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少奇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思想的历史考察
吕小蓟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阐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思想的领导人
研究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应首先确定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概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的划分决定于人们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并不决定于人们曾经受过多少教育；当然，受教育的程度往往影响一个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完全靠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为生的社会阶级”①，它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依靠工资为生，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它最有远见，大公无私，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彻底的革命性。而知识分子，一般是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通常包括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人。因此，“知识分子”本身并不是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对社会中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们的统称。这个群体的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人接近或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甚至成为统治阶级中的成员；还有些人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靠获取剩余价值为生；但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生产资料，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如教师、职员等。所以，在他们中间，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实践表明，正确区分他们的阶级成分，对于顺利进行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我们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人们一般熟知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两次论述：周恩来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②；邓小平1978年3月18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③。而刘少奇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还不为人们所了解。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刘少奇最早提出这一思想是在1932年。这时，由于在党的领导人中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反映到工人运动中，其恶劣影响之一，就是认为工人队伍中从事脑力劳动的职员等不是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不允许他们加入工会。这一认识，对工人运动的直接影响就是缩小了自己的队伍，扩大了对立面，给自己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针对这种现象，刘少奇在这年4月撰写的《苏区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一文中，论述了职员是否可以加入工会的问题。他将职员列为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的人，并认为他们是阶级工会的会员成分之一，指出：“我以为凡属‘以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活的主要来源’的工人、职员、雇农、苦力，都是阶级工会的会员成份，都应加入工会；不管他出卖劳动力的形式怎样……。”④同年10月，刘少奇在《再论苏区工会的会员成份并驳锹同志》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不允许职员加入工会，职员加入工会一般的剥夺他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笼统的一般的反对职员，这是中国职工运动中历史的错误观点之一（今天锹同志还认为这是一个新鲜的问题），这是应该纠正的。”他明确强调：“一般的职员是工人阶级里面的一部分，一个阶层，除开极少数的管理人外，应吸收加入工会。”他还指出：“职员是有他们的缺点：容易动摇妥协，狭隘的行会观点，看不起工人等，这些缺点是我们应该反对的，应在教育中纠正他们这些缺点，同时他们应在生产工人的领导之下。”⑤这里可以看出：1.在“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问题上，我们党内在三十年代就有不同意见和分歧，而刘少奇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从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率先反驳了那种反对把职员列入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政策。2.文章反映了刘少奇一个重要思想的萌芽，即他对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职员作了区分，将极少数管理人员从一般职员中划分出来。这一思想对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具有重要意义，即不应简单地将知识分子统统划为某一阶级，而是根据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进行划分。3.文章指出以职员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思想上容易妥协动摇，从而初步提出他们应由产业工人领导的思想萌芽。这一思想随着他的革命实践，后来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问题作了新的论述。这时他仍是通过对什么人可以加入工会的问题来论述的。他在1938年2月撰写的《工会工作大纲》中指出：“工会的会员应该是一切工钱劳动者，只要他承认工会的会章，不做汉奸，缴纳会费，不分年龄、性别、籍贯和信仰，均可加入工会为会员。工厂、机关、矿山、学校中没有取消工人权限的职员及教员，不剥削工人的工头，均可加入工会为会员。”他还明确指出：“各地的中心学校的教职员联合会，以及机关公务员的团体，也应当属于工会范围之内。”⑥也就是说，他在继续坚持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职员阶层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思想的同时，将其扩大到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员。在同年撰写的《民众运动讲话大纲》中他又一次明确了这个思想。⑦1939年5月，刘少奇在延安工人学校讲述《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总结中国工人阶级历年斗争所证明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工厂、机关里的小职员，以及学校里的教职员，也是工钱劳动者，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允许他们加入工会，我们应与他们联合起来，对于职员的反对是不应该的。”⑧作为总结历史经验，他还批评了在二十年代党内就存在的不准职员加入工会的错误思想和政策，指出：“那时，有一个不好的特点，就是不准职员加入工会，这是错误的。”他还批评了当时出现的不许学生出身的共产党人当工会会长的现象，说：“工会的会长多半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同志，但后来反对学生当会长，我们就当秘书长。”⑨
从刘少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的有关思想逐步明确，由以往仅仅是在论述何人可以加入工会时阐述这一问题，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判定其阶级归属，即根据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是否拥有生产资料，是否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活的主要来源来判定其是否属于工人阶级范畴。虽然有关论述是由工会问题引发的，但他已接触到这一问题的实质。
在革命实践中逐渐成熟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
在解放战争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的这一思想，随着实践得到了丰富、发展。
这时，他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仍是首先通过工会问题阐发的。1949年4月3日，刘少奇在中共北平市委召开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凡属出卖劳动力靠工资或薪水为生活主要来源的体力与脑力劳动者，都可加入工会，因为工会是工人阶级群众性的组织，与党不一样。”⑩这里所讲的脑力劳动者主要是指知识分子中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大多数人。他将脑力劳动者明确为可以加入工会的人员之一，也就是明确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成员之一，这比三十年代主要是论述职员、教员是“工人阶级里面的一部分”，因而可以加入工会的思想，更加明确。即刘少奇不仅是将职员、教员列为工人阶级一部分，而且将脑力劳动者都列为工人阶级范畴，表明他的这一思想逐步趋向成熟。
这次讲话不久，四五月间，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前往天津视察，解决当时天津及周围已解放地区工商业生产下降和混乱的问题。在视察中，他敏锐地发现，许多问题的发生都与阶级概念的混乱不清有关系，而这又同我们党历史上在此问题上的“左”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他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天津之行的重要任务之一。
4月25日，他在中共天津市委召开的国营企业职员大会上讲话，首先明确了职员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说：“职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无产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是整个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国家依靠工人，同时也依靠职员，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共产党认为你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共产党是工人的党，也就是你们的党，党是代表你们的。你们是和我们共产党一家人”，他要求“在工人中要宣传，宣传必须和职员合作，职员是自己的阶级弟兄”。（11）4月26日，他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解答为何将职员列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问题时又说：我们把工厂里的职员认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因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人民，同是劳动阶级，不要因为他们较接近于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受其影响，就将他们划成另一个阶级，不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样就会分裂工人阶级，造成基本的原则错误。工厂里的中高级职员，大学教授，新闻记者等，既然都是靠薪金收入生活的，都是雇佣劳动者，因此容许他们加入工会，只有好处没有害处。（12）4月28日，他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又一次论述了这一问题，说“职员是什么人呢？也是工薪劳动者，是出卖劳动力的，这一点职员和工人是相同的，也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是血统的体力劳动者，是基本队伍。此外还有许多职员是脑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是附属于体力劳动的。职员们过去是受的资产阶级的教育，有很多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他们看不见群众的力量，例如他们说‘不打不骂就管理不好’，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但是我们把事实给他们看，不用打骂也会很好，那么他们的观点也可以改变。”（13）
在这几次讲话中，刘少奇提出了两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不仅明确指出职员是工薪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指出工厂中的高级职员、大学教授、新闻记者都是雇佣劳动者，也应允许他们加入工会。也就是说，刘少奇对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已经由以往的仅只论述知识分子中的职员、教员，进到知识分子中更多的层面。二是在论述职员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同时，提出了这个阶层较接近于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受资产阶级影响，但是他们的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是可以改变的重要观点。他并且认为，虽然他们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或者具有资产阶级思想，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这个基本问题。这个思想是他三十年代关于“职员在思想上容易妥协动摇，应由生产工人领导”的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有必要指出，这个思想具有重要意义：1.在实际上明确了不能以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一点我们党后来又曾得到过深刻的教训）；2.承认在工人阶级中有受其他阶级思想影响的阶层的存在，而这又具有两重意义：既承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又指出他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
革命实践使刘少奇愈加重视知识分子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仅11天，他在全总召开的文教工作者座谈会上就如何把全国的文教工作者组织起来发表讲话时，针对当时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和模糊认识，明确论述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这篇讲话（14）是刘少奇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思想成熟的标志。
首先，他在阐明工人阶级定义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文教工作者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他说：“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工人阶级就是工钱劳动者，即自己没有生产工具，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取得工资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做为自己生活的全部来源者。”他接着说：“工钱劳动者有两种：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因此，被雇佣的职员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教员也是。”他还以中小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新闻记者、编辑、演员等等为例，认为他们都是工钱劳动者，也就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进而他得出结论：脑力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其次，在论述脑力劳动者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同时，指出工人阶级的中坚队伍、最进步的部分是产业工人，而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中的一个阶层。他说：“体力劳动者应当被看重，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基本队伍，其他脑力劳动者是属于这个阶级中的一个阶层。”这个观点是刘少奇天津讲话思想的继续，对认识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具有指导作用。即刘少奇将工人阶级划分为几个阶层，其中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中的基本队伍，而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成员之一。这种规范，符合客观实际，起到了充分调动广大脑力劳动者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的作用。
再次，他指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存在着差异和对抗。他认为，这种差异主要是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具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并由此造成了二者之间的对抗；造成这种差异和对抗的原因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消除这种差异和对抗的方法是知识分子改变旧的观念，成为新的知识分子。他说：“在思想认识上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之间有一种对抗。知识分子往往轻视体力劳动者，可是你看不起他，他就反抗你。”他批评说：“脑力劳动者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许多思想则不是工人阶级的思想，而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他还批评了一些知识分子看不起工人阶级的思想，明确指出：“脑力劳动者虽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其许多思想则不是工人阶级思想，而是资产阶级思想。他们不懂得世界是劳动创造的，而以为是知识创造的，不懂得知识与劳动的关系，不懂得体力劳动是基础，脑力劳动是为体力劳动服务的，知识是为劳动服务的。”为了消除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这种差异，他要求知识分子克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改变旧的观念，成为新的知识分子。
通过以上可以看出，1.刘少奇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逐步形成“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这一正确结论的。即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以人们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作为划分阶级标准的原则，没有简单地将知识分子统统划入某一个阶级，而是认为他们中的那些没有生产资料，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人，应该是属于工人阶级中的一个特殊的阶层。这种划分，不仅对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知识分子本身也是一种正确的定位。
2.刘少奇的这一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肯定知识分子中那些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人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同时，又指出了他们同工人阶级其他阶层的差异和对抗所在，认为他们是工人阶级中具有其他阶级思想的一个特殊的阶层。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同时还需要进行思想改造。
综上所述，这时，刘少奇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已基本成熟，形成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同产业工人的差异和对抗，以及如何消除这些差异和对抗等一系列内容。但是必须指出，刘少奇的这一思想，后来在新中国建设的实践中发生了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思想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是他越来越强调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同体力劳动者，尤其是同产业工人的差异，越来越强调由于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知识分子具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直至将他们看成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一员。
如，他在1953年7月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工农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另一个是劳动人民和一部分可以联合的剥削者及其代表的联盟，即在工农及其他劳动者联盟的基础上，再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结成联盟，此外，加入这个联盟的还有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宗教界人士等。”（15）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必须经过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的业余教育，大量培养新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从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同时，我们必须运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并且要向他们学习。但是，我们不应当让他们所带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无产阶级的队伍，相反，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转变为同劳动人民密切结合的新知识分子。”（16）1958年9月，刘少奇在一次内部讲话中讲到党的教育方针问题时，根据几个月前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有关情况提出：以前，党的教育方针没能全面贯彻落实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教育队伍的主要成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改造还没有进行彻底。因此，在很多问题上，他们的想法和办法和我们的不一致，与我们的方针相抵触。（17）此外，刘少奇在其他讲话中也谈到过有关内容。
上述刘少奇的讲话、报告几乎都是代表党和国家发表的施政纲领，即体现了他的思想，更代表着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方针政策。它们同刘少奇以往的思想相比，变化主要在不再强调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而是将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行列，认同党中央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估计。有必要指出，这个观点的发明权不属于刘少奇，我们党内较早持有这一观点的领导人是毛泽东，刘少奇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自觉地认同了这一观点。这种自觉地认同，有着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
1.基于我们党的领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树立起来的崇高威信。在革命的多次紧急关头，是毛泽东提出和坚持了一系列正确主张，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这种在历史上形成的领袖地位和思维定势，使刘少奇等老一代革命家自觉地趋同于毛泽东的思想和主张，这在当时，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是一种共同的趋向。
2.由于知识分子自身的因素，即刘少奇所讲的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中的产业工人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异——知识分子往往具有其他阶级的思想。对这个问题应从两个方面去考虑：（1）由于知识分子（这里主要指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往往带有其他阶级的思想，难免不同工人阶级中的产业工人和体力劳动者在思想上产生差异，与党的思想和政策发生矛盾，这也是知识分子要进行思想改造的原因之一。（2）由于知识分子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掌握和具有当代社会的先进思想，这又决定了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前驱性。这往往使他们提出一些非常尖锐，但又切中时弊的思想和问题，有时还超出当时社会认识水平，使人们难以理解和接受。
3.由于当时国际形势（波匈事件）和国内形势（大鸣大放、反右斗争等）的影响。波匈事件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进一步注意和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包括党同知识分子关系在内的一系列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由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是“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8）这样一个前提，加之当时整风、大鸣大放和反右斗争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加重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错误认识，也导致了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毛泽东的思想偏差对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刘少奇在这时由于已经自觉地认同了毛泽东的思想，自然同党中央是一致的。
回顾历史，刘少奇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思想一直处于同“左”的指导思想作斗争，在斗争中发展的状态，未能在党内占主导地位；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主张，他的这一光辉思想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能否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对于我们顺利进行革命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多次、多种形式的思想改造运动，甚至专门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正式宣布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只要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有关政策就发生动摇、改变，而由此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失更是令人痛心不已的。在这一问题上，给我们教训最深的就是，绝不能以思想状况作为划分阶级属性的标准，知识分子思想上具有或接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能等同于他们便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分子。应根据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而不是根据他们的思想或服务对象来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在历史上的教训是相当多的，是应该永远牢记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第374页。
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62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89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11）（13）《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19页，第138、第149页，第240、238页，第256页，第302页，第284页，第328页，第331页、第332页、第341页，第355页。
（12）《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00页。
（14）《刘少奇论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64－72页。
（15）（16）《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18页、第240页。
（17）刘少奇：在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27日。
（1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
《刘少奇百周年纪念——全国刘少奇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