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里根总统送外卖

　　陈 九 祖籍河北，北美颇具影响力的华文作家和诗人。其作品题材广泛，文字生动情感充沛，常见于海内外各大华文媒体。陈九当过铁道兵，建筑工人。1982年毕业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6年赴美留学，获国际事务和信息系统管理学硕士学位。现为纽约市政府资深雇员，居住纽约。 　　 　　我是警察我怕谁 　　 　　不久前去宾州探望儿子，他在那里参加一个少年写作营。刚停好车就听到一声大喊：陈九，你怎么在这儿！一抬头，原来是刘春宁，十多年前的老邻居。那时我们都是单身汉，住在纽约市的科罗那，一个西语移民聚集地。那里租金便宜，当年不少华人艺术家都在那儿住：诗人翟永明，杨炼，画家何多苓，艾轩，何宁，还有雕塑家魏天渝，钢琴家施壮飞，很多。我们大家常聚在一起开派对穷欢乐，借酒撒疯载歌载舞，共度过一段漂泊生涯中的美妙时光。 　　老友重逢格外惊喜，忙询问分手后的经历。春宁说他在花旗银行工作，做项目主任。我说我在纽约市政府一个部门分管数据，目前正协助市警局更新他们的数据系统。“警察局？”春宁叫起来，我恨死他们了！来的路上刚吃张罚单，罚款不说还非给我记点，好说歹求都不行，美国警察真是惨无人道。惨无人道？我不禁莞尔。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听我聊几句和美国警察互动的经历如何？ 　　乍到纽约警局还真有些紧张。这里出出进进净是人高马大之辈，个个腰间挎着盒子枪。这种枪是特制品，弹夹长装弹多。狭路相逢你比对方多一发子弹就主动。我的使命是帮他们改进数据库系统，以适应政府不断调整的作业规范。我刚到他们就张罗着为我办工作证。我说急啥，可他们说要马上办，好像不办我就无法工作。工作证上有我的照片，还有警徽标志，虽比不上真正警察的金属警徽，但也看着威风八面。就这个东西让我从另一个侧面见识了一把美国警察。 　　几个月前从佛吉尼亚州度假回来，经过跨越哈迪逊河的瓦利桑诺大桥时，正赶上大堵车。儿子吵着要上厕所，他越叫我越烦，脑子一热，索性从旁边车道绕到前面插队，想尽快下桥。没想到有辆警车正在我试图插队的地方守株待兔，像约会一样等我。 　　警察严肃示意让我停车。我真沮丧到家，恨不得把车倒回去，让一切重来。慌乱中太太提醒，你不在警察局工作吗，给他看看证件。你是说，给他亮证？没错，不亮白不亮，咱又不骗人，怎么处理是他的事。我于是把随身携带的工作证递过去，心砰砰跳，拼命想着该如何回答人家的提问，仿佛这证件是假的。 　　让我跌破眼镜的是，那位警察根本没说话。他把工作证还给我，转身跑回拥挤的车道，嘟嘟嘟吹着哨，无比神圣地拦下所有车辆，接着对我大喊，开过来开过来。我不明白怎么回事，没敢动。他跑过来用力敲我的车头，啪啪作响，喊着，先生，跟着我跟着我。太太叫起来，走啊，人家给你开道呢，傻不傻呀你。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他是优先让我下桥。我受宠若惊地开过去，后面有人对警察怒吼，凭什么他先走，这不公平。警察的回答干净利索：闭嘴，他是当班警察。 　　我是警察？嘿，我是警察了。一路上我把这情景重温了一遍又一遍，生怕遗忘，怎么想怎么透着舒坦，都荡气回肠了。打那以后我食髓知味，总把工作证像护身符似地带在身上。 　　有一次我在长岛铁路道格拉斯顿站附近发信，发完后想也没想调头往回开。那条路是双黄线不准调头，更有甚者，一辆警车刚好打此路过，被我挡个正着，嘎地一声来个急煞车。紧接着警笛就响起来，命我停车。这回我不那么慌了，把车停在路边。一位胖警察面带怒容走向我，你怎么开车？把驾照和车辆注册卡拿出来！听上去大有赶尽杀绝之势。我递上三张卡，除了他要的两张还有我的工作证，工作证放在最上面。他一楞，接着表情就变了。你小子真够呛，下次注意点儿。我连忙道歉，对不起兄弟，我的错。他挥挥衣袖，未留一片云彩，撤了。 　　一次两次算懵的，如果屡试不爽呢？这次更绝，是在与纽约一水之隔的新泽西州，连纽约之外的警察都护着同行。自被“突击发展”为警察后，不免有优越感。平凡生活中的任何一丝特殊都可能让人陶醉。那天去新泽西的纽瓦克机场送朋友，走错了路，找不到高速的入口，却闯进一个安静社区。我急着摆脱困境，当车接近停车标志时，一踩油门就冲了过去。只听呜地一声，一辆警车魔术般跟在身后。我没在意，准备故技重演，给他亮证。谁知马失前蹄，那天竟忘了把工作证带在身上。这下可急出一身汗，拼命解释我在纽约警局工作，是你的同行云云。人家问： 　　证件呢？给我看。 　　忘带了，真的忘了。 　　对不起，这是罚单。 　　我还能随便胡说吗？ 　　没说你胡说，有话对法官讲去。 　　他面带嘲讽地把一张黄色罚单交到我手上。交通罚单中，黄色最严厉，我必须出庭接受法官裁决。除了高额罚款，少则三个点，多则五个。问题是，点一多保险公司就涨保费。美国社会是个网，牵一发动全身，活得越小心网就缠得越紧。 　　这下我可傻了。心说活该，你算个鸟警察，顶多是个临时工。证又亮不出来，还敢到外州撒野，看你今后还狂不狂！出庭那天，我还是带上了工作证，外加我在警局这个项目上得的奖状，充满侥幸诚惶诚恐地走进法庭。排队登记的人们大多是少数族裔，法警对他们十分严厉。有位老兄说西班牙语声音很大，警察警告了他。过一会儿他又大声，警察转身就要拷他，他左求右求才算了事。轮到我，我把罚单连同工作证一块儿递给办登记的女秘书。她看着我的工作证，困惑地问，你是警察？我在纽约警局工作。你跑到这儿干什么？不是你们让来的吗？那你，跟我来一下。 　　她把我带到一位西装革履的绅士面前，匆匆对他说，搞错了，人家也是警察，这是友军误伤。那位先生接过我的证件看了一眼，马上面带微笑走上来，给我一个拥抱，吓我一跳。他边道歉边呼唤着，麦可，麦可，开他妈什么玩笑，瞧你办得这事。一位警察走过来。我一看，正是他给我开的罚单。当他闹清怎么回事后，尴尬地说，这不赖我，谁让你那天不带证件。我赶紧借坡下驴，对对，赖我。你做得对。那位绅士这时说，法官得签个字才能取消罚单，走，我去把他叫出来。 　　法庭上，法官正在审案。绅士把我和麦可带到法庭侧面，对法官不断做手势。法官让下边人等着，然后走过来。该死的，没见我忙着审案吗。绅士向他解释发生了什么，法官转身对我说，真对不起，让你还跑一趟。你住哪儿？道格拉斯顿。这么远跑过来，你知道什么什么人，那个乔治棒球队的投手，就是你们道格拉斯顿人。还有环球制片厂创办人原先也住那儿。可惜我不懂棒球，既没听说过更记不住这些名字，只顾装腔作势地与他周旋。对对对，一点不错。你对那儿挺熟嘛。 　　走出法庭已是满天星光，我有些月朦胧鸟朦胧的困惑。几天之内从老鹰变菜鸟，再由菜鸟变回老鹰，生活竟像一部峰回路转的轻喜剧。我在路灯下给家人拨电话，想告诉他们罚单的事已搞定，可是占线。再拨还占线。嘿，你看看，话到嘴边说不出来的滋味很难过，像烟瘾犯了摸不着烟。我恨不能对着路人大喊一嗓子，二十年后又是条好汉。或者，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要不干脆咱这么着：我是警察我怕谁呀！ 　　没喊成，电话这时接通了。 　　 　　给里根总统送外卖 　　 　　人们用闯江湖这个词时往往借它的意，豪情万丈，前途未卜，破釜沉舟，或历尽沧桑。按此含义，凡在陌生环境中图生存谋发展者，均属闯江湖之辈。生活本身充满闯的味道。可到底闯没闯呢？我是说，可曾有过闯这个动作？像破门而入强行通过或深入禁区，都是典型的闯。禁是不许深入是通行，冲突只有撞出火花才无愧一个闯字。我说的就是一段闯的往事，真正的闯。本想用‘闯军事基地’，‘闯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之类的题目，可听上去太过直白缺少诗意，干脆以江湖二字替之。

　　故事主角除了我还有一人，徐小平；就是国内目前如火如荼的人生规划师，青年学子们的‘苏格拉底’，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的徐小平。那时我们都刚到美国留学，碰巧假期在华盛顿的同一家中餐馆打工。我晚来几天尚未找到住处。徐小平说要不要挤一挤，住到他那里？我感激地点点头。初来乍到马上有地方住，跟突然飘雪立刻有寒衣穿一样，只有漂泊在外的人才能体尝那份温暖。 　　餐馆老板是位退伍老兵，个子不高但很魁梧。他也真不容易，英语只会一句‘哈哇又’，直译就是‘你好’，剩下全不会了。客人进门，他鞠躬哈腰，一声‘哈哇又’加上个里边请的动作，就算功德圆满。无论客人再说什么，全由带位小姐打点。他管这叫流水作业。就这两下子，愣在英语世界里创出一片天，从华埠一间小小外卖店，到眼下这家金匾大字的正宗中餐馆，其中的艰辛不难想象。但话又说回来，坎坷可以使人坚毅，也会让人冷漠。给他打工薪水低不说，外卖范围非要扩展到治安混乱的拉丁区，几个外卖郎被打被抢，他却依然不为所动。 　　徐小平一天对我说，九兄，咱恐怕得换个地方。假期有限，挣不到钱再出点意外可得不偿失。先看广告打电话，你又有车，送外卖时咱去面谈，顺便把事办了。那回来太晚老板不会骂？骂就骂，就说遇到打劫，看他说什么。小平的话确有道理，这几天我也考虑，留学生打工合情但未必合法，我们穷学生又买不起保险，且不说挣钱多少，万一出事后果难以想象。自住进小平的半地下室，我有车他没有，上下班我们同进退，有事也商量着办。换工作理所当然要统一行动，说干就干。 　　我买来报纸，小平负责过滤广告。干这事他在行，字里行间竟能悟出老板的性格人品，餐馆环境，像个算命先生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让你目瞪口呆。不仅如此，诸多平凡之事经他一侃，国内国际天上地下，顿成经典。餐馆有个国内刚来的学生，因思念女友而痛不欲生。每有闲暇必坐下写信，菜单上纸巾上，逮哪儿写哪儿痴情可鉴。大家好言相劝，唯徐小平不屑。他对写信者一声怒吼：饭都吃不上，还谈个狗屁情爱。有本事把人家姑娘接来，也算你做回爷们儿！这招儿真灵，那小子像戒毒一样从此不再写信，面貌为之一新。中文里有欠骂一词，有时是粗口，有时不是。 　　不过愚者有得智者有失，正是徐小平对一则来自乔治郡广告的坚持，让我二人险做枪下之鬼。我对他说，乔治郡太远，路又不熟，算了吧。他说不行，正因为远雇人不易才会多付钱。我来看路你只管开车，咱非去不可。后来我觉得那真是宿命，一场冥冥之间安排好的惊险游戏。我怎么竟相信一个不会开车的人能替我看路，殊不知他们对路的感觉跟你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匆匆出发，饱含期待。 　　正值晚春。春日近晚就不再是大家闺秀低首垂眉，早变成野蛮女友，该脱就脱该喊就喊。绿是丰满的风是撩人的，恨不能把所有欲望全都唤醒，然后共舞。我们的车在巴尔笛摩快速路上疾驰，没有空调就摇下车窗，任春风吹上我的脸，荡漾起我们的谈话，既有自作多情也有信誓旦旦。谁说漂泊光是寂寞，也有自由放荡，像挣脱羁绊的马，想去哪儿去哪儿，要怎么撒欢就怎么撒欢。这时徐小平嘟囔了一句，好像，好像刚才那个出口…… 　　我心“格登”一下，晚春嘎然而止。好像，八十迈时速时你告诉我好像，还是刚才的。到底是不是？是。你早干什么来着，你不是自报奋勇看路吗？可。行了，什么都别说了，实话告你，我拿驾照不满两个月，车又是花一百美金刚买的烂货，我说不来你偏来，人地两生，要是再抛锚，咱，这是到哪儿了？鬼晓得。就知道你不晓得！ 　　我只好等待从下个出口回到原处，再从‘好像’那个出口出去，接着往下走。我密切注视前方路面，神经像满弓一样紧绷在寻找出口上。突然，目标出现，我立即打开方向灯准备右转。就在车涌入出口的瞬间，我觉得该出口大大与众不同，一是没编号，美国所有高速公路出口都有编号；二是没车，远远望去引道上毫无一车；三是一个巨大招牌上的文字独特；还未看清写的什么，车子已大刀阔斧扑了过去。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上船容易下船难，高速公路行车正是如此。一出来我就发现不对，引道很漫长，远远长于一般的出口。我感觉不像出来，倒像进去了。前不接村后不着店，想倒回去技术又不行。道路顷刻变成一种强制，像飞机对旅客也是一种强制一样，所有个人意志全等于零。也罢，别无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我索性加大油门，管他前方是什么，有本事你是大海是悬崖，是炮兵阵地，老子还不信了。 　　车速很快，非常快。也许急于揭开迷底，或要抵消潜在的惧怕，车子逼近一道高大门闸时我竟忘记减速。门闸不宽是敞开的，好像有人守卫。徐小平突然大喊停车，紧接着就是几声英文巨吼‘停，我开枪了’。打那天起我才知道，有种喊声叫震撼。那是生命全部能量浓缩一点在瞬时爆发，其原理与核子弹如出一辙。晚了，我的车刹那间已风驰电掣般闯了过去，卡喳一声停在门闸里边，煞车的嘶鸣与惊魂齐飞。十几个戴白色钢盔的海军陆战队员迅速包围了车子，一支支黑暗枪口指向我们二人。如果照张俯视图，我们是太阳，枪支就是太阳光芒，千万别走火的光芒。 　　真无法形容那种感受，灵魂出窍的迷惘。眼前一架巨大的兰色飞机梦幻般闪烁。此时此刻，强悍的陆战队员们，你们要干什么？难道每个迷途者都必须接受类似战争的洗礼？自动步枪，手枪，金属探测器，还有巨大的狼狗，莫非这都是真家伙？车门打开后备箱打开，凡能打开的都打开了，连同我们自己。查吧，要钱没有，要外卖一个。我们是学生，是研究生，不信看学生证。硕士博士，中餐外卖，还有量子力学和宫保鸡丁，当所有这些乱七八糟被风马牛不相及地联在一起，他们先是困惑，接着便哈哈大笑。一个年轻士兵问，知道这是哪儿？我们摇头。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看看，那是空军一号。嘿，上尉，他扭头对身后一位军官调侃道，送外卖愣送到里根总统这儿来了，提醒总统别忘付小费，人家可是物理博士。 　　由一辆警车开道，这位司机老兄怕是生平第一次为百元破车开道，我们招摇地回到来时的路上。小平和我沉默良久，然后突然爆发，笑成一团。给美国总统，哈哈哈，送外卖，哈哈哈哈。笑啊笑啊，谁都没留意，泪水洒了一脸，春风也吹不干。 　　很多年后一个冬日，在一艘美丽而懒惰的加勒比海游轮的甲板上，我遇到个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员。他说他警卫过北京秀水街的美国驻华使馆，最后是从守卫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职务上退役的。他还说，他是上尉。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不就从巴尔笛摩快速路转下去。 　　不，那是早的事。911后修了条专线，不再走那儿了。 　　那条路原来很容易进去，我朋友把车一直开到空军一号前。 　　你朋友真幸运，要是他911之后进去…… 　　进去又怎样？ 　　开枪，肯定开枪，这是规定。 　　…… 　　我们，见过面吗？ 　　你是说你和我？不会吧，为什么？ 　　海天之间云峦苍缈，上尉的口气是疑惑的。我欲言又止，算了，就让他疑惑着吧。 　　 　　我是美国伐木工 　　 　　面对美国地图，请随我的手找西佛吉尼亚州的布兰克镇，就这儿，阿巴拉契亚山脉的腹地，这里群山环抱人烟稀少，山上密密麻麻长满青一色的橡树。如果你还摸不着头脑，那支脍炙人口的歌曲“乡村路带我回家”总听过吧，唱的就是西佛吉尼亚。这是美国第二穷的州，就是它，曾为美国近代工业发展提供了无数低廉的生产资料。即使今天，它仍是美国煤炭和木材的主要产地之一。 　　那是1987年，我在俄亥俄大学读硕士学位。学校坐落在一个叫雅典的小镇，距俄亥俄河不远。河西岸是俄亥俄州，东岸就是西佛吉尼亚。暑假将至，我们正在忙着找工作，好用一个夏天挣出全年的生活费。作为留学生，严格说是不许打工的，我们只能找那些付现金的活儿，餐馆，收银，修建等等。当时的美国社会不像今天这么苛刻，移民局不管，老板又乐得付低薪，愿打愿挨的机会总是有。

　　原计划去辛辛那提一家体育馆修房顶，月薪千五管吃住。大家就准备启程，可报上的一则广告改变了我的命运。广告说西佛吉尼亚山里需要伐木的临时工，须有操作机器的经验，月付现金三千，也管吃住。嘿，我一看就提气，两脚都离地了。我是铁道兵出身，什么机器没用过，车钳铣刨，抽水机空压机，风枪风钻，连大马力的“移山80”推土机都开过。我连忙劝大家一起去伐木，挣钱加倍还够刺激，深山老林，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去看看美国座山雕是个啥模样？ 　　没想到他们几个面面相觑，说万一遇上狗熊怎么办？我说狗熊怎么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就没吃过熊掌，遇上正好。可他们还是不肯，说没有使用机器的经验，还说我也是说说而已，不会真去。就这句话把我将住了。我说行，大家兄弟一场，就此别过，等我给你们带回酱熊肉吧。第二天清晨，门前草地上的露水尚未退尽，我开着那辆破旧的诺亚牌轿车，直奔西佛吉尼亚深山而去。穿林啊海海海海海海，跨雪啊原原原原原……边走边唱，连头都忘了回。 　　田野散发着麦草和牛粪的气味，离远了闻，连牛粪也是香的。不久，车子转入崎岖的山路，这条路很漫长，转来转去，波浪般上下起伏，我仿佛在一条漂在海面的丝带上航行，让人不禁感慨。没想到路也会如此缠绵，思念般一波波倾吐，无止无休。看来什么东西只要长就会软，越长越软，玻璃要足够长也能弯成圈儿你信不信？我信，你要是那天跟我一块儿上路也会信的。 　　伐木场建在山腰，说是布兰克镇，其实离镇子很远。一个叫马克的大男人，个子大头大，鼻子大眼大，连屁股都比一般人的大，叼着根自制卷烟问我，你叫什么？陈九。陈狗。不是狗，是九。是狗。算了，你就叫我陈吧。陈。哇，总算绕过这个弯儿，老外愣发不出九的音。可他下面的问题着实有些没头没脑。 　　你外面停的什么车？ 　　什么车？轿，轿车。 　　废话，我知道轿车。什么牌子？ 　　雪佛兰，诺亚牌。 　　好！好！你录用了。 　　录用了，怎么就录用了，开机器的经验呢？来的时候我连夜查汉英词典，把用过没用过的机器名称都做了笔记，准备今天露一手，给他来个灵魂出窍。怎么，问也不问，合着我白熬夜了。接下来才闹明白，美国的山民同样是民风古扑。他们喜欢以开什么车分类，马克说他是雪佛兰人，意思是除雪佛兰外他不开其他车。他最恨福特，连他女儿未婚夫登门拜见月丈大人，就因为开的是福特，被他撵了出去。我暗自庆幸，这辆诺亚是几周前从毕业的老生手里刚买的，以前我也开福特。 　　第二天一早，我随伐木工人进山。我是这里唯一的东方人，个子最矮体重最轻，但也最秀气，起码我自己这么看。马克的小女儿雪丽为我们煮咖啡，她看去比我小十来岁，像高中生。马克有四个女儿，除雪丽外都嫁出山了。我们举着咖啡，坐在马克驾驶的履带车上前行。森林之晨很静，空气把我们的交谈和笑声洗涤得无比清新。我望见雪丽站在门口，一点点变小，直到变成一只小蚂蚁。 　　我很喜欢男中音刘秉义多年前唱的《伐木工人歌》，其中一句是“伐木工人志气高，手中油锯不停地叫”。油锯是用一部小型发动机带动的锯，像个行李车，可以拉着走，美国人伐木也用这个。我对马克说，让我试试。他断然拒绝了我。动锯的人看来都是师傅，他们懂得如何锯锯多深，树会像哪个方向倒什么时候倒。这至关重要，除了安全，树倒下的角度和位置直接关系到下面运输的效率。如果树倒在相反方向，得花多大气力和时间才能正过来，有时甚至就放弃了。我再次要求试试，当年修铁路的时候……话没说完，马克说，好，你就试这棵小的吧。 　　我推动油锯，请记住这个时刻，我是真正在美国用油锯伐过木的。油锯挨上树，剧烈的震动让我左摇右晃。没想到橡木跟我过去锯过的松木完全不同，松木很脆，锯放上就往下走。可橡木韧性太强，尤其新鲜橡木水份足，锯子上去就跳，你真得有把力气压住才行，不一会儿我就一身大汗，呸呸呸地吐着嘴里的锯沫。马克叫人换我，我说不行，非锯倒不可，这么棵小东西再锯不倒我立马卷铺盖滚蛋。我不顾一切往下锯，树都倒了还没停。马克拉住我，只听喀嚓一声，树缓缓向路边倒去，周围人咦哈咦哈地叫喊起来。我看过刘晓庆演的电影《北国红豆》，讲伐木人的生活，树倒的时候伐木工喊的是“顺山倒喽”。看来喊什么是语言问题，喊不喊是本性问题。只要是人，走进森林就会叫喊，哑巴都会喊，究竟为什么说不清。 　　黄昏时工人们回家了，马克也走了。我独坐门前吹口琴，这琴跟我十几年，伴我东奔西走度过多少寂静时光。林海涛涛琴声如诉，涛声漫过琴声，琴声穿越涛声，除了希冀和幻想，我觉不出一丝孤独。漂泊者最忌讳过度自恋，总觉得自己可怜，不如随遇而安，把一切看成是上苍的恩赐。我静静消磨着这份清闲，任思绪游荡。这时，我突然发现厨房里有灯光人影，怎么，是雪丽。 　　还没回家啊？我问。 　　这就走，给你做了三明治，你爱吃芥茉酱还是沙拉酱？ 　　都爱吃。 　　最爱吃什么？ 　　我，最爱吃我妈做的酱牛肉。 　　噢，你要教我我也会做，会的。 　　说完她真地走了。我望着她的车一点点变小，直到变成一只小蚂蚁。 　　很快我就和工人打成一片，同工同饭，但抽不同的烟。那天伐木时，我示意马克把手上的烟让我抽一口，我看别人都这么干，可他不给。再要还不给。最后他无奈地说，这是大麻，你抽不惯。我一惊，本以为他们自己卷烟是为了显示牛仔的酷，原来是大麻，这是毒品怎么敢沾？我马上想到另一件事，他们太能喝酒，喝起伏特加威士忌不要命，什么也不吃，一杯杯地干，看着他们的身体一段段软下去，变成烂泥，再摇着船，不，是开着车回家，如果那还可以称作车的话。 　　我也善饮但不喝洋酒，为这我特意跑到一百多英里外的帕克斯堡，那里可以买到茅台酒，当然，还有酱油，我答应教雪丽做酱牛肉。这天我把茅台啪地搬上桌，大声说，这是最棒的酒，快来呀。他们刚伸手，我说等等，这屋子有天花板吗？众人诧异，喝酒干天花板什么事？怕你们喝着喝着飞跑了，中国古代有个美女叫嫦娥，就喝这种酒飞到月亮上至今未归。至今？他们瞪大眼睛。若在学校跟美国人开这种玩笑，应者寥寥，美国人重专业而轻广博，越有知识越不关心遥远的事。但这里的人喜欢听我讲中国的趣闻，雪丽甚至让我带她到中国看看，我没吭声。 　　除原木外，伐木场也生产方木和板材。我们不必每天进山，加工木材也是日常工作。先将原木按种类和口径分类，橡木分红黄白三种，前两类比较普遍，而白橡木很难遇到十分珍贵，锯开的抛面象牙般洁白细腻，打磨后竟有玉石之风，令人嘘唏。木材加工完全是机械化的，原木推进去，出来的是方木或板材，直接运到晾木场存放。加工中产生的木屑全部回收，压成块儿等待出售。马克说他想建个木屑板生产车间，肥水不流外人田，可惜缺少资金。望着他朴实的目光，我突然感到另一个美国正在眼前呈现，它靠我更近，没有都市的喧哗，却不乏自然和坦诚。 　　那晚好月亮，我刚躺下。窗外沙沙作响，我知道又是鹿群来寻找食物。这里的鹿很多，各式各样，来来往往旁若无人。本以为鹿只吃草，跟羊一样，可当它们走近人类，就逮什么吃什么。我亲眼看见一只公鹿把我吃剩的半个三明治吞下去，让我目瞪口呆。我甚至怀疑，如果它们长久吃人的食物，宫保鸡丁，麦当劳，会不会早晚也用两条腿走路。伐木生涯马上就结束了，我还没见过狗熊，这让我十分焦虑。答应给人家带熊肉，熊都见不着还带个屁啊。我正冥冥遐想，突然一声呼喊划破夜空，鹿群哗地散去，是个女人。坏了，听着像雪丽。

　　我和几个临时工立刻奔出门外。月光下，雪丽浑身泥水衣衫凌乱对我们招手。我冲上去急匆匆地问道， 　　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马克喝醉了，把车撞到树上受伤了。 　　他在哪儿？ 　　就在前面拐弯儿的地方。 　　你知道他醉了还让他开车？ 　　他非要开呀。 　　那时我到美国也就两年，不习惯事事拨打九一一。再说这深山老林，救护车何时能到谁说得清。我拉起雪丽就跑，她的手冰凉，一点点暖和起来。我们开着那辆破诺亚轿车，在一片树林里找到酒意尚酣的马克。他的雪佛兰已完全撞烂，一条腿卡在错位的车门和方向盘之间动弹不得。他见到我笑着说，哈哈，天花板，你他妈太逗了。我迅速用当兵时学的包扎术把衬衣撕成条，再用树枝将他的腿固定。快，雪丽你指路，我急促地说，咱们去镇上医院。好。雪丽只顾点头。 　　告别伐木场时，我没见到马克，他出院后在家休养，无法上班。那天我锯倒的最后一棵树恰好是白橡木，象牙般的光泽在夕阳下吟唱着。我把地上的锯沫装了一小袋揣进怀里，然后挥手向大家说再见。晚霞正浓，整座山都深厚起来。 　　山路弯弯波浪般上下起伏，像思念一样，随风飘荡。 　　 　　巧遇胡因梦 　　 　　我并不认识胡因梦，她更不认识我。谁都知道她是知名艺人，当年琼瑶剧的女主角，又是文坛怪杰李敖念叨了一辈子的百日前妻。我在电视上见过她，长得美，迷人的美，当然记得住。男人记一张漂亮脸蛋儿只需十分之一秒，何况胡因梦。 　　没想到我竟在纽约巧遇了她。不是粉丝看刘德华张曼玉演出的那种遇到，热力四射隔空叫喊，而是世俗式地面对面遇到，一张桌子吃饭那种遇到，安安静静平凡人间，没有谁介绍，我们握手交谈，透过汤水冒出的薄雾说笑。那一刻如果你碰巧从窗外走过，没准儿会误以为我们是老友相逢。 　　那是胡因梦《死亡与童女之舞》一书在台湾出版不久的一个秋日早晨，是个周末。四岁的儿子醒来说要吃大饼油条，全家人连忙匆匆洗漱，衣裳袜子满天飞地驾车到纽约的第二中国城法拉盛，王子街上有间“人人小馆”，油条豆浆做得地道。 　　很幸运，我们等到一张靠窗的桌子。在这间紧凑的店堂内，此处可算是唯一的世外桃源。眼前的豆浆豆花散发出袭人香气，我看着儿子笨拙的吃相，打开报纸读起来。窗外如洗，这是个经典的纽约华人的周末早晨，中式早餐加一份中文报。 　　这时，有位侍者带着一男一女走来，问我太太，能让他们在这儿挤挤吗？太太说行。我这才发现，店堂已十分火爆了，每张桌旁坐满人，吃的东西也相差不多，油条豆浆，看上去有些像食堂开饭。等座位的人已排至屋外，店门微启，似有若无的凉风扑朔迷离地吹来。我放下报纸，看这对男女走近。男的个子不高，相貌平凡，身上的夹克衫或许大了些，让他更显矮小。女的却优雅动人，高个子好身材，浅咖啡色的中式大襟外套镶着黑边，这种款式的服装已不多见，所以显得格外卓而不群，她戴着一副无框眼镜，笑容可掬地在我斜对面坐下来。 　　这不是胡因梦吗，我心中一震但未露声色。不知什么心理，不知你们大家是否都这样，越是名人我越要显出你有啥了不起的样子。我就不说破，不让你有被追宠的感觉。其实现在想来太小儿科了，人还是朴实些好。难怪我常常感到孤独，一半是因为自我封闭造成的。我佯作不察依旧读报，却用余光频繁扫射胡因梦的举动。她与夹克男偶有交谈，视线则一直停泊在我儿子身上。儿子恰是讨人嫌的四岁，吃到一半跑去玩耍。我呵斥道，回来，把饭吃完。小家伙不知所措地望着我。 　　这是你儿子？胡因梦问。 　　是，这小子太淘气。 　　让他去玩吧，他好帅啊。 　　胡因梦说话时目光女性得一塌糊涂，语调丝绸般细致，充满舞台感，让你觉得此时正进入拍摄现场，摄影机架在屋角，导演的吼叫在天花板回荡。就这样，我们开始了交谈。她问我来自何方，我说北京。她说听出来了，进门就听到你的京片子。其实京片子是个旧词儿，现代北京人已很少用。你呢？我反问。她和夹克男相视一笑，转过头说，老家沈阳。她这么一说倒让我想起李敖那篇短文《画梦》，据李敖说，胡因梦身上有满洲皇族血统。既然是满洲皇族，当然是沈阳的老家。我不禁跟她聊起沈阳这座古城，太原街，钟楼街等等。她听后略显茫然地补充说，她生在台中，祖籍是沈阳。嗨，可不是，她在台湾长大，怎么会了解沈阳的街道呢。 　　于是从沈阳说开，才发现她走过不少大陆的风景名胜，有些地方甚至连我都尚未去过。略感意外的是，当我们聊起天津，胡因梦的表情立刻生动起来。她提到几条街道的旧称，现在竟是她对我说起街道，好像都在当年的租界地内，那里过去多居世家官宦，如未住过，怕很难知晓这些饱含身世感的名字。 　　你在天津住过？我问。 　　嗯，老辈人住过。 　　天津有我姥姥家，是我非常熟悉的城市。我们的交谈由此进入状态，气氛也像桌上的豆浆豆花冒出热气。胡因梦学说天津话“干嘛去”，显然学得不很像。天津话可不那么好学，除了腔调外还得有天津人的粗犷语态。像她这么心有千千结的才女气质，怎能说好天津话。看我的！不小心我人来疯的老毛病没按住，蹿了出来。我学的天津话不仅地道，还充满幽默和文化感，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胡因梦的笑是灿烂美丽的，就是无意中在眼角绽开几缕深含不露的沧桑。 　　接下来空气安静了。大概生人聊天儿都这样，说太多怕失身份，谈话往往是鱼翔浅底，漫不经心地间歇式移动。现在是停顿时分，上个节目演完要等下个登场。我回到手中的中文报纸，天啊！才发现上面有篇文章竟是介绍胡因梦的新书《死亡与童女之舞》。你不得不信，世上就有这么巧的事。我暗自惊讶，随手把报纸摊在桌上，目不斜视，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胡因梦果然中招。她拾起报纸，“我能看看吗？”请请，只管看。我心说这就是让你看的，不为你看还不放在你面前呢。“这本书写得不错”，我冒出一句。几天前我在法拉盛的世界书局翻过这本书，很有些印象，所以才敢这么说。 　　真的吗，怎么不错？ 　　她把男人描写得如此透彻，看到最后我都恐惧了。 　　恐惧什么？为什么恐惧？ 　　这样了解男人的女人，世界对她已无边界，不令人担心吗？ 　　有什么可担心的？ 　　担心被一下看破呀。 　　我们交谈时，胡因梦时而看我，时而远望，微笑点着头。当说到担心被看破时，她情不自禁笑出声，脸上泛出几许红润，与其是羞怯不如说是豪迈。当然，我们提到大师李敖，就是她不提我也会辗转提到，要不还有什么意思。我说李敖这个人除了妙笔生花，更敢言别人所不敢，甭管怎么说，几年牢狱生涯不是盖的吧。胡因梦收起笑容，沉默了一下，说了句话让我难忘：“其实他内心是很脆弱的，很脆弱的。”她听上去有些喃喃自语，目光凝聚在前方一个虚拟物体上，手中的茶杯拿起又放下，仿佛在割舍什么。我只有沉默，在她面前，这个关于内心的话题太过沉重，我怎能信马由缰随便插嘴。内心像内裤，不是谁都能看见的。 　　窗外开始纷纭，车鸣渐渐喧嚣起来。太太去追跑远的儿子，匆匆背影似乎向我启示着什么。看来早餐该结束了，再不结束就做作了。巧遇名人毕竟不是老友相逢，这里有本质区别，前者似蜻蜓点水，后者像旧鸟归巢，怎能同日而语？我起身告辞，胡因梦也客气地和我握手再见。我冷不防打开书包翻出纸笔递到她面前： 　　胡小姐，给我签个字吧。 　　啊，还是看出来了。胡因梦一声轻叹。 　　她的签字清秀挺拔一点儿不拖泥带水。最后一笔甩开来拐个弯，透出一股自信和洒脱。我注意到，她名字中间那个字是因为的因，不再是绿草如茵的茵了。这一字之差，让人朦胧感到一个女人对生命的不同期许和岁月历程的足迹。我把胡因梦的签字给等在门外的太太看，“她就是胡因梦，电影演员，也是李敖的前妻。”“真的？我说怎么有些面熟。长得真美啊。”太太长舒一口气说。

　　是，真美。你只要欣赏她，她就从天边滑落，走到你面前。李敖这句话真说中了。 　　 　　美国查税猛于牛 　　 　　子曰“苛政猛于虎”，征税是政的一部分。当年造反的陈胜吴广和怨死的范喜良都与征税有关。人死了，像被老虎吃了，因此苛政猛于虎。现代社会不兴老虎吃人了，更不许造反。取而代之是罚款封门外加关监狱。后两条我尚未亲历，头一条咱在纽约是经过考验的。那感觉让我想起老虎，说老虎并不准确，毕竟这无关性命。那就公牛吧，连踢带顶。后来有人为此还谱了曲，叫斗牛士之歌。 　　那是个报税季节。美国报个人税的截止日期是四月十五日，以此倒推三个月，均属报税季节。这年我家做了点儿小生意，结果光赔不赚，留下不小的亏空。为确保得到联邦退税，我特意花钱雇了执照会计师帮我填写税表。我嘱咐他，兄弟，今年我可赔了，看能退点税不？会计师也是华人，可回答我时用英文不含中国字儿，翻译成北京话应该是：哥们儿，擎好吧您呐。 　　还不错，个把月后果然收到联邦政府的退税。一看吓一跳，四千块零三毛八，咱小门小户，从未见过这么多退税。我下意识环顾左右，像小时候偷王二家的枣。说实在的，从那一刻起我心就不踏实，担心这笔钱再被要回去。我太太问，见过钱吗，你见过钱吗？现在看来很多倒霉事儿并非本该发生，而是愣让你念叨出来的。命中原没有，念叨来念叨去，老天爷一烦，给他给他，省得搅我清梦！几个月后的深秋，我们居然“如期”收到国税局的查税通知，查税就是对你税表中的某些内容提出置疑，让你当面说清。换句话说，要揭你个底儿掉，鸡蛋里边挑骨头。 　　我慌忙去找那位会计师，解铃尚需系铃人，他应该最清楚此刻我该怎么办。这位仁兄看了通知，问我生意的帐目是否清楚，每笔收支可有发票？我马上说有。别的不敢说，你问我今年多大我一时答不上，因为那得现编，人越大越不爱说真实年龄。可帐我记得一清二楚，所有活动均有单据。他听后说，当然又用洋文，好，把所有发票准备好，到时候我亲自陪你去国税局见他们，看他们怎么说。 　　从会计事务所出来，我有两种感觉交相辉映，一种是放心，你看，咱有发票咱怕谁，美国这地方是“理”仪之邦，国税局怎么了，国税局也得讲理不是。我能证明收少支多赔了钱，能证明的事你不信也得信。另一种感觉是感激涕零，瞧瞧人家，虽然不说中国文，但一张口就亲自陪咱去，多够意思。有他陪着咱还怕啥？人家是专业的，越不说中国文越专业，懂什么呀你。 　　那天一早，我提着一包发票，会计师也提了个大包，我一直没闹清他包里到底装的什么，因为他始终没打开过。我俩信誓旦旦，步履如飞跨进联邦大厦。等待查税的人很多，我们绕到后面，找座位坐下。发票带来了？会计师问我。带来了。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吗？是。他说话的嗓门儿突然低沉，给人一种地下党接头的感觉。不知为何我也受了影响，也压着嗓子与他答对。那天恰巧我又戴了顶鸭舌帽，就是电影里特务常戴的那种，空气中顿时充满神秘。 　　过了好半天，一个白种中年汉子唤我名字。他看上去四十多岁，灰白头发，身材不高但很干练。陈九，谁是陈九？我连忙站起来，我是。进来进来，带会计师了吗？带了一块儿进来。我的会计师这时倒格外安静，一声不吭跟我走进中年人的办公室。我们刚落座，中年人把手中的原珠笔往桌上一扔，啪地一声说，好，来了就好。东西都带来了？我心说，什么东西？密电码还是联络图？我手里只有发票，连忙打开书包把一捆儿发票摆在他面前。他捡起那支笔，用笔尖挑开发票看了看，“就这一年的？”是，就这一年的。这听着怎么像给地主老财交租子啊。 　　“不不不，我要五年的。”中年人升高调门儿。 　　“五年？你没说过啊。再说我生意也没做五年呀。” 　　“你是家庭生意，与个人财产相联。我要看五年的个人资料。” 　　“可，可可，我没保留这么久的资料。” 　　听到这儿中年人笑起来，那笑容无比真诚甜蜜，让我不知该感动还是忧虑。只见他回到电脑，霹雳啪拉打印出一张纸，然后用那支笔在纸上画个圈儿，“我就要这个数儿，你若答应咱就两清，否则就一张张查发票，连查五年的。”我低头一看，他画的圈儿里是个数字，四千块。我惊愕地望着他说不出话，憋了半天才冒出一句，我，我是有单据的。你为啥不把这一年先查了，然后咱再说话？我话音未落，中年汉子的脸顿时赤红，变得激动起来，他用极高的频率射出一串话，让我产生强烈的被秋津丸的鱼雷击中之感。致远号中弹，船体开始倾斜，船头下沉了。邓管带，咱怎么办？他的话大意是，我每天要见像你这样的人千千万，一张张查还不查到猴年马月。我怎能随便糟蹋纳税人的钱干这种毫无意义的事，你说吧，四千块，接受还是不，不接受咱就换个说法儿！ 　　哇塞，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啊。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邓世昌邓管带多么伟大，被鱼雷击中还能全速向吉野丸撞去，虽功败垂成也石破天惊。不行啊，咱不行。牛皮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垒的，我用目光向会计师求助，他却木然地望着我沉默不语。我开始泄气了，今夕何夕此地何地，这里是比联合国还大的联邦政府，居然上演秀才遇见兵的古老游戏。我强忍悲愤命令自己冷静，退四千零三毛八，还四千整，还剩三毛八，这太不讲理，太窝囊了。可又怎么样呢，日子得过生活得继续，漂泊到天涯海角讨生活，孤单不是一个人的意思，是无助，无助懂吗？我点点头，好，我接受。 　　接下来是一幕政通人和的轻喜剧。下一个节目，相声。表演者，侯宝林郭全宝。中年汉子此刻取代了侯宝林的位置，并逼我做他的郭全宝。他朗声大笑，不住地说我是聪明人，嗯，你真很聪明。说着还站起来拍拍我的肩，像书记要发展我入党似地饱含期待。他打印出另一张纸，和蔼可亲地让我签字，这儿，对对，就这儿，签吧。我刚要签，突然抬起头色厉内荏地说，好，四千块全包括了，不能再添加其他费用。中年汉子赶忙强调说，我保证，绝对都包括了。我深为自己感到悲哀，奶子都让人摸了，还装出一付死要面子平起平坐的样子。当年李鸿章签马关条约时，肯定也是这样对伊藤博文厉声说，好，台湾割给你，不能再要别的了。 　　秋风吹过。我和会计师走出那座大厦时，一群仓皇的落叶像逃亡者从我们脚下掠过。望着会计师离去的背影，我突然意识到，在整个查税过程中他竟未发一语，无论中国文还是外国文。为此我打电话问他，他破天荒地用流畅的中国文对我说，我不好说话的呀，我执照会被吊销的呀。这结果还可以的呀，否则罚得更多的呀。他还说，这样好了，我给你半价，一百块，一般陪客户查税都收两百的呀。 　　很多年后，在一个电视节目上，我再次见到那个查我税的白种中年人。他已升任什么什么长，不小的官儿，正在向记者介绍国税局的一项新政策。我问太太，你看这家伙多大岁数？五十多岁吧。嗯，差不多，他应该是属牛的。什么，连他属牛你都知道，怎么回事，你认识这个老外吗？我静静地盯着电视，没说话。 　　做男人的，不是什么都能说出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