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没有历史感的民族再有钱也没用

著名主持人崔永元自筹巨资拍摄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我的抗战》近日在全国85家电视台同步播出，其同名图书《我的抗战》5日也正式出版。崔永元出席了首发式。两位抗日老兵也协同家属来到现场，现场气氛异常热烈。长达几分钟热烈的掌声献给亲临现场的两位抗战老兵——直到今天，才有人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张晋和尤广才。

崔永元的眼眶红了，“他们这一辈子接受的掌声还不如我一天的多。”

老人颤抖的双手捧着话筒，太多想说的话默默化作一句，“今天真的很开心……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历史。”老人的话激起观众的掌声。小崔说：“不管是国军、还是共军，向所有抗日的中国军队致敬。”

崔永元透露，“口述历史”他会一直做下去，计划在3至5年的时间里建立一座口述历史博物馆，大家可以免费从这个数据库中检索到任何人的口述资料。

■首次将战俘、伪军作为历史叙述的主角

《我的抗战》是崔永元团队历时8年、耗资1.3亿元精心完成的一部口述抗战史记，同名图书《我的抗战》呈现了纪录片的原貌，展现了历史画面的原生态魅力，同时逾越了电视表现“不可为”的边界，还原了编导们当初不得不割舍的精彩内容，在电视初编的大量资料基础上，做了颇有历史深度的延伸。

全书由300位抗战老兵口述真实的抗战经历，由24个独立的抗战故事组成。很多电视艺术无法表达出来的细节，在文字中得以表达。这本书虽讲述战争的历史，但它更关注战争中对人性的管窥，关注战争中战胜者、战败者、无辜受害者，动荡年代的狂潮中小人物的命运，所有的人性在本书中均得以彰显。书中独家奉送的编导手记，包含了电视上无法言说、必须克制的编导个人体验——在死亡、牺牲、命运、正义面前，每个人都无法平静。

与其他抗战书籍不同的是，《我的抗战》首次将战俘、伪军作为历史叙述的主角；重新为中国空军、文艺抗战者、情报工作者、修路民夫、知识分子等找到了合理的历史位置；描述了抗战过程中的爱情、友情、亲情；呈现了正面战场的22次重大战役，以及敌后战场的几次辉煌战斗，包括松山之战、百团大战、平型关战役等。《我的抗战》没有大口号、大场面，只盼望让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我们，记住些什么；让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他们，留下些什么。

■多用“我的”，少用“我们的”

从“我的长征”到“我的抗战”，崔永元似乎非常喜欢“我的”这样一种表述方式，小崔解释道，“在我年轻的时候接受的都是大历史的叙述，‘全民抗战’四个字都给解决了。但是当我们做个人口述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历史都非常鲜活。”

这些鲜活的历史，小崔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选择”，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时代，都面临着选择。抗战的时候有多种多样的选择，我们采访了500多位士兵、军官和市民，干什么的都有，也许超乎你们的想象。你们肯定知道有打仗的，你们知道有当汉奸的吗？这没什么可惊讶的，我们老家那一带主要产这个。”崔永元笑道，“还有做生意的、读书做学问的，还有当妓女的，还有做嫖客的，真的和今天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觉得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每一天，就是两个字：选择。”

让小崔印象最深的是在节目中，有些八九十岁的老人，他在回忆战争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就回忆起他的初恋，“你看老人满头白发，讲起自己初恋恋人的时候，还是那样的忘情，那样的投入，让我特别感动。我想到了21世纪，到这个时代，我们尽量少用大叙述，关注每一个人的个人感受，要让每一个人有尊严。好像谁说过这个话（笑），因为我们总说国家要体面，我觉得国家怎么体面？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的，我不相信这个国家会体面。所以我建议多用‘我的’，少用‘我们的’”。

■真实版的《潜伏》比戏剧残酷得多

《我的抗战》总导演曾海若也来到了现场，如此年轻引起大家热议，崔永元告诉大家，整个片子的制作团队基本都是80后，“我有去看他们，经常听到他们在机房里惊呼，天啊，还有比这难听的，‘我靠’。他们非常震惊，会奔走相告，这些对他们来说是真实的历史教育。这本书里，每个编导都写了自己的感受。”

片子里有一集叫《永远的微笑》，讲三对恋人的故事。崔永元说，其中有一对很像余则成，很像《潜伏》，他的上级是曹二哥，我们的故事是解放后在上海又碰到了曹二哥。但是在编导手记里告诉大家了，曹二哥坐了20年的秦城监狱，和二嫂一起，出来的时候，一个人成了植物人，一个人不会说话了。

“他们当时为了这份工作做了绝育手术，所以他们没有任何后人，这就是这一代人的经历，就这样结束了。这和看电视剧完全不一样的。”崔永元说，“我也特别喜欢《潜伏》，不管怎么样，翠平还抱着儿子，余则成可能和她再次相遇组织家庭。但是现实生活没有那么戏剧化，没有那么完美，很多人奉献了就奉献了，很多人失去了就失去了，他们可能一辈子什么都得不到。”

说到这里，崔永元的眼眶红了，“包括坐在我们面前的两位抗战老人，我不知道判断得准确不准确，我觉得从他们浴血奋战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一辈子接受的掌声可能还不如我一天接受的掌声多，这就是现实。我们用任何发自内心的方式，向他们表达我们的敬意都不为过。”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历史感，再有钱也是土老帽

除了《我的抗战》，近两年来，崔永元一直致力于做“口述历史”，他还透露希望在三到五年内，能够做一个叫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的雏形，“那完全是数据系统，大家都可以去，身份证出示一下，我们就发给你一个证明，中国口述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谁谁，你就可以去到指定的地方去搜索。现在我们的抗战老兵采访了差不多有500个人，到时候抗战老兵就会有上千个人供你搜索，供你做研究，供你出书，而且这些使用全部都是无偿的。”

为什么对“口述历史”这么情有独钟，崔永元感叹道，2001年去日本回来后非常受刺激。“日本朋友给我看了一面墙，是中国56个民族的历史，每个民族大概都有三到四本书，有他的发展历史、服装服饰，所有的原件都在日本，连玩具都弄回去了，房子都拆了弄回去了。所有的书都是日本学者写的。我再看他们口述历史的影像，我就更震惊了。”于是他开始借钱、拉钱、募钱，“反正除了偷钱，所有的方式都用上了，”崔永元笑道。8年来他们投入了1.2亿进行抢救工作，目前已经累计差不多十万个小时。

■这些可爱的老人只是冰山一角

“大家可能会说以前我们在电视屏幕前很光鲜，但是做口述历史成为了幕后者，会很孤独。但是一点都没有，做起来就知道了，这里乐趣无穷。”崔永元说。

当天的发布会上，他一直保持低调，把面对公众的机会让给那些可爱的老人。“如果说《我的抗战》最打动人的地方，除了勇于面对真实，还有就是让老兵自己说话。”历史顾问李继锋说。在发布会的现场，小崔依然坚持“让老兵自己说话。”

张晋老人曾经是八路军抗大干部3团学员，尤广才老人是中国驻印军新一军第50师特务连连长。两位老人面对大家恭恭敬敬行了一个军礼，现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张晋老人今年已经89岁了，虽然耳聋眼花手发抖，但回忆起抗战岁月，依然清晰，“1938年6月份，我参加了八路军，卢沟桥的一声炮响，把我震醒了。我要抗战，我不当亡国奴。当兵以后，历经八年抗战，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能够活到现在，和90年代的朋友、80年代的朋友能够见到，我非常荣幸。国家民族的命运寄托在你们身上……”

尤广才老人昨天特意穿了一件新衣服，“现在这个场面我太高兴了，我能够表达我自己的思想深处，能够表达对国家的前途和国家的发展的关心。……我话很多，时间很短，我还写了一本《我的历史鉴证》，这本书这个月也要出版，总结我们中国现代近代史这段历史，我希望我们青年一代都要把我们的历史弄清楚。”

除了接受大家的掌声，一些关爱老兵的年轻志愿者还专门为老兵制作了纪念章。在书的最后一页写道，“如果你被这些可爱的老人感动，别忘了，这只是冰山一角。”（罗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