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随笔:敬悼萧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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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先生仙逝已经半年了，在八宝山公墓向他的遗体告别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安详地静卧在无数花蓝与花圈的包围之中，永远闭上了那双睿智而顽皮的眼睛。但是我更熟悉挂在墙上的那张巨幅照片，照片里的萧乾先生笑容满面，生气勃勃，这样的神态我见过多次，今天他仿佛依然端坐在那里与我这名晚辈对谈。
认为萧乾先生的作品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五十年代末我还是个中文系的大学生，那时候是“左”风劲吹的年代，不少前辈作家已被戴上了右派份子的帽子，许多优秀作品都被打入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冷宫，我们被迫干着“土法炼钢”、“打麻雀”等与读书毫无关系的活计，在极度郁闷之中，我便想方设法地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书籍。在这样的情形下我看见了萧乾先生的长篇小说《梦之谷》。那里面引述了早就流传在北京的一首儿歌：“小白菜啊，心里黄啊，三岁两岁没有娘啊!……”我一看见这首歌词，立刻在心里哼唱起它的曲调，这首歌曲是童年时代即熟知的，一边哼唱，一边泪水也就夺眶而出了。好像因为有了这首儿歌，就对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从此也就开始关注写出了此书的这位作家。有人曾经明言，看小说是只看故事不看作者的，我则不然，我每逢看到一部好书，都会非常留意作者的名字，我开始痴迷文学时年龄很小，很多作家当然都是我的前辈，但在我的心里，我已与素不相识的他们结成“忘年交”了。
有幸面见萧乾先生本人，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一位文学界前辈的引荐之下，于1978年一个春日的下午，我敲开了北京天坛南里一座普通居民楼里的一个普通单元的大门。开门的是文洁若先生的三姐文常韦女士，她是萧家的管家，一位腿有残疾、衣着朴素、很有教养的知识女性。
第一次看见我所尊敬的萧乾先生，印象着实深刻难忘。他的外貌极有风格，正如他的作品。他有一张使我立即想起了弥勒佛瓷像的面庞，圆圆的，胖胖的，总是憨态可掬地微笑着，目光中流露出睿智、慈祥和顽皮。他的衣着更是特别，一件说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紫不紫棕不棕的外衣披在他的身上，仿佛日本的和服，皱皱巴巴，但一看便知这件衣服穿在身上是既宽松又舒服的，像他的第二层皮肤。他的书房里堆满了书籍报纸杂志，显得既凌乱又整齐，说它们凌乱是外观，说它们整齐是萧先生一伸手就可拿到他所需要的东西。书桌挨着墙面摆放，萧先生则坐在书桌前面的一张转椅上。有客来访时，他把椅子一转，正对着客人谈话；客人一走，他再把椅子一转，马上埋头继续他的写作。
第一次见面的强烈印象，使我不由自主地写了一篇《访萧乾》，此文很快就发表在《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文洁若先生看了之后很喜欢。以后的二十年里，我和萧乾先生文洁若先生伉俪多次见面，文洁若先生还常常对我说：“肖凤，你是最早写萧乾访问记的人。”
萧乾先生和文洁若先生是一对典型的学者夫妇，无论何时见到他们，都是各自扒在书桌上写作。简直可以用“工作狂人”这四个字来形容他们。“四人帮”垮台后的这二十年里，萧乾先生已经在中国大陆出版了二十八本著作，在香港出版了六本，在台湾出版了十本。在萧乾先生八十岁高龄之后，他还与夫人文洁若合作，翻译出版了爱尔兰作家杰姆斯·乔依斯的巨著《尤利西斯》。翻译这部现代主义的开山之作，是萧乾先生四十年代作《大公报》驻欧洲记者时，在乔依斯墓前默默地立下的誓言，半个世纪后，步入高龄的萧乾先生终于实现了这个诺言。
一次我陪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编导去萧家采访录像，编导兼主持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萧先生，今年您已八十多岁高龄，请问您准备什么时候搁笔?”萧先生立刻回答说：“我会写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我不会搁笔。”
他逝世的前两天，还写出了一篇八百字的短文。这篇短文在他辞世后两天，登在了北京的一张报纸上。这就是萧乾式的工作精神。
萧乾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文人，在他身上顽强地保留着书生本色。埋头书桌，伏案写作，是他的生活状态。他极少走出家门，除非是万不得已时，去趟医院。他不参加任何的应酬，把宝贵的时间都用在他认为最有意义的写作里。他曾经告诉我：八十年代后半期，一位大人物约见他，他也婉谢了。萧乾先生是一位很特别的老人。他在本世纪初“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长大，是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夫妇的学生。他学贯中西，有很深厚的个人修养和很深刻的民主思想。一次聊天时，他说他最喜欢伏尔泰的一句话，就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力。他还说：“四人帮”垮台后新时期开始，他终于有了写作和发表意见的权力，他说：“我绝不说假话。尽可能地说真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自己的作品里，对中国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一次聊天时，我对他说：“萧先生，您有很深刻的民主思想。”他立刻面容严肃地点了点头，一改平时我看惯了的弥勒佛神态。他这时大概认为我是真正地读懂了他的作品和为人。
萧乾先生是位坚强的老人。他住在友谊医院里割去了一个肾脏，可是他只轻描淡写地说：“动了一个小手术。”我去医院探望他时，他竟然半躺在床上写稿子。而文洁若先生也竟然端坐在桌子旁写稿子。他们两位就是如此地相伴着。这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事。
病愈出院后，萧乾先生继续写作。看看文洁若先生编的《萧乾著译书目》就可明白，本文前面列举的萧乾先生著作数目，大部分都是此次手术以后出版的。
可是他也曾有过脆弱的时候，在“十年浩劫”的恐怖环境里，他曾经自杀过一次。他没有造反派的亲戚，也没有红卫兵的朋友，他时时刻刻都被当作“牛鬼蛇神”而挨打受骂。他不想活了，可是比他更坚强的文洁若先生安慰了他，鼓励了他，他又坚强地活了下来。
萧乾先生非常爱自己的夫人文洁若女士，看看他写的《离歌唱给文洁若》等篇文章，即能体会出来。一次我又陪凤凰卫视中文台的编导去萧家拍片，这次的题目是向海外介绍中国大陆的夫妻作家。我们进门后，萧先生就对文先生说：“洁若，穿上你的漂亮衣裳!”
文先生很听话，立刻跑回她的卧室，换上了一件色彩鲜艳，并有流苏装饰的上衣，还擦了口红，显得很漂亮。
萧乾先生非常爱国，尤其更爱北京，因为北京是他的故乡。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时他正在香港，英国剑桥大学的何伦教授专程来港请他赴英任教，可是他坚决谢绝了剑桥，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返回北京，满腔热情地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当然不曾料到，八年之后就被错划成为“右派分子”，“十年浩劫”期间又遭受了更严重的迫害。直到1979年2月，才获得了彻底的平反昭雪。即使如此，当他在七十年代末赴美国衣阿华大学“国际作家写作计划”活动时，偶然遇见了一个在文革期间偷渡出境的红卫兵头头，他还劝说这个青年跟着自己回国，告诉他现在国内的情况已与从前大不一样了，他是担心这个没有一技之长的孩子流落在外国的街头。萧乾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到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新时期开始后又多次应邀出访。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美国、新加坡、新西兰、韩国、瑞典等地，都留下过他的脚印。他在国外受到了很高的礼遇，挪威国王奥拉夫五世曾在王宫接见他，并授予他国家勋章，表彰他翻译《培尔·金特》的成功及他对中挪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然而不管萧乾先生走到哪里，他都最热爱和留恋自己的故乡北京，他把北京当成自己的根，自己赖以生存和生长的根。萧乾先生是老北京，说一口京片子。只有像我这样的老北京人，才能听出他的北京话有多么纯熟和地道。一次聊天时，他忽发妙语，他说：“肖凤，在现在的北京城里，像咱们这样的世代老北京人，已经不多了，简直成了少数民族了!”这句话，真是至理名言。萧先生的妙语还有很多。比如，八十年代的一天，他对我说：“北京电视台的播音员××长得真漂亮，像个洋娃娃!可惜嗓子不是太好。”又对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较年长的女播音员评价说：“××的形象不佳，可是播得很好。”
他是新闻记者出身，对新闻可以说有一种本能的爱好和关注。一次傍晚聊天时，正谈得热烈，六点半钟到了，他立即打住，示意我“暂停”，然后把他的转椅一转，打开电视机，开始聚精会神地看新闻。等到新闻联播结束，他马上关机，再把转椅一转，面对着我，捡起刚才暂停了的文学话题，继续讨论。
萧先生对文学界和新闻界的晚辈，从来不端名人架子。他对任何一个造访他的人都非常客气而尊重。他在国内国外的知名度都极高，是著名的记者、作家、翻译家、学者，可是当他跟你面对面地聊天时，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是既亲切又实在的。他为人坦诚，他的人正如他的文，如果他把你当作朋友，不论你的年龄如何，他都会把自己的经历和所思所感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比如某位大名人怎样无缘无故地就批判他；某位负责人怎样用“阳谋”手段诱骗他“发言”“鸣放”，之后却又给他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戴上帽子后某位老友又用什么样的语言对他“无限上纲”进行批判，等等，他都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这个晚辈，还有他的另外几位年轻朋友。直让我听得张口结舌，对自己青年时代曾经崇拜过的“文坛”，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说要在晚年写一本书，像卢梭的《忏悔录》，把自己做过的好事和不好的事都写出来，警示后人。他最心仪的作家是冰心先生和巴金先生，他称冰心先生为“大姐”，而称巴金先生为“挚友、益友和畏友”。
对待善意的朋友，他披肝沥胆，无所不谈。
我深知萧先生和文先生的时间宝贵，所以绝不轻易地打扰他们。而每逢我去萧家拜访，萧先生都有新作问世，他老人家总是慷慨地赠我一本，并且潇洒地签上他的大名。除了他的大作签名本之外，我还珍藏着他老人家写给我的十九封信，我把这些信当成他的墨宝，准备附上注释，将来呈献给广大读者。八十年代中期，某权威科研机构拟编纂一部中国现代作家资料丛书，我很想承担《萧乾资料》一册，不料竟被另外一个什么人抢走，而换给了我一位三十年代作家的资料让我编。
而终于在九十年代，中国和平出版社的庞女士约我主编《萧乾名作欣赏》一书，我想为萧先生编本书，并让更广大的读者层面认识这位大作家的愿望，才得以实现。在该书的“序”里，我用不算短的篇幅，写出了我对文学前辈萧乾先生的评价，说出了一直想说的话。此书于1998年春天顺利出版。
1998年的五月六日下午，我带着这本仍然散发着墨香的《萧乾名作欣赏》一书，去拜望萧先生和文先生，此时萧先生已经住进了北京医院多时，文先生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萧先生比过去略瘦了些，但他老人家仍然用我非常熟悉的那个典型笑容面对着我。他的头脑依然像过去一样地聪明敏感，向我询问医院外面的人和事。说到开心处，他的笑容就变得无比灿烂。我深知高龄老人需要静养，不敢过多地打扰他，当我起身向他和文先生告辞时，他还不忘代问我的丈夫林非好。当天晚上文洁若先生和我通电话时，告知我萧先生和她二位正在从头至尾逐篇细看这本书，他们觉得很满意。我也觉得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似的，心里感到很宽慰。
因为我几天之后就要启程去美国看儿子，所以向萧先生和文先生辞行，说好待我返回北京后再去拜望他们。而萧先生那天也说，他的病情已渐好转，很想回家去住。我想下次见面时，一定是在我所熟悉的复兴门外二十一号楼了。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次相见竟是与萧乾先生的永别。
1999年的2月24日，北京八宝山公墓聚集了无数前来为萧乾先生送行的人，其中还夹杂着不少黄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都是这位中国老人的崇拜者。告别大厅的正面墙壁上悬挂着萧乾先生的巨幅照片，他在照片里笑容满面，那是他的典型表情，是一个饱经沧桑，洞察世事，爱国家爱人民的老年知识分子的豁达而幽默的心态的真实反映。他从本世纪初跋涉至本世纪末，他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笑容和他的作品，永在人间，也永在我的心里。
来源：中国广播网 作者：肖凤 责编：鸣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