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小说

第十章 90年代的文学

一、90年代文学的背景

影响90年代中国的一个巨大文本，便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南巡讲话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邓从整个世界格局的现实出发，决定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南巡讲话使中国从非资即无的对立思维中挣脱出来，中国社会也由此真正进入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

第十章 90年代的文学

一方面，文学经传媒化之后很快被还原成世俗角色，昔日的文化英雄降格为文化艺人，文学在获得商业文化的滋润的同时又尝到了商业文化的苦涩甚至铜臭。另一方面，文学不可能像80年代那般站在有人喝彩的舞台上高蹈，也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在脱离了意识形态的羁绊之后也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光晕。局部的短暂的文化真空，让作家产生了自由与失控的幻觉，而对多元化、多样化、多极化的呼唤首先被多元、多样、多极的文化泡沫所掩盖。

第十章 90年代的文学

90年代的文学几乎是80年代的剩余和分裂，这不仅是80年代一些重要的作家进入90年代的写作，更重要的是，80年代那些重要作家的作品依然是90年代的重要文本，王蒙、贾平凹、铁凝、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刘恒、刘震云、张抗抗等人都完成了他们的重要作品，他们都拿出令人心服的长篇力作，而这些力作都是他们在80年代写作的一种凝聚或裂变。90年代新出现的韩东、朱文等新生代作家则是马原、徐星这些80年代“先锋派”在新的历史情境的滋生和繁衍，像陈染、林白、卫慧、棉棉等女性实际上扩展扩大80年代张辛欣、刘索拉那种极端的情绪。作为90年代文学代表人物的王朔的“思想”在80年代亦已形成，并没有什么发展，只不过在90年代有了传播的空间和更多的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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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90年代文学的几次重要论争

1.人文精神之争。人文精神讨论的“成果” 是隆重塑造了几位人文精神“楷模作家”，“抵抗投降书系”的六位史铁生、张承志、余秋雨、张炜、韩少功、李锐六人一时倍受关注，被视为抵抗贾平凹、王朔等“废墟”的人文英雄。

2.《废都》事件。《废都》被废，莫言后退，但《白鹿原》还是拿了奖。三部长篇小说引起争议的几乎都是同一个文学常识问题，即形式是洁净的透明体还是混沌的自然体的问题。

3.马桥诉讼。关于《马桥词典》与《哈扎尔词典》。

4.王朔。“王朔主义无非就是北京街痞文化的一种文学表述。我已经说过，它是三种不同亚文化类型互相堆叠而成的文化构形：没落的清朝贵族传统、大杂院的街痞流氓习气和„军队大院‟痞子风格。”（《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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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0年代文学的几大思潮

1.“新写实”之后。“新写实的审美姿态差不多成了90年代文学的精神底色，只有少数作家能摆脱那种„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苟且，人生的厌倦、生存的黯淡、价值的空落不但不能激

发抗争的意志，反而成了沉沦与玩世的理由。”（黄发有）

2.“新状态”或者“晚生代”、“新生代”。“新状态”的作家包括韩东、朱文、鲁羊、邱华栋、刁斗、张梅、吴晨骏、楚尘、张旻、东西、李冯以及陈染、林白、海男等女性作家，他们成为90年代中后期的生力军，与“新写实”作家是90年代文学的两翼。陈晓明认为，用“晚生代”描述这个群体似乎更有历史的和理论的内涵。

3.女性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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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1961年生，山东大学哲学系毕业。著有诗集《魄的石头》、《爸爸在天上看我》，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身体》、《树杈间的月亮》、《我的柏拉图》、《明亮的疤痕》，长篇小说《扎根》、《我和你》、《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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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是文革下放的故事。老陶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作家，被迫接受现实改造。于是，他想把家从城市里搬到苏北农村，并希望自己和自己的后代都“扎根”到那里。他怀着打下“万年桩”的想法，在农村开荒种地，饲养家禽，让妻子当赤脚医生，锻炼儿子小陶适应农村生活，长大后在农村娶妻生子。农村的政治环境相对于城市里宽松很多，周围的村民对老陶一家也很客气，老陶一心一意的种地，由于他是知识分子，因此在种地上也要比普通的农民讲究科学……。 作为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人物，韩东曾经以对“大雁塔”的重新书写而表达了“新生代”（第三代）诗人反历史的叛逆性立场。显然，他也一直在以反历史的方式重新书写当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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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对待历史的视角和态度后来再看到他的中篇小说的时候被一再提醒和巩固，是比王小波更精致的反讽（《描红练习》：“妈妈还没下班，她的单位就来人了，妈妈单位来的人在爸爸妈妈房间的门上贴标语。我认识妈妈的名字“陆红英”和“打倒”两个字，我知道妈妈也被打倒了。爷爷把妈妈单位的人送到楼梯口，对他们说，好走，下次再来。他用脸盆打来一盆水，把标语旁边的糨糊擦干净。那里没有标语，糨糊把门弄脏了。爷爷又拿来一瓶糨糊，把标语翘起来的地方贴贴好。爷爷用扫床的刷子把标语刷刷平。我们家门上的标语比别人家门上的都漂亮。后来标语旧了，爷爷让我站在凳子上用毛笔把每个字又描了一遍。爷爷说这叫描红练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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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的叙事和内容让人大吃一惊。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琐碎到不能再琐碎、乏味到不能再乏味的男女关系，男女情事。我（徐晨，男，三十五岁，有婚史），你（苗苗，学生，爱着前男友李彬，用情貌似很深）从一见钟情到热恋到分手的全过程。 关于《我和你》，韩东在后记里说到几点：一、“经常有人会问我写诗与写小说有什么不同？我想我现在可以回答了，它们的不同首先是工作方式的不同，写诗无论如何是超越生活的，而写小说，尤其是长篇即是生活本身，如果有快乐和荣耀也是埋藏在日常的责任中的。”这也就是一些评论家说到的晚生代作家的“贴着生活写”。“我们看到了小说家的人生方式和小说方式的同构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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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新生代作家似乎总是一半在生活中，一半在小说中，小说是生活，生活也是小说，小说写作和作家个体的存在在本质上对应等同了起来。”（吴义勤：《在边缘处叙事——90年代新生代作家论》）二、“《我和你》是以我的一段感情经历为主要素材的，我的目的并非是„清理‟或„了结‟。如果确有什么目的，也是指望能通过个人的经验寻求可能的共同经验及其理解，这和小说的精神是一致的。”也就是题材再小、再琐碎，依然有态度和哲学。可以归结另一个印象式的观点：“乏味的精彩”。三、总之，“我一向反对所谓的„宏大叙事‟以及一切以„大‟为目标的文学理想，《我和你》即是一个说明。它以„小‟见长，以„小‟为是，它的细致或细腻的层面让我在劳作之余多少有一点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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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你》也许更是新生代的代表和方向。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不再关注民族、国家的宏大的叙事，而注重书写自我的个人感受与体验，韩东说的：“把握住自己最真切的痛感，最真实的和最勇敢地面对是唯一的出路。” 从这个经验再回来阅读韩东的那些中篇，篇篇都是“贴着写”的“乏味的精彩”。《三人行》、《在码头》、《我的柏拉图》、《障碍》、《双拐记》、《美元硬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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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中篇还是长篇，也无论是反历史还是贴近当下的叙事，韩东的虚无是很明显的，或者说虚无和冷嘲本来就没有界限。韩东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我很同意鲁羊的一个说法，他认为我们的小说就是要指向虚无。”“作为一个作家我们只有一条真实的路，那就是指向虚无，并不在途中做任何踌躇满志的停留——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是不是真这样呢？恰恰是这种打碎了然后什么都不说的态度最令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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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在叙事（极度写实极度朴素貌似无技巧甚至乏味）与抒情（有时很炫或者你总觉得快要煽起来了，其实并不，随时在转移随时在王顾左右而言他）之间把握着分寸，非常精致，刻意。然而还是有些片段让人眼前一亮，它们提示了一个感伤的、唯美的，甚至是孤独的叙述者的存在。《我和你》里面女孩向丽和我分享秦淮河夜景的一段，《三人行》里是除夕的静谧，《西天上》里的晚霞，归结为《田园》里一句话，“风景自在无为，熟悉而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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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1967年生于福建省泉州市。198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动力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写作，1991年开始小说写作。1994年辞去公职，

现为自由作家、导演。

著有诗集《我们不得不从

河堤上走回去》，小说集

《我爱美元》、《因为孤

独》、《弟弟的演奏》，

长篇小说《什么是垃圾，

什么是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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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美元》中主人公小丁对父亲发表了一通宣告：“我了解自己，......你应该对我——你的儿子坚定起信心，他在过一种他应该过的生活，他在过一种有希望的生活。......他喜欢女人，越来越多的女人，越来越漂亮的女人，越来越令人难忘的女人，但是女人不会将他毁掉。如果存在什么危险，那危险只来自他至今不肯放弃的对伟大爱情的信仰--多么幼稚又多么固执。他渴望金钱，血管里都是金币滚动的声音，他希望他诚实的劳动能够得到诚实的尊重，能被标上越来越高的价码。价码是诚实的，别的都不是。他相信在千字一万的稿酬标准下比在千字三十的稿酬标准下工作得更好。他看到美元满天飞舞，他就会热血沸腾，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遏制不住的灵感。与金钱的腐蚀相比，贫穷是更为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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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他关于性的态度和宏论，也是对父亲说的。在小丁看来，一个人如何对待“性”，也是衡量他的生活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标。怎样才算健康的态度呢?小丁说了两条：第一，应该坦然，丢开那些不必要的顾忌，性就像菜篮子里的肉，“如果我们的生活里没有，正好商场里有卖，我们就去买，为什么不呢?......我们不要对它有更多的想法。”其次，应该诚实，别玩那些感情的花样，“吃肉的前前后后，你犯不着来一段抒情，或者来一段反思。” 他谈论那些与他上床的女人：“她，这个女人，是一支云南玉溪产的上好卷烟，烟丝金黄，焦油含量：中。”（《吃了一个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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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把这样的虚无和混乱概括为“在„无聊‟的逼视下”，归结为“这个重大时代留给我们的阴暗记忆”：“90年代初，朱文这代作家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正遭逢那些记忆中的某一部分的强烈的发作。人们普遍像厌弃恶梦样厌弃„精神‟和„集体‟，倘若有谁重提这些事物，许多人本能地就会怀疑，这是不是又要召回过去的虚伪、欺骗和专横。在这样一种特别的气氛里，那与„精神‟和„集体‟相对的„物欲‟和„私己‟，就自然被供上了人生的高位。什么是„私己‟的„物欲‟呢?首先是„钱‟，其次是„性‟。于是，放肆地渲染对于钱和性的钦慕，成了一时间最正当的姿态，甚今汇成了文化界和大学校园里最流行的风气。小丁恰好出生在那个时期，金币会在他的血管里滚滚流淌，正是胎教使然吧。”（《在“无聊”的逼视下——从朱文笔下的小丁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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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新生代小说家的王宏图则在《关于我们这一代人》里引了里尔克的两句诗作注：“苦难没有认清，爱也没有学成......”，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这两句诗成了我本人、乃至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烦恼与痛苦的真切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