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人间留不住_王国维之殁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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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物・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乍看之下,确实扑朔迷
陈
宰
离,令人费解。他的三子贞明在《父亲之死及其他》—文中回忆道:“事出意外,家人莫不惊慌。”他的长女东明在《最是人间留不住》文中说:“父亲自沉,与大哥(潜明)病逝有很大关系,父亲最爱大哥,大哥病逝给父亲很深打击,已是郁郁寡欢,而罗振玉先生又不声不响地偷偷把大嫂带回娘家,父亲怒道‘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然后,把大哥病时医药费全汇去罗家,他们寄回来,父亲又寄回去,如此往复两回,父亲生气得不言语,只见他从书房抱出了一叠信件,撕了再点火焚烧。我走近去看,见信纸上写着‘观堂亲家有道……’此事后,不再见父亲的欢颜。不及一年,就投湖自尽了。”
王国维遗书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给世人留下种种疑虑,臆测,七十多年来,他的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后世之臆测,大致、“逼债”、“惊有:“殉清”
俱”、“谏阻”、“性理”、“殉文化”等。其中,“殉清”说流传最为广泛,其原因却来自于废帝溥仪的一道“谕旨”。
王国维自沉后的第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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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人间留不住
———王国维之殁再议
王国维,系出浙江海宁安化王氏,祖籍山东青州。
王国维,初名国祯,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出生在浙江海宁州城内(今盐官镇)双城巷。十岁时,全家迁至西门内周家兜新宅,额曰“娱庐”。这里是他青少年时学习和生活之处。王国维七岁入学,十一岁时诗文时艺均已洛洛成诵,十六岁入泮,被里人视为“海宁四才子”之首。二十五岁时东渡日本,入东京物理学校就读,二十九岁时,将数年“独学”中陆续发表的哲学、教育、文学论文汇集为《静,这是他出版的第安文集》
一本著作。三十一岁进京,先后任学部图书馆编译和名词协修,一直到辛亥革命为止。后因“疲于哲学”而移于文学,专攻词曲、戏剧研究。三十五岁以后,又攻中国古代史,在甲骨文、殷周史等方面作出里程碑式的贡献。1923年春,王国维四十七岁,经升允推荐,被召入
废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四十九岁,受聘于清华研究院,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可谁也没有想到,正当大师的学术生涯达到巅峰之际,会于1927年6月2日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离世,终年五十一岁。他的死,不仅令世人大为震惊,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中国文化世纪之谜”。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算来已逾七十八年,但至今依然众说纷纭,成了海内外共同关心的“中国文化世纪之谜”。
如果没有那封遗书,人们对王国维的自尽是很难相信的,因为他死前数天,表现一切正常,没有反常现象。
家人在他的衣袋中得到“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的遗书,是王国维在死前一天就写好的,临行前装入自己的衣袋。遗书曰: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固道路不通,渠又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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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儿女亲家罗振玉得知了噩耗,于是,便从天津急忙来到北京清华园吊唁。可出人意料的是,罗振玉同时还带来了废帝溥仪的一道“诏书”。正是由于这道“诏,致使不少人顺理顺章书”
地联想到“王国维当年‘奉—“出任南书房行走”诏”——
———到如今“殉清”。特别是在这道“诏书”中,溥仪提到王国维临终前的“遗,也就是后来罗振玉出章”
示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更加铁证如山,有口难辩。然而,殊不知废帝溥仪这道“诏书”的出笼,却是源于罗振玉出于政治的目的而伪造王国维的“遗章”。他得知王国维自沉后,即唆使其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以哀伤的语调伪造了所谓王国维,以致感动溥仪的“遗章”
下了那道“诏书”。这件事情真相的揭露,是在罗振玉死后,溥仪那本《我的前半生》中披露道:“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王国维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不过,那篇文章,在当时和后世都对研究王国维的死因确实起到了极大的误导。为“殉清”论者嚼舌根提供了资本。
王国维是位“毕生惟与书册为伴”的学者,只知埋头做学问,而不愿一问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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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对废帝溥仪只称“东,不称“皇上”家”、“主人”或“圣躬”;不提“钦命”或,只说自己“决计就“奉旨”
,“重操旧业”。他离开上聘”
海哈同的爱俪园,来到北京入南书房,是因为宫中藏有大量古籍、字画和古器物,可以潜心研究学问。可是,到了那里,实际并非如此。溥仪和他周围的遗老们,对外一心想搞复辟帝制,内部则又分派别,排挤倾轧,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王国维做学问的美梦幻灭,大失所望。后来,他应聘,到清华任教,脱离了“人海”专心治学。
王国维自尽的当日,梁启超已离开了清华,得到噩耗复又奔回清华,亲自参与料理其后事,并为王国维抚恤金一事向学校、外交部力争。他对王国维之死悲叹至极,他对自己的女儿这样评价王国维说;“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当时的青年学者顾颉刚感慨地把王国维的死和同年
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唯一的重镇。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现在他,为学术界着竟‘中道而废’
想,他的死是一个极重大的损失,说不出代价的牺牲。”梁启超和顾颉刚的话反映了学术界对王国维之死的深深遗憾。
他的弟子吴其昌先生于
1943年在武汉大学讲演说:“总结大师的一生,以才人始,是学人终。而治学的科学精神及其结论的准确性,在学术史上,只有王念孙相伯仲。在私生活和事功上,先生是毕世坎坷的:年青时屈居下位,壮岁碌碌依人,甚至个人辛勤的著作,都写着旁人名氏,晚年虽盛誉鹊起,而孤独郁结,不得终其大年。在友朋中,先生受罗振玉影响极大,偏巧这影响又是和时代的潮流相背的。但在学术上,先生的成就实有不可磨灭的光辉。他所治学的初、中、晚三个时期的西北地理和辽金蒙古史均有可贵的遗产留给后来的人,我们纪念先生,景慕先生,想学习先生,便应从这些地方入手。”
(注:作者原名王雪康,系海宁安化王氏后裔,农工党)党员。
(责任编辑
丁灿辉)
3月康有为的去世相比较,他说:“康长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学问上受他的影响不亚于静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为什么对于他的死倒不觉得悲伤呢?因为他的学问只起了一个头,没有继续加工。所以学术界上的康有为,三十六岁就死了。至于静安先生,确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他的大贡献都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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