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口发展与沿海省份的比较研究

浙江人口发展与沿海省份的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是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开发应用的重点课题报告。文章利用第五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对十年来浙江人口发展和变动态势与沿海经济发达的一些省市进行了比较研究，从中概括出浙江户籍人口增长最慢而常住人口增长较快、外来人口增加最多增长最快、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最低因而带来常住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缓慢和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就业人口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等有别于其他省市人口变动的最显著特点。本文第二部分从浙江省经济发展历程和发展模式的角度，剖析了形成浙江人口发展特点的成因及其带来的利弊。为此，提出了推进“腾笼换鸟”加快转型升级、推进“机器换人”实现减人增效、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加强有序管理疏导外来人口增长等四条对策建议。

区域之间人口发展的比较研究，可以从宽泛的视野角度进行考察，也可以从较长的时间跨度进行考察，还可以通过计量模型输入各省份人口数据获得“常规型式”或“标准结构”提供比较的参照系转向定量分析为主。需要说明的是，本课题不是浙江人口发展与沿海省份全面而完整的比较研究，而只是通过最近两次人口普查资料的运用和分析，对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人口发展与沿海省份之间最明显、最突出的差异及其变动特点进行描述概括，间或表明和得出我们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一、浙江人口发展与沿海省份的比较 （一）人口总量变化的比较

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经济增长结构、外来人口变动等多方面原因，沿海各省份人口总量的变化差异较大。根据第五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见表1），在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江苏、山东、广东和浙江5个省市中，广东常住人口增加最多（1788万人），成为我国唯一人口超亿人的省份；浙江常住人口增加次之，10年增加766万人；人口总量增加居第3位的是原先人口基数最少的上海市，10年人口增长率高达37.5%，大大高于其他4省份；而原先基数很大的人口大省山东和江苏，这10年常住人口分别仅增加500和428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仅为0.5%和0.6%，大大低于上海、广东、浙江同期的人口增长速度。

表1 2000—2010年部分沿海省市常住人口增长的比较

各省市常住人口增长速度超乎寻常的差异，让我们有必要探究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为此我们整理了上述5省市这10年户籍人口的变化情况（见表2）。从中可以看到，除了广东之外，这10年其他省市户籍人口增长情况相差不大，其中浙江户籍人口增长5.5%，是5省市中增速最低的。将表1和表2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除广东常住人口增长较快主要源于户籍人口增长较快之外，导致这些省市常住人口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省市外来人口增长状况的区别。

表22000—2010年部分沿海省市户籍人口增长的比较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各省市公安年报数据。 （二）外来人口增长的比较

那么，这些省市外来人口情况又是怎样呢？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详细信息。从表3可以看出，无论是最近10年外来人口增加的绝对量，还是增长速度，浙江都是最高的。2001—2010年，浙江外来人口年均增长12.4%，比江苏、上海、山东和广东分别高出1.1、1.3、5.0和8.8个百分点；这10年浙江外来人口增加了813.51万人，分别相当于广东、上海、江苏、山东外来人口增加数的1.26、1.39、1.67和7.52倍。到2010年，浙江已成为仅次于广东的全国第二个外来人口超千万人的省份。

表3 2000—2010年部分沿海省市外来人口增长的比较

浙江外来人口的快速增长，抵消了户籍人口增长较慢的状况。表4显示，尽管最近10年浙江户籍人口增长速度最低，但由于外来人口增长最快，使得浙江常住人口年均增长1.5%，居5省市的中游。这10年间，浙江外来人口增加813.51万人，分别相当于同期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增加数的106.2%和329.7%，这两个比例，在5省市中分别仅低于江苏和上海，均居第2位。

表4部分沿海省市外来人口增长及相当于常住和户籍人口增加数的比例

资料来源：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三）人口文化素质的比较

人口文化素质最显性的指标是人口受教育程度。我们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将部分沿海省市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情况整理成表5和表6。从中可以看到：

第一，最近十年，全国和沿海省市人口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表现为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提高1年以上，文盲率大幅度下降，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特别是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第二，相比之下，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比较缓慢。浙江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00年的7.46年上升到2010年的8.57年，提高1.11年，而同期全国平均水平提高1.14年，北京、江苏、上海、山东分别提高1.47、1.23、1.2和1.13年。

第三，由于历史原因，上世纪末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就不高。据有关研究成果，1995和2000年，浙江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位居全国各省市区的第19和第22位。① 而最近十年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缓慢，使得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状况未能改观。2010年，浙江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19年，在上述沿海省市中居倒数第一位；文盲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9个百分点，在这些沿海省市中最高；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34个百分点，也在部分沿海省市中最低。

表5部分省市6岁及以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结构单位：%

资料来源：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表6部分沿海省份省市平均受教育年限、文盲率和较高学历人口比重

资料来源：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四）外来人口文化素质的比较

最近十年，一方面有比较发达的经济作后盾，另一方面先富裕起来的浙江人望子成龙，

教育需求旺盛，受这两者共同作用，浙江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实现了两大历史性跨越：一是基础教育实现了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向普及学前三年到高中段十五年教育的跨越，二是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跨越，并已接近跨入普及化阶段。最近十年浙江教育事业发展也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此引以自豪的教育发展成就，换来的却是最近十年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比较缓慢的尴尬状况。之所以造成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关键是因为外来人口文化素质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进行外来人口文化素质的比较分析。

表7 2010年全国及部分省市外来人口（6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 单位：%；年

资料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

表7列示了全国及部分省市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可以看到，浙江外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比较省市中最低的：一是外来人口中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比重最高。浙江未上过学的比重为2.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6个百分点，比广东高出1.44个百分点。小学文化程度比重达到26.3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9.03个百分点，比广东高出13.91个百分点。二是外来人口中学历较高人口比重最低。高中及以上人口比重仅为14.45%，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其中大学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比重分别只有2.54%、1.35%和0.13%，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3.53、3.69和0.34个百分点，这3个比重均是上述省市中最低的。由此，浙江外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59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2年，也是这些省市中最低的。

浙江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不仅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也明显低于浙江流出省外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55年）。由于浙江外来人口比重较高（2010年为21.7%），这样，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外来人口的大量拥入，抵消了浙江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成效，成为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相对缓慢和整个人口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主要原因。 （五）就业人口文化素质的比较

人口包括外来人口文化素质的高低，必然影响到就业人口的文化素质。为此，我们将全国和部分省市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整理成表8。从中可以看出，在这些省市中，浙江就业人口文化程度比较低。其中，未上过学比重仅略低于山东，小学文化程度比重居这些省市最高，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重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仅高于山东，均居这些省市的倒数第二位。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浙江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也没有显示出多少优势。

表8 2010年全国和部分省市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单位：%；年

资料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其实，单纯就全部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进行比较，可能看不出一些问题来，或者说具有某种不可比性。这是因为全国和上述这些省市中，从事农业的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差异很大。比如，上海和北京这一比重分别只有2.9%和5.5%，而山东和全国平均水平分别高达54.5%和48.3%。而总体来说，从事农业的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从事非农产业的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因而更为可比的是从事非农产业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为此，我们又将全国和部分省市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整理成表9。表9显示，在这些省市中，浙江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最低，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9.57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9年，其他省市都超过了10年；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重，浙江仅为30.0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32个百分点，其他省市都比浙江高出不少；未上过学比重，浙江（2.0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7个百分点，其他省市都在1%以下；小学文化程度比重，浙江为20.9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9.55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其他省市。

表9 2010年全国和部分省市非农产业就业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单位：%；年

资料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浙江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低，与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低是直接相联系的。这从浙江与广东比较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前一节曾做过比较，浙江外来人口中，未上过学比重为2.1%，比广东高出1.44百分点；小学文化程度比重为26.35% ，比广东高出13.91个百分点。与此相应地，浙江非农业产业就业人口中，未上过学比重为2.02%，比广东高出1.73个百分点；小学文化程度比重为20.94%，比广东高出11.16个百分点。将表7和表9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出，尽管广东外来人口和非农产业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对不高，但由于广东外来人口中未上过学比重仅为0.66%，是比较省市中最低的，这直接导致广东非农产业就业人口中未上过学比重也最低。这种情况与浙江形成了鲜明反差。 （六）就业人口产业结构的比较

就业人口结构可以分为三次产业结构、国民经济行业门类结构、制造业结构等多种不同的结构。我们先来看三次产业结构。表10列示了2010年全国和部分省市就业人口的三次产业构成。从中可以看出：第一，浙江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较低。撇开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浙江是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最低的省份，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3.5个百分点，比江苏、广东、山东分别低8.0、9.8和39.7个百分点。第二，浙江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最高。在比较省市中，浙江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达到51.8%，是唯一超过50%的省份，比江苏、广东、上海分别高出7.8、8.2和9.2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和北京、山东要高出一倍以上。第三，浙江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相对不高。在比较省市中，虽然浙江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仅低于北京和上海两个直辖市，但考虑到浙江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较低的情况，相对于第二产业来说，浙江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是所有比较省市中最低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与第二产业就业人口之比，山东为0.99：1，江苏为0.75：1，广东为0.73：1，浙江仅为0.64：1。

表10 2010年全国和部分省市就业人口的三次产业构成（%）

资料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结构偏离度是反映就业结构变动与产出结构变动是否同步的重要指标。为了反映沿海省市的结构偏离程度，我们将这些省市的人口就业结构和GDP结构进行比较（见表11）。从中可以看到，全国和这些比较省市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结构偏离度仍然很大的，有全国和山东省。由于全国和山东有将近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就业人口仍然滞留于第一产业，就业结构转型严重滞后于产出结构的调整，使得结构偏离总值高达76.4和90.6。二是结构偏离度很小的地区，有上海和北京。这两个直辖市农业占GDP的比重已降至1%以下，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已经基本转移出来，同时，第二、第三产业人口就业结构与产出结构的偏离度都很低，使得结构偏离总值降至10以下。三是结构偏离度介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的，有浙

江、江苏和广东。这3个省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都已降至四分之一以下，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被控制在10至20之间，使得结构偏离总值在20至40之间。相比之下，在这3个省份中，浙江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9.9）最低，但第三产业结构偏离度占结构偏离总值的比重正好一半，比江苏的四分之一（24.6%）、广东的三分之一（33.7%）要高出不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浙江第三产业发展相对不足的现状。

表11 2010年全国和部分省市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偏离度

资料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年鉴（2011）》。 （七）就业人口行业结构的比较

国民经济行业分为20个门类。第20个门类“国际组织”除北京和上海有少量就业人口外，其他省市就业人口分布在19个门类中（见表12）。从中能够看出以下几点： 首先，浙江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就业人口比重较低。经过30多年的发展，浙江创造了众多的非农产业就业岗位，不仅使本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转移，还为全国其他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出了贡献。

其次，浙江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特别高。2010年达到43.8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6.98个百分点，是比较省市（或许也是全国31个省市区）中唯一超过40%的省份。如果说中国是一个提供制成品的所谓世界工厂，那么，浙江则是国内从事制成品加工就业人口比重最高的省份。

再次，由于浙江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口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3.59百分点，要比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6.98个百分点多出6.61个百分点，这就使得其余17个门类中大部分行业的就业人口所占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在6省市中比重较高的行业有建筑业，比重仅次于江苏居第2位；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

质勘探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均低于两个直辖市，在4个省份中比重最高。此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等行业的比重也相对较高。 最后，浙江少数一些行业就业人口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是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这3个行业。

表12 2010年全国和部分省市就业人口的行业门类构成单位：%

资料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八）就业人口制造业结构的比较

如前所述，浙江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特别高。那么，与全国平均水平和沿海省市相比，浙江制造业内部结构又有哪些特点呢？为此，我们整理了表13。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其一，浙江制造业以传统的一般加工制造业为主。纺织化纤、服装鞋帽、轻工食品就业人口占制造业就业人口的比重达到41.1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27个百分点，比上海、广东、江苏、山东分别高出21.03、8.85、6.02和5.05百分点。

其二，浙江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比重较低。2010年，浙江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只有广东的1/6、江苏的1/5、上海的1/2和

山东的2/3。反映到就业人口比重上，高技术产业的两大行业医药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浙江仅为3.33%，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28个百分点，比广东、上海、江苏分别低12.61、10.17和7.57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浙江仅为35.44%，比上海、广东、江苏、分别低17.52、6.55和5.92个百分点。

表13 2010年全国和部分省市制造业就业人口的构成单位：%

资料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二、浙江人口发展的成因和利弊分析

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人口变动包括人口规模、变动速度和内部结构对经济社会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人口变动又受自然、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从上一章比较分析中得出的浙江人口发展特点，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等多重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有着主客观多种因素影响。归根结底，是受浙江经济发展方式所决定的。

（一）浙江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经济发展大致沿着农村改革——农村工业化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向型经济——产业升级优化的发展次序逐步推进。从改革发端时最初的条件看，浙江工业基础薄弱，国家投资少，财政上缴比例高，而且人多地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特别繁重。从这一基本省情出发，浙江抓住农村改革全面展开的有利时机，发挥浙江人聪明勤劳，善于捕捉市场机会；小企业多、易于生产要素组合；浙东北农村集体经济有一定基础，浙中南部外出务工经商人员较多，便于进行原始积累等优势，从农村工业化起步，迅速拓展省外市场，在全国脱颖而出，取得了“先发性利益”。

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当时浙江的自然选择。发展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固然能够提高浙江经济发展的起点，但它不能迅速吸收大量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待业青年，而且当时浙江也缺乏发展这些产业足够的原始积累资金。更主要的还在于，这种技术、产业选择与浙江比较优势将发生矛盾。所以，浙江选择劳动密集型产业无疑是明智的，它为下阶段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经济达到相当规模、轻型加工业比较优势基本确立、国内市场竞争逐渐加剧之后，适逢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央提出“国际大循环”战略，浙江作为原料供应和产品市场“两头在外”的省份，发展立足点究竟放在“内向”还是“外向”，这不只是单纯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而且关系到浙江经济在全国和国际上的竞争力问题。于是，浙江利用自己在纺织、服装、皮革、轻工等方面有一定加工基础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掀起了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高潮。

随着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必然要求对原有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和全面升级，即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向附加值高的加工业转变，从单纯的加工环节向延伸产业链，重视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售后服务转变，从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和低成本劳动力投入向依靠技术创新、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生产率提高转变。这是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经济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如果说前面几个阶段的次序转换比较顺利，步步走的都是“活棋”，那么，恰恰是后面一个阶段，即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却是进展缓慢效果不理想。尽管在上世纪末，从决策层的角度，已经看到了浙江经济素质性、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层次低，企业素质不高，资源利用率低，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层次不高，科技教育水平与经济大省地位不相适应，产业升级的技术支撑和人才储备不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愈益突出等影响浙江跨世纪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挑战，提出了以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为主线的战略思想。① 但是，受指导思想、体制障碍和路径依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当初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问题却愈演愈烈。

（二）现阶段浙江经济发展模式

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经济仍然延续了原有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最主要表现在以投资拉动型、第二产业带动型、粗放增长型为特征。

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是指就经济增长的动力看，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2000年与1978年相比，按现价计算，浙江GDP增长48.6倍，而投资增长96.6倍，投资率（投资相当于GDP的比例）由1978年的18.8%上升到2000年的36.9%。长期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既会导致经济结构畸形、降低经济增长质量，又不可持续。按理来说，进入新世纪之后，就应该改变主要靠投资驱动的方式，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努力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最近十多年来，由于城市化红利、住房市场化红利、加入WTO红利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红利，以及在遇到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就想办法增加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因此，不仅没有改变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反而强化了对投资的依赖，从而继续沿着以投资驱动为特征的老路走下去。2010年，浙江投资率达到44.6%，比2000年又上升7.7个百分点。而靠投资驱动支持经济增长，必然导致产能过剩，不得不靠外需来弥补内需的不足，从而进一步加强对出口的依赖。2010年，浙江出口总额相当于GDP的比例高达44.1%。

第二产业带动型的增长模式，是指就经济增长的产业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尤其是其中的工业带动。改革开放之后，浙江第二产业和其中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经历了不断波动向上的过程，1993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超过50%，达到51.1%，其中工业占GDP的45.5%，之后近20年里这些比重居高不下。2011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51.2%，其中工业占GDP的45.4%，与1993年几乎相同。与此相对应，则是第三产业比重提高缓慢，2011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43.9%，比2002年仅提高3.6个百分点。与国际标准相比，浙江三次产业结构显现出较大差异，即第二产业比重明显偏高，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偏低。2011年，浙江人均GDP为9173美元，已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2010年分别为5876和9116美元），但浙江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51.2%），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分别高出15.9和24.2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43.9%），则分别比上中等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低13.1和26.2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失衡，与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有直接关系：投资首先用于工业，其次用于房地产，再次用于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最后才是服务业；快速增长的投资对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产生了巨大需求，刺激了它们的发展；旺盛的投资需求把不少技术落后、消耗高、浪费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也保护了下来，使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很难进行。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是指就经济增长的投入要素看，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和低成本劳动力投入实现的。依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假设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分别为0.4和0.6，根据相关研究成果，2001—2011年，浙江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62.8%和13.9%，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3.3%。① 粗放经济增长导致土地、能源、矿产、森林、资金、劳力被粗放利用甚至掠夺式利用，也使得空气、水、土地、海洋等的污染和破坏越来越严重。其实，早在“六五”时期，中央就提出了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进行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党的十二大更是明确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此后，又多次强调“努力实现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要实现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根本性转变”。到了“十一五”时期，提出“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线”，并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展提升为“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然而，三十年过去了，粗放增长格局并没有根本转变，就土地、能源、资金（投资）、劳动力等的粗放利用程度而言，进入新世纪后的头几年更是达到了顶峰。

（三）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人口变动机理

人口变动受经济发展模式影响。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有什么样的人口变动特点。 首先，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仍然过于依赖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这导致制造业就业人口大量增加，也使得浙江第二产业和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高于其他省市。2011年与2000年相比，全省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增加902.53万人，相当于同期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增加数的1.88倍，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之比，由2000年的1.22：1扩大到2011年的1.47：1，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35.6%上升到2011年的50.9%。

其次，浙江制造业过分依赖低成本优势和低价格竞争，促成了省外人口的大量拥入。进入新世纪之后，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进展缓慢，使得浙江多数制造业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末端，产业层次低，产品档次低，市场定位低，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低，管理水平低，走的是一条低档、低价、薄利的发展路子。这种低端制造，对应的是低成本劳动力的需求。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的《浙江省部分市县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2008、2009和2010年三季度的企业用工需求中，低技能要求（包括无技能要求、初级技能和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需求比重分别为89.6%、93.2%和89.0%，对求职人员的低学历要求（包括无学历要求和初中及以下人员）分别占68.0%、72.1%和72.7%。近年来随着“招工难”现象显现，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文化程度、技能要求更为放宽，2008年至2010年三季度对求职者的学历无要求的用工需求比重分别达到18.2%、19.8%和22.0%，无技能要求的岗位比重均在65%以上。而低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又带动了低端服务业的繁荣。在本省劳动力成本上升、年轻人择业观念和要求提高的情况下，对低成本劳动力快速增长的需求，只能通过吸收省外人口加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是全国外来人口增加最多、增长最快省份的原因。

再次，对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和低价格竞争的依赖，必然导致劳动力乃至整个人口文化素质低下。在以低成本、低价格、低收益为特征的增长模式背景下，在较高素质和较低素质的劳动力之间，浙江大多数企业不论在追求利润的动机上，还是在实际能力上，往往选择后者而不是前者，由此不难解释，为什么浙江是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最低的省份。而大量使用文化程度较低的省外人口，造成了浙江“双低”现象，即低劳动生产率和更低的劳动报酬。2010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13.81万元/人，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3%。浙江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38.9%，在31个省市区中居第28位。①

总之，以投资拉动型、第二产业带动型和粗放增长型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外来人口大量流入浙江，成为浙江低端制造业和与之相适应的低端服务业发展的生力军，这是导致浙江人口变动有别于其他省市的主要原因。

当然，进入新世纪之后，在浙江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在全国各省市区的排名由数一数二逐渐后退到倒数几位的情况下，浙江成为外来人口增加最多、增长最快的省份，恐怕还有经济增长之外的其他原因。具体来说，主要是浙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注重和谐社会建设，在关爱和服务外来人口方面做得比较好。浙江不仅没有像北京、上海、深圳、珠

海等地那样，对外来人口实行从严管控的行政措施，相反，各级政府和广大企业还采取了许多吸引外来人口、善待和关爱外来人口的政策措施，这使得浙江既缺乏产业升级的经济手段对外来人口设置一定准入门槛排斥其进入，又缺乏行政手段对这些外来人口严加控制限制其进入，从而使浙江大地成为较低文化程度的外来人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四）浙江人口变动的有利因素分析

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外来人口大量流入并主要从事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为突出特征的浙江人口变动，并非一无是处。从积极角度考虑，主要带来以下有利因素：

第一，延长了人口红利，缓解了劳动力短缺压力。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浙江一直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的时期。按照国际标准的劳动年龄人口（即15—6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由1964年的54.58%上升到2000年的73.09%。如果没有外来人口影响，世纪之交的浙江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值及其比重很可能处于顶峰。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省外年轻人口的大量流入，进一步提高了浙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延长了人口红利。2010年，全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达到77.45%，比2000年又上升4.36个百分点，比同年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98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年因此延后到“十二五”时期。

第二，缓解了人口老龄化速度。2000年，浙江老年人口比重达到8.92%，仅次于上海位居全国第二。从人口老化速度看，老年人口比重，1990年为6.83%，比1982年提高1.07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13个百分点；而2000年比1990年上升2.09个百分点，年均上升0.21个百分点。按照这种发展趋势，人们普遍预测，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老龄化将呈现持续上扬态势，到2010年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10%以上。然而，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的省外人口大量流入，延缓了浙江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2010年，浙江老年人口比重为

9.34%，在全国的位次由第2位退居至第9 位，比江苏、上海、山东分别低1.54、0.79和0.50个百分点，比本省户籍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比重低1.71个百分点，比2000年仅上升0.42个百分点，大大低于同期全国老年人口比重上升1.9个百分点的幅度。

第三，促进了经济社会较快增长。大量流入的省外人口，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建设者。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来自省外的占25.2%，即四分之一的劳动年龄人口来自省外。外来人员不仅遍布各行各业，而且外来人员对工作和收入不那么“挑剔”，凡是工作条件艰苦、工资待遇低下的苦活、累活、脏活，主要由省外人口承担。环卫、建筑、家政、餐饮、保安、的士等工作岗位，外来人口占据了大部分。他们的到来，缓解了这些部门和企业面临的“招不进、留不住、用不起”的难题。他们的辛勤劳动，创造了物质财富，增加了市场供给，方便了群众生活。可以说，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其中无不凝聚着数以千万计外来人员的汗水和心血。

（五）浙江人口变动的不利因素分析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在肯定上述有利因素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外来人口大量流入为主要特征的浙江人口变动，对于浙江可持续发展来说，更多带来的是不利因素和负面效应。

首先，加剧了本已紧张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矛盾。浙江原本就是一个人多地少、地下资源十分匮乏、人均资源占有水平很低、环境容量十分有限的省份。省外人口无序过快的流入，

加剧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一些地区甚至超出了土地、资源、环境许可的人口承载力，对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压力。2010年，浙江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35人，比2000年增长16.6%，与全国人口密度之比由2000年的3.48： 1扩大到2010年的3.82：1；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03公顷，相当于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的比例由2000年35%降低到2010年的33%。2010年，全省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1760立方米，比2000年下降16.9%。环境方面，外来人口大量拥入增加了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的排放量，2010年与2000年相比，全省城市用水人口增长75.9%，生活垃圾清运量增长1.2倍。而且省外人口集聚居住的城郊结合部和城中村，往往是脏、乱、差的地方，导致环境质量下降。

其次，加重了公共服务负担和社会管理成本。教育方面，近几年来外来人口随迁子女数量以年均40%以上的速度增长。2011年，121万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城镇就学，其中接受义务教育的随迁子女，外省籍占80%。医疗方面，外来人口在医院门诊、住院，加大了本省医疗需求与医疗资源的矛盾，加剧了就医难。省外流动人口“候鸟式”的流动，特别是春运期间集中往返，造成交通运输紧张、节后用工难等问题。外来人口从事职业、从业场所、居住地点变化频繁，而且由于文化素质较低，良莠不齐，加上外来人员容易生活无着落，往往会滋生违法犯罪行为。据统计，全省80%的滋事斗殴发生在外来务工人员身上，70%的刑事案件发生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地方。外来人口集聚居住的地方，往往违章建筑多，安全隐患多，群体性事件多，为此增加了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

再次，强化了低层次粗放式发展的路径依赖。外来人口的大量增加，对于浙江低层次粗放式发展来说，既是因，又是果。如前所述，进入新世纪之后，浙江经济延续了低层次粗放式发展，导致对低成本劳动力快速增长的需求，只能通过吸收省外人口加以解决。外来人口大量拥入，是浙江经济过度依赖低端产业、过度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结果。反过来，大量低文化素质的外来人口迅速增加，强化了低层次粗放式发展的路径依赖。因为外来人口虽然给浙江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促进了经济社会较快发展。但是，这些外来人口文化素质低，工作技能低，从事的大多是简单劳动、低端制造和一般服务，大量雇佣这些劳动力，使得许多企业追求技术进步既无动力又无能力，使这些企业陷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陷阱”，甚至使一些企业甘愿成为“卖硬苦力”的专业户。外来人口除了素质偏低，影响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之外，还带来一个很大问题是，外来人口主要分布在低工资行业，他们的大量增加，使得整个社会的劳动报酬被锁定在低水平，加剧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比重下降的趋势。而正如笔者多次曾指出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与原有发展方式是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国民收入分配扭曲，直接导致需求结构扭曲，进而导致产业结构扭曲，是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对外过分依赖、经济循环不畅的症结所在。① 如果不遏制素质较低的外来人口大量流入的势头，就难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和调整产业结构来稳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难以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而无法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三、从比较中得到的启示和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从人口比较中得到的启示

首先，通过与沿海省份的比较，使人们对新世纪之后浙江人口变动特点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人口发展数据只有经过比较才能发现问题，才能说明问题。“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人口总量居全国第10位、国土面积居全国各省区倒数第3位、人均国土面积小、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占用资源水平更小的浙江，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头十年，外来人口增加数竟

居各省市区首位，这是很多人没有料到的。外来人口增加数量之多，增长速度之快，改变了过去浙江省外流入人口与流出省外人口相差不多的状况，超出了人们预测。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开发研究课题预测，2010年浙江总人口将达到4741.8万人，2015年将达到4775万人，考虑到外来人口增加因素，预测2015年总人口可能突破4800万人甚至5000万人。② 但实际情况是，到2010年浙江总人口就突破5000万人大关，达到5446.5万人。所以，进入新世纪之后，五年一次的1%人口抽样调查和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成为修正浙江常住人口数据的年份。通过比较研究另一令人难堪的发现是，号称经济发达的浙江，外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竟仅高于新疆，与西藏并列全国倒数第二位。外来人口增长迅速，这些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以文化程度低为醒目特征，他们大多分布在低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这就是新世纪之后浙江人口发展的最主要特点。

其次，有别于沿海其他省市的浙江人口变动特点，并非偶然现象。人口变动有其自身内在规律，人口发展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然而，进入新世纪之后因外来人口大量拥入而导致的浙江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几乎所有人口学家短短几年前的预测。因此，这种变化速度意味着引起现阶段浙江人口变动的原因，主要不是人口因素，而是经济因素起了决定作用。就是说，浙江人口变动特点，与粗放型发展方式和低端化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与快速做大经济总量的目标相适应，是“重大不重强”的传统思维定势的产物。浙江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经济总量已居全国第四、经济发展次序由外向型经济转向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大阶段转换之际，由于受指导思想、体制障碍和路径依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仍然注重推进低成本的工业化，以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低价格来获得竞争优势，靠招收大量省外文化素质较低的劳动力来满足企业低成本扩张需求，通过用工单位放宽对求职者的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要求来维持所谓低成本、低价格竞争的“优势”。与粗放经济发展模式相对应的是文化素质较低的外来人口大量增加，导致浙江以人口总量增长过快、人口文化素质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为特征的人口变动态势。

再次，通过浙江与沿海省份人口发展态势的比较，进一步增强了加快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紧迫感。改革开放以后二十多年时间内，浙江是我国增长最快、最活跃的省份之一。但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在资源瓶颈约束、要素成本上升、需求结构变化、市场竞争加剧、宏观经济调控、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浙江经济在全国领先增长的优势逐渐减弱，GDP增长率在各省市区的位次由数一数二逐渐后退到倒数几位。对此，无论是政府的总结反思还是学者的分析研究，都得出一致结论认为浙江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效益和素质问题，是多年来作为重大战略提出而又进展不快的现实问题”。③然而，通过浙江与沿海省份人口发展态势的比较研究，使我们对“浙江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低端产业、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过多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的问题有了更加真切、更加深入的理解。比如说，2010年浙江外来人口中初中及以下人口比重高达85.55%，比山东、广东、江苏分别高出23.62、12.97和11.26个百分点，外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59年，这就足以折射出，浙江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到何等程度。又如，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最重要的要素资源，而2010年浙江非农产业就业人口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仅为30.00%，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32个百分点，比山东、广东、江苏分别低11.11、7.69和5.31个百分点，这就不难解释，这些年“浙江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低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与江苏、广东、山东的差距日益明显。总之，人口比较研究反映了现阶段浙江经济面临问题的严重性和加快转型升级的紧迫性、必要性。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说，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浙江不利的人口发展轨迹。

（二）相应的对策建议

1.大力推进“腾笼换鸟”，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人口发展态势反映的是经济发展模式，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口变动特点；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口结构。要遏制外来人口过快增长的态势，提高外来人口素质，根本之策还是要大力推进腾笼换鸟，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提高产业层次和经济增长质量。推进腾笼换鸟，关键要在增量和减量上做好文章。

从增量上做好文章，就是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这是减少对低成本（低素质）劳动力过度依赖、抑制省外人口过多流入的主要途径。一是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为第一、第二产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生活便利和综合素质提供服务的生活性服务业，同时要压缩那些附加值低、资源消耗高、工资水平低的低端服务业。二是要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发展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装备制造业。三是要促进传统产业升级。要通过市场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品牌创新和建立供应链及分销网络，转向产业链的较高层次，着力提升产品质量，降低消耗，减少污染，降低成本，提高附加值。总之，要在转型升级中提高高端产业比重，从而把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职业结构、人口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遏制外来人口过快增长，提高省外人口流入门槛。

从减量上做好文章，就是要“走出去”和“淘汰掉”。所谓“走出去”，就是要加大对低端产业、低效企业的转移力度。对于那些过分倚重低成本劳动力无法转型和升级、在省内又没有产业配套优势的产业和企业，有必要寻找新的低成本区域，转到省外去生产。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应该允许和引导与这些低端企业配套加工的上下游企业一起转移出去。只有这样，才能腾笼换鸟，提高产业附加值；才能扭转省外低端劳动力大量拥入浙江的趋势，减轻社会管理负担。在这方面，有不少例子。如湖州织里镇是著名的童装生产基地，2012年末登记外来人口21.7万人，其中来自安徽的约15万人。织里镇在发展中不仅遇到产业层次低、资源要素约束、节能减排压力等问题，外来人口大量增加还引起治安、交通、消防、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压力，也曾出现过外来人口聚众滋事的群体性事件。为此，织里镇与安徽望高县高士镇和赛口镇合作建设500亩童装产业园，计划可转移1000家左右企业，由此带动数万名安徽籍民工回流。又如，玉环县是著名的汽车配件生产基地，2010年外来人口26.2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达到42.5%。大量外来人口给这个海岛县带来供水、供电、住房、交通、环境、治安、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严重压力。为此，近年来，该县结合产业升级和节能减排，将一些汽车配件生产企业，甚至包括与汽车配件配套加工的上下游企业转移到苏北、皖南等地，从而减缓了外来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所谓“淘汰掉”，就是要以节能减排为抓手，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的手段，加快淘汰能耗高、污染大的落后产能。对于那些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既无力实现技术改造和升级，又难以向省外转移，“高不成，低不就”，处于“夹在中间”状态的产业和企业，要顺势而为，加快淘汰步伐，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推进结构调整，才能控制外来人口过快增长，调整和改善人口结构。

2.大力推进“机器换人”，加快实现减人增效

浙江已处于收获“人口红利”的后期阶段。进入新世纪之后日益增多的“招工难”、“用工荒”、“加薪潮”也说明，浙江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全局性、趋势性的变化，由此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为了应对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的状况，迫切要求浙江经济增长源泉从主要依靠劳动力的投入，转向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路在于“机

器换人”，就是要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快设备更新，以采用先进设备来替换工人，以少用工人来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以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方面潜力很大。比如，最近笔者在台州市黄岩区参加“百组调研”时，走访一个生产门锁的“浙江兴三星五金有限公司”，公司总经理屠世顺说，他在2012年投入30万元，由公司自行设计，指定附近的企业生产相关设备，就省下了钻孔、切割等三个环节的30多名员工，当年就收回了投资。而且由机器设备替代人工，精确度大大提高，产品质量更能得到保证。

“机器换人”，减人增效，既是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和先进制造业，解决浙江企业普遍存在的制造模式落后问题，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抑制外来人口过快增长的重要途径。为加快“机器换人”步伐，一是要加大推进力度。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制定“机器换人”行动计划和相关工作方案，选择人均产出小、技改潜力大、外来民工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作为重点先行试点，予以推广。同时要按照单位土地、能耗、排放、劳力的产出进行排序，并结合治伪、治劣、治污、整治不安全生产的执法来推进“机器换人”。二是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各级政府可考虑采取财政贴息等办法，金融机构可考虑为“机器换人”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和良好服务，支持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更新先进机器设备，努力实现减员增效、减能增效、减耗增效、减排增效和提高优质产品率、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等“四减两提高”目标。三是要通过“机器换人”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要鼓励企业通过低端换高端、机械换数码、单台换成套、人工换智能这“四换工程”，把那些人工的、半机械化的、不是自动化的设备进行彻底更换，推进智能化、自动化、集成化、生态化的机器改造，用新的机器设备、制造工艺、制造模式取代传统的制造模式，实现传统制造模式向智能制造模式的根本转变。

3.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文化素质

把教育事业发展放在更加重要位置。要继续发展各类教育事业，高标准普及从学前三年到高中段的十五年教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技术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要加快教育结构调整，围绕经济转型升级特别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海洋经济等的需求，加大急需和紧缺的研发、设计、技术、管理、营销、服务人才的培养力度。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着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要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公共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地区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之间的教育发展差距，保证社会各阶层的子女能够公平地享受教育资源、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建立一个机会均等的制度。总之，要通过教育改革和发展，为社会源源不断地培养造就创新型、技能型、实用型人才，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和智力保障。

实施人才集聚战略，加快建设人才强省。大力引进列入国家和省“千人计划”的海内外高端人才，重点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实现引进高端人才和团队、央企、研发机构新突破。支持企业引进掌握核心技术、具有持续研发能力，并能实施重要产业化项目的海外高端专业技术人才、海外高级工程师和科技创新团队。加快青山湖科技城、未来科技城（海创园）等建设，打造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平台。充分发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引才主体作用和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基地等平台的引才主力军作用。创新引智工作渠道，提高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针对性，按照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新装备的需要去引进人才、招聘人才、找准人才、用好人才。根据做强产品、做精产品去组建和发展企业研究院和尖端研发团队。研究落实促

进省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人才向企业柔性流动的机制和办法，引导高校毕业生尤其是博士生、硕士生到企业工作。

开展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深入实施浙江省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完善紧缺高技能人才培训研修制度。广泛开展职业技能竞赛，提高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各级政府要把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衔接起来，通过建立专门针对缺乏技术劳动者的培训制度、扩大职业教育规模、提高职业技术水平、设立职业培训中心和技能实训基地、扩大实施教育部门与政府部门、企业的合作等措施，更大范围普及职业教育，提高技术工人比重。深入推进“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工程”和“百万农村创业创新实用人才培训计划”，加强对广大农民的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提高他们转业转产和创业创新能力。重视提高农民工的职业素养和技能。企业要创造更多在岗培训和业余学习的机会，支持员工对自我发展的追求。劳动者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对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来提升自身素质和技能水平。总之，要增强“政府普及职业教育，企业强化在岗培训，员工主动自觉培训”的合力，努力形成一支庞大的熟练技术工人和工程师队伍。

4.加强有序管理，疏导外来人口增长

借鉴近年来北京市对外来流动人口采取的管理做法，探索 “以业管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等措施，有效控制“三无人员”无序过快流入。一是提高产业和就业门槛“以业控人”。即通过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加快低端业态的调整退出，压缩外来流动人口就业空间；通过强化劳动用工管理，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压缩用人单位过度使用廉价劳动力的空间；通过提高各类市场准入门槛，对雇佣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进行清理。二是加强出租房屋管理“以房控人”。即通过修订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严格禁止地下室出租住人；严格限制群租群居行为；依法拆除违章建筑，严格禁止违规建房出租；加大对“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改造和整治力度；严格执行房屋限购。通过这些措施，对外来流动人口产生挤出效应和控制手段。三是实施居住证制度“以证管人”。即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全省联网、部门联动的“实有人口信息系统”，按照“来有登记，走有核销”的要求，加强流动人口基础信息采集，进行实时动态监控。

探索“打分制”和“积分入户”的“条件管理”做法。借鉴上海、深圳、珠海等地的做法，实行条件管理，即只有达到一定条件，才能获得本地户口，政策上向高学历、高技能人才倾斜，以引进优秀外来人员。如对非浙江生源的高校毕业生进浙江就业实行评分办法，累计达到标准分才能办理本地户口；对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及工种对应的，可申办常住户口；对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统一采用积分入户方式，积分入户中提高技术技能积分比例，鼓励外来人员提高自身素质，积分入户核准分值达到标准分，才能向人力资源部门提出积分入户申请；对于特别优秀、有突出贡献、本省紧缺的人才，还可以优先申办常住户口。实行户籍从“指标管理”向“条件管理”的转变，可以对外来流动人口起到较好的甄选和激励作用，更加注重人才的实际作用和贡献程度，更加注重重点产业发展，让更多的高层次人才、专业人才和优秀技术工人落户浙江，也能够有效地控制低学历、低技能人口进入浙江。

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有序管理。一方面，积极做好流动人口回乡创业的服务管理。通过积极主动地与安徽、江西、贵州、四川、河南等劳务输出大省的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和对接，充分发挥他们在浙设立的劳务服务机构的作用，加强与劳务输出地的产业转移承接等措施，鼓励和引导来浙务工人员“带业回乡”，返乡创业就业。另一方面，组织开展全省性流动人口

专项治理活动。可借鉴深圳等地的做法，加强对流动人口集中、治安和消防安全问题较多的区域和场所，开展定期的清理整治行动，及时清理一批无合法证照、无固定住所、无正当工作或经济收入的“三无”流动人口，在给予社会关爱和救助的同时，合理进行疏导和遣返。

参考文献：

[1]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办公室：《浙江省人口发展报告—2010》，2012年6月。

[2]浙江省人口普查办公室：《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浙江卷）》，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3]浙江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协调会议办公室：《浙江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报告集》，2006年。

[4]叶明德：《浙江人口素质与创业研究》，载《迈入新世纪的浙江人口（第三卷）》，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

[5]张雪玲：《浙江人口变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开发课题，2012年。

[6]姚引妹：《省外流入人口变动对浙江人口发展的影响》，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开发课题，2012年。

[7]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8]刘建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从严控制外来人口对我省的借鉴》，《预测与分析》2012年第33期。

[9]李魁：《合理调控我省外来流动人口无序过快流入》，《预测与分析》2012年第35期。

[10]郭占恒：《注重疏导外来人口增长是浙江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和长远大计》，《预测与分析》2013年第3期。

[11]王杰主编：《数字变化看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2]王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今日浙江》2011年第6期。

① 参见叶明德：《浙江人口素质与创业研究》，载《迈入新世纪的浙江人口（第三卷）》，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

① 参见张德江：《以推进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为主线，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载《浙江年鉴（2000）》，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① 参见张雪玲：《浙江人口变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开发课题，2012年。

① 见《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

① 参见王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今日浙江》2011年第6期。

② 详见《世纪之交的中国人口（浙江卷）》第一章《人口发展回顾》）。

③ 参见朱家良：《浙江经济发展战略思路演变概述和探讨》，载《朱家良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