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去年在北京见到埃莉诺时，她看上去精神还很好。当她去世的消息传来，我还在读她的书，让我不禁感慨人生无常。印象中的埃莉诺女士，常身着颜色鲜亮的衣服，所到之处未见其人，先闻其爽朗笑声。或许就是凭借这份豁达，使她不论面对困难、批评或荣誉时，总能微笑面对，不改本性。 在2009年之前，经济学界少有人知道她。所以当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于2009年10月宣布经济学奖获奖名单后，经济学家们颇为错愕，纷纷打听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谁。这并不奇怪，因为埃莉诺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位政治学者，也是迄今唯一荣膺此奖的女性。非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埃莉诺并非孤例，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获奖者的成就具有特别意义。 埃莉诺获奖是因为其在公共资源治理研究上的开创性贡献。通常的观点认为，公共资源如灌溉系统、森林、草场等，因为每个使用者都倾向于对其过度利用，最终将导致资源枯竭，这被称为“公地悲剧”。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要避免“公地悲剧”，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外在的“利维坦”，即系统实施政府控制，将资源国有化，进行集中管理和使用；另一种解决办法是主张公地私有化。而埃莉诺则根据多年潜心研究和实地调查发现，现实中存在大量既非国有化，也非私有化的解决之道，她称之为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方法。如在阿尔卑斯地区的草甸和森林、日本的公用山地等案例中，人们用自主组织的方法解决了“搭便车”和逃避责任等问题，从而克服资源的滥用和退化，实现资源的持续有效使用。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于1933年8月7日出生在美国洛杉矶。父母离婚后，她随母亲艰难度日。埃莉诺童年时最快乐的事，就是与母亲在自家小院里种菜和做罐头。那时美国先后经历大萧条和“二战”，经济困顿，物资缺乏，但在埃莉诺家所在的社区里，邻里之间常相互理解，合理共享资源。她从中体会到，人在面对公共资源时，能够达成符合共同利益的合作。这成为她后来研究工作的重要出发点。 对这一现象的兴趣，使她上大学时选择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专业。1954年，埃莉诺大学毕业，之后的求职经历令她终生难忘。当时各行业均为男人的天下，留给女性的多是文秘工作。在去不少公司面试时，她都被问及能否速记，埃莉诺没有轻视此细节，很快通过函授学会了速记。这项技能在她后来的研究工作中帮助不小，在田野调查和访谈中都派上了用场。 又经过重重考验，埃莉诺成为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高管。生活虽然稳定，埃莉诺却开始怀念大学生活，遂重返校园，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阔别已久的校园生活，让她真正感到快乐和充实，于是就此决定投身学术，并在此期间确定了一生的研究兴趣，那就是公共资源治理。1965年，她追随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获得印第安纳大学教职。 埃莉诺夫妇在研究工作中发现，各领域的学者对公共资源治理问题多有建树，但却不成体系，因为这些研究成果被院系、专业、地域甚至研究方法等因素分隔开来，难以统合。受此启发，他们致力于打破学科区隔，决定筹建一个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机构。 1973年，两人梦想中的研究中心在印第安纳大学成立，文森特将其命名为“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工场”，之所以叫“工场”而非“中心”，是为了强调研究工作应如工场一般，既有分工，又有统合与协作。埃莉诺身体力行，她虽是政治学者，却十分重视田野调查，为此不辞辛劳。比如，为研究渔民们如何联合起来可持续开发公有渔场，她会亲自跑到印度尼西亚，与当地渔民交谈，获得第一手资料。历经多年不懈研究与探索，埃莉诺著作等身，且于1990年出版了自己最重要的著述《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工作，在多方面都具有现实意义。她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组织理论，为人们设计更具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一理论也大大深化了人们对“组织”和“市场”的认识，尤其是对后者。传统的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都没能合乎逻辑地说明，一组面临集体行动问题的委托人如何解决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和相互监督问题，而她的自主组织理论则对上述问题做出更好的阐述。 尽管学术成就已得到广泛认可，埃莉诺却未受盛名之累。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埃莉诺虽然一生不服输，总倾力做好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但对某些人生得失却看得很淡。不论是诺奖倏忽而至，还是她于2011年10月被确诊罹患癌症，埃莉诺均颇淡然，“既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做梦都未曾想到，现在又何必费心去想它？” 作者为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