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宇宙观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
早在公元前24世纪的帝尧时代，中国古人就开始了有组织的天文观测活动。在授时和星占两个主要需求推动下，中国天文学在公元前5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发展出以28宿和北极为基准的赤道天文坐标系统，创制了圭表、漏壶、浑仪、简仪和水运天像台等天文仪器，积累了丰富的、连续的观测记录。在三国时代就已编制了包括283个星座1465颗恒星的星表，史书中还保留有大量奇异天象记录，其中包括公元前687年的流星雨记录、公元前613年的哈雷慧星记录、公元前32年的极光记录、公元前28年的太阳黑子记录、公元134年的超新星记录。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研究，不仅为服务于政治和农业的历法制定提供了基础，而且也发展了具有独特哲理的宇宙观，包括无限宇宙的概念、天地的结构模型、宇宙的生成演化和天人关系。
宇宙概念在古希腊意指与“混沌”相对的“秩序”，而在古代中国它所指称的是空间和时间的统一体。战国（前476－前221）末年的尸佼对宇宙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尸子》），“宇”就是包括东西南北四方和上下六合的三维空间，而“宙”就是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维时间。东汉时代的张衡（78———139）明确提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灵宪》）的无限宇宙概念。与宇宙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天地”，它意指人类在一定条件下所能观测到的宇宙范围，而那些尚观测不到的部分叫做“虚空”或“太虚”。元代的邓牧（1247———1306）认为在无限的虚空中有无限多的天地，“天地大也，其在虚空中不过一粟而已耳”（《伯牙琴》），与300年后欧洲布鲁诺（1548———1600）的宇宙无限论如出一辙。中国古代先哲们还认为，就一个天体来说都是有始有终的，但就无限多的天体构成的系统来说则是无始无终的。
中国古代关于天地的结构相继出现过三大模型，即盖天模型、浑天模型和宣夜模型。盖天模型把天地的结构设想为一把附着有众天体的左旋大伞笼罩着一个倒扣的静止的大盘子，约在西汉末年成书的《周髀算经》给出一个典型的论述。浑天模型把天看作一个附着有众天体的球壳绕极轴左旋，关于静止在天球中央的地之形状则有地平和地圆两种观点，约成书于晋代的《浑天仪注》以“浑天如鸡子，地如卵中黄”做比喻。关于天体的运动，这两种模型一致认为恒星随天一起左旋，而对于日、月以及金、木、水、火、土五星，则有左旋和右旋之争。宣夜模型抛弃了伞笠或球壳的固体天假设，主张众天体自然漂浮在充满气体的虚空之中。明代哲学家黄道周（1582———1646）为说明岁差还提出过一种地动宇宙模型，在恒星天球内地球和日月五星绕共同的宇宙中心运转，地球的公转周期为23376年。
中国古代宇宙观的特点是宇宙进化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宇宙生成的论点。《老子》认为天地万物由“道”生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生成模式。《易传》认为天地万物由“太极”生成，提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生成模式。成书于西汉时期的《易纬·乾凿度》把宇宙早期的演化史分为四个阶段：未见气的太易、气之始的太初、形之始的太始和质之始的太素四大阶段。最具科学意义的宇宙演化观点是南宋朱熹（1130———1200）提出的“元气旋涡”假说，“这一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出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形成个地在中央；气之轻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类经图翼·运气》）。如果把“地在中央”改为“太阳在中央”，它就是其后500年西方出现的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笛卡儿（1596———1650）“以太阳旋涡假说”，也与其后700年德国科学家康德（1724———1804）提出的“星云假说”类似。
中国古代先哲把“究天人之际”作为重要的思考问题，逐渐形成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观。但“天人合一”并非如当今许多人所误解的“天人一体”，而是在“天人相分”基础上的“天人同构”。它的两个重要推论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原则和“天人感应论”。在天人关系问题上，道家强调“以人合天”，《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战国以来逐渐形成的天人感应论，沿着意志感应论和自然感应论两个方向发展。西汉（前206———公元23）哲学家董仲舒（前179———前104）认为天像人一样有意志，人的行为，特别是帝王的行为和政治措施也会反映于天，使占星术具有了司法或预警的性质，天文学家成为天意的解释者。东汉哲学家王充（27———97）认为天地是含气自然，人不能以行为感天，而着力发展自然感应论，为物理科学和时间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