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文学研究热点问题 论文

近几年来文学研究热点问题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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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 文学领域出现了一些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党圣元先生曾对这方面的概括有：

1、 文化研究与文化转向。现实语境的变化，文化产业的兴起，文艺学研究范式的转变。狭义文化研究即是文化批评，通过文化批评揭示文本中体现的思想意识形态。文本解读方法也在改变，转向对文学自身即文学性的解读。

2、 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第一阶段，90年代初，现代作家重新排序，对五六十代作家、作品重新定位。第二阶段，大众文化兴起以后，消费文化利用经典实现获利。第三阶段，从理论方面，从学理上的评定，是存在文学经典的，但充满了文化的差异性，有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在后现代思潮推动下，解构文学经典成为一种倾向。阐释不是颠覆，文学经典的确立是个历史化的过程。文学经典包括这些方面：艺术价值、阐释空间、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艺术形态和文化观念、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关系。文学经典不仅是文学史产物，还是文化史的产物，历史有一种统合作用，历史具有连贯性。

3、 文学和图像的战争。视觉文化的兴起，出现图像拜物教。拟像不等于形象，因为拟象是无意义的，是空洞的符号，而形象是有意义的。形象的消失意味着文学的终结，这是一种无深度的观点，模糊了现实与审美的界限。实际上是从事阅读的读者成为从事观看的观众，这是文学阅读的危机，因而我们应该用传统文学来拯救文学性。文学理性、民族性也是现代性的一种

4、文学理论的困境。从本质上来为文学重新定义，文化研究的深入，促进文艺学的反思，文艺学在新的世纪如何发展，面临困境。

二、另外，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一直是文艺理论界讨论得比较激烈的一个话题。1996年，杨春时、宋剑华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一文，在文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该文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I! 生，是完成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转型，只具有近代性，而不具备现代性。”由此便引发了一场深入持久的对文论现代性的全面讨论 。

三、 此外，如何建设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这是当代文学批评者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现代历程的考察，可以让我们摒弃那种盲目乐观或悲观的态度。传统并非一成不变，它在旅行中走向现代和未来。如果把重建的结果当作一个理想的范本，其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寻语的过程即是一种重建。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的前进才不至于走向理想主义的陷阱。

2001年的文坛，因有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从始到终都不乏热点。总体来看，这些文坛热点，问题较为重要，讨论也还深入，尤为明显的变化是，无名的火气减敛，学理的味道加重了。文坛从2001年起始，似乎是在逐步走出浮躁，回归理性。

四、上海重说“纯文学”

有关“纯文学”的讨论，源自《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发表的李陀的访谈录《漫说“纯文学”》（李静采写）。李陀的访谈文章谈到“为什么要反思‘纯文学’”、“九十年代‘纯文学’的状况和问题”、“‘纯文学’为什么不好看”、“严肃文学应该向古典小说和通俗小说汲取营养”、“文学写作中的速度问题”、“现代主义面面观”六个问题。李陀认为，出现于八十年代前期的“纯文学”的提法，到八十年代后期得到普遍的赞同，到九十年代成为主流的文学概念，但它在近十年间对文学写作的影响不是很好，现在到了对它进行反省的时候了。在九十年代，虽然“纯文学”在抵制商业化对文学的侵蚀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却没有以文学的独有方式对当下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尤其是“七十年代写作”的出现和“个人化写作”的张扬，更使文学与社会的脱节进一步加剧。似乎“个人化写作”不仅是一种与时代合拍的写作，而且是真正的纯粹的写作，这使九十年代大多数作家视野很窄，有种小家子气。李陀认为，在“纯文学”的问题上，作家们固然应该重新思索，而批评家更需要反省，要联系国际国内的大背景重新考虑这一观念，不能自缚手脚，主动放弃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中国向何处去，文学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你没法离开一个去思考另一个。

随后《上海文学》在2001年第4期到第8期，相继刊发署名文章从不同角度讨论“纯文学”的话题。薛毅在《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一文中，从“纯文学”的提法源于文学的内部分类说起，论述了“纯文学”由自律与自由逐步走向死胡同的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先锋文学的精英化倾向。张闳在《文学的力量与“介入性”》一文中，着重论析了“纯文学”观念失却反叛性尔后走向保守性，以及文学写作在涉及“介入性”时由虚弱逃离和粗暴介入，暴露出来的作者的精神无力。他指出，写作的“介入性”首要的不是理论，而是写作的实践。葛红兵在《介入：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信念》一文中，从五四启蒙文学的命题谈起，认为纯文学的介入，其角度不在市场，不在体制，惟在于启蒙。而九十年代，文学不再介入人们的经验世界，也不再介入人们的精神世界，它远远地独自跑开了。它成了不介入的文学。在介入的文学方面，现代最伟大的代表是鲁迅，当代最杰出的传人是王小波。韩少功在《为“自我”而知恶》一文中，着重就“纯文学”中的“自我”的概念进行了论析，他认为自我从来就不是个体，一个人越要认识自我，就越要认识世界，一个人越是在表达世界，就越是在表达自我。因此，一个真正闪耀着自我光彩的写作人往往是世界的投入者，而不是逃避者，甚至不是旁观者。南帆的《空洞的理念》一文，前半部分阐述了“纯文学”概念出现的有益性和尔后敛去锐气产生保守性的问题，后半部分论说了文学以丰富的感性经验对理性压抑的解除，并认为，正是这种感性学的涵义和感性经验上的不断突围，使我们能在现今认清什么是文学。总的来看，重说“纯文学”的各种看法，都紧密联系当下的文学现状有感而发，使这一讨论事实上成为对新时期文学过程、经验以及新世纪文学发展与走向的论说与畅想。

五、关于“传媒批评”的议论纷纷

传媒批评或曰媒体批评，一般是指由大众传媒主导并在大众传媒展开的文艺批评。自2000年始，便不断有人著文对传媒批评提出质疑与批评。2001年，除报刊发表署名文章评论传媒批评外，一些有关传媒批评的专题研讨会也纷纷召开，从而把传媒批评问题更加显豁地提到了人们的面前。

2000年3月18日《文汇报》“文艺百家”专栏，同时发表了艾春的《传媒批评，一种新的批评话语》，洪兵的《期待健全的媒体批评》，两文从各自的角度提出并论评了传媒批评问题。艾文由1999年底在传媒掀起的王朔批金庸、十作家批判书的“批判热”说起，认为一种新的令我们感到陌生的批评话语已经出现，这就是传媒批评。尽管它背后依然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但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翼，它有着自身的运动方式与运动规律。如何正面发挥它的社会批判能量，正取决于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中的工作。洪文则指出了媒体批评出现的必然性、媒体批评面目的暧昧性，以及建立媒体批评的必要性。他认为，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紧密结合之后所形成的面目是暧昧而陌生的。而对于公众而言，他们可能并不具备这样的判断基础，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需要一种审视媒体的目光，需要另一种媒体批评。

此后，有关传媒批评的批评不断见诸于报刊。2000年12月7日的《文艺报》，发表了萧云儒《质疑“传媒文艺评论”》一文。萧文认为，由“娱记评论”或“小报评论”主要构成的“传媒文艺评论”，既对科学评论形成挤压和蚕食，又对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审美心理造成冲击和侵害，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转换批评主体，窃取评论话语权；二，转换价值标准，用评论制造新闻热点；三，转换评论目的，理性阐释成为文化消费的广告；四，转换心理认同，诱使文艺评论和社会欣赏失足。他提醒人们，在西方已经出现的“媒介帝国主义”，我们实在应该警惕。陈冲在2001年4月15日《文论报》发表《论“文学批评传媒化”》一文，他指出，批评传媒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责怪传媒没有道理也毫无意义，矛盾的主要方面还在于文学批评自身，它本应为广义的文学批评提供充足而且可靠的思想资源，现在它自己却“缺席”而且“失语”。然而，它又被要求“面向大众”——实际上就是向传媒借鉴，那么它不被传媒“化”掉还等什么？

2001年第3期《南方文坛》发表了陈晓明、静矣、崔红楠三人的文章，从各自的角度评说了“传媒批评”。陈晓明在题为《媒体批评：骂你没商量》的文章中，把媒体批评界定为“发表在报刊杂志上和互联网上的那些短小凶悍的批评文字”，他认为媒体制造的各种奇闻轶事构成了文坛的主流热点和趋势，一方面媒体霸权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一方面学术批评正在走向没落，甚至走向“媒体化”。批评的主导趋势变成了一些消息、奇闻事件和无

聊的叫骂，似乎不骂就不叫文学批评。静矣的《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一文，主要从两种批评的载体不同、受众不同以及定位不同等方面，具体论说了两种批评的本质区别，以及两种批评都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所在。崔红楠的《穿过我的网络你的手》，主要由自己的上网体验描述了网络批评的自由与驳杂。他指出，网络文化在文学批评领域彻底抛弃了传道的牧师们，但在形成公认的大众趣味方面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2001年6月14日至15日，北京市文联研究部在天津举办“网络批评、媒体批评与主流批评”研讨会，在议题上即把网络批评等从媒体批评中分离出来，正式提出三种批评三分天下的看法。陈晓明把媒体批评的特点归结为新闻性、事件性、随机性、暂时性、青年性、亚文化性和攻击性等，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游牧文化的重建。孟繁华则认为，网络写作与网络批评借助现代传媒呼唤“妖魔”并使其合法化，因此，就今天的传媒时代而言，这是一个“与魔共舞”的时代。白烨把媒体批评的特点概括为复制性、事件化和“酷评”化，认为就当下的情形看，问题不仅在于媒体批评的扩大化，而还在于文学批评的媒体化。因而，主流批评面对新的文学批评现实有必要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调整，在与媒体批评等新的批评现象的良性互动中取长补短。

六、“鲁戏”热演与重说鲁迅

2001年9月，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日子。为了纪念鲁迅，文学艺术界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活动，包括在北京、上海、徐州、绍兴等地举行各种规模的纪念座谈会，出版有关纪念鲁迅、研究鲁迅的著作，上演根据鲁迅作品改编的戏剧，各方专家撰写纪念鲁迅的学术论文，等等。由于活动的形式既多，持续的时间又长，使得2001年成了名副其实的“鲁迅年”。在这诸多活动中，怎样看待“鲁戏”的成败得失，如何在当下评说鲁迅，成为“纪鲁”热潮中的两个热点。

在首都戏剧舞台连续出现的“鲁戏”，主要有音乐人张广天编导演的音乐史诗剧《鲁迅先生》，电影导演古榕执导的大型话剧《孔乙己正传》和北京人艺郑天玮编剧、王延松导演的小剧场话剧《无常 女吊》。一些专家认为《鲁迅先生》一剧对鲁迅的理解还很浮浅，其基本精神也与鲁迅对立的。《孔乙己正传》制作宏大，一些情节的设置牵强附会，与鲁迅先生的原作思想严重偏离。《无常 女吊》的创作追求得到了肯定，但也有人提出创作者在带入自己的想法后，使得出于鲁迅原作的那些人物都有些不伦不类，而且把鲁迅笔下的底层人物与知识分子形象结合在一起，似乎也不太合理。人们的普遍感觉是：“鲁戏”的创作者们很严肃热忱地诠释了自己心目中的鲁迅，但在无形之中却解构了鲁迅作品及鲁迅本人，这是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理解的偏差以及受后现代艺术创作语境影响所造成的结果。由此，我们也可看出当代青年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真在发生改变。此后，解玺璋、傅瑾、宋立民、木弓等相继撰文，对《鲁迅先生》、《孔乙己正传》、《无常 女吊》的得失提出了看法。

在北京、徐州、绍兴等地举行的纪念鲁迅座谈会上，林非、陈漱渝、舒乙等专家学者，就鲁迅的思想、鲁迅的作品在新世纪的意义与价值等问题作了新的论说。林非指出，鲁迅从上个世纪便开始探讨怎样使中国人的人性与个性自由得以发扬，这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舒乙认为，鲁迅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为新生而战，反对奴才式的破坏，因为与建设无关。他提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全都踏倒他。”他的这种突破精神在当前是最值得珍惜的，我们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现实情况，大胆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新方针、新政策，讲新话，办新事，开创新时代。

同时，许多文章都从新的角度和新的层面提出了新的看法和新的见解。温儒敏在《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一文中，论述了鲁迅对近代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探求。他指出，鲁迅是现代中国不可多得的伟大哲人和战士，他的思想不是书斋式的或体系式的，而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中痛苦而切实的摸索，带有对传统得失的深刻感悟，对国情民性的透彻理解，又渗透着独到的人生体验，我们今天谈论的现代化、现代性，其实可以从鲁迅这里获得宝贵的思想资源。李新宇在《鲁迅：启蒙路上的艰难持守》的文章中，从启蒙立人的角度来看鲁迅的独立性与独特性。他指出，鲁迅在“五四”高潮过后一直处于各种矛盾和冲突之中，他有过彷徨，有过游移，但鲁迅的思想无论怎样发展变化，都始终守护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立场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从鲁迅

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艰难，同时可以看到现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顽强持守。他的光辉不属于跻身于庙堂之侧的文人，也不属于走向民间的鼓动家或隐居者，而是属于获得了独立人格并意识到自己的先驱者使命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在2001年的纪念鲁迅热潮中，鲁迅之子周海婴撰著的《鲁迅与我七十年》正式面世。据周海婴称，“这本书的写法和别人是完全不同的，在写作期间我完全不看历史资料，不看别人的回忆录，比如母亲、姐姐、叔叔的，而是完全从自己沉淀的记忆中挖掘。”此书出版之后，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接受《中国图书商报》记者采访时，周海婴就鲁迅研究提出希望说：“对鲁迅研究，我希望降低门坎，不要成为一个固定的圈子，从而导致鲁迅远离年轻的学子和老百姓。”

此外，陈漱渝、秦弓、房向东等人，还著文就鲁迅长期以来尤其是近个时期遭受非议与贬损的情形、原因及影响、危害等，分别进行了梳理、探讨与辩驳。

七、文学期刊现状引起关注

文学期刊是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主要阵地，在当代文坛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现代以来的文学发展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巨大演进、文学自身的不断变化，文学期刊不仅风光不再，而且越来越步履维艰。进入90年代，因种种原因，文学期刊纷纷被停办，文学理论批评刊物在这次缩减中几乎有半数停刊。2000年和2001年，中央和地方改刊的杂志有200多种，其中大部分是文学期刊。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的文学期刊约有800种，其中能维持生计的不足100种。大量的文学期刊亏本经营，入不敷出。有的文学期刊订数不断下跌，每期只有二三百本的印数，一直在停刊的边缘苦苦挣扎。

文学期刊的这种困窘现状，日益引起业内外人士的高度关注。2001年间，一些报刊发表文章论说文学期刊的现状，“新浪网”邀请20多家知名文学期刊主编论谈“文学期刊如何走出低迷”，有关文学期刊就“21世纪中国文学期刊市场化的进程”展开专题研讨。文学期刊的现状与出路，遂成为2001年文坛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 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文学期刊步入低迷状态的原因之所在。费勇在《文学期刊的凋零与文学的未来》（《南方日报》2001年9月15日）一文章中认为，表面看来，文学期刊的凋零，既在于家庭类、时尚类期刊的异军突起，瓜分了文学期刊的市场；又在于政府不再出资，办刊经费匮乏；但从根本上说，文学期刊的萎缩，“在于文学功能的缩窄，或者说，在于文学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还认为，文学期刊的衰落，不等于文学的衰落，许多文学期刊的“变脸”，可能意味着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学空间的到来。李师江在题为《匠气十足，锐气难寻》（《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11月1日）的文章中评说部分文学期刊的小说，实际上也就是他眼中的文学期刊发表了个人看法，“说到当前的文学期刊，最先浮到我脑海里的两个字就是：匠气。”他认为“匠气”具体表现为功利之气、陈腐之气、土气、玄妙之气，“总体而言，充满锐气的刊物还是没有，我指的是那种彻底地与陈旧的文学观念决裂的文学刊物。不过也许网上有。”网络写手安妮宝贝也表示了近似的意见，认为大多数文学期刊像“太平淡的菜”，不合她的口味，“所以也就几乎不看文学期刊。热衷阅读，但只限于书籍”（文见《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11月1日）。 对于文学期刊存在的如许问题，文学期刊的主编们也有清醒的认识。《北京文学》执行副主编杨晓升认为，文学期刊的持续低迷，首先是一些文学期刊的办刊思路远离了读者，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惰性，使文学成了没有竞争压力、感受不到大众疾苦的悠闲品和奢侈品，这在一个以市场为轴心的时代，直接导致了读者的流失。其次是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中国民众很难看到作家深刻关注现实，传导民众情绪，用情感和心血凝成的振聋发聩的作品。许多作家热衷于个人化写作，作品远离现实，远离时代，远离大众。许多主编也认为，文学期刊的最大弊病，是刊物为作家而办，而非为读者所办；文学期刊迁就了作家，而不去考虑和顾及读者，结果导致了读者对于刊物的冷落。

还有一些业内外人士对文学期刊的现状与前景抱达观看法，他们认为，市场、读者最终都会给出答案，经过优胜劣汰，文学期刊回归理性状态，走向正常发展将为期不远。

八、沪上文坛“阴盛阳衰”

九、当代文学的哲学贫困

十、文学陷入了商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