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

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　

邢占军

主观幸福感是反映社会及个体生活质量的一种重要指标，西方对其研究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历程。近几年随着我国政府和学界对生活质量的重视，主观幸福感问题也引起了国内不少研究者的关注。本研究拟考察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年龄、教育、婚姻、职业、收入、地区以及城市规模等方面的差异情况，进而初步探讨这些因素对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可能存在的影响。调查在山东省全省范围内进行，随机选取了646名城市居民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作为研究工具。该量表从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家庭氛围体验10个维度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

一、性别差异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没有明显影响 表1是不同性别组主观幸福感得分的分布状况。T 检验表明，男性和女性在主观幸福感总量表和10个分量表上的得分，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性别的差异没有对我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

表1 男性与女性主观幸福感总量表及各分量表的得分分布情况①

性别

总量表 知足充裕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身体健康心态平衡人际适应家庭氛围16.2924

15.945516.058515.872015.939515.717116.089815.888216.098515.701316.018616.350716.071715.964516.416216.691215.981716.2771男性 160.8978 15.9309女性 160.3815 15.9740

感造成不影响。这与国外的研究结论是吻合的。Argle 对西方研究者二十多年主观幸福感相关研究文献的考察发现，在总体生活满意感和积极情感方面性别差异极小。 [2]

二、年龄差异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

表2是不同年龄组主观幸福感得分的分布情况。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不同年龄层在主观幸福

表2 不同年龄组主观幸福感总量表及各分量表的得分分布情况

年龄

总量表 知足充裕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身体健康心态平衡人际适应家庭氛围

24岁以下

25-34

35-44

45-54

55岁以上 165.998216.0678 16.7674 17.079616.383816.176416.504716.648216.870816.8688159.451515.1801 15.9210 16.157915.518715.983115.781216.043516.306816.5757160.235916.2852 16.3330 15.464315.601016.092515.783416.238815.761416.6442156.422416.1748 15.5328 15.165915.677615.587215.632616.029714.814815.8895161.069917.8758 16.0101 15.040616.669615.861915.726516.073515.151116.423116.630815.983616.032115.917416.2375

感总量表、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和人际适应体验六个分量表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t 检验表明在知足充裕体验分量表上，55岁以上组得分明显高于其它各组，24岁以下年龄组得分明显高于25-34年龄组，35-44年龄组得分也明显高于25-34年龄组。知足充裕体验反映的是人① 如没有特别说明，本文所有表格中的数字均为平均数。

们对自身物质生活状况的体验，其得分既取决于所具备的客观物质生活条件，也受到个人对物质生活条件主观期待的影响。由于较多地受到人们的需要与期待的影响，该指标所反映的情况常常与人们的实际物质生活状况相背离。55岁以上年龄组高于其他各年龄组，与其说充裕，不如说知足，这既与老年人的物质需求降低有关，也与他们总体上具有的饱经沧桑、乐天知命的豁达心态有关。24岁以下年龄组总的看来初涉世事或者还身居“象牙之塔”，没有太多负担，对物质条件的期待也不算太高，尤其是与25-34年龄组相比，这一点更为突出。25-34年龄组要么处于谈婚论嫁之中，要么忙于构筑爱巢、生养子女，开始感受到物质方面的压力，而盲目攀比也是该年龄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该年龄组知足充裕体验最差。35-44年龄组处在人生与事业的巅峰期，在没有大的社会动荡的条件下，收入状况应较为稳定，即使出现社会转型，他们也较易适应，从年龄段上看他们可被视为时代发展的中间力量，在心态上也较为务实，但对事业和物质条件抱有较高的期待，不容易满足。45-54年龄组知足充裕体验较差，主要与该年龄群体的特定社会经历有关，反映的应该不是该年龄段的应有特征。当然该年龄段也面临着再适应问题，现实状况（如子女接受教育、婚嫁，对父母的赡养、护理等）使他们不得不对物质生活条件抱有较高的期待，不会像55岁以上年龄组那样知天命。从知足心态上分析，知足充裕体验在年龄上的组群差异倒恰好验证了孔子“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的论断，只是在年龄上要做适当后延。

t 检验表明不同年龄组之间在心理健康体验方面得分的差异不显著。只有24岁以下年龄组与25-35年龄组和44-45年龄组得分的差异接近显著水平，这是导致单因素方差分析在该指标上出现年龄组群差异显著的原因。说明这两个年龄组所面对的境况有可能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社会信心体验方面，24岁以下年龄组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四个年龄组，这一点可以从24岁以下年龄组的年龄特征和他们在改革中所面临的机遇最多来加以解释。在成长进步体验方面,55岁以上年龄组得分明显高于25-34年龄组, 与35-44年龄组的差异也接近显著水平, 这是否与近年来国内大力倡导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的社会风尚有关？在心态平衡体验方面，24岁以下年龄组得分明显高于35-44年龄组、45-54年龄组和55岁以上年龄组其他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这似乎也可以从24岁以下年龄组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的机遇和有利条件有关，其他三个年龄组心态平衡体验明显较差，也可归结为在社会改革存在着一些有待完善的环节。在人际适应体验方面，45-54年龄组得分明显低于24岁以下年龄组，表明该年龄段被试在人际适应体验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联系到前面提到的该年龄组心理健康体验也偏低，可以解释为该年龄组在身心某些方面出现了适应上的问题（例女性可能会受到更年期的影响）。

从主观幸福感总量表上看，24岁以下年龄组得分明显高于25-34年龄组和45-54年龄组，其他各组之间得分差异不显著，这一结果大致反映了各年龄段在某些分量表上的差异情况。但也存在一些不相吻合之处，可以解释为不同年龄组在各分量表上得分有可能相互抵消。国外研究显示年龄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有人提出幸福感不因年龄的改变出现显著差异。也有人主张对生活的满意感会随年龄的增长而上升，而情感体验则会随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可以断言，单纯研究年[4][3]

龄与幸福感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关键要考察影响不同年龄段幸福感状况的因素。我们的研究初步表明，不同年龄段被试主观幸福感状况的确存在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既与个体心理发展的年龄段特征、个体人生历程中所面对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有关，也与某些年龄群体的独特经历乃至所面对的社会机会有关。

三、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有一定影响

依据所受教育程度不同将被试分为三组：初中以下组（含初中）、高中中专组、大学以上组（含大学）。表3是不同教育程度组主观幸福感得分的分布情况。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不同程度受教

表3 不同教育程度组主观幸福感总量表及各分量表的得分分布情况

教育

总量表知足充裕 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身体健康心态平衡人际适应 家庭氛围

初中以下

高中中专

大专以上

158.470116.245215.501415.399615.800315.539715.891015.976615.593616.6462 15.8766 160.708015.734116.161116.150815.602316.092915.662216.203716.256416.5336 16.3110 162.643015.968216.660316.259016.166316.282116.237216.355916.102816.4891 16.1220

育组在主观幸福感总量表上得分差异虽不显著，但接近显著水平。但在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和心态平衡体验四个分量表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t 检验表明，在心理健康方面，初中以下组得分明显低于高中中专组和大专以上组。在社会信心体验方面，初中以下组得分也明显低于高中中专组和大专以上组。在目标价值体验方面，大专以上组明显高于初中以下组。在心态平衡体验方面，高中中专组明显高于初中以下组。不同教育程度组在以上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大致表现出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会带来较好的心理体验的倾向。社会信心体验和目标价值体验方面的差异，主要反映的是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人生的目标和自身存在的价值，在这方面具有较高水平的体验可以转化为追求幸福人生的动力，而只有借助于知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动力才可能是持久的，否则便很可能漫无目的、浑浑噩噩，也就很难看清社会发展的主流走势。心理健康体验和心态平衡体验则主要反映的是人们是否具有健康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主要体现的是人们追求幸福的能力。毋庸置疑，无论是追求幸福的动力还是追求幸福的能力都是与教育所赋予人的知识与理性密不可分的。从这个角度分析，上述结果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受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更可能与现实社会中人们从较高的教育程度中获得的实际收益有关。从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前些年存在的 “脑体倒挂”问题近年来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受教育程度与人们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所得到的各种待遇和发展机会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生存条件越好、发展机遇越多，因而也就越可能较多地体验到幸福。这一结果部分地支持了西方一些研究者得出的教育程度与幸福体验之间成正比的结论。

[5]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研究者一般将受教育状况作为人们所处的经济社会地位的一种主要指标。

四、无婚姻生活者在主观幸福感的某些方面明显高于有婚姻生活者

婚姻状况按有无婚姻生活分为两组。表4是不同婚姻状况组主观幸福感得分的分布情况。T 检验表明，无婚姻组在社会信心体验分量表和心态平衡体验分量表上得分明显高于有婚姻组，在主观

表4 不同婚姻状况组主观幸福感总量表及各分量表的得分分布情况

婚姻

总量表 知足充裕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身体健康心态平衡人际适应家庭氛围16.2210

16.087916.766615.710916.185215.715616.054915.968816.159415.818916.406316.112716.516215.860016.696016.507216.174816.1138有婚姻 163.0529 15.8725无婚姻 159.8735 15.9778

幸福感总量表上的得分差异也非常接近显著水平。婚姻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幸福人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一点在西方的研究中也得以证实，Campbell 等人甚至将婚姻和家庭视为预测美国人总体幸福感的15个因素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Brown 等人的研究也表明，由于配偶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婚姻因素会有助于提高主观幸福感水平。William 等人的研究则表明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但比预想的要微弱得多。本研究则得出恰好相反的结论，我们在访谈中发现，许多已婚人士对自身婚姻质量评价不高，由此而可能对主观幸福感体验产生消极的影响。国内研究者徐安琪所做的一项颇有影响的研究似乎也可从另一角度支持这种解释。她的研究表明，目前只有3%的中国夫妇夫妻关系可以称得上是高质量和完美型的。 [6]

五、有职业者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无职业者

将整个样本按职业有无分为两组。表5是不同职业状况组主观幸福感得分的分布情况。T 检验

职业 总量表 知足充裕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身体健康心态平衡人际适应家庭氛围

16.4565

15.406416.288115.282315.945515.581816.511014.883816.042315.601816.359215.811416.322515.373616.774016.083716.067016.2589有职业 162.8637 16.0976无职业 155.9280 15.6442

表明，在主观幸福感总量表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六个分量表上，有职业组得分都明显高于无职业组。在知足充裕体验和自我接受体验两个分量表上，有职业组得分也高于无职业组，并接近显著水平。西方研究者在职业与主观幸福感研究方面所得出的结论充满了矛盾，有人认为这与西方社会的福利政策有关。从我国当前的情况看来，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尚处于建立和完善之中，职业有无往往与个人及经济状况密切相关，而且在人们的观念中是否拥有相对稳定的职业也仍然是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因此职业对主观幸福感的这种影响是可信的。 [7]

六、较高收入者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较低收入者

考虑到个人收入情况的复杂性、以及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在使用上的密切关联性，本研究采用家庭年人均收入作为反映收入状况的指标。根据所抽取样本的收入分布情况，首先确定27%和73% 点的家庭年人均收入值，分别为：3000元和6667元（考虑到人们在填报收入时存在一定顾虑, 实际收入数应当更高一些, 但所填报的值应该是有其现实依据的, 可以认为该值用于反映人们收入的分布趋势仍然是可信的）。以27%和73%点的家庭年人均收入值为标准, 可以将被试划分为三组：27%点以下组、27%点到73%点之间组、73%点以上组。表6是不同教育程度组主观幸福感得分的分布情况。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不同收入组在主观幸福感总量表以及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

表6 不同收入组主观幸福感总量表及各分量表的得分分布情况

收入

总量表知足充裕 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身体健康心态平衡人际适应 家庭氛围

27%点以下

27%点-73%点

73%点以上

154.534914.740715.236215.321914.916715.174715.523915.647015.927816.1551 15.8909 160.886816.089716.242416.049715.832515.957415.868116.270215.950916.5922 16.0338 167.987317.237717.014716.627916.990917.096116.448516.703216.265616.9858 16.6168

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家庭氛围体验九个分量表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t 检验表明，在主观幸福感总量表上，73%点以上组得分明显高于27%点-73%点组，27%点-73%点组得分明显高于27%点以下组，当然73%点以上组得分明显高于27%点以下组，呈现出主观幸福感水平随着收入等级的提高而逐次上升的趋势。在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和目标价值体验五个分量表上也呈现出完全相同的趋势。其它五个分量表的得分随收入状况的变化也大致呈现出这种趋势，其中在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家庭氛围体验四个分量表上，73%点以上组与27%点以下组得分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性水平。

西方研究者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曾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不少研究发现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例Bradburn 的研究表明，高收入者有较好的正性情感，而低收入者则产生较多的负性情感。Campbell 的研究也表明，高收入者的幸福感高于低收入者。也有研究表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无关。[9][10][8]有的研究发现，只有在非常贫穷时，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才有影响。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出现主观幸福感随收入的上升而下降的趋势。本研究支持主观幸福感随收入水平增高而上升的结论。当前我国社会才刚刚进入小康社会，没有达到丰裕程度，消费观念还比较传统，从总体看来收入因素仍然是制约人们物质与精神生活条件的关键因素。从另一方面讲，收入较高，也就意味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自我控制力与自我选择力较多，因而也就会有较多的幸福体验。 [11]

七、发达和开放地区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较高

从地理、历史文化，特别是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考虑，将山东省划分为半岛地区和内陆地区两个区域，以考察来自不同区域的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半岛地区包括：青岛、烟台、威海、潍坊、淄博、日照、东营等7个城市及其所属区域，中心城市是青岛；内陆地区包括：济南、枣庄、济宁、泰安、莱芜、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等10个城市及其所属区域，中心城市是济南。据此将样本分为两组。表7是不同区域组主观幸福感得分的分布状况。T 检验显示，在主观幸福感总量表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家庭氛围体验五个分量表上，半岛地区被试得分均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在其它分量表上得分差异则不显著。可以认为半岛地区和内陆地区居民在主观幸福感总量表及有关分量表上得分的差异，主要是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的，这一结论与西方的一些跨文化研究结果是基本吻合的。Diener 等人的研究表明，富裕国家人民的幸福感从总体上要高于贫穷国家。

表7 不同区域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总量表及各分量表的得分分布情况

[12]

地区 总量表 知足充裕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身体健康心态平衡人际适应家庭氛围

16.1340

16.098916.166515.662116.047415.498416.174715.7095

半岛 161.8064 15.9807内陆 158.8778 15.909415.869515.948916.450315.780015.881716.225316.682916.356016.418615.6893

八、当前收入因素对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有突出影响

考虑到收入因素有可能是导致山东省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组群差异的最主要因素，为了进一步查明以上所得出的组群差异是否与收入因素有关，采用了单因素多变量协方差分析的方法，在控制收入因素的条件下，考察主观幸福感总量表得分在其它因素上是否仍然存在组群差异。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总量表得分在地区、教育方面的组群差异与收入因素有关，排除了收入因素影响后，在这两个方面的差异都不具有显著意义，由此而说明物质条件在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幸福体验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排除了收入因素影响后，主观幸福感总得分在婚姻、职业方面仍存在显著影响，表明它们的影响与收入因素基本无关。

参考文献

[1]邢占军.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编制. 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2,23:151-189.

[2][3]Argyle, M.,The psychology of happiness,London,Routledge,1978.

[41]Headey,B., Wearing,A. Personality, life event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owards a dynamic equilibrium model, Personal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9,57:731-739.

[5][9]Campbell,A. Subjective measures of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1976,31:117-124.

[6]Marilyn,H.,et al. Marital statu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research synthesi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1985,November:947-953.

[7]Huey-tsyh,C.,et al. Unemployment classification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sociological review1994,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1995:62-78.

[8]Bradburn NM.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1969.

[10]何瑛. 主观幸福感概论. 重庆师院学报,2000,(3):73-81.

[11]段建华. 主观幸福感概论. 心理学动态,1996,(1):56-57.

[12]Diener,E.,Suh,E.M.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Kahneman,D. et al(eds.),Well-being:the foundations of hedonic psychology,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9.

本文发表在《新东方》2004年11期第19-24页

作者是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人才测评中心主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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