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岛渔夫·菊子夫人]读后感作文

我最初知道父亲的译著《菊子夫人》时，是在1942年的秋季。一天，我和母亲走在重庆街头，看见不少书摊上都摆着此书，那是此书刚出的重庆版，可以说它成了当时的“热门”书。更有趣的是，有两位走在我们前边的读者，正边走边津津乐道地誇此书如何之好。母亲于是喜滋滋地对我说：“幸亏他们是在誇这本书，要不，我们岂不是要听一路骂了!” 我那时年纪还小，读不了此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一直仍无缘与之相识。不过，那次街头之事印象颇深，书名是绝对忘不了的!

《菊子夫人》一书的名字再次在我耳边响起，已是与第一次相隔40年后的事了!父亲的老友施蛰存先生专为此书的事于1982年12月9日给他写信，问他《菊子夫人》一书是否已有重版的计划，“如果未有联系，可否请兄润饰一通，让XX重印?”施先生说是因为想“有一本至今还可以看看的译著”，和“为朋友的旧译继续生命”。从中不难看出，施先生这位文学名家、父亲三十年代在上海时的老友，是很赏识这本译著的。施先生的建议父亲是动心了的，因为一年后，父亲的书架上多了一包材料：包中有一本《菊子夫人》的英译本，还有抄在稿纸上的1942年重庆版的全文，以便改稿用。但他当时身体已很差，又肩挑着教学与科研双重重担：既为厦门大学外文系研究生导师，还负责系里的科研项目——主编《综合英语成语词典》。再要做其它的事，实在是力不从心了，他的精力已难与五十年代重校《鲁滨孙飘流记》时相比了;而我除了教学任务外，又正在忙于准备出国进修，连帮他誊誊写写打打下手的忙也帮不上。

1985年春，我出国进修去了，三年后归国，已是只见材料不见人了!!当我重新把手抄稿翻出来看时，发现在“译者序”上，他已做过了改动，而在整本的抄稿上，则时时可在抄错、抄漏之处，见到他用铅笔留下的记号，也有他在浏览时顺手在个别地方改动的字，可见他对这部译作感情是相当深的，很愿意它能重新出版，终因无暇顾及，未能如愿!这怎不令我这个做女儿的心酸啊!!

施先生的那一句希望“有一本至今还可以看看的译著”，说得多么恳切啊!一本好译本的问世，实非易事，译者不仅得精通外文，还得也是一位有好文笔的作家才行。父亲应该说是具备这个条件的，所以1928年当他把《菊子夫人》译稿一投出，便立即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而后又马上被收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单行本。此书出版后好评颇多，到1942年又有许多熟人建议他在当时的大后方重庆重出此书;事隔40年(与初版则是隔了54年)施先生又建议他再出此书，可见这部书留给人们的印象之深!

当年好评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推翻译权威傅东华先生的评语：“《菊子夫人》的译文，一方面不失原书的韵味，一方面又流畅清晰，可以说尽了一个译者的能事!”著名诗人朱湘，则称赞译文如散文诗般美丽;卞之琳先生还分析了他能译得这样好的原因，是能使译文的风格与原著保持一致……而面对众多的“奖饰”，他是又惭愧又兴奋：“希望有一个机会把这本书再仔细校改一遍，使它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译本。”为了书中的人名、地名的翻译问题，他曾特地向精通日语的周作人先生请教过——由于作者本人在日本的时间不长，并非日本通，他在原著中把有的日本人的名字按近似音搬入了法文，于是就有姓“Kangourou”的了，而这个法文字译成中文是“袋鼠”，此书的第一版译文中也就出现了一位“袋鼠”君!——周先生指出译法之一是译成“甲武雄”。由于商务印书馆急于出书，在初版后又接连出了三版，事先都未通知译者，所以这人名上的错，直至重庆版才得以纠正。

关于原作者比尔·洛蒂，“译者序”中已作了详细的介绍，对这位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作家，他强调：“在法国文学里，没有人能把异国的一切，描写得像他那样动人;没有人能从最小的事物里，发现那么多的特殊的美。”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十九岁的父亲，一接触《菊子夫人》：“刚刚读完几页，我便被书中那忧郁而美丽的画面，那清新而委婉的文笔迷住了!我决心把它译出来。”

他指出：“如果说《冰岛渔夫》深受作者本国人的欢迎，那《菊子夫人》就是他在国外最受欢迎的一部作品。没到过布列塔尼(《冰》一书的故事背景地)，你也许不易体会出那种阴凉、悲惨的气氛，但没到过日本的人，却抵不住菊子夫人的吸力，因为菊子自身就是一张隔着异国人的镜头拍摄下来的照片!与《冰岛渔夫》相反，这里充满了清淡的幽默，美丽的小景，快乐的阳光，一切都像一个甜蜜而缥缈的梦。篇篇都含着误解，但这种误解却是美丽的。”

的确如此，从小喜爱文学在大学里又上的是中文系的我，也曾读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唯独读《菊子夫人》，才有这种“甜蜜而缥缈的梦”之感!这种感觉是只需一打开开头的“楔子”部份就能找到的，当你随着作者乘的船，渐渐驶入日本海时，他一下子就把你带入了一个美丽的、缥缈的世界：“温暖的空气里充满了花香;蝉声从两岸不断地传出，互相应答;由山上反应出无数的回声，全国都在晶体般地抖动着。我们的船从许多帆船旁边开了过去，它们在几乎无波纹的水面上，被微风吹着，轻轻地浮动，它们的行动一点儿声音都没有。那些张开的白帆，生出了千万道横纹，宛如百页窗一般。那些造型很奇怪的舱棚翘在空中，使人想到中古时代的楼船。在这鲜绿的山之墙中，它们像雪一样白。日本是怎样的一个树木遍地的国度啊，是怎样的一个无匹的伊甸乐园啊!”

踏入了“一个无匹的伊甸乐园”，你可就难以“自拔”了!到了书中的一段高-潮——描述“跃龟寺进香的日子”时，那更是把你带入了“梦境般的节日图画中”了。

至于译文的“流畅清晰……译文的风格与原著保持一致”和“如散文诗般美丽”，也是一开篇就能感觉到的，开卷的第一句即是：“在海上，在凌晨两点钟，在一个晴朗的夜里，在一个星光的天空下。”译者用了一个排比的句式，那么流畅地、层层加深地、如诗地强调了一个不平凡的故事即将拉开帷幕!

让《菊子夫人》再版是父亲未了的心愿，也是我的一桩心事，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寻找机会——也就是施先生所说的好为他的“旧译继续生命”的机会。我想这种“继续生命”，犹如人们让那些久负盛名的“老字号” 继续生命的作用一样，好让读者读到一个好的译本，好让后继者从中学得翻译的经验。现在，蒙译林出版社给予了这个机会，我既感到惊喜也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如按施先生所说的“润饰一通”，我是难以做到的，父亲于我而言是“望尘没及”的!但是，我记得1984年秋当我读完手抄稿后，与父亲有过一段对话，他问我读后的感觉，我说很动人，就是文字上似乎“文”了一点儿——因为父亲翻译它时，距五四新文化运动还不到十年呀，当时的白话文与几十年后今天的，自然会有一定的距离。父亲说：“那改改倒也不难!”也就是说，他也觉得这方面有必要改动一下。这个对于他来说是件“不难”的事，对我却“很难”!这半年多来，我首先是从四处找原译本开始，最后蒙北图给复印了1928年的本子，再加上那个抄本，我才能对照着开始工作，也就是在既要保持原译文的风格，又要在某些地方拉近原译文与当今语言习惯的距离上，作些文字技术上的处理。比如说：原译文译“城郊”时是用的“城厢”，译“阳台”时是用的“廊子”，我就用了如今大家更习惯的说法改动了一下。我做这项工作也像当年父亲初译此书时那样：既“相当喜悦”又“战战兢兢”啊!非常希望我的努力能得到父亲的默许，能得到读者的认可。

在整理此书的过程中，有两件事给我的印象是极深的。一是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译此书的：一个十九岁的因肺病休学的大学生，为了生计回到自己的母校汇文中学，担任化学实验课的教员;为了追求，继续在学校藏书颇丰的图书馆书库内贪婪地大量阅读着西洋文学作品。他从十六岁起就开始写稿、译稿(这是他半工半读的方式之一)，当他发现《菊子夫人》的英译本后，由爱不释手到决定试译，此前他尚未译过长篇小说，译这样的长篇名著，这在当时对他而言是够难的了，于是，他“相当喜悦”又“战战兢兢”来着手做此事，他字斟句酌地企图从中文中找到“最相近”、“最适当”的词语来译，而后，又设法找到法文原本来重新校正，把原译稿逐句修改、重誊，最后他终于成功了!他的勤奋、他的刻苦认真、他的敢于攀登，不是十分值得后来人学习吗?天才出自勤奋啊!对后来成为一位公认的翻译家的徐霞村而言，《菊子夫人》可称是他的处女译著!

另一件事是1942年时此书何以那么畅销?当时的读者之所以那么喜爱此书，可能还不仅仅是书中的异国情调、菊子的故事吸引人，还因为有在抗日战争这个大背景下读此书的特殊感受。正如父亲在1942年“译者序”中所指出的那样，因为它揭示了十九世纪末日本的真实面目，使人看到那时的日本：“还是西方帝国主义宰割下的一个国家……看到当时一般日本人对于欧洲人的畏惧和诌媚，比起清末的中国人来说有过之而无不足。”也就是说他们过去曾经与中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只不过搞“维新”后才跑在了前面，而后在“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的国际地位”才“一步登天地提高了”。父亲对在二战中的日本是这样分析的：“从心理学上说，过分的狂傲并不是产生于自信力，而是由于自卑的心理……”可见，当时的人爱读它，还因为可从中了解二战中那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以及它狂傲的原因，从而增强战胜他的信心!父亲也正是“因了这种的理由，我才决心把全书重校”出版。直至今日，这方面不是也仍有其认识价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