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瞿兑之的人生轨迹

　　我的外祖父瞿宣颖，字兑之，湖南长沙人，长期住在北京，晚年定居上海，易名蜕园。他是清末军机大臣瞿鸿�之四子，生于1894年3月18日(旧历二月十二日)，卒于1973年8月28日。他学识渊博，精研文史，代表作有《中国骈文概论》、《方志考稿》、《人物风俗制度丛说》、《中国社会史料丛钞》、《李白集校注》、《刘禹锡集笺证》等。他曾先后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辅仁大学任教，学术界称他为现代史学家、文学家、掌故家。本来他可以在学术界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有较高的威望的，但他中年时期却热衷于在各级政府中任聘，特别是在敌伪时期做过有损于民族气节的事，成为他一生中永远抹不掉的污点。 　　近年来外祖父的许多著作得以出版或再版，不少名人学者为之作序，但对他的生卒年代、名、字、号不甚清楚，也有人对他早年重大事件的年代介绍有误。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就连我的父母在解放后都与他划清了界线，不再有任何往来，对他整个历史及思想演绎也并不清楚，何况其他人呢?我是他孙辈中年龄最大的，在他膝前整整生活了7年，在他那里接受了从《三字经》开始的启蒙教育，成年后又以每周一封信的方式向他请教学术问题，一直延续了十几年，直到“文革”期间被父母发现才被迫停止。近20年来我一直想方设法向健在的知情亲友打听外祖父当年的情况。去年夏天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田吉又为我提供了许多翔实的资料。这令我对外祖父的一生有了较多的了解和感悟。 　　热血沸腾投身“五四”运动 　　外祖父也像其他官宦子弟―样，幼年家里廷请名师教授《四书》、《五经》之类必读典籍，在17岁时由家庭主办结婚。由于他的三个兄长或弱智，或英年早逝，这场婚姻对这个家恢至关重要。外祖母与外祖父同岁，也是湖南人，名聂其璞，字叔瑜。她的父亲聂辑�是晚清首任松江道台，母亲曾纪芬是曾国藩的幼女。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外租母自幼受到极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她思维缜密，才思敏捷，8岁时便能通读《三国演义》。我幼年时还见过她与美国人用流利的英语交谈。她做事循规蹈矩，当她知道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我的母亲参加了“一二一九”运动，并在天安门前游行时，立刻弄了―辆汽车从东城赶到海淀，把母亲拖回家，并禁止她继续参加“一二・一六”的政治活动。所有的亲友都十分看好这殴婚姻，认为这是门当户对到了极致的天作之合。但是这对金童玉女似乎长期不和， 　　我曾多次在半夜被他们吵架的声音惊醒而大哭，这时他们才各自回房安息。外祖母说，她是17岁被别人提了去结婚的。这桩婚姻勉强维持着，到解放前夕，他们终于分居了。 　　外祖父虽然出身于官宦家庭，却是个充满激情又不安于现状的年轻人。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因当堂指出教国学的老先生用错了典故，又以打油诗挖苦对方，不得不转入复旦大学中文专业。他的文学才华在复旦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至今仍有存档的复旦大学年刊创刊号发刊词就出自他的手笔。 　　就在外祖父完成了复旦大学的学业时，“五四”运动蓄势待发，热血沸腾的外祖父代表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写了声援北京学生的宣言，并且跑到北京参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在天安门前与北京学生一起游行。与他一起参加这项活动的还有许德珩先生。 　　自此，外祖父更加关注时局，并萌发了投身政治活动的想法。 　　拥衾长谈　外祖父的两大历史问题 　　外祖母与外祖父分居后，便对外宣布了外祖父的“死亡”，母亲也与他划清了界线，而我却越来越想念他。大约1954年，终于我从伯父那里打听到外祖父的近况及地址，决心瞒住所有人去寻访他。由于门牌号码改变，外祖父也改了名字，费了许多周折，才在一间类似阁楼的亭子间里找到了他。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一个人过得很苦，衰老、孤独、落寞，好像与社会完全隔绝了。与他相伴的是满满―屋子书，堆得很乱，书架上卧着一只小猫，是白色的。15岁的我站在他面前，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强忍眼泪，叫了一声“外公”。他愕然了，呆呆地问我：“小姐，侬寻啥人?”我终于大哭起来。此后，我读高中，离开了上海，但我们通信不断。最初是出于亲情与思念，后来被他的学识所折服，特别是在走上工作岗位后，更有目标地向他请教文史哲方面的问题。期间，他到过北京，我也与他见过几次，有时是在朱启钤老先生家里，有时是在饭店里。1956年政治气氛较为宽松，春节前夕，我向父母坦白了长期与外祖父通信的经过，并请求父母允许我到上海外祖父家中住一段时间，主要目的是请教一些自学古代典籍中遇到的问题。父母同意了，我名正言顺地回到外祖父身边。他的居住环境大大改善了。他迁居到了武康路216弄3号，那是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老式楼房的大客厅，室内被许多高及屋顶的书架隔开。白天我们坐在书桌前谈话，他讲，我昕，他指导我读《汉书》及《资治通鉴》；夜晚，我们各自拥衾而坐，隔着书架，看不见对方，却能畅谈。一个夜晚，我终于忍不住了，正式问他： 　　“你到底有什么历史问题啊?”他没有生气，心平气和地向我讲了两件大事，其中第一件大事让我大为震惊，他竟然是“三・―八”惨案的目击证人及亲历者。 　　外祖父1919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当过小职员，但仍不辍研究学问。由于他文笔流畅，白话文及文言文都得心应手，且善于文牍，加之在圣约翰大学和复旦大学都有担任学生会干部的历练，对于多种政治事件反映都很敏捷，被段祺瑞看中，进了当时的执政府。历史开了一个玩笑，一个激进的反对军阀政府的热血青年竟然在军阀政府里当了秘书长。当然，他也在大学教过书，至今仍可见到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及燕京大学校长吴福川签署的聘书。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任执政府秘书长的外祖父正在“衙门”上班。据他回忆，游行队伍群情激愤地从天安门走到执政府所在的铁狮子胡同，他没有―点思想准备，也没人可以商量。由于游行队伍停在执政府门前高喊口号，不时与守卫的卫兵对骂，不知是谁把执政府大门从里面关上了，对峙的状态更加严重，门口的士兵与学生乱作一团。卫队负责人多次向外祖父请示可否鸣枪示警。外祖父不但是当时执政府里最高的负责人，更是有着参加“五四”运动游行经验的长者，他知道开枪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况且他自己也很害怕，心里没底。游行队伍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没有离去的意思。随着口号声、叫骂声，又发生了肢体接触，最后枪响了。有人说是枪走火了，也有人报告说是学生动手抢枪。几声枪响以后，执政府大门从里面打开了，冲出许多荷枪实弹的士兵向学生开枪，顿时，局面不可收拾了。我问：“难道段祺瑞不管吗?”外祖父又告诉我，段祺瑞很少到执政府里来，很少过问执政府里的具体事务。前几年段祺瑞的外孙女张乃慧女士告诉我，经家人证实，事发当时，段祺瑞正在家中午睡。看来，他并没有把那天的天安门集会及学生游行放在心上。听说段祺瑞事后很不安，终于以吃斋念佛的方法打发晚年。我又问外祖父：“既然你是这次惨案的亲历者，整个过程的目击者，为什么不把有关过程

公布于众呢?”外祖父告诉我，当时现场没有―个记者，也没有政府官员佐证，自己是有历史问题的人，解放后他向政府交代了自己的历史，政府不但没给他戴任何政治帽子，还给他安排了工作，有固定工资，并且当了上海市的政协委员，他珍惜这一切，也就不愿意旧事重提了。 　　外祖父给我讲的第二个历史问题是任伪北平国立编译馆馆长的问题。日寇侵占北平后，成立了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文化部门――北平国立编译馆，目的是网罗有社会影响的学者为日军侵华服务。日本人物色的第一人选是辅仁大学的陈垣先生。陈垣先生极力推脱，拒不接受。陈垣先生与外祖父有很深的交情，他怕日本人再去找外祖父，思来想去，决定先提醒一下外祖父，告知有关背景及来龙去脉，但外祖父沉吟了半天，只说了一句：“已经晚了!”陈垣先生十分生气，听家里人说，很长时间他都不理外祖父。 　　外祖父与日本人周旋着，与亲日文人交往着，这时他早已没有了青年时的政治热情，在性格方面也没有了棱角，更没有了独立的人格。他一直很怕人提到这段历史，自己也不愿回忆这段往事。抗日战争结束后，他选择了定居上海直到解放。 　　外祖父上了贼船，而且没有主动想过下来。但是，曾任外祖父助手的苏晋仁教授多次说过，外祖父在做伪国立编译馆馆长时思想方法与过去大不相同，他消极，能推就推，能拖就拖。我也记得他多次把我带去参加一些活动，然后借口“小孩太闹”而匆匆退场。工作时间他常常写几幅字，画几幅画，我在静心斋里常常看到他挥笔泼墨。我还有幸与启功先生长谈。他给我讲了自己刚被辅仁中学解聘，又被陈垣先生介绍到辅仁大学任教，处境艰难，可想而知。外祖父十分看重这个有才学而没文凭的年轻人，曾多次给以帮助和提携。启功先生每提到这些，总是称他为“兑老”，充满感激之情。 　　蜕居田园　洗心革面重做新人 　　外祖父在上海迎来了解放。在镇反、肃反运动中他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历史。由于他交待问题较早，且毫无隐瞒，又没参加任何党派社团，没有被戴上任何政治帽子。出于经济上的需要，也出于喜爱古典文献，他深入浅出地先后编写了《左传选》、《通鉴选》、《汉魏六朝赋选》等书，在社会上得到好评。后来，他进入中华书局(后人古籍出版社)专门整理古典文献资料，每月有100元生活费，又不必去单位上班，外祖父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我国决定调集专家学者编写新中国第一部《辞海》，外祖父也在被征调人员之列，专门编写古代名人条目。不过因为人所共知的原因，在对外公布的编辑人员中没有他的名字，最后他只得到一部简装的《辞海》留作纪念，但他对此毫不介意。 　　上个世纪60年代，香港中学毕业生语文会考的古典文学部分所占比重很大，《大公报》开辟《文采》专栏，请内地学者介绍讲评古代典籍，解答有关问题。中华书局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外祖父。外祖父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件工作，每期都有两三篇文章，以不同的笔名发表。后来他因肾癌入院手术，我曾代他写过一些文章。 　　除了完成领导交代的任务外，外祖父60年代还完成了《李白集校注》和《刘禹锡集笺论》两部书的文稿。两部书本来已纳入出版计划的，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一切都被改写了。这两部书的原稿于80年代初期被找到，后来得以出版。外祖父本人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被判刑入狱，直到1973年8月28日病逝于上海提篮桥监狱中。 　　他的入狱，是因一名共事的昔日学生揭发，说他在若干文章中指责吕后、武则天及慈禧太后，实为影射江青。判决书上说他攻击江青的目的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新账老账一齐算，他获刑lO年。对于这种判词，我所有的亲戚都不相信，因为外祖父在解放以后一直谨言慎行，绝不会也不敢得罪江青，更何况他没必要这么做。拨乱反正以后，也就是他去世5年以后，家属收到法院通知，撤销了对他的判决。 　　种种资料表明，外祖父在提篮桥监狱表现很老实，也没受到过任何虐待。一位表姐曾以英文翻译的身份陪同美国司法界考察团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参观提篮桥监狱，她意外地见到了在工厂劳作的外祖父，只见他正在专心地用小镊子把棕毛嵌入牙刷骨柄的小孔中，制成一把把牙刷。外祖父认出了她，立刻把头低了下去。事后表姐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她是我们家族中唯一见过正在服刑的外祖父的人。 　　在我与外祖父接触的过程中，每谈及年轻人对中国历史不甚了解，他总是十分痛心。他打算编一套适合青少年的读物，名字暂定为《中国的世界第一》。他还告诉我，在文学研究方面中国大大地落后了，日本、德国、美国、加拿大等都远远领先，而我们很少有人愿意潜心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还希望我能研究一下宗教(特别是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让我难忘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曾流行过恐怖文学，而国内对这一流派几乎一无所知，而外祖父详细地给我讲了恐怖文学产生的背景、流行地域、代表作及最后是如何淡出文坛的。 　　每个人都有他的人生轨迹，我认为外祖父的人生轨迹基本上是圆的，可以用“善始善终”来形容他。 　　他早年冲破封建家庭的藩篱，投身“五四”运动，应该说这是“善始”。但是他又不能摆脱对仕途的向往，从浑浑噩噩地跻身官场，到得心应手地混迹其间，在泥潭中越陷越深。全国解放给外祖父敲了警钟，他审时度势，认识到了安定生活的可贵，也认识到等到了重新开始新生活的机会，他选择了“蜕居田园”的生活及处世态度，完成了人生的转折，人性的回归。我发现他给香港《大公报・文采》撰稿时常用的两个笔名是“观我生”和“鹿无虞”(鹿与路谐音，指晚年的道路是正确的)，看来，这既是自己的反思，也是看到了未来的希望。所以我用“善终”来概括他最后的20年也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