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科学家:师昌绪

　　2 013年3月23日，可容纳500人的中国科技馆一层报告厅座无虚席，甚至过道、门口也挤满了人。大家热切的目光聚焦在讲台中央，一位老先生正缓缓地开口：“今天讲这个《材料与社会》，实际上没人请我来，我是‘自告奋勇’。因为科学家的责任，不光是搞科学，还要搞科普，科普是提高我们人民幸福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所以我虽然今年95岁，老态龙钟，但是还没有糊涂，我想我还是有责任来向公众讲一讲《材料与社会》……” 　　这就是师昌绪，他的姓名前可冠以诸多响亮的称号：中国“高温合金之父”，两院院士，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可是你越深入地聆听师昌绪，越会发觉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号哪怕合在一起仍不足以概括老先生。反而，一个最简单的词汇渐渐凸显，那亦是一个最厚重的称谓――科学家：师昌绪。 　　“我的梦想就是中国的强盛” 　　“在近一个世纪里，我和同时代的科学家一样，走了一条救国、报国、强国的道路，这与我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师昌绪徐徐讲述起他的耄耋人生，也同时在我们眼前铺展开中华民族近现代的百年抗争史。 　　“我在‘旧社会’长大，那时候中国受日本的欺负，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负。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我刚上高小一年级，日本侵占沈阳的消息传来，我们班包括教师在内，全堂痛哭。所以我从小建立了这样的人生观――中国必须要强盛，否则民不聊生。” 　　高小毕业后，师昌绪考入保定师范学校。“本来从保定师范出来要教小学，社会地位高，每月30块大洋，足够养家糊口”，可如此简单的人生梦想却因战火而彻底改变。 　　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很快日军逼近保定，师昌绪不得不踏上逃亡路。这一年，他19岁。“大家争相逃命，草木皆兵，天空偶尔飞起一只老鹰，都会被误认为日本飞机。”隔着漫长的岁月师老陷入回忆，虽然当年的场景必是惊心动魄，可如今他说起来却已波澜不惊。 　　国家这样的经历撼动了一代青年的人生梦想。师昌绪在选择大学专业时，毫不犹豫地报考国立西北工学院矿冶系：“因为我毕业后要实业救国，采矿、炼钢最直接。” 　　1945年，师昌绪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大学毕业，经推荐到四川綦江电化冶炼厂从事炼铜工作。1947年，他“参与敌占区工厂接收”，调到鞍山钢铁公司。1948年，师昌绪利用两年前考取的出国资格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密苏里大学矿冶学院和圣母大学，学习“冶金与材料”，并获得了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实业救国”的梦想近在眼前，师昌绪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梦想要再一次与祖国共度难关。 　　“我读完学位以后本打算立即回国，无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阻挠我们回国，吊销了5000名中国留学生的护照。1952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一名研究助理（Research associate），主持军用飞机起落架用超高强度钢的研究课题，从此便被列入了禁止回国的35名中国留学生黑名单。”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三年，我一半时间做研究工作，一半时间进行回国斗争。”师昌绪正是这场“回国斗争”的主力。 　　中国留学生联名写信给周恩来总理，报告他们被美国扣留的事实，并提供确切的证据。这封信就是由师昌绪和另一名中国留学生一起，秘密送往印度驻美大使馆转交国内。1954年5月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向美国提出严正抗议，这封信就成为中国抗议美国政府无理扣压中国留学生回国的重要证据。 　　后来，他们又决定写一封致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要求他撤销对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禁令。师昌绪花50美元买了一台滚筒式油印机放在宿舍，他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晚上油印信件，“好几千封信都是在我宿舍印的，我还带着两大皮箱的信，到纽约去发”。很快，这封公开信在美国产生了很大反响。 　　祖国，和这些一心向国的留学生一直在共同努力。终于，他们可以回国了！ 　　此时，师昌绪在美国的研究工作已经卓有成效。他在著名金属学家科恩（Morris Cohen）的团队从事“硅在超高强度钢中作用的研究”，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开发出来的300M高强度钢，成为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世界上飞机起落架最常用的钢材。该材料在上世纪80年代也推广到我国。 　　科恩曾想挽留师昌绪：“你要回国？如果是因为嫌工资少、地位低，我可以帮忙。” 　　师昌绪回答：“在美国我无关紧要，但我的祖国需要我！我是中国人，中国需要我！” 　　1955年6月，37岁的师昌绪怀揣着“实业救国”的梦想，终于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可是，“接待我的是穿孝的嫂子和三个侄子。原来就在我登上回国的客轮那天，我妈妈去世了”。 　　“我们这代人为什么爱国情结根深蒂固，因为中国受国外欺辱太深。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但我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梦，就是‘中国强’。我的梦想就是祖国的强盛！”说起个人经历，再大的事师老也是轻描淡写，但一提起祖国，老先生就激动起来，声音越来越响亮。 　　“材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 　　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的“专家”？ 　　他在某个领域深入下去，进而擅长，却并不局限于个人专业，而是借深刻的专业视角更透彻地认识整个世界。 　　师昌绪就是这样一位由精专而博远的“战略科学家”。《三联生活周刊》曾刊登《师昌绪：从材料学走向整个科学界》一文，这样评价老先生：“他的成就远远超越了他所研究的领域本身。”这话的意思到了师老口中，就变成了浅浅的一句：“我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好管闲事。” 　　1964年10月的一天，晚上8点多，师昌绪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空心叶片，你能不能做？我已经拿脑袋担保了。”门一打开，时任航空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的荣科就急匆匆地冲进来说。 　　师昌绪回国后，作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高温合金研究组的负责人，从1957年起领衔由冶金部主持的航空发动机的关键材料――高温合金的攻关研究。听到荣科的话，师昌绪愣了一下，马上明白过来：荣科是让他研制航空发动机用的“高温合金空心叶片”。 　　空心叶片铸造技术，“当时只有美国有，高度保密，英国人试了多年，因为性能不稳定而裹足不前”。师昌绪更是“没见过空心叶片，也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以上种种，师昌绪都没有过多去考虑，“我当时就想，美国人能做出来，我们怎么做不出来？中国人不比美国人笨，只要努力，肯定能做出来”！ 　　中国第一代航空发动机空心涡轮叶片从实验室到试飞，直至进工厂批量生产，师昌绪带领项目组攻克了造型、浇注、脱芯等一道道难关，仅用不到两年时间即完成，而英国走完这段路，却整整用了15年…… 　　“明白人活着为什么，这是人生第一要义。我活着为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中国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应该想办法把它解决。”师昌绪管的“闲事”，正是一件件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大事”。 　　2000年春天，82岁的师昌绪找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程与材料科学部原常务副主任李克健，提出想和他一起“抓一下碳纤维”。李克健一听，立马反过来劝老先生：“这个事您可别管！谁抓谁麻烦！” 　　原来，此时碳纤维研发正处于最困难时期。我国从1975年开始攻关，却一直拿不出合格稳定的产品，很多研发单位退出了这一领域，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师昌绪却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我们的国防太需要碳纤维了，不能总靠进口。如果碳纤维搞不上去，拖了国防的后腿，我死不瞑目。” 　　碳纤维研发，师昌绪一抓到底。他召集专家会议，争取各方支持，为研究单位申请经费，到生产厂家现场调研……现在，国产碳纤维已在我国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中占有一席之地，完全依赖进口成为历史。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在全国典型大气、海洋、土壤环境中陆续建立了36个材料环境腐蚀试验站。可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许多试验站曾一度成为“被遗忘的角落”。1986年，师昌绪出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他力排众议，把腐蚀试验站的数据监测分析建设列为基金委重大项目，常年给予支持。后来，三峡大坝、杭州湾跨海大桥等国家建设工程上马，这时大家才明白：材料环境腐蚀数据资料太重要了！ 　　直到现在，师昌绪仍然在以材料专业视角为国家看全局、看长远： 　　“我们国家的芯片，80%从美国、日本、韩国进口。我也正在向中央反映，要加快发展我们的芯片制造业。因为现在是信息时代，芯片将影响我们整个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影响国防、民生。” 　　“医用材料将来非常关键。当前我国医用材料大部分都是进口，尤其我们在心理上不敢用中国的医用材料。中国将要面临人口老龄化，医用材料现在应该大力发展。” 　　…… 　　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的“专家”？ 　　师昌绪下面的这段自我总结就是极好的答案： 　　“首先，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心里考虑的是国家整个全局，不是某个部门的利益，更不是我个人。第二，具备前瞻性和胆略。这是一种基于知识、经验、预测的判断能力，而且我坚信一条，只要外国人能搞成，我们中国人肯定也能成。第三，负责到底。对于那些不是我专业的提议，我从来不是倡导一下而已，而是真的都要参与进去，深入下去。” 　　让科学落地生根、枝繁叶茂 　　1992年4月21日，师昌绪与张光斗、王大珩、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6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10月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向党中央、国务院又一次提出“成立中国工程技术科学院”的建议。这项建议早在1982年时就已经提出，当时未能实施。 　　师昌绪在一篇自述中写道：“倡议成立中国工程院，早在1982年我就参与了。而后，每年人大会、政协会以及个人不断提出成立中国工程院或扩大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建议。” 　　这一次，他们终于成功了！ 　　“5月11日，江泽民总书记做出了肯定的批示。不久，成立了一个以宋健国务委员为组长、由45个科学家和部门代表组成的筹备组，我被指定为筹备小组副组长之一。在整个筹备期间，自然花费了很大精力，特别是有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作为发起者的‘老科学家’起到一些作用。”师昌绪对于难题和自己所发挥的作用都一句带过，却强调了其做领导工作的“团结”初衷，“在首届院士大会上，被选为副院长之一，像我这样偌大年纪还担任这样的职务，主要是希望新成立的工程院与中国科学院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共同发挥作用。” 　　师昌绪说：“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在于能团结大家。” 　　无论是当年组织中国留学生为回国作斗争，还是这一次筹备建立中国工程院，或者是之前带领一个个项目组搞科研，师昌绪总能凝聚起方方面面的力量团结协作。他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 　　2011年1月14日，师昌绪荣获201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有记者问：“您获得的国家最高科技奖500万奖金怎么分配呢？”师昌绪淡然地回答：“都交给金属所。这个钱政府有规定，其中450万用来搞研究，50万归个人。这次得奖说的最多的叫‘空心涡轮叶片’，这是集体的工作，所以干脆都给所里，设一个奖学金。” 　　1991年5月16日，中国材料研究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这之前，师昌绪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在1986年国际材料联合会举行会议期间，妥善处理了与台湾相关的议题。因此，中国材料研究学会成立之时，很多人认为师昌绪是理所当然的理事长。结果，他主动让贤，只肯做顾问。 　　“师先生就是这样，以事业为重，以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重，从不考虑自己的位子、自己的利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原秘书长袁海波曾这样评价。 　　师昌绪身上所具备的，与其说是一种“团结”的人格力量，不如说是一种“团队”的科学精神。 　　“材料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紧密结合的研究领域，涉及面广，相关人员必须团结合作、协同创新。我们现在缺乏这个，科技部门管一段，产业部门管一段。我国材料科学发表的论文数全世界第一，但是我们的研究成果不能只停留在文章上，要转化成材料，落实到国民经济上，这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师昌绪处处说的是专业，却时时体现出专业背后的科学精神。 　　“迟暮夕阳余热暖，情真意切育英才。”这是师老与夫人郭蕴宜合写长诗《寻梦》的最后两句。当年，师昌绪一回国就参加研究生培养工作，1981年开始担任“金属材料”和“金属腐蚀与防护”两个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带出的博士、硕士近百人。同时，在他的指导下，一大批中青年科技人才茁壮成长，其中晋升为高级职称的有百余人。 　　“我希望今生能为祖国科技事业做更多的贡献。”直到现在，师昌绪仍然在通过团结人才、培养人才和科普大众，让科学落地生根、枝繁叶茂。 　　2011年10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报告会上，师昌绪向在场的数千名大学生作了题为《试谈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在现实社会中，一个人不可能独立存在，人际关系表现在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方面，有以下几个方面要考虑：第一是诚信，第二是平等待人，第三是要正确认识自己，第四是不要妒忌。丰衣足食，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在工作上取得成就都会使人快乐，但是最根本的是如何做人。” 　　真正的梦想，是脚踏实地在生命中印刻出一件一件的事迹； 　　真正的专家，是借由深刻的专业视角更透彻地认识整个世界； 　　真正的领袖，是具有强大的精神生命力树立自我、扶植他人。 　　真正的科学家，怀真梦想，做真学问，有真人格。 　　科学家者，如师昌绪。 　　责任编辑 刘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