种建筑，如景阳岗遗址、栾台遗址等，其中景阳岗遗址“台址规模极大，包含大小两个台。大台居西南，面积约9万平方米；小台居东北，面积约8000平方米，两台紧邻。……大小台址同时修建，由堆筑、版筑结合筑成。”[34]岳石文化的堌堆遗址也很多，如定陶官堌堆、梁山贾堌堆、曹县莘仲集、郓城肖堌堆、巨野西侯楼等。这些堌堆（台）是上古时期的居民为了对付洪水和沮洳低湿的居住环境而发明的一种建筑。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黄河下游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很大，洪水频仍，平原多低湿之地，丘陵地区的人们多择丘陵而居，平原之地的人们则采用修筑土台然后在台上建筑房屋居住的方式。这些土台遗留下来，就是现在的堌堆遗址。不过《海经》中记述的这些群帝之台上面应该是建造了这些古帝的宗庙，故敬畏之，而不敢对之而射也。
《海内经》说：“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诗·绵》释文认为“复，累土于地也”，“复土壤”盖即堆土于地建立高台而居。江水是靠近水边之地，地势必定低洼潮湿，故术器采用这种“复土壤”的方式而居其地也。
4．堂：《大荒东经》：“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说文》：“堂，殿也。”段注：“古曰堂，汉以后曰殿。”是知《海经》时代有殿堂类建筑，说明当时的建筑业已经很发达。
（七）颜料与染色业
《海经》时代的人们已经在使用颜料，主要是丹，《大荒南经》记载隗山其西有丹，《海内经》言三水中有“丹货”，丹又叫做辰砂或朱砂，本来是红色的颜料，而《海经》中记载的丹也分好多种，颜色也不同，《大荒西经》记载的沃之野有白丹、青丹，又有“玄丹之山”，郭璞注：“出黑丹也”，是知丹里还有白、青、黑者，因此推断《海经》时代已经有了染色的行业，如《大荒北经》：“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海内经》说“帝俊赐羿彤弓素矰”，做衣服的原料没有天然就是青色的，做弓的原料里也没有天然的彤（红）色，这显然是靠染色才能获得。
八、商业
商业是互通有无、相互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也是信息沟通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之一。商业的发展，标志就是城市的出现，人们居住与生活之处曰城，进行商品和信息交流之处曰市。《说文》：“市，买卖所之也。”《世本》、《吕氏春秋·勿躬》都说是“祝融作市”，《古史考》则言“神农作市，高阳氏衰，市官不修，祝融修市。”成伯阳《平乐市赋》也认为是“惟市之由，兴自炎帝之所创”；《周易·系辞》说“日中为市，教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这些记载虽然未必属实，但说明“市”的出现很早。而《海经》之中就提到了“市”，就是上引《大荒东经》里的“大人之市”，说明《海经》的时代的确已经有了“市”这种场所，而市是专为人们交易而设的，因此知道当时已经有了商业。
通过以上分析，大致可以知道，《海经》时代的社会经济已经十分发达，已经进入一个比较高级的文明时代。在本文的开始已经说明，《海经》记述的时代包括了五帝时代和夏代，从《海经》的记述来看，说我国的五帝时代已经是一个文明时代，夏代已经进入国家文明时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注释：
[1]何幼琦《〈海经〉新探》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2]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3]说详王宁《〈山海经〉的分篇问题》载《枣庄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4]王宁《〈海经〉的作者及记述的地理与时代》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5期
[5]详参张学海《龙山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1月第198页。
[6]王迅《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研究》北京：北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第7页
[7]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外一种）》（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第904页
[8][13][16][18][20][23][28]方辉《岳石文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6月第23页、第23页、第18页、第18－19页、第19页、第28页、第30页
[9][11][12][15][17][19][24][26][27][29][30][31][32][33][34]张学海《龙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年1月第147页、第147页、第146页、第145页、第146页、第145页、第164页、第156页、第157页、第157页、第146页、第182页、第184页、第103页、第105页。
[10]张岩《〈山海经〉与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6月第273页。
[14]徐中舒、唐嘉弘《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载《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7月第140页
[21][22]袁珂《中国神话大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48－149页、第149页
[25]严文明《夏代的东方》载《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7月第172页
（原刊于《枣庄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2008年第1期）
发布日期：2008-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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