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前曾有日本人提出"并吞中国"|明治维新|甲午战争
核心提示:虽然吉田松阴在明治维新之前就死了,但是后世日本人继承了他的衣钵。1886年,一个叫荒尾精的年轻人来到中国,一手创办了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两个间谍网。荒尾精被日本人誉为“五百年才降世的伟人”。当日本青年都醉心于去欧美留学时,他却选择来中国。陆军卿大山岩问他,为何想去中国,他踌躇满志地说:“取得而统治它。”
荒尾精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侯中军、黄加佳,原题为:《明治维新前曾有日本人提出“并吞中国”》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李熙见局势难以收拾,便向宗主国中国发出了派兵助剿的请求。得知这一消息,日本异常兴奋。
日本不甘于岛国之境久矣。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十年,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就看出,日本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只有入侵亚洲国家,才能把失之于西方的损失补回来。他在《幽囚录》中写道:“日本今宜急修武备,谕琉球朝贡,会同各藩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攻之势。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之地。”这一理论被称为“补偿论”。
吉田松阴的许多学生如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日后都成为倒幕维新的中坚力量。这些主宰日本走向的风云人物,接过了吉田松阴的衣钵。在此后的数十年中,“补偿论”又幻化出“海外雄飞论”、“大陆政策”等一系列军国主义理论。在此后的数十年中,这些理论成为日本吞并朝鲜、侵略中国,进而称霸亚洲的思想根源。
朝鲜半岛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古便被日本看做染指中原的天然跳板。16世纪,丰臣秀吉曾两度率兵攻打朝鲜。这两次征韩虽然都铩羽而归,但日本鲸吞朝鲜的野心一直没有停止过。
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内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狭小的国内市场已经无法满足资本扩张的胃口。此时,日本又一次把朝鲜看做必争之地。1870年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就曾感慨:“(朝鲜)倘被他人先占,国事休矣。”然而,如何才能染指朝鲜,日本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突破口。东学党起义,朝鲜请清军入境戡乱,给了日本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885年,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在天津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签订了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又称《天津条约》)。《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日后朝鲜若有变乱或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派兵,彼此应先行知照,事定仍即撤回。”
这一回,老谋深算的李鸿章栽在谙熟国际法的伊藤博文手上。《天津会议专条》中对于何谓“重大事件”,没有明确说明。当时,李鸿章绝想不到,10年后日本就是凭着这项条款获得了与中国同等的出兵权。
1894年5月,清兵尚未进入朝鲜,日本驻朝公使就曾提醒朝方,如果中国军队入朝,须按“乙酉约知照”。此时,日本搬出《天津会议专条》,意图已昭然若揭,一俟中国出兵,日本军队就会不请自来。然而,这样重要的信息并没有引起中国方面的足够重视。“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凯竟然向李鸿章报告:“倭人意在知照,亦无派兵说。”6月9日夜,就在清军进入朝鲜的几天后,一支由420人组成的日本先头部队在朝鲜仁川登陆。一天后,这支部队在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率领下,进入朝鲜首都汉城。直到此时,袁世凯仍在电报中说:“倭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
就在中日两国军队全都抵达朝鲜后,朝鲜政府与东学党出人意料地达成了停战协议。按理说,东学党起义既已平息,中日两国就该退兵了。可就在清政府电令统帅叶志超准备回国时,日本反而加快了派兵速度。7月中旬,日本驻朝兵力已过万人,相比之下中国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上反处于劣势。
事实上,日本早已铁了心要与中国开战。此时日本海军已改为战时体制,并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与中国断交、驱逐中国军队。
深知中国军队不堪战的李鸿章,曾极力游说俄国出面劝日本罢兵。正在谋求向南扩张的俄国,的确不愿意看到朝鲜落入日本之手。6月底,俄国驻日公使警告日本政府,“如果再与中国在同时撤兵的问题上设置障碍,日本政府将负重大责任”。俄国人的警告令日本朝野震动。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回忆录中写道:“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不能不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然而,铁了心要跟中国开战的日本,不惜与俄国撕破脸,甚至冒着亡国的代价,拒绝了俄国的警告。
面对日本的强硬态度,俄国人最终决定作壁上观。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在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的电报中说:“由于我方的非正式调解,我们可能一反本意,很容易站在中国狡狯的直隶总督的一边,而与日本公开为敌。”
李鸿章以夷制夷的老把戏,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不灵了。日本入侵朝鲜,已是箭在弦上。早前极力鼓噪中国出兵朝鲜的袁世凯,这时突然“一病不起”,一天数封电报要求回国养病。大战在即,正值国家用人之际,这个最早的主战派,却脚底抹油先摆脱了这个是非之地。
据说,后来恭亲王问李鸿章:“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李鸿章一言难尽只得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
甲午一战,全都归咎于袁世凯的鼓动或李鸿章的指挥失当,都有失偏颇。事实上,日本人为中日之间的这场大战,已经暗自准备了数十年。
朝野一片主战声
1894年7月,朝鲜局势日趋紧张,中日在朝鲜的战事一触即发。就在李鸿章力主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时,中国朝野已经是喊杀声一片。
在传统的中华文化圈中,中国与周边国家一直保持着宗藩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通过武力手段建立的傀儡国,而是一种建立在相同文化认同感上的独特国家关系。到了19世纪末,作为龙头老大的中国,已自顾不暇,对周边的藩属国,大多无力回护。1862年安南沦为法国殖民地;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王国;1885年缅甸成为英国殖民地……对于这些小兄弟的沦陷,中国只能望洋兴叹。然而,紧邻东北“龙兴之地”的朝鲜,却是清政府惟一想要极力维系宗藩关系的国家。
当日军大举入侵朝鲜时,中国朝野上下勃然变色。1894年7月9日的《申报》发表评论称:“中国一闻高丽乱耗,立即遣兵前往,是犹父闻子病而立即遣医往视也,与他人亦复何干?若乘孺子之偶有疾病而辄欲玩之于股掌之上,则为之父者必勃然作色,怫然动怒,必不任他人之任意玩弄。此必然之理也,高丽之事得无类此。日人之玩事高丽,未免逼人太甚,至而谓中国肯坐视不救乎?”
既然要打,那么中日之间的实力对比如何呢?都察院给事中褚成博的一份奏章颇能代表当时国人的看法。褚成博称,日本乃是“岛夷小丑,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而“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亦七八年”。北洋海军和陆军“技艺纯熟,行阵齐整,各海口炮台轮船坞一律坚固”,“武备修举,足以永靖海氛”。
在朝鲜问题上,就外交而言,围绕“属国”与“自主”两个概念,清政府与日本展开了较长时期的外交斗争。面对日本基于近代国际法理论所做的片面引用和宣传,清政府无法摆脱已有的解释套路,在国际舆论面前陷入被动。战事即将爆发之际,对于战争的迫切性没有清醒认识,仍寄希望于请英、俄调停。日本则以朝鲜“改革”和“自主”的幌子昭示世人,利用英、俄之间的矛盾轻易地化解了两国均曾作出的调停努力。
中日正式宣战之日的皇帝诏书,或许更能反映出这种外交战略上的差距。光绪帝在宣战诏书中的第一句话为“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然后又指出“我朝扶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欺压强令革政之理”。日本天皇则在诏书中宣称“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而清国每称朝鲜为属邦,干涉其内政”。究竟是中国干涉朝鲜内政,还是日本满口谎言,刻意侵吞朝鲜,相信甲午战后的历史已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