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简明读本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资料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案例1 “实事求是”碑的来历
在延安中国革命纪念馆,保存着一块刻有“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石碑。这块石碑,有一段不寻常的来历。
早在1931年6月,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 党中央的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由王明主持,但白色恐怖下的党中央机关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王明等人经常是四处躲避。恰好此时,共产国际需要中共派一个负责人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于是,“九一八”事变后,王明到了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28岁时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1937年6月,伤情严重的王稼祥抵达莫斯科。在苏联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身体状况逐渐好转。中共中央决定由王稼祥接替王明,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37年11月29日,王明便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
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和对这位长期在外的领导人尊敬和礼貌,毛泽东等赶到延安机场欢迎王明的到来。毛泽东向王明伸出热情的大手,说道:喜从天降! 欢迎你给我们山沟里送来马克思主义。也许,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欢迎词。因为早在中央苏区时,王明对毛泽东的“农民路线”及其领导地位,便持着反对和排斥的态度。
一踏上延安的土地,王明便摆出一副“钦差大臣”居高临下的模样。一天上午,中央党校接到通知,要学员们到大礼堂集合,听一位大人物作重要报告。王明衣着齐整,脚穿马靴,满面笑容地走上了主席台。
王明扫视了一圈会场,显得气宇轩昂。他开口便讲国际形势,次谈国内形势,最后谈到党的任务:现在形势变啦,我党的任务和路线也应随着变化。过去我们的头号敌人是蒋介石,现在国共两党又开始第二次合作了; 目前,我们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就是同蒋介石要化干戈为玉帛,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要接受蒋介石的领导。王明口若悬河,讲得有声有色,致使许多同志将他的话当作新的指示、新的观点,认真地进行记录。
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表现得不可一世,他向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和他的演讲,被一些人看成是“国际路线”。对王明的这种表现,毛泽东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他希望大家能看到对蒋介石寄以希望是会吃亏的。他表示坚持自己原来的见解与主张之外,便没有多说话。
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当上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此后,王明的右倾思想进一步发展,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甚至企图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
为了解决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上的分歧,17岁时就曾见到过列宁的任弼时来到莫斯科。在中国革命艰难的实践中,任弼时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在莫斯科期间,他和王稼祥多次与共产国际领导人讨论中国的国内形势,极力宣传毛泽东统一战线的政策,反复介绍王明那一套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奠定了基础。
1938年6月,共产国际举行会议,通过了一个支持毛泽东的文件。在莫斯科治病的王稼祥动身回国时,共产国际中国方面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为王稼祥、任弼时举行家宴,并告诉他们:“应该告诉全党,承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会议决定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明无奈,只好回到延安。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桥儿沟召开。会议经过正确的批评和斗争,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王明在口头上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作用,表示要统一在中央和毛泽东的周围,“如北辰而众星拱之”。11月6日通过了《政治决议案》等文件。会议提出,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 还提出加强党的团结和组织纪律性; 坚决实行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并非易事。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的那天起,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卓越的领导人,就尝试着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向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作斗争。遵义会议后,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王明的时代
虽然结束了,可是所造成的影响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肃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还在作祟。
教训如此之多,情况这样复杂,毛泽东认为有必要组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对党的历史经验、路线, 进行认真地学习和清理。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开始不久,1942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在“红色首都”延安的宝塔山下落成,毛泽东应邀兴致勃勃地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那字体兼具山海之势,颇见一代伟人的气度与风采。1943年12月12日,这四个大字被刻在石板上,镶嵌在大礼堂正面墙上, 作为全党同志学习的座右铭。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人们郑重地取下石刻,埋入地下。解放后,党校旧址上办起了师范学校,师生们在一次建校劳动中挖出了石刻,交延安革命纪念馆保存至今。
1. 结合案例,谈谈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分析延安整风运动和“实事求是”立碑铭志的重大意义。
2.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冲破党内教条主义束缚,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
案例点评
《国际歌》中有一句让人心潮澎湃的话:“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懈追求真理、为捍卫真理而斗争的历史。正是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汇聚起了中国共产党这支坚不可摧的革命队伍。而这种探求真理的过程,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党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着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左”的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形成并确立的。王明就是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他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他根本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不了解中国实际,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意义。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抗战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尽管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了王明时代,但其造成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仍然在
党内作祟。延安整风运动清算了主观主义,在全党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最终形成。
“实事求是”四个字并非毛泽东的发明,但是毛泽东赋予这四个字前所未有的博大精深内涵。1941年5月,毛泽东在以《改造我们的学习》为题,做整风工作的报告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的涵义作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全新解释,并使其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实事求是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语言、思维方式,而且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因此,毛泽东应邀给中共中央党校题写校训时,便挥笔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并被立碑铭志。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教条主义带来的精神枷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案例2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由于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急于求成,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的背信弃义、撕毁合同等原因,我国国民经济进入极其严重困难的时期。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毛泽东先后在1960年的12月23日、30日,1961年]月3日、日等多次听取汇报,经过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缺乏经验,犯了主观主义错误,没有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的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毛泽东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L 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
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毛泽东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 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 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丶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问题作过许多论述,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宦们绝大部分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著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方预的论著就很少见「。毛泽东这篇讲话,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它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过一段曲折之后,总结经验的产物。这个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为克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案例讨论
1. 为什么说毛泽东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典范? 从本案例中你得到了什么启示?
2. 为什么说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作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
案例点评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1951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的认识不足,更由于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 运动
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 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了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大跃进”。“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
”大跃进”是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国情的科学认识、忽视经济规律、过高估计主观能动作用而产生的错误。毛泽东带领全党对这一错误进行了反思,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由此总结经验教训,重申调查研究的重要性。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到:
第一,“大跃进”的实践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而要准确把握中国的实际,把握某个地方、某个部门的实际,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获得对实际正确认识击本路径,是做到从实际出发的必要前提,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环节。
第二,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他长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领导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面对工作中的失误和困难,他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持。虽然这一时期党在实际工作中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非常正确的。
第三,毛泽东的讲话还表明,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是不符合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是脱离实际、犯主观主义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要反对官僚主义,党和政府的领导于部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决策。
案例3 冲破禁锢
粉碎“四人帮”后,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这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上,国内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日益显露且无法回避的矛盾。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发表了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句话很快就被概括为“两个凡是”,作为当时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
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就必然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就难以冲破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的束缚,就难以将党和国家的建设引向正确的轨道。
此时,由于“两个凡是”的阻碍,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工作。但他时刻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发展。对“两个凡是”的口号,他持坚决反对态度。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给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的信中,极有针对性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不久,邓小平在与中央几位同志的谈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的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异于石破天惊,令人振聋发聩。
1977年7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在全会闭幕时,他再一次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并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
这些重要论述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真理标准问题。也正是在邓小平这些重要论述的影响下,一些党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在质疑中大胆思索。冲破“两个凡是”思想禁锢的力量正在积聚,一场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即将来临。
1978年4月上旬,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寄给《光明日报》的理论文章《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引起了新任总编辑杨西光的高度重视。杨西光建议作者对该文作进一步修改,以加强现实针对性,并请正在撰写同一主题文
章的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共同参与修改。经反复修改,并经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审阅定稿后,5月10日,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刊登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此文。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这篇文章深刻指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显然,这篇文章从理论上对“两个凡是”僵化思想路线给予了否定和批判。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一经发表,即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热烈讨论,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它首先遇到的却是主张“两个凡是”的人的责难和压制。
关键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在中央领导人中率先对这场讨论给予了态度鲜明和坚强有力的支持。5月30日,他在同胡乔木等几位同志谈话时尖锐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号召人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不久,《解放军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的理论文章,以鲜明的态度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人民日报》随后进行了转载,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讨论的开展。7月21日,邓小平在同中宣部负责人谈话时,针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明确提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9月中旬,邓小平出访朝鲜回国,随即视察了东北三省和唐山、天津。期间,他多次发表重要讲话,猛烈抨击“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强调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的北方谈话,正如他自己说的“我是来点火的”,他点燃的,是思想解放之火,是烧毁一切禁锢人们思想的条条框框的真理之火。
为了有力支持真理标准讨论,邓小平不仅进行了广泛的思想发动,而且敢于针锋相对地与消极面作直接斗争。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热潮在全国日益形成之时,党的重要“喉舌”、在“文化大革命”中向来并驾齐驱的“两报一刊”,却出现了分歧: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不卷入”政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不转载,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表态。真理标准的讨论,实质上是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两条思想路线的一次正面交锋。《红旗》的不卷入,实际上就是对“两个凡是”的肯定和支持。而且,由于《红旗》杂志的性质、规格及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影响力,它的不卷入,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1978年11月,谭震林在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而写给《红旗》杂志的文稿中,坚持要写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红旗》杂志负责人考虑到谭震林在党内德高望重,直接改动文稿不合适,于是在11月16日将该文稿呈送中央常委审阅。邓小平看到后,在批语中写道:“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 应该卷入。”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之后,李先念对这篇文稿也写了支持的批语。在此情况下,《红旗》杂志才不得不刊登了谭震林的文章。由此,实际上结束了《红旗》杂志的不卷入状态,从而为真理标准讨论又扫除了一个障碍。
在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极力推动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全国理论界、新闻界等纷纷举办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努力使更多的人关注和投入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并在讨论中努力澄清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激发大家敢于突破思想禁锢思考问题的巨大勇气和创新精神。
与此同时,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也都纷纷参与到真理标准的讨论中来,并先后公开发表讲话或写文章,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广泛开展,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出现了喜人的生动局面,形成了自延安整风以来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深刻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
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真理标准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为党和国家建设的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案例讨论
1. 理论界有人用“口将言而嗫嚅,足欲进而趑趄”这两句古话来形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中,人们思想仍处于比较僵化状态的局面。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2.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如何理解这一论断?
案例点评
中国共产党80余年的光辉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实事求是,我们的道路就越走越宽广,事业就越来越红火;什么时候背弃了实事求是,困难和挫折就会接踵而至。
“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认识以及林彪、“四人帮”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的禁锢,导致人们的思想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各项事业停滞不前。“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为了冲破思想禁锢,重新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首先抓住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这一环节,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支持和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与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时的毛泽东相比,邓小平重新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所面临的历史条件更为复杂。当时理论界有人用韩愈的两句古话形容这种局面,叫做“口将言而嗫嚅,足欲进而趑趄”。要使人们从“两个凡是”等“左”的僵化和半僵化的思想状态下摆脱出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
正确道路,必须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入手。如果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科学总结,组织上的清理整顿,经济上的调整改革,未来道路的正确选择,所有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因为,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一切拨乱反正和整个改革开放的前提和先导。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敏感性、尖锐性恰恰在于它的政治意义。这场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的锐利武器和胜利法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牢牢地坚持而不能丢弃。
案例4 天下第一村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农村广袤的舞台上,没有一座村庄能演绎出华西村那样的财富传奇,也没有一座村庄能像华西村那样持续地成为耀眼的主角。
它有着惊人的财富,虽然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人口不到2000人,但去年集体经济销售收入已达450亿元,可用资金超过30亿元,享有“天下第一村”的美誉;它一如既往地坚持走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所有村民住上了别墅,拥有小轿车,最“穷”的家庭也有资产一两百万元,最富的有2000多万元。
几乎每一个参观过华西村的人都想寻求它成功的奥秘,有人说是它因时逢会,也有人说是前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深谙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道。
3月12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吴仁宝爽快地向记者透露了华西村成功的“秘诀”———实事求是。
但同时他也说,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是实事求是最大的敌人,在基层工作的同志,要想从实际出发,为百姓干点实事,就不能唯书、唯上,也不能跟风、赶潮流。
唯上曾让华西村民吃尽了苦头,因而他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科学命题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坚持实事求是,让他们发展起了集体经济,又促使他们大胆试、大胆闯,搭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华西村以“战天斗地”的精神成为全国典型,它在1975年就作为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样板对外开放,但是,贫穷的状况并没有因此改变。当地人为华西村编了这样一首民谣:“做煞(指蛮干) 大队无搭头,干起活来累死人。有女不嫁华西去,宁愿扔在河浜里。”
华西村的领导人意识到,仅仅靠伺弄庄稼,是无法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的。所以,在上世纪60年代末,华西村就大胆开办“小五金”厂。这在当时,“小五金”厂属于“资本主义尾巴”的范围,他们只有偷偷摸摸生产,上级来检查就关门,等他们一走,机器又“隆隆”响起。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已有100万多元固定资产,在银行还有100万元存款。村民也搬进了村里统一修建的砖瓦房,且家家有存款。因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时,华西村选择了以统一经营为主。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尝到发展工业甜头的华西村,在苏南农村建起了第一个工业园区,创办了后来成为它经济命脉的钢铁企业。1988年,华西村以第二产业为主体,一、三产业为两翼的集体经济年产值达到10106万元。
“亿元村”使华西村再度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吴仁宝事后总结这段历史时说,唯上只有自食恶果,但这绝不是说要发展就要与上级对着干,而是要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华西村的首要任务是发展,老百姓也愿意走集体经济的道路,而中央也没有“一刀切”,而是说“宜分则分”、“宜统则统”,人家宜分就走分的道路,华西村宜统就走统的道路。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吴仁宝从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后,觉得机会来了,他迅速做出了一个后来使华西村突飞猛进的决策———集中华西村所有的资金,抢占工业原材料市场。
在绝大多数人还在学习领会南巡讲话精神时,华西村用筹集的几千万元,“吃”进了后来价格翻了数倍的钢坯、铝锭和电解铜,这些原材料很快投入到村新办企业的生产中。
正是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华西村解放思想,敢闯敢干,没有让机遇从指间滑过,从而搭上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
1999年8月,华西村股份公司在深交所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农村经济综合开发的上市公司。
乡镇企业转制之风兴起,是跟风、赶潮流?还是因循守旧,“一公到底”?华西村再次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做出了选择,既没有全面转制,也没有“一刀切”,而是从实际出发,选择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转制之风席卷全国,在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苏南地区,“转制风”更是盛行。是跟风盲从?还是“一公到底”?华西村面临一次关键的选择。
有人鼓动吴仁宝将村里一些效益不太好的企业转制,但被他拒绝了。他分析道,一些乡镇企业转制,是因为搞集体经济滋生了吃“大锅饭”的思想,导致效率低下,企业生存困难。但华西村不一样,它的集体经济发展比较成功,大家也觉得发展集体经济能集中力量能办大事,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因此华西村要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
他总结说:“不怕私有,也不怕公有,就怕跟风、赶潮流,搞得公私都没有。转制好还是不好,也必须从实际出发。”
同时,华西村也没有“一刀切”,而是搞“一村两制”———以集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但绝不允许‘一家两制’,否则,丈夫在村企业当厂长,妻子开饭馆,吃一百,付一千,甚至不吃也付钱,集体的‘肥水’都流到‘个人’的田里去了。”吴仁宝说。
这一次选择更加坚定了村民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信心。2001年,华西村集体企业销售收入已达到40亿元,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务院、中宣部、中组部在纪念建党80周年“肩负人民的希望”大型图片展中,正式称华西村为“天下第一村”。
如今,华西村集体经济已发展到50多家企业,涉及钢铁、服装、建筑、旅游等多个领域,生产1000多种产品。同时,现在村里还有200多家个体私营企业。
一方面要实现“先富带未富”的理念,另一方面又要得到村民的支持。华西村以实事求是作为解放思想的助推器,大胆探索,突破行政区域的束缚,创造性地提出以“一分五统”的方式组建“大华西村”
“一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算富。”从成为“亿元村”开始,华西村就向经济状况远不如己的左邻右舍支持资金、技术,但收效甚微,并没有给老百姓
带来多少实惠。而且有村民提出:“华西村富了,发展也很健康,为什么要找包袱来背,这样会不会把自己也拖垮?”
华西村并没有为了追寻一个崇高的理想而忽视村民的感受,因为一个不顾实际,不尊重群众意愿的政策,是不会得到群众拥护而顺利执行的。华西村花了7年时间来探索一个科学有效的机制,既能得到村民的支持,又能带动周边村走向共同富裕。
2001年,华西村创造性地提出以“一分五统”的方式组建“大华西村”。“一分”即各村仍由本村村民自治,资产也属本村村民;“五统”即“大华西村”由华西村统一管理经济、统一管理干部、在同等条件下统一安排劳动力、村民福利统一发放、村庄建设统一规划。
江苏省委宣传部赴华西村调研组认为,“一分五统”是农村基层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为优化资源配置、共同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了新的管理模式。
目前,已有20多个村庄加入到了“大华西村”,华西村管理的土地达到35平方公里,人口有3.5万人。华西村开始在新的“领地”上实现其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想。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2003年起接替吴仁宝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的吴协恩说,未来的“大华西村”将南有钱庄(工业园区) 、中有天堂(村民生活居住区) 、北有粮仓(农林科技示范园区) 。
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还能继续走下去吗?记者问吴协恩,他的回答很巧妙,依旧是“实事求是”。
华西的未来如何?只有等待实践来解答。但吴仁宝带领“天下第一村”创造的奇迹,必将成为中国农村永恒的传奇。
华西感言
坚持实事求是 推进城乡统筹
华西村作为首富村、小康村的首要价值,在于让大家明白农村为什么穷?要怎样才能富,而非机械地复制,中国小康村研究会会长、前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认为。
过去华西村为什么会穷?就是因为它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味唯上、跟风,虽然拥有全国典型的光环,但经济发展却裹足不前。后来华西村为什么会
富?就是因为它以实事求是来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不但能够在不同时期做出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选择,还能够不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抢抓机遇,以惊人的速度积聚财富。
实事求是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在建设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时应当坚持的。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推进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发展的不同阶段情况也各不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因时制宜,循序渐进,既要增强紧迫感,又不能急于求成;由于地理、人文条件等差异,在主城区、渝西地区、三峡库区和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城乡统筹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各不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因地制宜,把握好本区域城乡统筹的主要矛盾,科学地安排政策、措施和方法。
只有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推进城乡统筹才不会偏离“航线”,同时也能避开激流险滩,加足马力,破浪前行。
观点集纳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 要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华西;要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华西;要看共产党员先进性到华西。华西的实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体现。
香港中文大学周怡博士 “一分五统”是中国农村制度建设的新探索,它延续着华西的一贯思路,标示着华西的新未来:依旧是集体主义的,但却是一个扩大的不断进步的新集体主义。
参观过华西村的一位德国政要 华西村的富裕,让我们亲眼见到了马克思早在100年前所畅想的那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正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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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树”的秘密
华西398号,是一栋躲在角落里的旧楼房,上世纪70年代,华西村就向村民统一分配了这种楼房。如今,村里已没有人再住这样的房子,大多租给了外来打工者。然而,叫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栋房子的主人,就是“天下第一村”的“当家人”吴仁宝。
楼房里的陈设很简单,家具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的款式,只有挂满墙壁的相片显示了主人的不平凡经历,那是吴仁宝在几十年间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吴仁宝曾给自己定下“三不”规矩:不拿全村最高工资、不住全村最好房子、不拿全村最高奖金。这个规矩多年来一直得到严格执行。如今,吴仁宝又用它来要求已担任村干部的子女。据统计,上级给吴仁宝奖金已达5000万元。他不取分文,全部留给集体,用其中3000万元成立“华仁慈善基金”,帮助周边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
他常说:“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能占一个床位。”如今,这两句话已被刻在村里最醒目的地方,成为村党员干部的座右铭,也被村民所熟知。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吴仁宝一直是中国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几乎获得了一位农民党员可能获得的所有荣誉。有一位外地村支书在参观了华西村后忍不住问吴仁宝:“我们村的条件并不比华西村差,为什么干不到你们那样好。”吴仁宝说:“如果你像我这样当40多年的村支书,也许比我还要干得好。”
吴仁宝在担任华西村支部书记和党委书记的42年里,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
2003年,他从村党委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后,仍担任着村党、政、企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为华西村的发展作顾问。每天上午10点30分,他都要到村大礼堂为游客做一堂报告,讲述村的发展历程。听老书记作报告,也成为“华西一日游”的亮点。今年已81岁的吴仁宝说,他要干到85岁,因为他也犯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他要在有生之年把这些错误改掉。
正是由于几十年来,华西村以吴仁宝为首的党员干部能始终保持“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的优秀品格,他们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也正因为如此,华西村的每一次关键选择,都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
这,也是吴仁宝能成为“常青树”的秘密。
一户普通村民的华西生活
孙长云家是华西村一户普通家庭,如今54岁的孙长云和老伴、女儿、女婿和外孙住在村里统一分配的、面积达620平方米的别墅里。
在这栋三层楼的别墅里,有宽敞的客厅、42吋的等离子电视和豪华的浴缸,车库里还停了两辆小轿车。
孙长云说,从上世纪70年代搬进村里统一修建的砖瓦房算起,他已搬了四次家,其间还住过第二代楼房和第三代别墅,现在住的是第五代别墅。别墅,包括装修,花了260万元,但孙长云没有从腰包里掏一分钱,都是村里统一分配的。
对这种统一分配的方式,华西村民早已习以为常。1985年,彩电在中国还是奢侈品时,华西村就向每户村民发了一台彩电。上世纪90年代,华西村又向村民发了300多台小轿车。
“这些东西也不是白给,必须从股金里扣。”孙长云说。
华西村民的收入由三部分构成。一是工资,村民的工资并不高,孙长云作为村属钢铁企业的环保科长,每月只有800元。二是福利,包括基本生活费、医疗保险金等,所有村民的福利人人平等。华西村民的收入差别主要体现在奖金上,奖金实现的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孙长云去年奖金有20万元左右,但这些奖金并不是所有的都以现金的形式发到他手里,而是只能发20%,其余的作为股金投入到集体经济,享受分红,在今年的分红产生后,去年的股金就会作为房款抵扣。
“全家人去年奖金有差不多100万元,拿到手里的有20万元,其余的会当作房款抵扣,到了后年,房款可全部还清。”孙长云说。
由于村民能以奖金入股,因此每人都可以享受集体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大家打心眼儿里认同集体经济。”孙长云说。
其实,村里带给他们的福利还不止这些。比如,华西村与上海一家著名医院合作建立了村医院,村民每年可以享受价值5000元的免费体检,而且村民还可以“带薪看病”。村里还经常为村民组织各种活动,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曾由村里组织出国参观。
今后,华西人的生活还要上档次,可以不用洗衣、做饭了。”孙长云说,目前,华西村准备投入十几亿元,仿照迪拜酒店建一栋328米的高楼,村里将它称为“空中新农村”。5年后,所有的村民都会搬进去。里面是酒店式管理,可提供洗衣、做饭等物业服务。
案例讨论
1. 40多年来华西村不断发展、不断壮大,一浪高于一浪地前谢方面的。你认为最重要、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
2. 吴仁宝村支书带领华西村人民艰苦奋斗的历程,给我们哪些启?
案例点评
华西村是全国著名的先进典型,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始终坚持高举旗帜,坚 定正确方向,成为引领我国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一面旗伙。华西村的成功,华西卢村的崛起,华西村的长盛不衰,虽有诸多原因,但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脚踏实地、勇攀高峰。在华西村发展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华西人在吴仁宝老书记的带领下,始终能够敏锐地把握时代的脉搏,能够找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华西村实际的契合点,坚持理念上的创新,以先人一拍、快人一步、高人一筹的姿态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最前列; 既不唯书,也不唯上,只唯实,始终坚持一切从华西村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走具有华西特色的发展之路。可以说,华西村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农村、中国农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发展史。
纵观40多年来华西村人艰苦奋斗的历程,我们发现有王条主线贯穿其中。第一是坚定理想信念,坚信社会主义定能富华西,并把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艰苦创业、真抓实干、造福于民的实际行动。第二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与因地制宜发展华西的创造性高度统一,使华西村敢为人先,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第三是立党为公、甘于奉献,有福民享、有难官当。吴仁宝用人格魅力和表率行为影响和感染一代又一代华西人,使华西村永葆本色,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需要一大批像吴仁宝这样带领群众致富的带头入。我们向他学习,是要学习在他身上体现出的“华西精神”,一种艰苦奋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立党为公的精神。
案例5
中国民众认可“中国模式”
民众究竟如何看待“中国模式”?是否认同?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中国模式”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等等。这些问题的探讨和意见收集将有利于对“中国模式”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为此,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人民网、人民论坛网等进行了“你如何看待中国模式?”的专题调查,该问卷调查共有4970人参与。此外,人民论坛记者还随机调查了192位社会人士,共计5162人。
74.55%的受调查者认可“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六个关键词:改革、发展、渐进、开放、试验、稳定 “中国模式”是理论界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验的一种概括,那么民众是否认可“中国模式”的提法呢?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4.55%的受调查者认为有“中国模式”,其中认为“‘中国模式’还是在探索中的发展模式”占受调查者的60.25%(3110票),认为“‘中国模式’已经成型”的占受调查者的14.3%(738票)。同时,调查显示,认为没有“中国模式”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一是认为中国的发展路径还不能形成一种模式,二是认为“中国模式”的提法还没有得到世界公认。
有网友认为,“中国模式就在我们身边。深圳模式、浦东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义乌模式、华西村模式,等等,这不就是中国模式的缩影吗?!”“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苏联模式、东亚模式都不同,我们是结合自身的实际探索出来的,当然有!”“30年来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可以说已经成型。”
专家表示,之所以对“中国模式”的认同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关键在于人们对“模式”一词的认识有所不同,实际上,“模式”并不是一个僵化的概念,它也有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演化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长期的、渐进的和独特的。
如果用几个词来表述“中国模式”的话,民众最为认同哪些描述词呢?本次问卷调查在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基础上,备选了十二个关键词:创新、试验、兼
容、渐进、改革、公平、效率、稳定、发展、自主、开放、共享。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六位的分别为:改革、发展、渐进、试验、开放、稳定。专家认为,改革、发展排在最靠前的位置,这表明民众的认知与30年来的发展历程是基本吻合的,30年来我们就是一个不断改革、不断发展的过程。至于渐进、试验为何如此靠前,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改革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渐进式的,以及通过试验点、试验区的形式逐步推进的一个过程。此外,开放总是与改革相对,稳定却常常与改革、发展一起,都是我们讲得较多的方面。
63.7%的受调查者认为,“中国模式”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的市场化
“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强有力的政府主导、渐进式改革以及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同时进行
“中国模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调查结果显示,民众认为“中国模式”的指向,排在前三位的是“中国特色的市场化”(3172票,63.7%)、“中国特色的民主化”(1984票,39.84%)、“中国特色的工业化”1609票,32.31%)。
“你认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强有力的政府主导”(2918票,占总57.46%)、“以渐进式改革为主的发展战略”(2424票,占总47.74%)、“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时进行”(2276票,占总44.82%)。那么,“中国模式与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的最大区别在哪些方面?”结果显示,排在前四位的是:“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2525票,50.3%)、“既注重中国社会实际,又兼收并蓄”(2228票,44.39%)、“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原则相结合”(2131票,42.45%)、“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2040票,40.64%)。
由此可见,实行政府主导下的改革是受调查者认为“中国模式”的最大特点,也是“中国模式”有别于“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的最大区别。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主导下,才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了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转型的特色。有专家认为,把市场经济写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上,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转型,就是“中国模式”的最大特色。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宇认为,中国的改革方式的鲜明特点主要体现在“渐进”——增量先行,双轨过渡,分步推进,循序渐进,先试验后推广,由点到面,
实现经济体制的整体转换。这也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点。“中国改革都是务实的、渐进式的,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安徽凤阳开始突破、四川成为中国基层民主改革的试验田,等等。” “开放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色。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走向开放,由与世界经济完全切断联系的发展模式过渡到全面开放的发展模式。”人民论坛网网友表示。
56.28%的受调查者认为,“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是“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最大成就
“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排在前三位的是:保持了长期政治稳定、从经济领域突破改革和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过去的30年中,你认为‘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两位的,一是“成为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2749票,56.28%),一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258票,46.22%)。
改革开放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2119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34637.5亿美元,增长了16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95%,世界排名由第10位跃居到第4位。在此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1978年至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长到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长到4140元。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保持了长期政治稳定”(2865票,58.71%)、“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从经济领域突破”(2545票,52.15%)、“始终坚持了中国特色,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2390票,48.98%)、“采取了渐进式改革的战略”(1918票,39.3%)。中国社会科学院江春泽教授认为,我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是最好不过的。正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保证了社会改革环境的基本稳定,中国通过渐进的改革过程培育了市场各要素,包括企业家、资金等等。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专家认为,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特有的理论和话语对中国模式的含义和意义所作的最为明确的阐述。
74.56%的受调查者认为,金融危机将是对“中国模式”的一次检验,也是一次转型的机会
“中国模式”完善的重点集中在缩小贫富差距、加快推进民生改革以及注重城乡协调发展等方面
“有观点认为,中国能否成功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将是对‘中国模式’的一次检验,你是否认同?”调查结果显示,74.56%的受调查者表示认同,认为“这是一次转变中国粗放式发展模式的机会”,仅有24.54%的受调查者表示“不认同,能否应对金融危机与发展模式无关”。
专家表示,“中国模式”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中国模式本身能否持续?二,西方模式能否振兴?如果西方世界再次崛起,中国模式会不会失去反衬的参照系基础?三,是否会受到其他模式的挑战?发展中国家中能否产生另一种模式,并且使中国模式黯然失色?为此,我们应当重点着眼于“中国模式”的自我完善。
“‘中国模式’要进一步完善,你认为应当重点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排在前四位的分别为:“完善社会分配体制,缩小社会贫富差距”(3945票,81.34%);“加快推进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改革”(3820票,78.76%);“完善公共财政,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2992票,61.69%);“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发展模式,注重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2836票,58.47%)。由此可见,“中国模式”要实现可持续性,必须更加关注公平,更加关注民生领域,更加关注社会的协调发展,而要做到这些,又必须加强政府公共财政建设,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公共职能,完善公共服务。
同时,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中国模式”具有世界意义的,占受调查者的59.57%,其中47.75%的受调查者认为“中国的成功探索将为世界各国提供经验借鉴”,11.82%的受调查者表示“只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借鉴意义”。正如世界银行中国局的局长杜大伟(David Dollar) 所说——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称得上是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事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
案例讨论
1. 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说明了什么?
2. 2如何看待“中国模式”?
案例点评
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以及众多的学者曾将以“四小龙”为代表的部分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称为“东亚奇迹”。按这一标准,在中国改革国改革开放的30年里,中国经济以平均10%左右的增长率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增长的速度不仅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超过了”东业奇迹”时期的增长水平,这样的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当之无愧。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强力崛起,“中国奇迹”受到全世界各界人士日益广泛的关注,而更为引人瞩目的则是产生这一奇迹背后的制度、政策、理论和文化,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世界银付副付长、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1994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从中国发展和转型的经验视角探讨疒中国模式,到2004年、2005年,国内外对于巾国模式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一系列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文章报告和著作得以发表出版。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所受影响没有欧美国家大,更是引起人们对中国模式研究的兴趣。
目前关于“中国模式”,的内涵、特征、发展趋势和未来影响等方面的讨论虽无定论,但“人民论坛”进行调查的结果,很能反映中国民众对“中国模式”的基本看法。从调查结果看,“中国模式”是把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等几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了同一个时代,其主要特点是“强有力的政府主导”、“以渐进式改革为主的发展战略”和“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时进行”,概而言之,就是在政府的主导下,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把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 “中国模式”有别于“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之处在于,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使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既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不同,也超越了世界上盛行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丰
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由于“中国模式”坚沪国的实际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既促使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保持了政治长期稳定,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模式” 表明中国已经找到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已经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普遍认同。
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看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上,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实际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中国模式”的形成就是“走自己的路”的结果,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产物。事实证明,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中国就能够赢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成功。在当代中国,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竖持甲圃符巴仕省土义退赠,甲华民族必将实现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