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三农＂问题核心的转变

　　内容提要：“三农”问题包括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这是困扰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多年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和理论界都把农民问题定位于“三农”问题的核心，并作为“三农”问题研究的突破口，农民增收也就成了农民问题的焦点。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速，我国农村人口乃至劳动力数量的持续下降，再加上市场失灵程度上的差异，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已经让位于农业问题；那么未来“三农”问题研究的核心就应该从过去的农民问题转变到农业问题上来。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核心；人口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6-0047-03 　　一、前言 　　自2004年以来，连续9年时间，中央一号文件均聚焦“三农”，“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其实，“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既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关键。30多年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亦初见成效。取得如此成效，理论界的功劳不可或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广大理论工作者不仅为我国的“三农”问题献计献策，还特别抓住了农民问题——“三农”问题之首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把研究“三农”问题的核心定位于农民问题，重点关注如何增加农民的收入，这在理论界取得了广泛的共识。农民问题作为“三农”问题之首，是与我国当时乃至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应的，它符合我国特定时期的实际情况。然而，作为一个可能“长生不老”的“三农”问题，其核心不一定“万寿无疆”，在条件变化或者即将变化时，核心问题也可能需要调整。老龄化社会在中国已经提前到来，农村的老龄化甚于城市，农村劳动力将会比城市更加短缺，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此条件下，“三农”的核心问题是否改变，这是一个需要先知先觉的课题。核心问题的改变，需要我们提前把握，提前研究，提前准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农民问题作为“三农”问题核心的历史背景 　　“三农”问题包括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这三个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败。然而，这三个问题之间又是密切联系的，一个问题的较好解决对于剩余两个问题的化解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国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三农”问题时，还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把农民问题作为“三农”问题_的“牛鼻子”，认为农民问题是“三农”的核心，并且长时期以来，都把它作为主要课题展开研究。为什么农民问题是“三农”之首？这有其历史渊源。 　　（一）由我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 　　在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前，中国经历了8年抗战和5年内战，摆在执政当局面前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中国。为了迅速地实现国家富强，缺乏外援的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靠长期剥夺农民的利益来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由此形成了长时期的农民贫困，农村和农业落后的局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工业化尽管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依然达80％之巨，且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仅1．5亩，农村人均产出十分低下，农村落后，农业经济发展速度也缓慢，而农民收入更是严重偏低。改革开放之后，农村改革的先行使得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全国粮食问题初步得以解决，各种农产品的产量也是雨后春笋般的增长，但是，相较于城镇居民，农民的收入增长更像爬行的蜗牛。和改革开放之前一样，农民收入增长问题依然比农业和农村问题更为突出，于是把农民问题继续定位于“三农”问题之首便成为从学界到政界的共识，并把它提升到“农民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的高度。 　　（二）是我们以往的奋斗目标使然 　　我们的奋斗目标不能仅仅是在世界上“担任”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全面的小康甚至富裕，不能两眼只盯着城市，不能只关注城市市民，作为占全部人口比重超过50％的农民（2010年之前）没有实现小康，实现全面的小康就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同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作为第一产业的主体——农业，其健康发展离不开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农民的积极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农业的发展水平和速度。因此，只有解决好了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三、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三农”问题核心的转变 　　大部分居民分布在农村，且农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2亩，这样的国情在我国“坚守”了几十年。虽然农业产出通常也能够满足市场的需要，但是农民的收入非常低下，农民的生活十分困苦，这样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且根深蒂固，并形成了惯性思维。这种惯性思维甚至也体现在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从1982—1986年5个年度的中央一号文件，主要是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肯定和进行完善，而从2004年开始连续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是聚焦“三农”，虽然也强调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但更关注的还是农民问题，有所不同的是，2012年在农民问题上侧重点不是通常的增收，而是重视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然而，情况总是在发生改变，当农民问题作为“三农”之首的基础不复存在时，就需要“选举产生”新的核心。本文的观点是在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需要逐渐转移到农业问题上来，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农村人口数量持续下降使得农民问题有所缓解 　　农民问题作为“三农”之首，不仅仅在于农民的数量很多，而且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也很大，尽管这一比重近20多年来平均每年以1．5％左右的速度下降，直到2010年时仍然超过50％。与此极不对称的是，全部农业产出占全国GDP的比重不足20％（到2011年，这一比重降到10．1％的水平）。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的人均收入就显得十分低下。随着农民数量和相对比重的双双下降，农民问题，特别是农民收入增加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会不断缓解。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2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011年底中国城镇人口所占比重首次超过了50％，那么相应的，农村人口的比重也就首次降到了50％以下。这种变化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结果。快速发展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为农民进城务工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同时，随着中国财政对农村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大以及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施行，特别是农产品价格的合理上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显著提高。201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977元，实际增长11．4％，创本世纪新高，实现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连续8年较高增长（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1年统计公报），继2010年之后，收入的增长继续快于城镇居民。这种变化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始。这种长期的趋势源于“刘易斯拐点”在我国的到来，“刘易斯拐点”的来临意味着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将变得越来越小，劳动力工资会快速上升，不仅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会加快，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还会更高，最终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基本趋同后，才会“携手并进”。随着“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不仅初级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提升，而且农产品价格因务农的机会成本上升而呈现较长时期的上涨趋势，农民的经营收入和务工收入将成为推动农民现金收入快速增长的两大动力，农民现金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将继续提高。 　　不仅如此，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新户籍制度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变为市民，农村过去“人多地少。”的矛盾也会持续缓解，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就会逐渐显现。 　　由此不难认为，我国的农民问题，特别是农民增收问题将会渐行渐远，其紧迫性和重要性也会“让贤”于其他问题。 　　（二）老龄化的提前到来将会导致农村劳动力更加短缺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客观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科技进步、医疗条件改善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不同的是，我们国家是先老后富，这主要是持续了30多年计划生育的结果。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1月18日发布的数据，2011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8499万人，占总人口的13．7％，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2288万人，占总人口的9．1％，均比去年末有所增加。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1年降为74．4％。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将会导致我国劳动力短缺，这已经引起了政府、理论界及公众的关注，其未来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制约作用也已经形成了共识。然而，人们的关注主要还是集中在城市，集中在对第二、三产业的影响上。在农村，“如何加快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一思想还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头脑中，怎样进一步促进农民增收还在让人们搜肠刮肚，寻找对策。其实人口老龄化在农村更为严重。王舒和李曼的一项研究发现，我国农村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是城市的1．7倍，劳动力短缺在农村即将“上演”。由此不难发现，当全国性劳动力短缺到来之时，农村劳动力缺乏一定“提前报到”。 　　（三）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在动摇农业生产的根基 　　一方面是农村更为严重的老龄化现象已经出现；另一方面，剩余劳动力还在持续不断地向外转移，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会是在不久的将来，劳动力短缺在农村比城市会更加严重，最终必然会动摇我国农业生产的根基。 　　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已有4年之久，并且老龄化还在不断加速。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却逐年扩大，而且，文化层次相对较高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得更多。2012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底，全国农民工数量达25　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　055万人；从学历结构看，在转移的劳动力中，文盲占29b，小学文化程度的占16．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5．5％，具有高中学历的占11．5％；从性别比结构看，男性占70％以上，女性不到30％。由此可以发现，在我国广大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仅数量越来越少，妇女和老人成了主力，而且文化水平也十分低下。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这是多年以来，政府、理论界积极推动的工作，它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长时期以来，广大农村存在着十分丰富的剩余劳动力，他们的边际生产力几乎等于零，由于各种制度的约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无法离开土地，被迫忍受困苦。只有转移出去，他们的收入才会增加，他们的困苦也才能结束，这也是解决我国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然而，受限于城市经济和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走过了一段十分漫长而艰辛的道路。当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即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由于认识问题的时滞与惯性思维的影响，人们还在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献计献策，政府也还在为此出台各种政策。尽管“刘易斯拐点”是否真的已经到来还存在争议，但蔡防和都阳旧。依据检验“刘易斯拐点”的经验标准，通过对近年来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增长水平和变化趋势，以及熟练劳动者与非熟练劳动者之间工资趋同现象的考察证明了“刘易斯拐点”的确已经来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再加上比城市更为严重的老龄化，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不但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而且还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降低和高龄化。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在造成农业资源浪费的同时，也降低了农业资源的利用率。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转移造成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和高龄化，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和高龄化至少会产生两种负面影响：一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影响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使用，它也是农业产业化难以实现的深刻原因之一。由此不难发现，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正在动摇农业生产的根基，特别的，在老龄化已经到来并且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形势会变得更加严峻。 　　（四）农业问题比农民问题更容易出现市场失灵 　　市场如果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我们就说其失灵了。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市场不出现失灵需满足下述4个条件：（1）商品（或服务）是具有竞争性、排他性和可分性的私人物品，不具备公共物品的性质；（2）一种商品对潜在消费者的全部价值或效用都反映在该商品的需求函数上，没有虚张声势，也不存在威胁和策略，全部消费者都只有正确和诚实的偏好显示；（3）生产该物品的全部成本都反映在供给曲线S=MC上，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成本；（4）假定市场是竞争性的，单个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没有任何影响力。满足了上述条件，资源的配置就能实现帕累托最优。但现实中，不能全部满足上述条件的生产领域为数不少，于是市场就失灵了。市场出现了失灵，就需要政府干预，干预的目的是要让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改进。就农业生产而言，以最低的资源消耗为市场提供所需要的农产品是社会追求的目标。农民问题其实就是农民的收入问题，在农民数量越来越少的情况下，需要追求的目标是能够让农民的收入及增长速度基本达到城镇居民的水平，这实际上是实现人力资源在城乡间的帕累托配置。 　　农民问题相对来说不易出现市场失灵（相对于农业问题），源于人力资源在城乡间配置时，市场具有较高的效率。当然，市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需要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需要城乡居民能够平等享受公共服务。关于户籍制度改革，如今已经有实质性的推动，对城乡居民流动的限制已经降到很低的程度。公共物品的供给在城乡之间的确不平等，特别是基础教育方面还有待改进，信息服务还存在较大差别，而医疗保险的差距在显著缩小。总体来说，人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配置效率离帕累托状态还有一段距离，产生这个差距的原因尽管比较多，但主要由基础教育的城乡不均等和信息服务的差别所造成，这种不均等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进行部分消除。 　　农民问题存在着市场失灵，农业问题更甚。农业问题出现的市场失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大宗农产品的产量很容易出现波动，这种波动不仅仅受气候影响，还与农产品的其他特性相关。不同于工业产品价格变化对产量的调整几乎可以同步进行，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化对产量的调节存在着较长的时间滞后，并且农业生产决策一旦做出，中间就不能改变，结果就是“蛛网”波动不可避免，而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一般都是需求曲线比供给曲线陡峭，蛛网的波动也就呈发散性，结果是，在没有政府干预或者在政府错误干预的情况下，农产品市场一旦出现波动，自动恢复均衡就极为困难。这种性质的市场失灵还很难通过制度创新来消除。 　　第二，农业生产的主要投入要素——耕地资源，在农业生产与非农使用上也容易出现市场失灵。由于工业生产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土地的规模报酬递增，而用于农业生产则是规模报酬不变，因而，作为利益主体的地方政府、厂商，甚至农户自身都存在着把农业用地转变到非农用途上来的内在冲动。那么，在没有政府强力干预的情况下，我国农业生产需要的耕地只会越来越少，就不可能基本满足本国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国内生产不足，依赖国际市场是无法想象的，这中间的原因早已形成共识。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土地资源就应该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合理配置，然而，市场自发的作用将会使得土地资源过多的配置到非农产业上去，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土地资源就会严重不足，这的确是一种市场失灵的表现，或者说，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配置中国的土地资源。究其原因，不论是工业产品还是农产品，只要是可贸易品（如果没有明显的贸易壁垒），它们的价格基本上是由全球供求状况决定的。如果我国完全允许所有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能通过国际市场来解决，那么土地资源由市场来决定就不存在着失灵，这正如茅于轼多次强调的，中国不需要保留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的原因所在。然而，粮食不仅存在着经济安全问题，也存在着政治安全和运输安全因素，基于这一点，中国不得不让国内粮食需求只能有限地依赖国际市场。这就出现了粮食的生产主要由国内解决，而价格又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的格局，结果就是，粮食生产的全部成本（包括土地资源的机会成本）未能反映在供给曲线上。这种类型的市场失灵要求政府能够正确处理好工业发展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主要农产品的国内生产与非主要农产品实行国际调剂之间的关系，特别地，要管好18亿亩耕地。其实要做好这些工作十分不易，每年都会有新问题，每年都要有新动作。 　　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都存在着市场失灵，但后者更甚于前者，且消除的难度也是如此，因而对于农业问题也就需要政府更多的“关爱”。 　　四、结语 　　在我国，“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解决得好与坏事关经济发展全局。研究“三农”问题时，抓住“牛鼻子”是关键，然而，随着农村人口的绝对数量及占比的持续下降，加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劳动力短缺在农村将比城市更为严重，“牛鼻子”也就不得不由过去的农民问题移位于农业问题。如果不能审时度势，不能及时调整研究问题的重点，“三农”问题的研究可能就会舍本求末。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社区建设与农村宗族研究”（10CSH038）和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问题的研究”（项目编号：11A082）。 　　[作者简介]雷明全（1967—）。男，湖南安乡人。湖南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孙小丽（1982—），女，江西九江人，江西财经职业学院会计二系助教。 　　责编：鲁雪峰；校对：木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