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综述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综述

袁 蓓 郭熙保

内容提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性的人口老龄化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口老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经济学家从消费、储蓄率、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形成和社会养老制度安排这五个方面，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展开了更为全面且深入的研究。本文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概括，并总结了其中的分歧与焦点问题。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经济增长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口老龄化已不再为发达国家所独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也已逐步从以发达国家为背景，以养老保险为途径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思路拓展开来。近年来，从消费、储蓄率、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形成和社会养老制度安排这五个方面，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展开了更为全面且深入的研究。本文试从上述几个方面，以新古典主义、新增长理论和结构主义为主线，对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概括。

人口老龄化对消费与储蓄率影响的研究

人口老龄化势必通过劳动力增长率、消费当量人口、消费结构和预期寿命等因素对人均消费水平和储蓄率产生影响。人均消费水平不仅是衡量经济增长结果的重要指标，并且还从需求的角度影响增长。储蓄率则与投资相关联，为经济增长提供物质资本，因此人口老龄化对消费与储蓄率的影响倍受关注。Ando & Modigliani（1963）在生命周期理论中就已指出，各年龄段人口的消费量存在差异。随着人口老龄化，这种消费量上的差异将影响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并与人口老龄化相伴随的劳动力增长率减缓一起，对经济增长产生水平效应，共同改变消费与储蓄的增长路径与稳态均衡值。Cutler(1990)将人口老龄化对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的影响引入新古典Ramsey （1928）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与储蓄的影响。他指出，封闭经济中人口老龄化对稳态消费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与劳动力增长率的比较，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下降效应大于劳动力增长率下降效应时，稳态消费下降，反之上升。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变化对稳态储蓄率没有影响，而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将使稳态储蓄率下降。他利用美国1990－2060年数据进行消费与储蓄动态路径模拟，结果表明，在消费最初增加之后，由于赡养负担超过劳动力增长减缓，消费下降，最后新的稳态消费将小于初始水平。储蓄率则在调整之初就大幅度下降，之后随着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上升而上升，但仍小于初始稳态水平。最终，储蓄率将下降至一个新的长期稳态水平，它等于一个与更缓慢增长的劳动力相匹配所需的储蓄量。Cutler 在以美国和其它OECD 国家建立的两国开放模型中，模拟了1990－2050年消费和外国资产产权变化率，得到了美国消费的动态路径和稳态结果与封闭状态时相同，只在幅度上存在差异的结论。

继Cutler 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对由人口老龄化引起的实际消费人口支持率和劳动力增长率变化对消费与储蓄率的影响展开了研究。Elmendorf & Sheiner(2000)将研究推进到小型开放经济，他们利用美国2000－2060年的数据进行模拟。结果表明，消费从开始调整时就下降，并将一直持续到新的稳态消费为止，最优储蓄率则是上升。但在封闭经济中，Elmendorf & Sheiner 认为人口老龄化对最优储蓄率的影响要取决于消费的代际间替代弹性。与此相类似，袁志刚等（2000）在Diamond （1965）模型下证明了，封闭经济中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小于1时，最优储蓄率与第2期青年人的数量负相关。Senesi(2003)则将任意两个时间点的消费时

间偏好率设定为依赖于之后任一时间的消费，将消费的时间偏好率内生化。从而总消费取决于财富水平和人口年龄结构两方面因素，并得到了人口老龄化经济中储蓄倾向下降的结论。Guest(2006)进一步将研究扩展到了与现实更为接近的资本非完全自由流动开放经济模型中。他指出，极微小的资本非完全自由流动，就足以得到与封闭经济相似的稳态消费和稳态储蓄结果，以及相似的动态调整路径。他还详尽的将资本非完全自由流动下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分解为赡养效应、索罗效应和资本深化效应。他利用澳大利亚数据进行的模拟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影响的很大一部分，可由对消费产生负向影响的赡养效应解释，其它两个效应对消费为正向影响，但作用小于赡养效应。

Guest(2007)将研究方向从消费当量人口转向了消费结构的变化。他认为人口老龄化有可能引起需求在部门间转移，改变经济的平均资本集约度，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他首先将年龄结构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引入消费函数，建立了一个包涵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函数：

（1）

（2）

其中，，和分别表示代表性消费者的总消费、对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消费；表示代际消费替代弹性（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表示消费指数系数；表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表示总人口数量。

Guest 认为，人口老龄化有可能引起需求从贸易品部门转向非贸易品部门，也可能相反；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资本集约度（），可能是贸易品部门的资本集约度大于非贸易品部门，也可能相反。Guest 设基本情况为，贸易品部门的资本集约度高于非贸易品部门，人口老龄化将造成需求从贸易品转向非贸易品。他在开放非完全资本自由流动的假设下，对澳大利亚2002－2100年的数据进行模拟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在任何假设条件下都将使生活水平下降。

Creedy & Guest(2008)在完全替代弹性社会福利函数下，对分别以个人和当量个人作为权重时，人口老龄化对最优消费路径、最优储蓄率、税收和财政平衡的影响进行了对比研究。他们发现，具有平均年龄的代表性个人的最优消费路径，与以个人为权重加总计算的社会福利函数得到的最优消费路径相同。他们指出，以个人为权重加总计算的社会福利函数在老年人有更高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将产生一个乍看起来似乎矛盾的结果，即从老龄人口较多的时期转向较少时期时，会提高社会福利。采用当量个人作为分析单位，不会产生上述矛盾。他们利用澳大利亚2004－2050年的数据进行模拟研究，得了两个相互关联的结论：第一，社会福利函数中不同权重的设定，通过同一时期人口增长率与当量消费人口增长率的差异，再由政府主观价值判断设定的参数值的放大或缩小作用，将产生差距或大或小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消费路径。第二，最优消费路径的不同意味着最优储蓄率也不同，在一个拥有较高最优消费的社会福利函数中最优储蓄率较低。

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之外，有的学者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对人口老龄化的储蓄率影响进行了研究。Futagami & Nakajima (2001)将生命周期理论与Romer(1986)内生增长模型结合起来，得出的结论是，人均寿命延长将使储蓄率上升。原因在于，储蓄率取决于经济增长率与人口预期寿命，人口预期寿命对储蓄率的直接效应是负向的；而通过经济增长率产生的间接效应，一方面由于预期寿命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正向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率与总收入消费比的负向关系（由于经济增长加大了过去与现在收入的差距，而依赖于过去收入的老年人消费相对于当前收入将下降，并且该消费下降超过了经济增长引起的生命周期收入增加而提高的收入消费比），使得人均预期寿命对储蓄率的影响为正向。最终，人口预期寿命对储蓄率影响的间接效应超过了直接效应（Futagami & Nakajima，2001）。然而，Tabata(2005)在老年人健康支出由自利的年轻人承担的假设下，在世代交叠模型与Romer(1986)内生增长模型中，得到了父母寿命越长且患有疾病概率越高时储蓄率下降的结论。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研究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计量，影响途径以及老年劳动力是否比其它年龄段劳动力具有较低的劳动生产率这三个问题，在近年来的研究文献中得到了更为细致的研究。Prskawetz & Fent(2007)以模糊固定替代弹性生产函数（fussy CES ）计量了澳大利亚劳动力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年龄段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值对劳动生产率有着巨大的影响。Guest(2007)使用更为一般的CRESH(Constant Ratio of Elasticity, Homogeneous)函数计量澳大利亚劳动力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他指出，不同年龄段劳动力之间的相对替代弹性和绝对替代弹性都取决于不同年龄段劳动力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两个具有高度适应性年龄段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大于适应性较小的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弹性。由此得到结论：劳动力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各年龄段劳动力适应性的大小。

总结研究文献，人口老龄化可通过以下四条途径影响劳动生产率：

1. 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与劳动参与率。在人口因素之外，制度与宏观经济变量也可引起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变化（Johnson ，2002）。其中，不同的养老制度构成了对人们退休年龄和方式的不同刺激（Cruber & Wise, 1999）。Votruba (2003)对美国已婚退休老年人工作可能性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 养老金收益与老年人劳动供给呈反向关系。然而，车冀等（2007）对青岛市养老金与老年劳动力供给行为的实证研究却发现，养老金与老年人劳动供给正相关。他们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有养老金的老年人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在劳动力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和延长工作可获得更多养老金的制度与结构因素。Barrientos & Gorman & Heslop (2003)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GDP 与65岁及以上男性与女性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进行的回归研究表明，劳动参与率与人均GDP 存在反向关系。他们认为，贫困、缺乏市场机会、基本社会服务获取困难和社会网络缺乏迫使发展中国家老年人通过在低收入和危险的行业中就业来维持生活。

2. 劳均资本存量。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劳均资本存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同向关系。Beaudry & Collard (2003)通过对18个工业化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成年人口增长率通过劳均资本存量对劳均GDP 产生了微弱影响，并且两者之间为反向关系。

3. 技术。Canton & Groot & Nahuis(2002)在既得利益基础上证明了，人口老龄化不利于新技术采用，从而不利于生产率提高。他们的理由是，不同年龄段人口采纳新技术的成本不同，由于新技术产生收益具有时滞性，老年人在新技术收益产生前就已死去，但仍要承担采用新技术牺牲休闲的机会成本，所以对新技术采用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人口老龄化加大了持反对意见人口的比例，不利于技术进步。然而，Alders(2005)认为出生率下降造成劳动力稀缺，诱导下一代人力资本投资增加。而技术进步依赖于雇员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将导致更好的技术被采用。

4. 商品与服务需求。Guest(2007)在非贸易部门具有较高资本集约度和人口老龄化将引起需求从贸易部门转向非贸易部门的假设下，得到了人口老龄化将造成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结论，但当资本集约度相反或需求转移方向相反时，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也相反。

老年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实证研究是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宏观层面上对老年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研究文献都表明，劳动力老龄化对生产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在具体年龄段上存在分歧。Nishimura (2002)对日本1980－1998年受过教育的40岁及以上工人占工人总数的比例与工业技术进步关系的实证表明，20世纪80年代两者的关系为正向，而90年代后为负向，原因是90年代高速的技术进步使生产率的高峰向年青人转移。Tang & Macleod(2006)对加拿大1981－2001年十个省的劳动力年龄结构对生产率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发现，55岁及以上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年轻劳动力，并且劳动力老龄化对加拿大的生产率增长存在温和的负面影响。Feyrer(2007)则从分解索罗余值入手，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年龄结构对生产率存在重要影响。其中，40－49岁劳动力与生产率之间存在明显正

向关系，50岁及以上劳动力与生产率之间则为负向关系。

Skirbekk (2004)在所作的个体年龄与生产率关系的研究综述中认为，总体上生产率趋势曲线呈倒U 型，50岁左右为转折点，生命周期中认知能力的下降是造成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他通过总结研究文献进一步指出，在有解决问题、学习和速度要求的工作中，老年人生产率下降显著；而在经验、语言能力很重要的工作中，老年人仍保持着相当高的生产率水平。Prskawetz （2006）对随年龄变化的个人能力与劳动力市场对这些能力的需求相结合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从长期来看，劳动力市场对分析能力、计算能力和人际关系能力的需求增加，而体力与身体协调能力在市场上已失去其重要性。Prskawetz 估计，在适当考虑经验作用的情况下，生产率高峰在35－44岁达到；如果对经验的需求下降，生产率高峰期将向前推移到更年青的年龄。此外，他还认为，教育和运行良好的劳动力市场对维持老年劳动力的生产率至关重要。

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形成影响的研究

从投资的角度上看，人力资本形成分别源于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公共财政支出。人口老龄化对个人人力资本投资是起刺激作用，还是相反？面对人口老龄化，政府应如何平衡财政支出中的老龄人口养老金支出和教育支出？人口老龄化会对政府公共教育投资产生怎样的影响？针对老龄人口的公共财政支出与人力资本形成有什么样的关联？在人力资本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重要源泉之一的今天，上述问题不仅属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范畴，还与老龄化社会如何保持和加快经济增长息息相关。Foug ère & Mèrette(1999)在源于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里，对OECD 国家1954－2050年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拟研究中认为，人口老龄化会给后代创造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刺激经济增长，缓解人口老龄化对人均产出的负面作用。在Foug ère & M èrette 的模型中，人口老龄化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促进私人人力资本投资：第一，物质资本收入下降提高了未来工资收入的现值，促使人们减少物质资本投资，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第二，由于现收现付养老制度所需的养老金全都来源于工资收入税，人口老龄化起初将引起工资收入税率上升，税后工资收入下降，但在长期，税率将恢复到最初水平。工资收入税率的上述变化使不同代际间投资内容发生改变，年青一代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中年人增加劳动供给。

Cipriani & Makris(2006)则从预期寿命与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关系入手，在寿命内生化的世代交叠模型中证明了预期寿命与个人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他们认为，高水平人均人力资本将提高人们的预期寿命，而预期寿命的提高又将促使人们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使人口老龄化的自我实现预言得以实现。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政府应如何平衡财政支出中的老龄人口社会保障支出和教育支出，Pecchenino & Pollard(2002) 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面对人口老龄化压力，把给予年轻人的教育财政支出转移到老年人社会保障中是短视行为。他们指出，正确的作法是政府在降低养老金工资替代率的同时，提高教育税率。因为教育的生产率提高效应和社会保障的储蓄降低效应，通过年轻人教育资源的增加将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福利水平。他们进一步指出，政府教育投资的效率和代际间利他程度，是决定将更多资源投向于年轻人教育是否能提高福利水平的关键。

Zhang & Zhang & lee(2003)对成年人死亡率和公共教育投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成年人死亡率与公共教育投资之间呈非线性的倒U 型关系。因为死亡率下降初期，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而提高的退休储蓄收益率效应（由后来相对于物质资本较高的人力资本引起），超过了老龄人口为增加晚年消费而减少人力资本投资的效应；但当死亡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如果死亡率再下降，上述两个效应的力量对比将发生逆转。他们的最终结论是，从高死亡率开始下降（如发展中国家），死亡率下降的净效应是促进经济增长；但从低死亡率再下降（如

发达国家），死亡率下降的净效应是减缓经济增长。

然而，Gradstein & Kaganovich(2004)在由劳动力人数、退休人员人数和是否支持教育投资意愿共同决定教育投资规模的模型中得到了与Zhang & Zhang & lee（2003) 不同的结论。他们认为，人均寿命延长将增加公共教育投资。原因是，退休人员因无法从教育投资中获利，而倾向于将教育投资减少到最小。支持教育投资的力量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的互补性，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提高了物质资本的收益率，劳动力人群预期从教育投资中将获得更多的退休储蓄利息收入；另一个是，劳动力人群因预期寿命延长，而增加的对支持教育投资的刺激，这也使得源于寿命延长的人口老龄化对教育投资同时存在着支持与反对两个方向相反的作用。最终，支持力量超过反对力量，人口老龄化促使公共教育投资增加。 教育形成知识性人力资本，医疗服务形成健康人力资本，并且后者是前者发挥作用的基础。Van Zon & Muysken(2001)将体现为健康和教育的人力资本都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健康投资的报酬递减，教育投资的报酬递增。此外，健康还是仅次于消费的效用与福利的来源。他们的研究模型认为，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口老龄化会增加人们对健康的偏好，减缓经济增长速度。并且代际替代弹性下降、贴现率上升将造成对现在消费、健康服务需求的增加，再加上健康部门的低效率会使经济增长完全消失。他们认为，在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致力于提高健康部门的生产效率和非健康行为的人力资源的有用性，能导致经济起飞。Lloyd-Sherlock(2000)在对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障政策的挑战的研究中指出，人口老龄化使发展中国家容易预防的流行病与“富贵病”并存，但医疗改革的个人健康倾向和贡献原则使大量资金用于花费高昂的“富贵病”的治疗，而花费较少就可极大提高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基本医疗服务被忽视了。

人口老龄化、养老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现收现付养老制度（pay-as-you-go ）和基金制（fully funded）作为两项基本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仅为老年人提供重要的生活来源，还通过储蓄率、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形成等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面对人口老龄化，从长期经济增长角度考虑，一国应采用哪种养老保险制度，一直以来都是经济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现收现付养老制度因其对私人储蓄的不利影响而阻碍了经济增长（Feldstein,1974），在Lucas(1988)人力资本内生增长理论和Becker & Barro(1988)生育内生化模型提出之后，上述观点受到了来自理论和实证研究上的挑战。S ánchez-Losada (2000)建立的赠予遗产带来快乐的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增长模型中认为，虽然税后收入减少不利于教育投资，但现收现付养老制度能减少因乐于赠予遗产造成的过度物质资本积累，增加教育投资，在人力资本占生产的份额足够大时，现收现付养老制度能促进经济增长。Kemnitz & Wigger(2000) 以人力资本积累的外溢性为切入点，认为设计恰当的现收现付养老制度能将人力资本积累的外溢性内生化，实现经济的帕累托改进和更高的增长速度。 Zhang & Zhang(2003)在生育和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中证明了，越是依赖于个人收入的现收现付养老制度越是能起到减少生育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之后，Zhang & Zhang(2004)利用1960－2000年市场经济国家的跨国资料证实了上述理论模型。Yew & Zhang(2009)将人力资本外溢性和生育内生增长模型相结合, 得出的结论是，对孩子的数量偏好相对于孩子的福利偏好足够小时，存在着最优规模的现收现付养老制度，能有效的提高福利水平。

尽管有相当数量的文献支持现收现付养老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为数不少持相反观点的文献。继现收现付养老制度在罗默物质资本内生增长模型中有碍经济增长（Saint-Paul, 1992; Windmer, 1996）的研究之后，Docquier & Paddison(2003)在人力资本内生增长模型中证明了现收现付养老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他们认为，现收现付养老制度使物质资本积累减少引起利率上升，未来工资收入现值下降，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增加，不利于经济增长。Cerda(2005)在由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人口转变内生于现收现付养老制度的模型中，

证明了现收现付养老制度的不可持续性内生于模型本身。理由是，现收现付养老制度下现期养老金税率的提高促使人们增加劳动供给时间，缩减养育子女时间，而总经济增长率与养育子女时间成正比，从而破坏了现收现付养老制度的基础。即使通过人均人力资本提高也不能筹集到足够的养老金，政府被迫提高养老金税率，形成恶性循环。Echevarria & Iza(2006)认为预期寿命延长，一方面促使教育时间增加，另一方面在现收现付养老制度下还刺激人们提前退休，造成经济活动人口比例下降，人均GDP 增长率下降。

发展中国家的养老制度与发达国家截然不同。发展中国家与贡献相联系的养老金制度存在着覆盖率低、加剧分配不平衡、财政健康状况恶化和支付危机等问题（Roncada, 2000）。并且与贡献相联系的养老金在有的城市如布宜诺斯艾利斯，还不足以维持生存，再加上家庭对养老金的再分配，获取养老金并未使老年人避免贫困（Lloyd-Sherlock ，2000）。在其它老年人经济支持来源上，Cameron & Cobb-Clark(2002)对老年人参与市场劳动、与亲戚同住和来源于子女的经济支持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发现，与亲戚同住不是对老年父母的一种明显支持形式，而是家庭结构演化的结果。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表明，来自非共同居住子女的经济支持既不与老年人的需求相关，也不与子女的经济能力相关。由于该经济支持的不可预见性和数量太少，对老年人的市场劳动供给几乎没有影响。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老年人的公共养老计划被忽视了。Justino(2003)对印度的实证研究发现，老年人基本社会保障因其加强了人们的社会与经济安全感，成为印度减少贫困，促进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然而，作为三大养老支柱之一的非贡献基本养老金，在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着覆盖率低、数量少的问题（Lloyd-Sherlock ，2000）。联合国的《2007世界经济与社会观察》指出，应保障基本养老金的广泛获得性，并与其它社会资源配置政策相互配合，即使在最贫困的国家非贡献基本养老金也是可行的（UN ，2007）。

简评

进入21世纪，世界性的人口老龄化已不可避免，经济学界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越来越呈现出纵深化的特征，即：人口老龄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人口问题或养老问题，通过消费、储蓄、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形成和养老保障制度这五条途径，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具体而言，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不是单一的，而是几个途径的相互交织，有时甚至是同时产生几个作用方向相反的力量，结果取决于合力的指向。例如，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第二，研究文献中，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变量之间的关系缺乏一致性的结论。研究所使用的模型、所包含的变量、变量间关系的假设、参数值的大小以及对引发人口老龄化因素的设定，所有这些都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第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制度环境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异，将理论模型运用于发展中国家时，其假设前提的适用性应极为慎重。近年来，对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研究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异，集中体现在研究侧重点与方法上。具体来说，有关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研究，主要是对人口老龄化与贫困问题和养老制度问题的研究，研究方法以描述和案例分析居多。

纵观研究文献，人口老龄化作为始发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所经过的众多环节中，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中间环节，因其是分歧产生的关键，预计会成为未来研究的焦点。

第一，物质资本收益率。物质资本收益率无论升降，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对经济增长同时存在着促进与阻碍作用，因此极为复杂。促进作用表现在：首先，物质资本收益率下降，工资收入现值上升，促使私人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有利于经济增长。其次，物质资本收益率上升，抑制了老年消费需求目的的储蓄，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增加。阻碍作用则与促进作用正好相反。人口老龄化对物质资本收益率变化趋势的影响，同样是推进与抑制力量并存。 第二，人力资本投资。研究文献中一致认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认为人口老龄化造成的

劳动力稀缺必需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加以弥补。关键在于，能否保证足够多的私人与公共人力资本投资额，人力资本投资效果和指向这三个方面。

参考文献：

Alders, P . (2005) ,“Human capital growth and destruction: the effect of fertility on skill obsolescence”,Economic Modelling 22: 503-520.

Ando, A. & F. Modigliani(1963) ,“The‘Life Cycle’ hypothesis of saving: aggregate implications and tes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1):55-84.

Barrientos, A. & M. Gorman & A. Heslop(2003) ,“Old Age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tribution and dependence in later life”, World Development 31(1):555-570.

Beaudry, P. & F. Collard(2003) ,“Recent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among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sights from population growth”,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05(3): 441-463. Becker, G.S. & R.J. Barro(1988) ,“A reformulation of the economic theory of fertilit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3: 1–26.

Cameron, L.A. & D. Cobb-Clark(2002) ,“Old-Age suppor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abor supply,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IZA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89.

Canton, E.J.F. & H.L.F. de Groot & R. Nahuis(2002) ,“Vested interests, Population ageing and technology adoption”,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8:631-652.

Cerda, R.A. (2005) ,“On social security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8(3):509-517.

Cipriani, G.P & M. Makris(2006) ,“A model with 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 of longevity”, Economics letters 91:122-126.

Creedy, J. & R. Guest(2008) , “Population ageing and intertemporal consumption: Representative agent versus social planner”, Economic Modelling 25:485-498.

Cruber, J. & D.A. Wise(1999) ,“Introduction and summary”, NBER Chapters 10698: 1-40.

Cutler, D.M. & J.M. Poterba & L.M. Sheiner & L.H. Summers & G.A. Akerlof(1990) ,“An Aging Society: Opportunity or Challenge?”, B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1-73.

Diamond, P.A.(1965),“National debt in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5(12): 1126-1150.

Docquier, F. & O. Paddison(2003) ,“Social security benefit rules, growth and inequality” ,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5:47-71.

Echevar ria, C.A. & A. Iza(2006) ,“Life expectancy, human capital, social security and growth”,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0:2323-2349.

Elmendorf , D.W. & L.M. Sheiner(2000) ,“Should America save for its old age? Fiscal policy, population aging, and national saving”,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4(3): 57-74.

Feldstein, M. (1974),“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form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3: 905–926.

Feyrer, J. (2007) ,“Demographics and productivity”, The Review o 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9(1):100-109.

Fougère, M. & M. Mèrette(1999) ,“Population age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even OWCD countries”, Economic Modelling 16:411-427.

Futagami, K. & T. Nakajima(2001) ,“Population aging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3(1):31-44.

Gradstein, M. & M. Kaganovich(2004) ,“Aging population and education financ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2469-2485.

Guest, R.S.(2006) ,“Population ageing, capital mobility and optimal saving”,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28:89-102.

Guest, R.S.(2007) ,“Innovation in macroeconomic modeling of population ageing”, Economic Modelling 24:101-119.

Johnson, P. (2002) , “The impact of ageing: the supply of labour and human capital”, Economic policy for aging societies, Springer-Verlag, Berlin: 111-125.

Justino, P .(2003) ,“Social secur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yth or necessity? Evidence from India”, PRUS Working Paper NO. 20.

Kemnitz, A. & B.U. Wigger(2000) ,“Growth and social security: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6: 673-683.

Lloyd-Sherlock, P . (2000) ,“Old age and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policy challenges”,Wold Development 28(12): 2157-2168.

Lucas, R.E.(1988) ,“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3–42.

Nishimura, K.G. & K. Minetaki & M. Shirai & F. Kurokawa(2002) , “Effec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ging work force on labor demand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Japanese industries: 1980-1998”, Discussion Paper CIRJE-F-145, Faculty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Tokyo. Pecchenino, R. A. & P. S. Pollard(2002) ,“Dependent children and aged parents: funding educ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in an aging economy”,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4: 145-169.

Prskawetz, A. & B. Mahlberg & V. Skirbekk & I. Freund & M. Winkler-Dworak & T. Lindh & B. Malmberg & A.C. Jans & O. Nordström & F. Andersson(2006)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Ageing on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in Europe”, Research Report 28, March.

Prskawetz, A. & T. Fent(2007) ,“Workforce ageing and the substitution of labour: The role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labour in Austria”, Metroeconomica 58(1):95-126.

Ramsey, F.P.(1928)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 Economic Journal 38(12): 543-559.

Romer, P .M.(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1002–1037.

Roncada, A.L.C.(2000) ,“Reforming old-age pension syste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Brazi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19-137.

Saint-Paul, G.(1992) ,“Fiscal policy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1243–1259.

Sánchez-Losada, F.(2000) ,“Growth effects of an unfund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hen there is altruism and human capital”,Economic Letters 69:95-99.

Senesi, P .(2003) ,“Population dynamics and Life-Cycle consumption”,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6(2):389-394.

Skirbekk, V.(2004) ,“Age and individual productivity: A literature survey”, Vienna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Tabata, K.(2005) ,“Population aging, the costs of health care for the elderly and growth”,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7:472-493.

Tang, J. & C. Macleod(2006) ,“Labour force ageing and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in Canada”,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9(2):582-603.

UN(2007) ,“Development in an ageing world”,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New York: UN.

Van Zon, A. & Joan Muysken(2001) ,“Health and endogenous growth”,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 169-185.

Votruba1, M.E.(2003) , “Social Security and Retirees Decision to W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Studies, Working Paper 107.

Wiedmer, T.(1996) ,“Growth and social security”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2:531–539.

Yew, S.L. & J. Zhang(2009) ,“Optimal social security in a dyna stic model with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fertility and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3:605-619.

Zhang, J. & J. Zhang & R. lee(2003) ,“Rising longevity, education, savings,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0(1): 83-101.

Zhang, J. & J. Zhang(2003），“Long-run effects of unfunded social security with earnings-dependent benefits”，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 28：617–641.

Zhang, J. & J. Zhang(2004）“How does social security affect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ross-country data”，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7(3)：473–500.

车冀，王元月，马驰骋，2007：《老年劳动者劳动供给行为的Logistic 经验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期。

袁志刚，宋铮，2000：《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经济研究》第11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海南大学管理学院)

A Research Survey of Population Ageing and Economic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