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长的"红运""黑运"

　　他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文化，却攻下了大学中文、俄语、日语几个专业，并且做了北大、人大、上海交大等中国知名学府的客座教授；他曾是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役的童工，却一步步地当上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等职。他涉猎广泛，从文艺理论到绘画、摄影、书法、舞蹈，样样精通，迄今著书60余部。他为官政绩卓著，上个世纪80年代搞得红红火火的“五讲四美”和文艺界的“万里采风”、“德艺双馨”等等活动均出自他的大手笔。他于高官、专家、学者于一身，他于常人、名人、奇人于一身。他是谁，何以将人生演绎得如此丰富多彩？ 　　走近高占祥，全国政协常委、现中华名人协会会长，听其讲述： 　　“人这一生，既走黑运，又走红运。忽而路边草，忽而座上客，难以琢磨。”我最近写了一本书，暂定名《红运黑运》……”我和高占祥老师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高占祥虽官至部长级，却没有一点架子。他从不精雕细刻自己的谈话，相反一套套的顺口溜、打油诗，俏皮诙谐地将其数十年浸着汗与泪与血的风雨坎坷生动道来。看似轻松，却如玉般朴实细细闪着哲理的光泽，那是他从官从政从学50余年的精华。谈到精彩处，高占祥笑得聪明与狡黠，像个孩子般。与高占祥交谈不用顾忌哪句话说得是否得体，他如同邻家哥哥一般亲切，我一叫他“老师”，他总是谦虚地摆摆手说：“你不要叫我老师，叫我大哥或直呼其名都好，咱们共同探讨。”于是我得以走进高占祥，从而了解中国文坛“高人”的心路历程。 　　 　　亲历文艺苦与痛首倡改革率为先 　　 　　记者：在中国文联，您可以称之饱经风霜的“老人”，亲历了新中国文艺发展55年的曲曲折折。对于这段历史，您是如何看待？ 　　高：我在9岁时写下第一首歌谣《童工谣》，到今年已经出版诗集、散文集、杂文集、摄影集等60多部书。这些书，不仅记录了我各个时期的文艺观点，同时也真实记录了文艺发展的风风雨雨。应该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革命文艺开始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群众文艺蓬勃发展。到了五十年代中后期，涌现出像《红日》、《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一批有影响的小说，新中国文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文革”期间，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过分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大批判开路，叫“锄草锄草锄毒草，百花凋零秋风扫”，然后是“八个样板来回倒”，使“双百方针”成为一句空的口号，一大批好的作品被打成了“毒草”，新中国文艺发展从此受到束缚。 　　对此，我的感受非常深刻。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创作了一首歌曲，叫《永远站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前线》。歌词是这样：祖国江山春色满园，美好的前程光辉灿烂，用我们勤劳的双手搬掉一穷二白的大山，迎着困难走，穿越万重山。工人阶级，狂风暴雨无阻拦，向前，向前，永远站在祖国建设最前线。”这首歌原本是歌颂中国人民在三年困难时期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没曾想“文革”期间竟被说成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说“祖国江山春色满园，美好前程光辉灿烂”，你只见红旗飘，不见敌人霍霍在磨刀！为此，这首歌被打成了“大毒草”，我也受到了批判。时间一晃儿，在纪念国歌60周年所举办的音乐会上，这首歌作为入选歌曲再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当时我心中感慨万千，这就是“一首歌曲两重天”，甚至于“三重天”。先是捧上去再被打下来而后再拨乱反正，前后历时30年。 　　“文革”之后，新中国文艺仍长时间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1986年，中国文联在厦门召开会议，研讨如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次会上，我提出四个新观念，即树立文化开放观念、文化市场观念、文化经营观念和文化竞争观念。当时没人敢提“文化市场”，似乎谁提“文化市场”就沾了“资本主义”的边。而我不仅提了，还着重强调“文化市场观念必将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战略性的全局性的观念”，做到“抬头向前看――注重社会效益，低头向钱看――注重经济效益，要把两者有机统一起来，做到名利双丰收。”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轰动。回来后，领导马上找我谈话，说现在谁都不提文化市场，你干什么去讲啊。我说不是学术研讨会吗？并理直气壮地说，过去的文化受“武化”的影响比较大，人们习惯于用“文化战略”、“文化战线”、“文化阵线”、“文化战士”、“文艺哨兵”等概念，对提高当时文化工作的地位、发挥其作用产生了积极影响，现在时代发展了，为什么不能用一些如“文化政策”、“文化市场”、“文化经营”、“文化资源”、“文化管理”等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名词呢？ 　　不仅如此，我又接二连三地提出了如“浇花论”（即文艺要以浇花为主，不能以批判为主，不能以锄草为主），“微调论”（即文艺管理不能忽高忽低，忽左忽右，忽放忽收，猛调不行，微调最灵），还有“微风论”（即文艺不能搞狂风暴雨式的运动，要微风，要和风细雨，不能狂风暴雨）等等。 　　记者：您的观点肯定在文坛掀起不小的波澜，结果怎样？ 　　高（嘿嘿地笑了）：实是求是说，挨整了好几年。当时我差不多提出十个“第一”，最后中国文联、中宣部点着名批评我。说我往“资产阶级自由化”靠。我现在大约出了60本书，如果我要“跟风跑”，那些书都站不住脚。我一直坚持我的文艺观点。所以不管谁批评我，我都不检讨。因为我提出这些观点都是很用心，翻来覆去研究的，都是集基层群众意见，自己加以归纳总结的。比如现在还有人讳言“文化市场”，甚至把“文化市场”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予以否定，似乎一提“文化市场”就是“一切向钱看”，仿佛社会主义文化就不能和文化市场沾边，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文化产品与文化消费的脱节，影响了文化事业的发展。我们应重视文化市场的战略地位，过去常讲要占领文化阵地，如今必须要占领“文化市场”。其实，占领了市场就等于守住了阵地。占领不了市场，就是失去阵地，二者决不可以对立起来。现在看来，建立文化市场确实已成为文化事业发展中一件带有全局性的、战略性的大事。 　　还有我在团中央时提出搞“五讲四美”，在文化部提出“德艺双馨”，倡议搞“万里采风”活动等等，都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的。那时整个社会就匮乏这些东西，需要有一种精神，一种旋律去加以引导。可以说一经提出，百姓认可，社会响应，最后中央肯定。只要我认准的东西就会坚持。我一不做墙头草，两边倒；二不做氢气球，随风飘；三不跟着别人的影子转；四不看别人的脸色做。我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我给几任文化部长主持过工作，肯定会有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处于中间的位置，我一直奉行“一服从中央，二服从集体，三配合一把手，四保持独立人格”的原则。如果我不保持我的独立人格，今天跟这转，明天跟那转，那不就成了“高老转”了吗？ 　　 　　白天当部长晚上当学生 　　 　　记者：您主持多年的文化工作，工作敢为天下先，同时您又写了好多书，可谓做官做学问两不误。您是如何协调这两种角色呢？ 　　高：曾有人说我是“白天当部长，晚上当学者”，我说应该改一个字，我是“白天当部长，晚上当学生”。我写书、学习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没年没节没星期天。我觉得为官与做学问，两者是相辅相承的。当官不能光靠发号施令，更要靠自己的学问、水平和人格，去开拓事业，取得社会的认知。如果一个干部没有事业所需要的学问，光凭热情，虽然也很宝贵，但还远远不够。尤其作为文艺界的领导更应博学。文艺界人才济济，每个人都是专家，你要领导，就必须了解他们。外行和内行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所以我必须要学习，取人之长。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我面前有10个人，每个人手里有10元钱，我手里只有5元钱。如果我向每个人借1元钱，最后我会比他们手中的钱都多。其原因是我先低下头去求教于他们，借助于他们的力量。过去叫教学相长，实质是工学相长，工作与学习相长。而且，做工作的过程也是我研究新观点搞新创作的过程。我出这么多书，好多都是我参加学术讨论准备的论文。这样，工作推动了我的学习，学习促进了我的工作。工作有利于创作，创作有利于工作。我搞舞蹈，就团结一帮搞舞蹈的；我搞摄影，团结一批搞摄影的；我搞书法，又结交了一批书法朋友。现在我画画，又团结一帮画画的。有人喜欢杂文，我就搞杂文。通过工作，使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有意义。 　　记者：听说您的跳舞水平非常高超，曾获得2001年中国舞蹈荷花奖，还获得过“国际标准舞开创者”称号，这在官员中是很少有的。 　　高：我是中国国际标准舞协会会长。在中国举办的两次国际大赛和四次专业大赛中，我都是跳开场舞。我还被聘为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荣誉会员。有些外国人瞧不起中国官员，觉得中国官员是没有色彩的“土老帽”，我就让他们看看中国的官员也有色彩，并不像他们想像的是“头顶高粱花子的‘土老帽’”。当然跳舞练得也很辛苦。我在1994年以前学的是交际舞，它与国标舞有联系也有不同。国际标准舞每向前一步都有八个要素。步位、方向、起伏、节奏、转度等等…… 　　记者插语：我觉得您的性格就像提倡的“双百方针”一样，比较多样化。涉猎领域特别广泛，而且最让人惊讶的是样样精通。 　　高（很得意地笑了）：上次冯骥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天津市文联主席）看见我，说：“过去我总问你还想做什么？现在我得问问你还有什么不能做的？”我涉猎的领域的确比较多。因为艺术到了一定时候就触类旁通了。比如说书法跟舞蹈似乎不相干，可我能将舞蹈的那种韵律融进书法。戏剧跟书法也有相通之处。书法是欲左先右，欲下先上。戏剧也是如此。比如京剧，问“你上哪里去了？”（高占祥随口给记者来了一小调，逗得记者哈哈大笑，高占祥却很认真地说）京剧转一个弯才过去，不是直截了当地问。再者书法与绘画、绘画与摄影、摄影与书法等等，细讲都有联系，但又保持不同的特色。 　　 　　不怕别人说短长历尽坎坷是辉煌 　　 　　记者：您是个对生活蛮有激情的人，是什么促使您不断地学习？ 　　高：一个人要活就活出个样来。如果活不出个样来，就冤枉自己了。我只有小学5年的文化，但我一定要拿到毕业文凭，不搞那种“相当于……学历”，我一直到做共青团中央书记的时候还在坚持业余攻读。结婚当天晚上，人家都来闹洞房，我还在上业余大学。风雨不动，多少年就是这样。所以我是5年攻一门，老不停地攻，老有个目标。自己设计人生。应该说，在我的一生中，有很多失败，失败也很惨烈。“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挨斗，出来到北京郊区3年，然后上山西山沟5年，11年后才平反。生活很艰苦，小时候很苦，所以我写了本关于命运的书。小时在贫苦的生活线上挣扎。后来当了童工在日本的皮鞭下挣扎，15岁参加工作，开始在学海里挣扎，后来又在婚姻风波中挣扎。在“文革”的政治漩涡挣扎，逃脱后走上仕途，又在仕途的漩涡挣扎，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夹缝中挣扎。我几次动手术，心脏大面积梗塞，又在死亡线上挣扎，我是一个挣扎的灵魂。在挣扎中，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在挣扎中，苦斗改变了我的命运；在挣扎中，经历改变了我的命运。生活中的磕磕坎坎，碰上小人诬陷的栽赃的，一个接着一个。但是“文革”之后，一次又一次，我没有漩进去，转啊转，成了走出漩涡的人。“文革”之所以被打倒也是因为我就是不服，就是要斗，自然要吃苦头。在生活当中、爱情当中也有失败的教训，每一次都刻骨铭心。 　　我曾写了一首诗《走出逆境》。诗中写道：“黑夜蕴育着黎明，失败蕴育着成功。”我觉得人生中的坎坷造就人才。历尽坎坷是辉煌。当然辉煌有大有小，但你要创造出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来，创出别人没有达到的高度。 　　记者：您经历了不少坎坷，可您对生活仍然激情昂扬，您的人生信念是什么？ 　　高：我这一生坎坷多，挨告的也多。但最后都搞清楚了，我也受到锻炼了。所以我觉得人要有个信念：不管狂风乱扰，只要心中无愧。就是步步走在路中央，不怕别人说短长。如果你自己说一套，做一套，人家会说，算了吧，谁听你的。秃子不用说和尚，脱了帽子都一样。所以就要实实在在，对人一定要真诚，周围人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另外，不管是写文章也好，做工作也好，都要有新意。要做到别人心中所想、笔下所无的东西。一篇文章哪怕有一句话深刻的，有一点新的，就是价值所在。 　　记者：就是为了这个“新”字，您也吃了不少苦头。 　　高：我曾经总结：稳当稳当稳稳当当，闯将闯将往往一闯就降。当然，有多少人在闯的过程中闯倒了、闯败了，一闯给降下来。但如果我们没有闯将，谁都怕牺牲，谁都怕当出头鸟，那我们的事业还有什么希望呢？所以，我讲“惜才应保出头鸟”。只要我当领导，谁要枪打出头鸟，我就不允许打。如果还不听，乱开枪，那我就缴了谁的枪。当官不爱才，不如早下台。我在河北当省委书记时，就撤了一个压制青年的党委书记。只有在风风雨雨的时候，敢于保护别人，你才能赢得别人的敬重。领导最重要的是平常待人，推功揽过。要做发现人才的伯乐，保护尖子人才的勇士，决不能和部下弄得很紧张，那样谁的智慧也出不来。

　　社会前进在于“异”字。只有“异”，才能向前发展。我认为“异”有三种境界，一种是党同伐异，你同意我就行，不同意我就讨伐你。过去不是有很多人被打成这个分子那个分子吗，中外历史都有。第二种境界是求同存异，甚至求大同存小异。这就进了一步，但还不够。第三种境界是敬其所异。你有不同意见，我尊重你，然后我要分析研究你的意见中有没有合理的成分。没有合理成分，百花齐放，这也是一种意见；有合理的成分，哪怕里面只有5%、10%，我也拿过来来发展我所欠缺的一面，这必然推动事业的进步。 　　 　　历树万件不平事成就一百有才人 　　 　　记者：我知道您在当部长的时候，保护成全了好些人。 　　高：我们最缺的是人才。越是风风雨雨的时候，越要保护人。我在“文革”当中被打成“复辟集团反革命”，就是因为保护老干部。后来我到河北、文化部，都是从风雨中闯过来的。历树万件不平事，成就一百有才人。我这一生要成全100个有才人。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受打击的时候，我能当园丁当园丁，能当后盾当后盾。铁凝，现在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当她还是个编辑的时候，我在河北当书记，做报告谈“放开手脚搞创作”。铁凝听后对我说：“高书记，我放不开手脚啊，老有一种‘鬼祟’的感觉。”我说你怎么“鬼祟”？她说：“我是个编辑，一搞创作老有人说我不务正业。因此我老鬼鬼祟祟地偷着写。”后来我读完她的作品后，我说你也甭“鬼祟”了，调到省里当专业作家。可是当作家，作家作家又没有家，铁凝没有住房跟父母挤一起，我又帮她解决住房。后来在扫除“精神污染”时，《河北日报》点名批评她。我就对某些人说，你不能培养完人才反过来又进行压制。关键时刻一定要关爱人才。 　　记者：说了这么多，您能不能简单概括自己的人生。 　　高：很难讲。我觉得“学习是我成长的奠基石，苦斗是我命运的救生圈。”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人，贫苦人出身。养成大拙方为巧，人到无穷品自高。看这个人不怎么晶莹剔透，可到了大智若愚，内秀，那就巧了。有人蹦着跳着要官，那种说不定是福是祸，所以搞投机取巧的不行，必须苦战苦斗。我们这代人，过去讲，工人出身。张百发（原北京市副市长），李瑞环（原全国政协主席），我。李瑞环是木匠，张百发是瓦匠，我是铁匠。可以说童工当部长，想都不敢想，全靠党和人民来培养。没有党和人民的培养，如果没有解放，我可能在钢铁厂扔一辈子；如果后来不解放我，我一辈子窝在山沟里。我觉得人的命运忽而路边草，忽而座上客，难以琢磨。我一直走“黑运”，开始在日本铁蹄下，后来当黑苗子、当黑帮、黑班团的团长，一直矛盾得一塌糊涂，我还记得有个传单这样批判我，意思是高占祥，黑心黑肺黑心肝，走的黑路线，提的是黑爪牙，他要做文艺界的黑老大。有人把传单拿过来让我看，以为我会生气，可我看后嘿嘿一乐，这证明我和“黑”字很结缘。黑，用新的厚黑学来讲，这是一个成功之道。厚，宽厚，就是喜怒哀乐皆不发也。黑，就是思考好了一发而不可收，这为黑。黑与厚结合是成功之道，为人要厚道，办事要公道，经营要正道，管理要霸道。只有厚道与霸道相结合，才是成功之道。 　　 　　后 记 　　 　　与高占祥老师一连聊了三个晚上，意犹未尽。采访期间，中国著名歌唱家李谷一、著名评书家刘兰芳看到了都亲切地和高占祥打招呼，并再三嘱咐我：“咱们高部长可是咱文艺工作者的贴心人，他是咱们的老大哥。你得要好好跟他聊。”采访后，我又有幸来到了高占祥的家。官至部长，他却一直住着北京最平常不过的四合院。院外一株高大的竹子屹立，屋里如其人一样朴素无华，很少装饰，满眼的书，一个宽大的书案铺满了笔墨纸砚，浸染着浓浓的书香墨香。我又翻看高老师各个时期的照片，觉得临近夕阳的他笑得分外灿烂，生命也格外精彩。尤其那张于风雪中摄影的照片分外动人。生命如舞，在高占祥精心设计捕捉的定格中，人生也显得格外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