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_硬译_的文化解读

上海翻译ShanghaiJournalofTranslators2009No.4

鲁迅“硬译”的文化解读

贺爱军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宁波

315211)

[摘要]鲁迅的“硬译”历来诟病较多,从梁实秋的批评到赵景深的指责,“硬译”理论从一诞生起,就非议不断。悉心考

究,这些批评多是基于英汉对照的语言学层面上做出的。然而,鲁迅的“硬译”决不是个语言问题,而有着深刻的文化意蕴,它是改造中国传统语言和文化的策略。鲁迅的“硬译”是针对晚清时期盛行的“豪杰译”有感而发,是对“林纾模式”的反叛。它的理论基础是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它的最终所指是改造中国传统的语言和文化。

[关键词]鲁迅;硬译;文化策略;中间物[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9358(2009)0420070204

　　译家鲁迅研究在国内长期受到冷落,研究成果

也显得相对薄弱。国内研究鲁迅翻译的专著仅有3

①

本,深入研究鲁迅翻译的文章也为数不多。根据《鲁迅研究数据索引》,从1949年10月至1981年12月,有关鲁迅翻译研究的文章仅占5页,只有54行。(中国社会科学院1980:265-268)1981-2005年间仅发表了30多篇文章,探究鲁迅的翻译理论、值、相称,,薪。?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一直以来,作家鲁迅的声誉掩盖了译家鲁迅的成绩。同时译家鲁迅的形象被“意识形态”所掩盖,对其研究跳不出“三家五最”的思维定势。毫无疑问,鲁迅的小说创作无论在艺术性以及思想性方面都称得上“伟大”,构成他作为一位“最伟大的文学家”、“最伟大的思想家”的重要内

(也称直译)容。然而鲁迅翻译理论的核心“硬译”以及在“硬译”理论指导下的译文从语言学的角度

来看,无论如何也称不上“伟大”。(王宏志2006)他的“硬译”理论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遭到梁实秋、赵景深等人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鲁迅“硬译”的文章“读了也等于不读”、“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他的译文“信”有余而“达”不足,一般读者很难喜欢。他和其弟周作人合作翻译《域外小说集》仅仅售出不足二十本就是明证。由此可见,从传统的语言学视角来

看待鲁迅的译文,佶屈聱牙自是必然。那么应该从何种角度看待和解读鲁迅的“硬译”理论呢?笔者以为鲁迅的“硬译”,是鲁迅“历史中间物”,对“,

(雷”

2000:25-33)而提出来的。鲁迅认,硬译”才能尽量减少西方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损失和变形,减少中国传统文化对其污染。下文就从这三个方面解读鲁迅的“硬译”。一、“硬译”溯源

晚清民初时期,“直译”不仅在翻译实践中极少使用,而且这种翻译方法往往跟“率尔操觚”、“佶屈聱牙”、“味同嚼蜡”、“无从索解”和“释家经咒”联系在一起。当时以林纾、包天笑、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晚清翻译家虽未打出“意译”的旗号,但在实践中使用的却是“译意不译词”的翻译策略。他们对原作的题名、人名乃至框架结构加以中国化的改造,以适合时人的阅读习惯。严复自称这种意译方法为

②

“达旨”,也有人称之为“豪杰译”。这种不尊重原文的翻译,不利于读者准确地了解外国文学和文化。鲁迅、周作人遂为直译正名,公开标榜“直译”,并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实践中付诸实施。

《域外小说集》翻译出版之后,鲁迅基本一直使用“硬译”的翻译方法。他在大多数译作的序言或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XY0700018)成果之一。[收稿日期]2009201205

[作者简介]贺爱军,苏州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生,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比较文化。

・70・

后记中都阐明了这一点。1921年鲁迅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中写道:“除了几处不得已的地

(鲁迅2005[10]:184)1924年方,几乎是逐字译。”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写道:“文句大概是直译

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鲁迅2005[10]:257)1925年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鲁迅又写道:“文句仍然是直译,和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也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

(鲁迅2005[10]:271)1929年后次序也不甚颠倒。”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中鲁迅又写道:“从译

本看来,卢那卡尔斯基的论说就已经很够明白痛快了。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鲁迅2005[10]:329)

鲁迅每译完一本书后,几乎都要在译者序或跋中强调自己奉行的是“硬译”的翻译策略。然而“硬译”理论一提出,就受到梁实秋、对。于是在20年代后期到30难,于1929年9硬译”》和《?,批评鲁迅的翻译“生硬”、“别扭”、“极端难懂”,离“死译”不远。鲁迅则于1930年3月发表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给予反驳。鲁迅从学术角度阐述了他对“硬译”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四层意思:“硬译”与“死

(主要指译”有区别,并不是故意的“曲译”;“硬译”

翻译科学的文艺论及其他革命理论著作)自有需要它的读者对象,它在他们之间存在;“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人以不舒服”,因为思想对立的人觉得“气闷、憎恶、愤恨”是当然的,至于那些对理论知之不多的“批评家”,本是应该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硬译”不仅为了“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同时也可以“逐渐添加了新句法”,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同化”而“成为己有”。(陈福康2006:2922293)直译和意译的分歧究其实是翻译主体的文化依附在语言层面的体现,是以主体文化还是客体文化为本位的具体体现。“中国的现代化只能从异质文

(杨春时1994:251)鲁迅正是强烈地化中吸取力量”

意识到这一点,才坚定了他做一个“盗火者”,导“异

域文术新宗”,“别求新声于异邦”。而要想引进外

国原质文化,“硬译”毫无疑问是首选策略。二、“硬译”是对林纾模式的背叛

鲁迅在1932年1月16日回答日本青年学者增田涉的信中这样写道:

《域外小说集》发行于一九0七或一九0八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但大为失败。(顾农2008:54)

众所周知,“林纾模式”可以说是一种缺乏边界意识的翻译方式,“归化”程度极高,但凡遇到跟译入语语文规范、语言规范、文化规范、社会规范、伦理规范不一致的地方,都毫无顾忌地大力改写、改编,使之尽可能“中国化”。以译者为中心、。这种”或“中学为体、,”的斑马文章。周作人———晚清严、林以降整整一代译家“以诸子之文写夷人之语”。“他们的弊病,就在‘有自己无别人’,抱定老本领、旧思想,丝毫不肯融通;所以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成斑马文章,孔孟道德。”(周作人2002:148)

鲁迅受林纾的影响很大,正是在林纾的启发和影响下,他才走上了小说翻译和创作的道路。那么鲁迅为什么要背叛林纾呢?这个悖论可以从当时的文化语境得到解释。五四时期,时代语境已经发生了改变,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统统失败,中国人步步后退、步步被迫自我否定,使中华民族所依附的、具有自我身份确证意义的传统文化逐渐丧失了神圣性,乃至被疏远和抛弃。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非常明确:“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

(雷亚平、他。”张富贵2000:28)鲁迅认为为了生存,原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踏倒在地,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从而建立一种适合生存的新文化。当时的中国内外交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推己及人,中国人民对于其他被损害民族的痛苦自然会深切同情。因而了解这些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情

・71・

况,了解他们反帝、反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艰苦斗争就具有特殊意义。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叙述了他倾向于介绍东欧文学的原因:“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家的东西

(鲁迅2005[4]:525)在翻译选目上,鲁就特别多。”

迅对波兰、爱尔兰、西班牙、俄国、印度、希腊等“被侮辱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情有独钟,用力甚勤。他的这种翻译选目被称为“弱国情结”(王友贵,2005)。鲁迅的“弱国情结”正是出于对中国“不变革必亡国”的巨大恐惧,他要通过翻译行为来向国人具体生动地展示“亡国”民族的可悲可怕的境遇。对传统文化和语言的决裂态度,对亡国灭种的巨大恐惧,注定鲁迅肯定要背叛林纾,提出与严复、林纾为代表的第一代翻译家截然不同的“硬译”理论。这乃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必然,也体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新一代译者“容异”与“取异”的文化眼光和文化姿态。从《域外小说集》开始直到《死魂灵》,鲁迅一直采用了“硬译”的文化策略,践行“拿来主义”,积极汲取异质域外文化,三、“硬译”是鲁迅长期以来,,被人,“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而是“在转变中、在进

(鲁迅2005[1]:302)的“化的链子上”中间物”。这

绝非鲁迅的谦辞,而是如实反映了“他自己以及他所处时代的历史过渡性。他是无限运动过程中的一个有限环节,他为无数的后来者铺平了超越自己的道路,他留给后世的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自身的

(崔峰2007:14)他的历程中一个真实的横断面。”

“硬译”理论也是“中间物”意识的产物。“历史中间物”是鲁迅于1926年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提出来的:“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鲁迅2005[1]:302)1926年鲁迅又在“华盖集续编・记谈话”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思想:“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

(鲁迅2005[3]: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378)1930年鲁迅又在“致章廷谦”中谈到了这一思

・72・

想:“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

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

(鲁迅2005[12]:226)思想层面的“几了。”中间物”、“梯子”意识体现在他的翻译实践中必然是“硬

译”的翻译策略,因为“硬译”是输入异域原质文化,从而改造中国语言文字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让“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甚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者话,……虽然创作,。,可用的传,。……但这情形也,其中的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鲁迅2005[4]:391-392)

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鲁迅2005[4]:215)

阐释学认为,每个翻译主体都不是某一翻译实践的终结者,每部译作都不是终结之作,而是一个历史发展链条中的“中间物”。正因为它是中间物,必定是不完善的,是迈向“既不曲,也不硬”的一个环节。鲁迅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才甘愿充当这从“无有”到“较好”的中间者,并认真履行中间物的职责,宁肯自己吃点苦头,硬着头皮忠实原文。这就是“硬译”存在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也体现了鲁迅的良苦用心。

四、“硬译”是改造中国语言文字的文化策略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在鲁迅眼里,翻译同样是实现“启蒙”、“为人生”的手段。既然翻译要起到这一目的,那便是要把外来的新的东西引进来。在这种情形下,译者便会强调译文对译文文化的冲击,便会采用一种让读者走向

原著的翻译方法,不但不会对原著稍加修改,而且尽量突出原著的权威,从而让译文在译文文化里产生最大的“暴力”作用。鲁迅采用“直译法”,为的就是要更有效地起到教化作用,产生更好的启蒙效果,从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字。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鲁迅在创作中使用的语言也是“文白杂糅、半阴不阳”、“疙疙瘩瘩,读起来总

(王晓初2005:75)那么鲁迅在翻译实践有些含混。”中采取“硬译”策略,就是他一贯主张的文化策略的

具体体现。“在鲁迅及其同时代人看来,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语言形式的不同,实质上反映了民族思维方式与感知方式的不同,表现不同的社会历史文

(杨春时1994:234)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化传统。”意义,不仅在于引入新思想与新文学,更是为了促进

民族思维与心理以及民族语言的改造,这就是鲁迅坚持“硬译”标准的深刻内涵和意义所在。正是鲁迅语言的“疙瘩”“杂糅”“别扭”,“才最大限度地凝聚起语言的爆破性力量,将言说与无法言说的、正面与反面的、显露的与潜隐的、冷与热、爱与憎、黑色的与白色的与红色的等多种向度、多种维度的情感、哲思与意向凝聚起来,、(王晓初2005:式。””表明的是一种文化态度,号的尖锐否定和对西方文化及其语言符号的基本肯定而提出来的。只有“硬译”,才能尽量减少西方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损失和变形,才能引进原质性的西方文化和语言形式,从而对中国文化和语言产生一种推动和改革作用。

综上所述,鲁迅提出“硬译”理论有其深刻的文化语境,是对不尊重原作的“林纾模式”的反拨,是鲁迅历史“中间物”意识的产物,也是改造中国语言文字的一种文化策略。注释:

①　这3本专著是刘少勤的《盗火者的足迹与心迹———论鲁

迅与翻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王友贵的《翻译家鲁迅》,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李

寄的《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②　“豪杰译”即译者以“豪杰”自命,不受原文束缚,任意添

削、改动原文。参见方华文《20世纪中国翻译史》,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资料索引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2652268.

[2]　雷亚平,张福贵.文化转型:鲁迅的翻译活动在中国社

会进程中的意义与价值[J].鲁迅研究月刊,2000,

(12):25233.

[3]　鲁　迅.鲁迅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社,2005:1842329.

[4]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2006:2922293.

[5]　杨春时.中国文化转型[M].社,1994:2342251.

[6]　顾.鲁迅的“”[J].鲁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鲁迅全集:第

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5.

[9]　鲁　迅.写在《坟》后面[M].鲁迅.鲁迅全集:第一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12302.

[10]　崔　峰.翻译家鲁迅的“中间物”意识———以鲁迅早

期翻译方式的变换为例[J].中国翻译,2007,(6):

14.

[11]　鲁　迅.华盖集续编・记谈话[M].鲁迅.鲁迅全集:

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78.

[12]　鲁　迅.书信・致章廷谦(300327)[M].鲁迅.鲁迅

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26.

[13]　鲁　迅.关于翻译的通信・回信[M].鲁迅.鲁迅全

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912392.

[14]　鲁　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M].鲁迅.鲁迅

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15.

[15]　王宏志.鲁迅与左联[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6]　王友贵.翻译家鲁迅[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

[17]　王晓初.论鲁迅思想与艺术的越文化渊源[J].文学

评论,2005,(5):70275.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