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政治分析

對天安門升旗儀式的政治分析

⊙ 王 霞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七年一月號 總第 58 期 2007年1月31日

一 儀式與天安門升旗儀式

關於「儀式」有很多種定義。一般而言，在界定儀式的含義時有兩種取向。一種1是狹義的儀式概念，即僅把儀式限制在宗教領域並將其界定為一種超自然的現象。另一類是廣義的儀式概念，即把任何標準化的人類行為都界定為儀式。這兩種意義處於儀式概念連續譜的兩端，要麼過於狹隘，要麼過於寬泛。在這裏我們將主要使用盧克斯（Steven Lukes）的儀式概念。他認為儀式表示「受規則支配的象徵性活動，它使參加者注意他們認為有特殊意義的思想和感情對象。」比較而言，這一概念更具有指2

向性。

儀式作為一種象徵性活動，其首要特徵就是「象徵性」。所謂「象徵在其實質上3

是有意義的現象，它指涉與其自身直接意義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意義。」「正是象徵賦4

予了儀式行為更為重要的意義。如果不具有象徵意義那就不是儀式，而是風俗或習慣。」5

其次儀式行為具有形式化的特徵。它遵循高度結構化、標準化的程序，而且通常是在特定的地點與特定的時間進行操演。所選擇的地點與時間賦予了儀式特殊的象徵意義。

再次儀式具有戲劇化的表演性。儀式的表演性特徵意在創造一種氛圍，使人們置身於特殊的場景之中，從而能夠使人們脫離日常的時間與空間，進入儀式再造的時間與空間之中。在儀式再造的特殊時空中，人們能夠生發一種在日常生活中不常有的情感。

「儀式」依其定義而言在於使參加者注意有特殊意義的思想和感情對象。我們可把這種對象稱之為「儀式的主題」，而儀式的其他構成要素意在塑造氛圍、烘托主題，我們可稱之為「儀式的道具」。按此分析邏輯，可把天安門升旗儀式分解為儀式的「主題」與「道具」。國旗是主題，升旗的場所、形式、國歌等則屬於道具。 下文將按上述分析，對天安門升旗儀式依次展開討論。

二 天安門升旗儀式的主題──五星紅旗

對中國而言，國旗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象徵符號是「舶來品」。自清王朝創制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面國旗始，其後歷屆政府都創制了自己的國旗。中共取得革命戰爭勝利後，於1949年6月15日召開的中國人民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選定五星紅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五星紅旗之所以能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除了其設計符合《國旗徵集啟事》的要求外，更重要的在於其設計者曾聯松賦予五星紅旗的象徵意義。曾聯松在其設計圖案中指出：五星紅旗中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國共產黨，四顆小五角星分別代表中國的大眾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顆小五角環繞著大五角星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旗面用紅色，表示熱烈，象徵革命，五星均呈黃色，象徵中華民族屬黃色人種。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認為五星紅旗圖案好，它是中國革命歷史的真實寫照。他認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了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共同鬥爭取得的，這是中國革命的歷史事實。今後還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個圖案反映了中國革命的實際，表現了我們革命人民的大團結。現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團結。因此，現在也好，將來也好，又是團結又是革命。」但也有人提議：五星6

紅旗雖然反映了中國革命的實際，但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消滅了階級以後，豈不是要更換國旗嗎？毛澤東提議：把五星紅旗的象徵意義改動一下，四顆小星不代表四個階7

級，五星紅旗代表的是人民大團結，現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團結。由此五星紅旗8

的象徵意義經過官方的重新闡釋後，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徵著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 9

五星紅旗作為中國革命史實的象形記載，其象徵意義也深深地打上了革命時代的烙印。在以「革命」而取得獨立的中國，革命曾佔據了中國近代的大段歷史，也佔據了中共第一代領導人的大部分生涯。正因為如此，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對「革命」具有一種崇拜感，幾乎成了處理問題的一種鎖定的路徑依賴。以至於在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革命色彩依然籠罩著中國的政治舞台。所以，當官方把五星紅旗的象徵意義界定為「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則再一次祭奠了革命，也再一次透露了那個時代的人們對革命的崇拜。

隨著代際領導人的更替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革命的色彩退卻了，發展、穩定佔據了中國的政治舞台。革命已真正成為歷史，而官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界定的象徵意義似乎已經顯得與時代不合拍了。於是在199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國旗法》頒布時，官方對五星紅旗的象徵意義又做了新的闡釋。《國旗法》規定：「我國的國旗是五星紅旗，旗面為紅色，左上方綴著五顆黃色五角星，象徵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隨著時代的變化，五星紅10

旗的象徵意義已由「革命人民大團結」悄悄地改為「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了。 雖然五星紅旗被選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但在中共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它並沒有成為人們膜拜的聖物。中共早期的領導人似乎也沒有意識到這個象徵符號的重要性。1927年蔣介石建立國民政府後，1928年12月17日就公布了《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國旗法》直到1990年6月28日才出台。烘托國旗的升旗儀式是如此的簡單潦草，以至於在建國後近30年的時間裏，這個泱泱大國的升旗儀式竟然是由北京市供電局的兩個工人來承擔的。

五星紅旗作為國家的象徵在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未成為真正的聖物，也許是因為它被籠罩在中國共產黨的光輝與領袖個人魅力的光環之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是黨國一體的體制，中共這個政治體是國家這個政治體的神經中樞。在中國剛獲得獨立、中國共產黨革命的光輝業績還光芒四射時，人們對中共的感情也許遠勝於對國家的感情，或者人們對國家的熱愛都轉化、包含在對中共的崇拜與感恩戴德之中了。而毛澤東作為中共的領袖、人民的「大救星」也就成為人們情感投射的中心指向。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人們對毛澤東的崇拜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毛澤東成為中國的「神」，成為維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根精神紐帶。在中國政治系統中，毛澤東作為一個象徵符號囊括了五星紅旗的象徵作用。

毛澤東逝世後，代際領導人的更替使個人崇拜的狂熱之情冷卻了下來，毛澤東作為中國的「神」走下了聖壇。而八十年代進行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黨政分開」的改革決策使「中共」與「國家」 這兩個政治實體的分野逐漸清晰，「國家」的概念開始凸顯出來。另一方面，對外開放與經濟體制的改革，使毛澤東時代鐵板一塊的思想領域開始出現多元化，人們的利益也出現了分化。而走下聖壇的毛澤東，此時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作為激發、凝聚整個社會情感的「神」而普罩中國大地了。然而，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存在需以人們共同的集體意識與認同感為基礎。因此，在領袖神話逝去的年代，在社會分化的中國，五星紅旗作為國家的象徵也就受到了官方的重視。所以從1983年開始，中央下達了一系列關於加強對中、小學生進行國旗教育的指示與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國旗法》也在1990年出台。天安門的升旗也從11

八十年代開始趨向儀式化。

三 天安門升旗儀式的道具

儀式作為一種表演活動通常在特定的場合與時間舉行，並按照高度結構化、標準化的程序進行操演。儀式操演的時間、地點與程式並不是隨意安排、任意而定的。而是組織者精心安排、慎重設計的結果。

天安門廣場、升旗的程式、國歌不僅僅是升旗儀式的物化道具，更是承載儀式象

徵意義的載體與編碼。

天安門

升旗儀式的舉行地天安門廣場是中國重要的政治「劇場」，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政治聖地。

天安門作為故宮的南門，是通往皇宮的正門，數百年來一直是中國最高權力的象徵。在1912年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滅亡之前，皇帝的神聖權威一直是通過這道大門播揚的。最後一個王朝的滅亡使天安門原有的象徵功能不復存在。1919年學生們聚集在天安門前抗議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簽署的賣國條約，運動迅速波及全國。這場以「五四運動」而知名的抗議開創了現代學生運動的先鋒。此後數十年中，為拯救危難中的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學生冒著被鎮壓與監禁的危險在天安門前舉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抗議。由此天安門開始承擔了新的功能，其歷史角色發生了變化。

1949年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在革命的領導人中不乏當年示威的學生。中共視「五四運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賦予其重要的歷史意義。而天安門作為「五四運動」的發源地也就成了承載革命記憶的象徵物。由此，天安門便由播揚帝王權威的符號變成了革命的象徵。

建國後為了安排更為壯觀的慶典，政府決定擴建天安門。經過數次擴建，這裏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廣場，成為中國政治生活的中心。

古中國的歷代帝王都是隱身於天安門之後的深宮高牆之內，顯得神秘而又至高無上。天安門之後的皇宮也便成為權力的中心所在。而當共和國的領袖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狂歡便成為共和國歷史永恒的一瞬了。此後，經過擴建的天安門廣場便成為共和國舉行重大慶典與政治活動的場所。天安門城樓也便成為共和國的領袖與領導人主持重大典禮與政治活動的舞台。由此，中國數百年來的權力中心從門後轉移到了門前。天安門廣場便作為共和國的象徵與重要的政治中心載入了共和國的歷史。

升旗儀式的程式

由於中共早期的領導人並未意識到國旗這個象徵符號的重要性宣揚國旗的儀式也就受到了官方的冷落。

從1949年到1976年這段時間裏天安門的升旗是分別由北京市供電局的兩個工人來承擔的。在這近30年的時間裏，只有在節日才升掛國旗，而且那時也沒有群眾圍觀。

升旗的形式也很簡單。

從1976年開始，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衛衛戍區警衛第二師的官兵承擔天安門廣場升降國旗的任務。升旗的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以前的節日升旗改為每日升旗。升旗的形式由一人升旗改為兩人升旗。但那時升旗依然不奏國歌，升旗的時間也不固定。

從1982年12月開始，天安門升旗的任務由武警北京總隊六支隊十一中隊五班即國旗班來擔任。由此，升旗儀式有了重大改善。升降國旗有了準確的時間，即要與太陽一同升起、一同降落。這一特殊時間所傳遞的象徵意義是「祖國與日月同輝」。升旗的形式由以前的兩人改為三人升旗。1983年的「建軍節」新的升旗儀式正式在天安門廣場上操演，引起了人們的關注。1984年李大維提出建議在電視節目開始前應奏國歌、映出五星紅旗。他的建議被採納。從1986年元旦起，中央電視台將天安門廣場12

升旗儀式作為新聞聯播的片頭向全國播放。

雖然從1983年天安門廣場的升旗儀式已具有了一定的影響力，但官方對這個儀式的真正重視是從八十年代後期開始的。

八十年代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使「國家」這一集體概念的凝聚功能凸顯。執政階層顯然意識到了五星紅旗作為國家象徵的重要性。1988年3月，全國僑聯副主席、天津塘沽區副區長黃其興，向政協提交了一份建議國家制定國旗法的提案。提案提到：「國家觀念是民族凝聚力之本，國家觀念淡薄了，人心散了，比經濟問題更可怕，因而需要制定一部《國旗法》，通過法律形式，加強公民的國旗意識，以增強民族的凝聚力。」由此，宣揚展現國旗的升旗儀式也開始受到執政階層的關注。1988年全國人13

大代表李玉坤赴美考察。在美期間，美國人強烈的國旗意識使他深有感觸。回國後他寫了《關於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喚起人們的國家觀念，盡快制定有關國旗升降辦法的建議》。他在《建議》中寫到：「製作一面五星紅旗的費用是有限的，而它在人們心目中所起的作用是無限的，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國旗的存在對喚起人們的『國家觀念』，往往起到一定的輔助作用；升旗、降旗決不是一種形式，其意義極為深遠。」14

在這種情景下，為了強化人們的國旗意識，政府對天安門升旗儀式著力進行了改造。

1991年政府對原來簡陋的國旗基座進行了改造。改建後的國旗基座平面呈三層。內層漢白玉基座，象徵著「純潔高尚」。第二層是褚色花崗岩石帶，象徵「人民江山萬代紅」。第三層是綠化帶，象徵「社會主義祖國欣欣向榮」。在基座的四周是56個隔離墩圍成的護欄，象徵著「全國56個民族手拉手、心連心團結在國旗下。」

為了加強儀式的表演性，激發大眾的情感，1991年官方策劃了新的升旗儀式。新的國旗升降儀式由36名武警官兵組成的國旗護衛隊來操演。儀式分節日與平時兩套方案執行：每逢重大節日和每月的1日為節日升旗，由62人組成的軍樂隊現場演奏《歌唱祖國》樂曲，升旗時奏《義勇軍進行曲》，平時升旗播放國歌錄音。

國 歌

在分析了天安門升旗儀式的場所與程式之後，還有必要提及國歌。「國歌是由國家正式規定的代表本國的歌曲，用於隆重集會、國際交往儀式等場合演奏。」從這個15意義而言，國歌是經由國家規定的全民族的樂曲，具有不可褻瀆的神聖性。 對升旗儀式而言，國歌是儀式表演必備的聲樂要素。

一方面，升旗儀式需要國歌的樂聲來感染人們的情緒，激發人們的情感，就如同在舞台上在某些特殊時刻需要利用音樂與聲響來刺激人們的情感一樣。

不僅如此，升旗儀式更需要國歌為「五星紅旗冉冉升起」這一儀式的現實場景提供一個在場的歷史背景。《義勇軍進行曲》不僅歡唱了一種強烈的願望，其歌詞更是對中華民族一段特殊歷史遭遇的記錄與陳述。這段歷史遭遇幾乎在此後每一代人的心目中都成了難以忘卻的記憶。而五星紅旗的冉冉升起，則被官方定義為這段歷史遭遇的圓滿終結。國歌在儀式現場的演奏能再現那段歷史，從而激發人們對中華民族那段段特殊歷史遭遇的追憶與反思。當人們把這種歷史情懷與五星紅旗升起的現實場景聯繫在一起時，一種感動、自豪亦或類似的情感也就油然而生了。

所以，國歌不僅為升旗儀式營造一種聲樂氛圍，更重要的在於為儀式的現實場景提供一個意義深遠的歷史背景。

四 天安門升旗儀式的政治功能

官方於1991年設計的新的升旗儀式，得到了大眾的認可。據統計，從1991年5月1日天安門廣場實施新的升旗儀式開始，到2001年5月1日這十年間，到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儀式的人數達到了1.1億。一般來說，春、夏、秋三季每天大概有近三萬16

人觀看天安門升旗儀式，冬季相對少一些，每天大概有二萬人左右觀看升旗儀式。節17假日觀看升旗的人數則更多。尤其是在國慶節，從1991年國慶節開始每年國慶觀看升旗儀式的人數都在10萬以上。如圖所示： 18

（人數的單位為：萬人）

觀眾的到場確認了儀式的有效性。在任何一種儀式中，公眾的缺席從定義上就表明了儀式的失敗。尤其對於天安門升旗這一「開放性」儀式而言，大眾的回應與觀眾的在場尤為重要。因為與其他儀式相比，這一儀式並非強制觀眾到場或安排大眾參與。為了確保觀眾到場，官方精心設計、策劃升旗儀式以吸引大眾到場，並通過大眾媒體向大眾極力宣傳、推銷。除此之外，官方還通過制度措施，以加強天安門升旗儀式的19

滲透性與擴散性。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官方通過出台《國旗法》使升旗儀式成為一個法定的政治儀式，並通過制定各種政策文件在全國中、小學甚至高等院校建立升旗制度。20

官方憑藉各種資源優勢不遺餘力地組織天安門升旗儀式，不在於它能產生什麼物質效果，而在於它能對人們的政治心理產生重大影響。

升旗儀式如此隆重，目的是烘托儀式的主題「國旗」，意在向大眾提供「國家」這一抽象政治實體的表像符號，以向大眾灌輸一種「國家」概念，從而加強人們對「國家」這一集體的認同感與歸屬感。無論是象徵「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的國旗本身，還是象徵「祖國與日月同輝」的升旗時間；也無論是象徵「純潔高尚、人民江山萬代紅、社會主義祖國欣欣向榮」的國旗基座，還是象徵「全國56個民族手拉手、心連心團結在國旗下」的隔離墩，都是為了表達一種對祖國的美好情感與激發人們對國家的熱愛、崇敬之情而設計的。通過升旗儀式本身極富魅力的表演和勾起人們歷史記憶的國歌與莊重、神聖的儀式氛圍，試圖營造一種與日常生活不同的特殊時空。在這裏平日潛藏在人們內心深處的對祖國的情感被激發、喚醒，一種對祖國的崇敬與熱愛之情得到了生發與強化。「國家」作為一個集體的神話再一次得到了人們的認同與慶祝。

從這個意義而言，升旗儀式是通過表達與演示象徵意義來強化人們對國家的認同與歸屬的政治心理。正如徐大同先生所言「國旗、國歌、國徽都是特定的政治符號，這些符號通過一種直觀的形式，對人們政治心理起著極大的刺激作用，從而傳遞該民族的政治文化。人們參加天安門升旗儀式、重要場合要奏國歌等活動都是一種民族文

化的聚集作用。」所以從政治文化的角度來看，升旗儀式的整個組成文本是一個象徵21

意義群，是記錄、傳達政治文化的載體。因此，在官方的意義系統中，天安門升旗儀式是對國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一種重要手段，是國家對公民進行政治社會化教育的一種重要策略。「激發人們的愛國情感、增強人們的國家觀念」，是官方對升旗儀式功能的明確界定與公開表達。

對國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不僅是為了培養人們對國家的認同之情，更深層次的是為了向公民尋求對政府的支持與合法性認同。儘管國家與政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與實體，但在政治實踐中所有的政府都是以國家代表的面目出現的。對大眾而言，政府代表了國家，是國家的具化機構，人們對國家權力的感受都來自於政府。當存在國家認同危機的時候，必然就會出現政府合法性危機；而對一個政府合法性的質疑常常也會導致對國家權威的挑戰。所以，培養人們對國家的認同與忠誠之情，意在強化政府的權威性與合法性。這正是天安門升旗儀式隱而不宣的功能。

從升旗儀式的主題國旗本身來看，強化人們的國旗意識，也在於強化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與其權威性。五星紅旗不是任意一個「國家」的象徵符號，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增強人們的愛國觀念究其本質是強化人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認同與支持。其次，五星紅旗不但是國家的象徵，也是中共革命那段歷史的圖像表達。五星紅旗在當時之所以被選定為國旗，是因為其設計者在設計圖案中指出：五星紅旗中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國共產黨，四顆小五角星分別代表中國的大眾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顆小五角環繞著大五角星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認為，五星紅旗圖案好，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了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共同鬥爭取得的，它是中國革命歷史的真實寫照。所以，官方在進行社會化教育時，總是把「五星紅旗的冉冉升起」作為中國革命的圓滿成果向大眾反復推薦。而《義勇軍進行曲》的歷史喧唱，則強化了五星紅旗的革命意義。因此，強化人們的國旗意識也在於加強人們對中共革命歷史的記憶。而這種記憶，則是中共執政的歷史基礎。

當然，大眾在觀看升旗儀式時不會意識到這一層。大部分人對升旗儀式的理解還是停留在官方的權威解釋上。大眾只是想當然地把觀看升旗儀式僅僅看作是接受愛國主義教育。至於愛國主義教育的深意究竟何在、國旗象徵意義的真正隱喻便是模糊或混沌的問題了。因為「各種象徵符號主要是用來發展和維持社會秩序，為了使各種象徵符號有效的運作，它們的社會功能必須要盡可能地停留在人們的潛意識中，人在不知不覺中運用這些符號。一旦人們得知了這些象徵符號的功能，這些象徵符號就會失去一大部分原有的效果。」所以，當觀眾在國歌的旋律中陷入一種22

歷史回憶中時，當觀眾對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肅然起敬、被一種神聖的愛國情懷而支配時，則在不知不覺中表達了對中共執政歷史基礎的認同與對政府的支持，儘管

在意識層面上未必會意識到這一點。

因此天安門升旗儀式是意義的綜合體，無論是其實體要素，還是儀式本身，都具有重要的政治「隱喻」與政治功能。官方如此努力地組織升旗儀式不是為了取得某種物質層面的成果，而是為了贏得人們對其政權的認同與支持。

註釋

1 參閱David Kertzer, Ritual, Politics , and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8.

2 Steven Lukes, Political Ritual and Social Integration, Sociology, 9, 1975,

p291.

3 關於儀式的特徵請參閱（美）保羅‧康納頓著，納日碧力戈譯：《社會如何記憶》（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49-51。David Kertzer, Ritual, Politics , and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9-12.

4 Edward L. Bernays, "The Semantics of Symbols", in Lyman Bryson and others

(eds.) Symbols and Values: An Initial Study (New York: 1954), p. 233. 5 David Kertzer, Ritual, Politics , and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9.

6 彭光涵：〈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都是怎樣誕生的？〉，載石光樹編《迎

來曙光的盛會──新政治協商會議親歷記》，頁258。

7

8

9 周光軍：《天安門廣場升旗儀式》（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頁154頁。 同上。 見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四個決議案〉，

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五星紅旗從這裏升

起》，頁505頁。

10 張德順編著：《祖國在我心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3。 11 註：1983年8月，教育部為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加強愛國主義宣傳教育的意見》發

出通知，對進行國旗、國徽、國歌的教育提出了要求，並要求中小學建立升旗制度。1990年8月24日，國家教育委員會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教委、教育廳發出《關於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嚴格中小學升降國旗制度的通知》對中小學升降國旗提出了具體要求。199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學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見》強化了升降國旗的制度。1994年9月5日，中共中央印發《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進一步了強化對國旗、國歌的社會化教育。

12 參閱魏秀堂：〈要對得起良心和人民的信任──再訪李大維〉，載《中國建設》1984

年第5期。

13 周克玉主編：《國旗、國徽、國歌》（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頁55。 14 張德順編著：《祖國在我心中》（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40。 15 同上，頁93頁。

16 參閱〈萬眾看升旗〉，《人民日報》2001年5月2日第一版。

17 註：數字來源於訪談記錄20020919J。

18 註：數字統計參閱《人民日報》1991年-2002年的10月2日第一版關於天安門升旗

儀式的報道。

19 從1991年實施新的升旗儀式開始到2001年這10年中，中央電視台和北京電視台通

過衛星傳輸，向全國及世界2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31次升旗儀式的現場直播。參閱〈天安門升旗儀式十年一億人次觀看〉，載中新網2001年4月28日。

20 註：參閱註釋12。

21 徐大同：〈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幾點思考〉，《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第4期（1998，

天津）。

22 （英）亞伯納‧柯恩著，宋光宇譯：《權力結構與符號象徵》（台北：金楓出版社，

1987），導言頁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