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应该知道的杨小凯

杨小凯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要警惕国家机会主义在中国被制度化

文/张居衍

杨小凯去世了。年仅55岁。他的影响，不只是因为他的经济学研究，也不只是因为他的生活传奇，而是他屡次遭受磨难而始终昂扬顽强的生命力，将会持续感染和激励着认识他的人。

他少年时便思考中国政治格局走向，因文章获罪，关进牢中10年，那时他叫杨曦光。出狱后，却在国内和国际经济学界，以他对主流经济学的批评和补充，以他对中国制度转型的理性思考，赢得一致的赞叹和钦佩。在留美经济学会和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组织的悼念会中，国内外的许多知名学者一致对杨小凯的洞察力和前瞻性真心地佩服，并动情地回忆他对朋友们的思想形成的有力影响。然而，小凯多年旅居海外，又因为某些限制，他的好些学术和政治观点，除了经济学的研究外，在国内还不被大家所广泛接触。为了不让朋友们的钦佩流于形式，我们有义务将他的论点、思想介绍与大家讨论。

体制内改革有很大局限

小凯不相信物质决定思想的命题，而相信思想史决定历史的其他方面。他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方面就是上层人物(包括知识分子和官员)的经济学思想的迅速变化。从价格调节的改革，到放权让利的思路，到预算软约束和所有权结构问题，到两权分离和股份制，再到产权经济学和私有产权的讨论，都是经济思想的发展带来实际改革政策的变化。然而，大多数人都小心地不越界，都在体制内讨论改革的问题。比如谈论在国有制基础上界定产权，重建产权结构，并称这才是切合国情，否则都是“读多了洋书，不了解中国国情”。

考察中国的改革经验，小凯认为体制内改革的局限是很大的。他说：“我并不反对体制内改革，对体制内改革的朋友们也十分敬佩，但是他们需要体制外改革，需要反对派作为竞争对手，否则他们就会困在鸟笼里飞还自鸣得意。”

比如股份制。小凯认为只有在私有制很发达，对私有财产和契约的保护法律制度很发达时，股份制才会产生和有效地运作，在一个连最起码的私有财产都没有法律的有效保护的国家，低级的私有财产制度都不够发展，何况基于高级私有财产制度(例如对管理知识，对票据的私有产权受法律保护)的股份制呢？他批评道，中国实行的股份制实际上很像清朝末年的“官督商办”制度，它比完全官办和完全商办都要差。因此中国的很多新股份公司不是变成了新衙门，贪污的温床，就是变成了强迫职工买债券的机构。

国有企业的问题是有历史沿革的

讲到国有企业的改革，小凯是从清朝的洋务运动考察其历史渊源。他指出国有企业占优势地位，并不是1949年之后的现象，而是从洋务运动以来便开始了。中国的洋务运动就是搞官商，那时有很多说法，如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官督商办有点像当代的承包制，官商合办像合资，官办就是国营企业。国民党从清朝接过来的百分之五六十的国民产值来自国有企业，国民党接手后没有一下子私有化，还是叫官商。新中国成立后，也是百分之五十的国有企业，再加上后来的公私合营，国有企业的比例更大了，所以这是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犯的一个大错误。积重难返，不是一下能改得过来的。

而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单纯说企业的效率低，而是国有企业使政府不能发挥裁判的公正的功能。国有企业效益越高，裁判越不好办事，因为国有企业效益越高，政府就越不想放弃其当球员的作用，而这个作用与他当裁判的功能是矛盾的。而游戏规则不公平，经济怎么发展？所以这不是效率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游戏规则是否合理的问题。

危险的后发劣势：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

从对游戏规则的关注出发，小凯警醒地提到只注重技术模仿而忽略了制度变革可能导致的后发劣势。

作为历史教训，搞洋务运动的中国，想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当时的效果与洋务运动前的中国经济相比要好。但这却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与民争利，既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加球员，因此私人经济无法生长起来。洋务运动中由于政府坚持国营企业的主导地位，垄断资源，很多私人企业就真的不如国营企业有竞争力。

虽然今天，大部分人认识到这种坚持官办企业的洋务运动是失败的一次历史尝试。但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用国有制(官办)、合资企业(官商合办)、承包制(官督商办)，通过模仿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劳力密集产品出口导向新工业化模式及大量模仿西方新技术来实现工业化，却显得相当成功。很多乡镇企业也是相当于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和官督商办。这种极落后的制度，曾被很多人说成是“制度创新”。小凯提醒到，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却是“对后起者的诅咒”。它可能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小凯认为，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这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有企业效率低，而是又一次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有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长期经济发展。

几年前，小凯参观了浦东，没有为貌似纽约的高楼大厦欢欣鼓舞，而是在那里看到中国的后发劣势的一些征兆。他发现，加工出口区85%的企业是“官商合办”(中国国有公司占50%以上的股份)，基本上是政府以地主的身份，利用其对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垄断权，与外国和中国私人企业直接争利。而大多数自由经济中的政府在加工出口区只是租地，提供服务，通常不经营企业。这种做法表面上颇有成效，实际上可能留下制度隐患

宪政规则与制度演化秩序

避免后发劣势，不仅是制度改革的时间问题，更为实际的是如何改革的问题。小凯指出，宪政规则对长期的经济成长有着根本的决定作用，因此应成为制度改革的核心。

他提到，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而是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一套宪政游戏规则。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就被限制住了，民众的机会主义也就跟着减少，所以工业革命才会在英国发生。机会主义也就是坑蒙拐骗，这在中国目前非常盛行。小凯指出，个体户的坑蒙拐骗只是小事情，真正的问题是政府的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就是国家机会主义。

而这种国家机会主义的特征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小凯介绍到，很多史学家有这样一个公论，在18、19世纪的法国，生产是为少数贵族阶层服务的，这使得市场规模很狭小，从而生产成本很高，效率很低。而当时英国的生产是为大众服务的，所以市场规模大，成本低。所以收入分配不公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他提出应该反省“收入分配不公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现象”这样一个观点。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是互为因果的，就是说收入分配公平使得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快又使得收入分配公平。因此是存在一种动力，一个有约束的政府，它可能积极保证收入分配的公平，而这样的公平能带来长期的经济增长。

评介和继续的研究

周其仁教授在小凯的追悼会上说：“……我认识杨小凯超过了20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现在的举世赞赏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还有一种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不是一种情绪化的猜疑，更不是因为他的境况不好，而是来自他对社会、对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他认为经济学框架的基础是劳动分工水平。经济增长重要的是依赖分工水平不断地往上推，而导致这个分工层次会往上提升重要的是一种制度上的协调问题，其中产权很核心……小凯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更往前走一步的地方。产权并不是说经济学家认为哪一种好，呼吁把它变成现实就行。产权要受到很多其他制度安排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而国家是惟一可以掌握合法暴力的组织，掌握着强制力的组织。国家如果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很难发挥作用，私人产权不上轨道，整个市场的基础就怎么弄也弄不起来……产权并不是直接来自私人的愿望。他这几年身体明显不好就是在哈佛没日没夜的读西方的历史，读宪政的文献……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会怎么样，还要看，从情感上讲，我不希望看到预言成真。但中国经济要能够健康的发展，能够经得起长期的历史检验，我认为小凯的这些思考从每一个角度看都是一个积极的东西，都是一个贡献。这一点应该留下来，继承下去，发扬下去。”

大段地引用，既是为了增加对杨小凯观点和思想的理解，更是为了表明一种理解的方向和继续研究的途径。

小凯一直尊重异己的声音，他重视文献，了解别人的研究。他告诉学生，经济学文章不能只是读，而是要动手再算一遍。当然，需要算的是经济学的数学模型。然而，了解历史渊源，在更广泛的时空里考核制度变革的成效，需要的是更为宽阔、渊博的背景、心胸和动力。小凯是后来人的一个榜样。

(作者系杨小凯生前的博士生)

杨小凯生平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湖南人

1948年出生于吉林敦化。

1968年撰写了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被判处十年徒刑。

1978年出狱，先当工人，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并在武汉大学任教。

1983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读书，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数理经济学、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微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

2004年7月7日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