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何具有双重性特点[1]

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何具有双重性特点

如何评价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民族资产阶级；双重性特点；历史作用

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自身的经济发展与外国资本主义没有太多联系，资本相较于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势力较弱的一类资产阶级群体。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带有两重性的阶级。因为：一方面，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排挤，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有矛盾，有反帝、反封建的愿望和要求，具有革命性的一面，这就决定了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很大的软弱性，经济上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上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勇气，容易妥协。因此，无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

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特点和性格，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定条件下的产物，与它产生的背景及其经济基础有极大关系。19世纪70年代前后，随着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中国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具体说，它的产生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一部分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华侨等，投资于近代工矿企业；另一种是部分手工工场开始采用机器生产，转变为近代工矿企业。到1894年，民族资本企业总数为170家，投资额800余万元。 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投资商办企业（也包括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的一部分私人资本）的一部分官僚、地主、买办、商人和一些手工工场主出身的资本家。据对81家早期民族资本工矿企业主要创办人原有身份统计，他们可分为5类人：买办及买办商人、官僚地主、一般商人、华侨商人、手工工场主。他们分别拥有的企业数目及其占总数的百分比是：29家，35.80％；25家，30.86％；15家，18.52％；6家，7.41%；6家，7.41%。由于他们转化的程度不同，与自己的前身势必存在着拖泥带水、藕断丝连的种种关系。

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多集中在轻工业部门，资本少，规模小。个别厂矿资本达20万~30万两，大部分企业都在10万两以下。同时，设备简陋，技术水平普遍低下。以煤矿为例，峄县枣庄煤矿、直隶临城煤矿都是“以机器汲水，开峒挖煤悉用人工”。其他煤矿则连汲水机器也没有。火柴业除了采用一些新的原料和技术外，基本上仍以手工制造为主。上海的机器行业一般开办时都仅有一二台车床，即便到了90年代，能拥有10来部车床，就已算较大的厂子了。所以，民族工业的规模与实力，远不如洋务派的军事工业及官办、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

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的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存在着既对立又结合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获取的种种特权，把中国变成自己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压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工业无论在原料收购和产品销售上都遭受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外国洋行通过买办商人，在原料产地广泛设立采购站，或以各种手段控制中国收购商，使其为之服务，使得民族资本企业在原料收购上困难重重。如浙江本是盛产蚕丝的地区，但上海的缫丝业却不甚发达，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原料收购上受到了外国洋行和外国在华企业的激烈竞争。在产品销售上，外国洋行和外国在华企业千方百计以降价销售的方式打击民资产品。如火柴制造业是7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一个新兴民族工业，它一出世就遇到了外国火柴的激烈竞争，倒闭不断。80年代出现的机器造纸业也因进口洋纸的竞争，难以发展。外国在华工业企业还凭借其雄厚的实力，吞并中国的工业企业。如1882年创办的上海玻璃厂，1888年即被英商福利公司吞并。 民族工业还受到了封建势力的严重束缚。民族资本要投资于新式采矿业，得依赖官府

的批准和支持，有的得挂上官督商办名义。制造业的投资，也离不开官府的保护。上海均昌船厂得依靠轮船招商局的总办，广州电灯公司的建立是依靠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开办后得向清政府申请减免关税、厘金及专利权。有的投资者本身就是封建官僚，具有多重身份。在中日甲午战争前，私营商办企业始终没有获得清政府的正式承认，处于听任地方官吏随意摆布的地位。顽固派官僚坚持反对创办近代工业，洋务派官僚则力图控制和垄断近代工业。苛重的捐税，尤其是厘金制度，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打击相当严重。如中国纱厂在内地收购棉花，必须缴纳大约相当于货价5%到20%的厘金，无形中其成本就加重了许多，无法与外资纱厂或洋纱竞争。清政府为了摆脱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还对商办企业横征暴敛，敲榨勒索，民资企业的税率大大高于外国在华企业，致使前者在与外商的竞争中处于极不利的地位。

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沿着正常的道路独立发展，为了谋求自身的生存，它不得不左右攀附，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或本国封建势力。有的商办企业为了避免封建势力的压迫，投身外国在华企业麾下寻求“保护”。如宁波严信厚创办了通久源轧花厂，担心清朝官吏出面反对，便依附于日本人的保护之下。厦门机器公司虽然纯系华商投资创办，但却在香港登记注册，请一个英国人控制和经营。上海李松云设立的均昌船厂在制成的一艘小艇上，“船头悬着英国国旗，船尾悬着中国龙旗”，弄成了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的怪物。不少商办企业向清朝当局交纳报效，藉以获得封建势力的庇护和支持。一些工厂主常常捐一个封建官衔，取得士绅身份，借以抵制顽固势力的干扰。

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不能不走着一条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成长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上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也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输出所遏制；本国的自然经济与统治者的遏制是限制民族资产阶级成长的内因。这些条件使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与外国资本主义一样强大的经济实力，决定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两重性，并自始至终存在着。

虽然有双重性，但在整个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依然是时代中心。因为这个阶级代表历史发展方向，是当时中国最活跃的阶级，在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其先进性是其他阶级（包括农民阶级）所无法比拟的。历史事实证明：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确实显示了作为“时代中心”的才智和力量，起到了“时代中心”的作用。具体说来，首先，它是当时中国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前期发展的方向；其次，它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方案，组织和领导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斗争；第三，它建立了政党或类似政党的组织，从而把中国人民的斗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第四，它有一批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在思想理论的科学性和进步性方面，比以往任何阶级都高明得多。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缺陷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它没能最终完成自己的使命。

参考文献：

张国辉：《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资产阶级的构成》，《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 徐泰来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记》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敦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

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史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