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大跃进

“大跃进”运动

1956年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对社会主义认识不足，加上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在1958年到1960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5年底和1960年初，毛泽东提出了在经济建设方面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实行“多、快、好、省”方针的要求。他多次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指责反冒进是一个方针性的错误，给群众破了冷水。毛泽东的一再批评，造成的不良后果是：经济上，直接助长了急于求成错误的发展；政治上，形成了只能反右，不能反“左”的恶劣习惯；组织上，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正常的民主生活。使党很难有效地防止因为毛泽东个人的认识错误而导致的党的决策错误。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提出了“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标志“大跃进”运动正是发动的是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制订了带有浓厚急于求成色彩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过高的计划指标，并过分地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

敢干。强调建设速度是最重要的问题，并认为我国正处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经济文化事业完全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从而掀起了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高速度、瞎指挥和浮夸风等错误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

在农业方面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5年、3年以至2年达到12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高指标带来高估产。1958年夏秋各地掀起虚报高产、大放高产“卫星”的浪潮。《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在虚夸的气氛之下，全国上下产生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忧虑。

在工业方面，“大跃进”主要是片面追求钢产量的高指标。由于错误的认为农业和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各级领导今后工作中心应转移到工业上来。会议确定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并正式确定了1070万吨的钢产量指标，由会议公报正式公布。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则比八大一次会议翻了一番以上。要想实现对外公布的钢产量目标，8月底，中央专门召开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开会。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大搞小高炉和土高炉，开展全民性的土法炼钢炼铁运动。会后不久，全国就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高潮。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1亿。小高炉和土高炉遍地开花。经过几个月的蛮干，加上相当程度的浮夸，到年底，宣布钢产量达到1108万吨。虽然完成了翻番的任务，但合格的钢仅800万吨，有些则完全是废品。土法炼铁，还浪费了大量煤炭、矿石和树木，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大炼

钢铁还冲击和挤占了农业和轻工业生产，直接导致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的紧张状况。

在开展大跃进的同时，1958年下半年还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原有的70多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成两万多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劳动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这一切就造成了平均主义和“共产风”的泛滥，严重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在纠正了人民公社化错误的同时，逐步调低了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压缩空气的问题。他强调：要破除迷信，但不要破除科学。要老老实实，不要浮夸作假。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降低了部分指标。毛泽东在全会期间还要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作风，不做违反实际的宣传。他指出无论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生产力发展为基础。

八届七中全会再次指出，制定计划要留有余地，经济建设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进。1959年7、8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在开始阶段，其主旨也是纠正“左”的错误。但由于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是在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所谓巨大成绩的前提下纠“左”的，对“大跃进”的根本错误始终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等要求进一步

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错误的信和发言，为毛泽东所不容。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尖锐激烈的批彭讲话，使会议方向发生逆转，由纠“左”变成了反右，8个月的初步纠“左”由此中断。

庐山会议后，在广泛开展“反右倾”斗争中，导致高指标、“共产风”等错误比1958年更严重，影响范围也更广泛，加上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局面。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要使中国快速实现现代化，在短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但却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据估算，“大跃进”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到1200亿元，因三年“大跃进” 、五年调整而贻误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计算。拉大了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

这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误。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是我们稿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们的基本国情出发，必选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急于求成，盲目冒进，同时也必须建立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

高晓林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