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军对峙"到"共同的问题域"

　　[摘 要]韦伯与马克思关系的诠释经历了从“两军对峙”到“共同的问题域”的转换。“共同的问题域”即反思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成为两人对话的新平台；两人分别通过合理化范式和劳动范式进行资本主义诊断；韦伯承继和拓展了马克思的异化主题，立足于政治哲学视域可以审视两人异化主题上的根本分歧。

　　[关键词]“两军对峙”；“共同的问题域”；韦伯；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2003006

　　韦伯与马克思的比较、对话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两者的比较、对话乃至融合才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潜能。在当今中国，开展韦伯与马克思的比较研究无论对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还是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都是相当必要的。本文立足于现代性问题域，为韦伯与马克思的比较研究做些前提性的阐释工作。

　　一、韦伯与马克思比较的基本框架

　　在早期的诠释中，韦伯和马克思的关系被简单地理解为“两军对峙”。这种截然两分的对立关系通过两种理论架构体现出来：唯心论-唯物论；资产阶级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抑或辩护-批判、实证主义-批判主义等表述）。前者涉及的是现代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以及推而广之的历史解释模式；后者关涉现代社会理论的基本性质。

　　1930年帕森斯翻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著作的第一个英译本，它扩大了韦伯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创立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帕森斯在美国社会学领域的成功进一步推动了韦伯理论的传播。帕森斯将韦伯纳入到自己的行为理论和结构功能理论，认为行为理论和功能主义是韦伯著作的精神所在。他为韦伯诠释提供了结构功能论范式，这一范式在很长时间里成为韦伯诠释的主导典范。在帕森斯看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考察的是宗教对进步论、社会合理化的影响，是一种唯心主义路线的行为理论模型，它是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替代，它被视为在历史研究领域反唯物史观方法论的一个标志性案例。韦伯与马克思的关系被定位为一系列的对立：唯心与唯物、观念与利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论》。“两军对峙”不仅体现在历史因果解释模式上，还体现在现代社会理论上。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特别是二战以后冷战思维的影响，资产阶级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西、东方阵营处在激烈的对峙中，而韦伯和马克思被迫分别扮演了两个敌对阵营理论旗手的角色。韦伯与马克思第一次正面交锋是20世纪30年代，表现为曼海姆与卢卡奇之间的论战。第二次交锋开始于1961年。在1961年的德国社会学年会上发生了“实证主义论战”。波普尔与阿多诺就“社会科学的逻辑”展开争论。第三次大论战在1964年纪念韦伯诞辰一百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爆发了。会议安排了三篇主要论文：帕森斯的《价值中立与客观性》、阿隆的《韦伯与权力政治》以及马尔库塞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参会人员立刻分为两派。帕森斯把韦伯定位为纯粹理论家，他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态度是对抗国家社会主义的最佳防卫武器。以帕森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过高评价韦伯的“价值中立”及其方法论。而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家指出所谓的“价值中立”不过是烟雾弹，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权力扩张服务的，以所谓“形式理性”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理性。总而言之，在社会理论领域，韦伯-马克思问题更多的是被置放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历史纷争中。在此纷争中，要么坚持“价值中立”的科学、客观立场，要么站在理论与实践关联的批判立场上。两人各自的社会理论被诠释为实证主义和批判社会理论。

　　诚然，韦伯与马克思的“对立”在早期的诠释中占主导，但仍然存在另一种与此相抗衡的趋势，即有充分理由认为，两人有着重大的契合之处。早在1932年洛维特就摆脱党派纷争以一种超然的哲学态度来把握韦伯与马克思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处。格特（Gerth）和米尔斯（Mills）1946年发表的《韦伯社会学文集》成为英语世界最为均衡得当的韦伯译介。两人在导言中指出马克思与韦伯之间存在许多相近的地方。譬如，两人认为，“韦伯本人的一部分工作可以被看做是用政治和军事唯物主义‘完善’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1]（P49）但“两军对峙”格局真正遭到严重质疑并最终土崩瓦解始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韦伯复兴”。韦伯思想的传播走的是一条“出口转内销”的路子。帕森斯当年将德国人漠不关心的韦伯思想带到了美国并使之声名鹊起。70年代的德国人乃至整个欧洲人意识到韦伯的“经典意义”并力图将之返回到韦伯的祖国。而此时的韦伯早已被美国社会学家打扮成乐观主义社会理论的“偶像”，人们面对的是“帕森斯化”、“实证社会学化”的韦伯。与之相对，马尔库塞等人将理性毁灭的悲剧角色赋予了韦伯。面对“支离破碎”的韦伯形象，人们意识到“回到韦伯”的迫切性。蒙森、腾布鲁克（Tenbruck）、施路赫特、哈贝马斯等人在“韦伯复兴”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思想和解释模式直接或间接地冲击了传统“对立论”。在“韦伯复兴”过程中，诸多学者取得了共识即韦伯理论诠释形成了新的范式。我们在下文中会具体指出这一点。此外，我们要说明的乃是：“韦伯复兴”为重新理解韦伯进而反思韦伯与马克思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契机，“两军对峙”特别是唯心论-唯物论两分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攻歼。诸多学者如安东尼奥（Antonio）、蒙森、吉登斯以及特纳等都强调韦伯与马克思理论中的一致性或马克思对韦伯的影响。

　　具体到历史解释模式，人们无非是从“两个论证”来突破唯心论-唯物论对立框架的。1.韦伯反对的只是教条化、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流行于韦伯那个时代的经济决定论，而非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学说。2.韦伯同样重视物质因素，他是多元论者。“两个论据”所要澄清的是：马克思不是片面的唯物论，同样韦伯也不是片面的唯心论。由此，在韦伯与马克思真正对话的议题上，唯心论-唯物论框架不具有任何合法性。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论据，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安东尼奥、蒙森、吉登斯等。安东尼奥认为韦伯对马克思文本并没有充分理解，他反对的主要是当时流行的机械论的马克思主义；韦伯常常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政治意识形态，事实上他并没有详细地分析、批判之。蒙森同样指出韦伯并没有完全意识到马克思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差别。对两人方法论的细致分析显示出两人思想实际上并没有韦伯本人声称的那样是对立的。另一论证展开的则是澄清韦伯并非单纯的观念论者。蒙森揭示出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都受到韦伯的重视，韦伯是多元论者[2]（P240）。其实韦伯一生著作大致可分为文化论和制度论。前者重视思想、观念因素的作用，包括《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等一系列宗教社会学著作；后者重视人的行为背后的制度原因、物质因素，《经济与社会》是其主要著作。韦伯在支配社会学中对官僚系统的研究就特别强调物质因素的决定性作用。由此，把韦伯简化为唯心论者的确是欠妥的，就是在所谓文化论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也断然拒绝唯心论：“我们当然也并不打算，以片面的唯心论的文化与历史因果解释，来取代同样片面的‘唯物论的’文化历史观。”[3]（P189） 　　否弃唯心论-唯物论的解释模式，并不意味着走向另一个极端：韦伯与马克思理论的同质化。绝大部分学者揭示出韦伯和马克思在历史理论或历史哲学上存在诸多分歧，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不一致性”和“差异”是存在的。当代诸多学者并不否认这一点，而是认为唯心论-唯物论框架太过于简单，扭曲了两人的理论关系，阻止了两人之间的真正对话。对话的界限、平台不在于理念与利益之争，而在于历史领域的“元理论”问题。安东尼奥通过分析韦伯和马克思对价值、历史和科学的观点来说明两人的实质性分歧来自于不同的元理论基础。在历史社会理论根基处，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根源与韦伯思想中的康德和尼采因素相冲突[2]（P26）。正是在此视域，安东尼奥明确察觉到韦伯批评历史唯物主义针对的不是它对历史进程中物质因素的重视，而是直接反驳它的认识论和目的论[2]（P31）。同样，Johannes Weiss指出两人之间的根本差异不在于唯心-唯物之争，而在于韦伯反对马克思的观点：社会生活的核心决定性的东西能够被详尽认识；价值判断能够被科学地衡量。麦尔（Mayer）更是直接根据两人所处哲学传统来阐释两人的差别：前者囿于康德主义或新康德主义传统中，采取的是原子论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后者依附黑格尔主义，整体论和辩证法是其历史哲学的核心[2]（P11）。吉登斯在对经典社会学家文本解读基础上也提出韦伯与马克思在观点上的最重要差异还在于韦伯的“广泛认识论立场”即新康德主义立场。坚持事实-价值两分的新康德主义立场必然引申出相互冲突价值无法和解的假设，至此韦伯与马克思的观点有了根本性的不同：“不论马克思的著作有什么不容置疑的价值，它所认同的都是‘终极目的’（ultimate ends）的‘科学’伦理，因此，必然要接受一种‘完整’的历史观念。”[4]（P222）“完整”的历史观念的确是韦伯与马克思分歧之所在。蒙森在相似的意义上指出坚持新康德主义和尼采主义的韦伯认为历史进程不存在客观规律，历史本身是无意义的[2]（P236）。韦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两点：历史客观规律和历史目的论。这两点不过是“完整”历史观念的不同表述罢了。韦伯和马克思都寻求历史的因果联系，但韦伯根据“理想类型”把握社会现实之片断，而马克思试图切中社会现实之总体。我们并不全然接受以上诸多学者的说法（某种程度上抬高了韦伯，贬低了马克思），但他们的基本致思取向则是正确的甚至是深刻的，即放弃了两分法，立足于历史理论和广泛认识论立场乃至在更为广阔的思想传统中探析两人的理论关系。

　　在“韦伯复兴”过程中还存在着另一涌动的思想变迁。阿蒙、吉登斯、特纳等著名社会学家重新解读韦伯社会学著作，逐步消除了片面化的韦伯形象。重新反思“价值中立”概念，梳理价值关联、文化意义等概念，不再简单地指责理解社会学是实证主义。另外，党派话语、意识形态等因素的退场也使得两人的现代社会理论以一种学术的方式展开对话。人们更多地强调两人作为经典社会学家的地位，强调两种理论之间的对话、融合，而不是人为地划分派系，进行无谓的谩骂、指责。

　　我们在上文曾说过，“韦伯复兴”促进了“两军对峙”解读方式的式微，接下来我们要分析的乃是，在“韦伯复兴”过程中渐渐形成的新的韦伯诠释范式（理性化或合理化）将韦伯整个理论与现代性关联起来，或者说一个现代性视域中的完整韦伯形象确立起来，由此为实现韦伯与马克思的真正对话开辟了道路。70年代以来，韦伯诠释逐步实现了结构功能论向合理化的范式转换。德国学者腾布鲁克对韦伯作品的“内在逻辑”的探究、施路赫特的文本解读、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重建都促进了韦伯理论合理化范式的形构。合理化范式的确立打破了传统对韦伯著作进行的“各取所需”的片段化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它为韦伯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域即现代性视域。韦伯理论特别是合理化理论与现代性“哲学话语”本质性地关联起来，通过合理化吊诡而彰显出的资本主义诊断、关切现代人命运的维度被彻底地解蔽了。1987年拉许（Lash）和温姆斯特（Whimster）合编的《韦伯――理性与现代性》一书把一个丰富饱满的――现代性视野下的――韦伯形象充分地带给世人。两人在文集导论中指出，在探讨现代性的主题上，韦伯是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他试图解释现代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5]（P1）。诸多韦伯研究专家力图从合理化解释路径中透视韦伯一生理论的核心问题域，即资本主义诊断或批判。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同样是马克思毕生为之研究的对象。“资本主义”成为两人共同的研究指向，反思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是两人共同的问题域。共同的问题域成为韦伯与马克思比较研究的全新平台，抑或规范基础。这一点成为当今诸多学者的共识。其实，早在“两军对峙”背景下的1932年，洛维特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名著《韦伯与马克思》成为探讨两人关系的经典性著作。洛维特认为两人理论都有一个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ropology）根基，以“资本主义”为共同的对象，都有一种人之表达的世界观：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人”表示关切，思考现代个人的历史命运。“人类解放”是两人共有的内在驱动力[6]（P44）。受到洛维特的影响，特纳也认为韦伯与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批判上达到了一致，批判资本主义内含在两人的主题中，因此特纳指出，“他们两人都是以批判的眼光来分析资本主义，也都属于更普遍层面上的对现代性现象的一种考察。”[7]（P187）此外，蒙森、吉登斯、阿隆都是把反思现代性和资本主义领会为两人共同面对的问题域。

　　二、资本主义批判的两种范式

　　反思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是韦伯与马克思共同面对的问题域。但两人采取的范式是不同的。韦伯和马克思为现代性批判提供了两种不同范式：合理化范式和劳动范式。简单说来，两种范式，指的是围绕“合理化”或“劳动”概念系统展开的现代性界定、诊断和批判。

　　韦伯的合理化存在两种逻辑：一为文化合理化；二为社会合理化。合理化的吊诡（paradoxes of rationality）在合理化的两种逻辑中都体现出来并有所不同。第一种逻辑反映的是，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总体理性与片面理性之间的矛盾，呈现出来的是理性的相对化与主观化。理性本身分解为多元的价值领域，从而毁灭了其自身的普遍性，价值多元论由此产生。第二种逻辑指的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矛盾。理性内部发生分裂，内涵出现变化。合理化内部充满了手段与目的、工具与价值、权力与自治、奴役与解放之间的紧张，并且不断演化为前者对后者的支配与统治。韦伯的现代性批判建立在合理化的两种逻辑之上，并表现为两个方面：合理化导致的价值冲突问题和合理化与自由的悖论问题。“多神论”和“铁笼”的两大隐喻最为直接地体现了韦伯现代性批判思想。 　　韦伯把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描述为“祛魅”。“祛魅”导致了现代世界意义的丧失，“多神论”应运而生。在具体论述“多神论”或价值冲突的时代诊断上，韦伯有两个重要的文本：《中间考察》和《以学术为业》。《中间考察》的主题是内在冲突，即救赎宗教伦理与世俗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韦伯通过理想类型方法推断出，救赎宗教与尘世及其秩序之间始终存在着严重的且是常态的紧张关系。随着理性化不断升华，宗教与尘世的裂痕就会越大。在《中间考察》里，韦伯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使用“价值领域”的术语。价值领域包括了经济、政治、美学、性爱、思想和宗教等领域。宗教与“世界”的冲突就体现为博爱伦理与以上诸多价值领域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学术为业》更多是通过“科学”来揭示“意义丧失”的时代命题，理性科学无法解决现代世界的“意义”问题。韦伯说：“希腊人时而向阿芙罗狄蒂献祭，时而又向阿波罗献祭，所有的人又都向其城邦的诸神献祭，今日的情形也如出一辙，只是那些礼俗中所包含的神秘的、内心深处又是真实的变化，已遭除魅和剥离而已。在这些神和它们之间的斗争中，其主宰作用的绝对不是‘科学’，而是命运。”[7]（P40）人们只能根据对待生活的各种可能的终极态度进行抉择，而它们是互不相容的，相互争斗的，即“你将侍奉这个神，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7]（P44）

　　韦伯合理化范式的批判定向在合理化的第二种逻辑中表现为：“自由丧失”的诊断。韦伯是在批判启蒙主义语境中谈及理性与自由的关系，并做出“自由丧失”的时代判断的。启蒙主义的信仰有三大核心点：世界是一致的；在工具上是可以控制的；控制世界会提升人类自由和自治。启蒙主义者是在普遍意义上理解理性的，并把理性诠释为解放人的进步力量。启蒙主义者（甚至某些启蒙批判者）相信理性的解放潜能，认为理性有能力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冲突，对历史辨证运动之理性消除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充满信心。然而，现代启蒙、文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个体自由和社会进步。韦伯指出，生活秩序的理性化即“祛魅”带来的不是理性自治，而是他治。理性渗透到公共领域，不是生产出理性的自治，而是不断增长的统治，这是对理性促进自由的启蒙主义的讽刺。在韦伯看来，理性主体是由权力关系建构的，理性已然成了“权力意志”。韦伯否弃了作为解放功能的总体性理性概念，而是揭示出理性内部的纷争。韦伯的理性概念可以在广义和狭义层面上加以理解。狭义的理性指的是逻辑的一致性和实施的工具性；广义的理性则是指个体自治理性。狭义理性已与权力结盟，并实施着对广义理性的统治。狭义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制度化就是官僚制。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它包括两大部分：一是以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为核心的经济理性主义系统；二是以现代国家为核心的政治官僚系统。资本主义――两大系统是其核心――成为现代人不可抗拒的命运般力量，决定着出生在该机制当中的每一个人。披在圣徒肩上的“随时可以卸下的薄斗篷”变成了钢铁般的牢笼。总而言之，韦伯通过合理化范式展开的现代性诊断在于揭示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现代世界的合理化，就其根本而言，是形式上的合理性，实质上的非理性。

　　马克思立足于劳动范式展开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劳动现代性思想的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1.围绕“异化劳动”展开的人本主义批判。现代世界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危机，更重要的是整个人的存在。现代性之所以被谴责、被批判，就在于现代社会使“人的本质遭受巨大的灾难”。马克思用“异化劳动”标示现代性悖谬的本质性维度，就其价值实质而言，切中的是现代人的自我异化的生存状况。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的人本主义定向直指人的本质的异化。在马克思的人本主义解释架构中，现代性悖论在于人的本质及其展开的“二律背反”，在于劳动的“自我矛盾”、“自我对抗”。而作为超越现代性的共产主义真正解决了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二律背反”。只有如此，全面自由的占有、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劳动向自由劳动的转化才是可能的。

　　2.以雇佣劳动为枢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青年马克思借助于异化劳动（哲学意义上的劳动）进行人本主义批判，中后期的马克思则更多的立足于雇佣劳动（经济学的劳动）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商品拜物教和剩余价值论。前者主要揭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颠倒、物化，诊断出个人受抽象统治的时代命运。后者揭露出资本奴役劳动的“现代性秘密”，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义剥削的特征。

　　3.立足于劳动过程的技术合理性批判。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的出版，让人们重新认识到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而技术合理性批判则是劳动过程理论最为重要的内容。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的技术理性批判或合理化批判思想主要集中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通过机器的发展、应用来审视技术理性所给予的现代人的命运。马克思指出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工作日的延长；劳动的强化。其中劳动的强化最为强烈地反映出现代技术促进了劳动过程的程序化、机械化和合理化，以及劳动合理化和技术合理性导致的现代工人的异化、物化。在机器主导的劳动过程中，工人要服从机器的连续的、划一的运动，早已造成了最严格的纪律。马克思通过直接的劳动过程的微观分析，触及了现代社会的官僚系统和泰勒制。马克思分析了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工业的发展历程，由此看出了生产劳动过程不断程序化、机械化和合理化；现代人不得不处于技术合理性的敌托邦之中。

　　三、异化主题的承继与分歧

　　无论是韦伯的合理化诊断还是马克思的劳动批判都深得要领地揭示出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性悖谬即异化。在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谱系中，马克思的异化主题具有独特地位，而韦伯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和拓展了异化主题。对于马克思的异化主题，洛维特曾精辟地指出，“它的政治表述就是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它的直接社会表述则是无产者的实存，而它的经济表述则是我们的利用对象的商品性质。”[8]（P204）洛维特的论述大体是正确的，但也有遗漏即异化的哲学表述。黑格尔哲学以思辨劳动言说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由此马克思指责“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纵然异化主题有诸多表述或涉及诸多方面，但就其根本而言，马克思异化主题乃是奠基于感性活动的领域，一种不太确切的说法是“经济的异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物化”以及《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等概念都是在“经济异化”这个维度诠释异化主题的。 　　马克思的异化主题影响了韦伯。韦伯以“合理化吊诡”表达了异化主题。韦伯通过合理化范式把异化主题阐述为：现代世界的合理化，就其实质而言，是形式上的合理性，实质上的非理性。韦伯不仅以其独特方式继承了异化主题，而且进一步拓展了异化主题。他把对现代社会的异化的分析从经济生活领域推广到整个社会领域特别是文化精神领域和技术、官僚制方面。与同时代人西美尔（“文化悲剧”）一样，韦伯审视出资本主义在文化精神领域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受到马克思的“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论断的启发，韦伯通过“祛魅”揭露出现代文化的世俗化趋势。以禁欲主义为主导的新教伦理不复存在，已转向了无灵魂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现代文化的“精神风格”悄然发生变化。与此相应，现代个体及其行为日益依赖功利算计和工具计算。作为人格丰满的有教养者正趋于没落，现代世界“向一个完美人性的时代断念诀别”。技术-官僚化也是韦伯拓展异化主题的另一重要方面。虽然马克思也察觉到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异化，但它仍然隶属于政治经济学框架。韦伯从纵深处把技术-官僚化领会为现代人的座架，资本主义是现代人不可逃避的“铁笼”。总而言之，韦伯对异化主题的发展体现为：从“资本”社会的异化拓展到世俗化社会和工业化社会的异化。

　　韦伯拓展了异化主题，合理化理论也可视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当代效应；但不可否认，两人在异化主题上的分歧是明显的。这一分歧也是两人在共同的问题域中分道扬镳的最重要的因素。蒙森、吉登斯和施路赫特等当代学者基本都是围绕官僚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议题来界定该分歧的。洛维特则紧紧抓住两人各自的核心概念来阐释异化主题上的不同。我们另辟蹊径，从政治哲学视角分析两人的根本分歧。在讲根本分歧之前，我们先看他们在政治哲学领域所做的变革：突破了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框架，其主要特征是追问“什么是最好的政治制度”。青年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实体国家之时就决然放弃古典议题，深入到市民社会中，其出路是市民社会的“解剖学”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韦伯政治哲学的阐释史中，亨尼斯不可忽视，他把韦伯定位在马基雅维利、卢梭和托克维尔等人的政治思想传统中；但更为可靠的阐释不是亨尼斯而是阿隆。阿隆把韦伯政治学领会为“实力政治”或“权力政治”。奠基于马基雅维利-尼采主义的政治社会学把古典议题斥之为毫无意义。一句话，在实现政治国家向市民社会、规范政治向实力政治转换过程中，两人突破了古典政治哲学，前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后者是政治社会学（支配社会学，或统治社会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框架中思考异化主题，近代以来市民社会（经济世界）从政治领域中独立并崛起意味着感性的活动领域成为现代人的基础性场域，导致现代人的异化根源植根于权力的感性冲突，超越“政治解放”的“人类解放”必然要诉诸市民社会的自我扬弃。马克思的方案是将“政治”纳入到“社会”中，即市民社会，亦即“经济-社会”系统。韦伯与之截然相反。韦伯不赞成“经济-社会”系统的优先性，而是将此观点归为“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之偏见。他强调“文化-政治”系统的自律性；并且，“政治”是不可消除的，它是现代人的根本处境，试图借助于“经济”来祛除“政治”的做法是一种乌托邦。“政治”是人的根本处境，意味着权力支配关系是现代人无法根除的境遇。以实力为目标和主要手段的“政治”是现代人不可抗拒的命运。政治社会学视野下的现代世界是充满永恒斗争的，民族之间如此，个人之间也是如此。人们无法摆脱斗争的厄运，唯一能做的是，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守护神。人们为之献身的诸价值之间的斗争永远无法调和。

　　由政治哲学观之，异化指的无非是人的自我分裂、自我颠倒、自我冲突。马克思通过市民社会的自我革命来祛除政治，通达一个“非政治化”的社会以及社会化的人类。韦伯反对将“政治”经济化，恰恰相反，而是将“政治”价值化、文化化。筑于政治之上的是价值冲突，是诸神混战。面对诸神混战，韦伯悲观地认为我们只能守护漫漫长夜。唯一可以算作的出路也许是他所提倡的“责任伦理”：要求现代个人采取“以政治为业”的方式面对解除魔咒的、分崩离析的世界。

　　传统的解释模式已无法切中韦伯与马克思的本真关系，只有在“共同的问题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两人的真正对话甚至是融合。两人在反思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都提供了独特的批判范式；在异化主题上，两人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理论互补关系，韦伯可视为马克思主义当代效应史的一个重要环节；立足政治哲学视域，我们可以察觉政治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根本分歧，这也是两人分道扬镳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Robert J.Antonio，Ronald M.Glassman.A WeberMarx Dialogue[M].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85.

　　[3][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英]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5]Scott Lash，Sam Whimster.Max Weber，Rationality and Modernity[M].Allen Unwin，1987.

　　[6]Karl Lwith.Max Weber and Karl Marx[M].Routledge，1993.

　　[7][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北京：三联书店，2007.

　　[8][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M].北京：三联书店，2006.

　　责任编辑：张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