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叙事创作对俄国文学的意义

普希金叙事创作对俄国文学的意义 纪念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 2013年01月20日 22:30 来源：《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03期 作者：吴晓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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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晓都，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普希金不仅是公认的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同时也是俄罗斯叙事文学当之无愧的先圣和导师。普希金的叙事文学创作(叙事长诗、中短篇小说和诗体小说等)题材广泛,类型多样,风格独具,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为19世纪俄罗斯和后来的苏联文学留下了一系列经典的叙事范式,成为俄苏小说家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宝典。在纪念这位伟大文学家二百年诞辰之际,认真研究他的叙事诗学,对于丰富和繁荣叙事艺术,定会有所裨益。

普希金对俄罗斯叙事文学的最重要的意义首先在于,他是19世纪俄国叙事主题的开掘者。

俄罗斯国家的命运、有启蒙意识的贵族青年与俄国社会发展的关系、俄罗斯妇女问题、俄罗斯社会演变与传统道德的关系、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发展等重大主题均由普希金最先感悟并加以开掘。普希金对于自己祖国文学主题的奉献是多方面的。这里只扼要地谈谈他有关俄国社会变革和民族文化发展方向、道德探索、俄罗斯妇女解放等叙事主题。

在他的叙事创作中,叙事长诗《青铜骑士》、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以及未完成作品《罗斯拉夫列夫》更多或更直接地表达了诗人对俄罗斯命运的关注。他赞美彼得大帝的改革,批判腐朽的农奴制,嘲弄旧贵族的愚昧和保守,颂扬自由和民主精神,渴望俄罗斯的新生。普希金热爱纯朴的俄罗斯劳动大众,对他们在沙皇残酷统治下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所以,他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理解与一般贵族文人迥然不同。他在《上尉的女儿》里对农民起义首领普加乔夫的刻画,与帝俄史学家的笔触大相径庭。对贫苦农民革命领袖的善意的理解和公正的描写,无疑寄托了希望改革俄罗斯农奴制社会的正义愿望。从总的思想来看,诗人在呼唤社会的进步。但是,普希金毕竟属于封建统治阶层,习惯了优裕平和的生活,惧怕剧烈的社会变革。从主人公格里尼约夫那个可怕的梦幻中,读者又不难体会到普希金对农民革命深深的忧虑甚至是恐惧,从而才有了作者对叶卡捷琳娜女皇“慈爱宽宏”的描写,由此表达了诗人对所谓“明君”的幻想。普希金主张俄罗斯变革,但是只是改良,而非革命。这也是俄罗斯19世纪解放运动第一阶段贵族改良思潮的主要特征。纵观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渴望俄国社会制度改良而又惧怕民众革命的矛盾心态,贯穿于上个世纪俄罗斯众多贵族作家的作品中,格里尼约夫的那个恐怖梦幻通过世纪的文学长廊,又演化成拉斯柯尼科夫可怕的梦境。托尔斯泰在其小说中对受苦受难的“玛丝洛娃”们寄予了深切同情,对腐朽的沙俄社会进行了更加尖锐无情的抨击,但他的改革“良方”仍然是人类心灵的善化和道德的自我完善。这当然是那一个时代俄罗斯贵族思想和文学的历史局限。对此,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客观地评价普希金开掘的这一俄国文学主题。

作为一个有民族自豪感和革新意识的文学家,普希金既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清楚世界先进国家文化发展的态势。他不仅从民族文化的土壤里汲取丰富的养分,也积极地吸收外来先进的文化成果。普希金在自己的叙事创作中提出了俄罗斯文化发展走向的主题。诗人承认,在他所处的时代,俄罗斯文化还较为落后,因而更需要向发达的国家学习和借鉴。《叶甫盖尼·奥涅金》、《罗斯拉夫列夫》等作品都探索了俄罗斯民族文化问题。这些作品反映了西方文化尤其是法国和英国文化对俄罗斯精神世界的巨大冲击,诗人通过主人公的阅读取向热点来注解他们性格形成的时代根源。普希金特别通过《罗斯拉夫列夫》这篇小说表达了他不卑不亢的文化心态。他认为,俄罗斯青年虚心学习先进的外国文化,在民族文化的基石上特别是俄罗斯大众文化的土壤上博采各国文化之长,是提高民族文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普希金辞世以后,俄罗斯文化界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绵绵不绝地进行着“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这两大文化派别的激烈论战,两种文化思潮的持久战不时或明或暗地显现在俄罗斯的许多著名小说中,如19世纪屠格涅夫和20世纪安德列·别雷的代表作。两种思潮谁也无法说服对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学论文集》中指出了普希金天才的世界意义和全人类意义,认为普希金那宽宏的心胸能够包容其他民族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感叹:普希金要是能够活得更长久些,换言之,倘若对俄罗斯文化有巨大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文学上的“彼得大帝”普希金在世,这种旷日持久的民族文化大战或许可以避免。确实,在普希金和后来受他精神熏陶并真正理解他的文艺家如俄罗斯音乐界巨人柴科夫斯基那里,这种文化冲突确实是不存在的,这种看似势不两立的民族文化对立和碰撞的问题妥善地得到了解决。

近两个世纪以来,“道德问题”或“道德探索”一直是俄罗斯以及苏联小说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毫无疑问,普希金堪称这一叙事主题的开创人。他著名的叙事长诗《茨冈人》、《强盗兄弟》、特别是传世名篇《驿站长》,都严肃地探索了这一重大主题,充分表达了诗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以往我们对这些名著主题的理解,大都偏重作家对社会阶层压迫的抨击和批判,不可否认,这种解读的确能从文本中找到依据,也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但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开掘这些作品主题的丰富内涵。如果历史地、客观地来理解诗人的思想境界,我们是否可以更多地从“道德”的层面来理解这些作品的主题呢?《强盗兄弟》讲述了一个忧伤的故事,一个令人痛苦的悲剧,作品在鞭挞逼迫劳动者落草为寇的黑暗社会的同时,也多侧面地刻画了主人公的性格,揭示了他们由良成寇后复杂矛盾的心态,展现了生性善良的劳动者良心的剧烈痛楚和对新生的渴望。普希金的确同情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但是也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他们的愚昧和违心选择。这正是作品积极的道德力量之所在。当我们阅读苏联作家舒克申的《红莓》等作品时,不难感觉到普希金对俄苏作家在同类主题上的久远影响。深刻的道德探索更加突出地表现在《别尔金小说集》最优秀的代表作《驿站长》中。女主人公冬妮娅出身贫贱,心地善良,却也羡慕富贵的生活。她心态的改变反映了19世纪初俄罗斯社会风气变化的某些侧面。古老的传统道德在物欲横流的生活风气冲击下松动了它的基石。冬妮娅思想感情的转变可以看作是传统道德失落的一种典型象征。她虽然眷恋养育她多年的父亲,却也经不起都市贵族生活方式的诱惑,终于弃别相依为命的老父亲,跟贵族军官私奔而去。在作者普希金心目中,冬妮娅抛下的不仅仅是苦命的父亲,而且是人类最可珍爱的亲情。面对荣华富贵的诱惑,女主人公没能守住自己的精神防线,冬妮娅在普希金的心中成了传统美德落败的可悲象征。诗人对这种现象极为痛心。实际上,在普希金看来,贵族欺压下层小人物的现象固然可恶,应该抨击,但亲情的丧失和美德的湮没,却让人更感心痛。伟大的诗人似乎在用他的故事考问每一个读者:在圣洁的亲情和世俗的物欲之间,你会作出怎样的抉择?面对种种诱惑能否依然故我?由此可见,《驿站长》的道德批判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它具有更为普遍和深远的人道主义意义。普希金时代以降,无数的俄国作家秉承先辈的优良传统,从未间断对社会道德问题的孜孜探求,写出了许多传世精品,而今回首往世200年,《驿站长》被称为同类主题的开山之作,应是当之无愧的。

众所周知,普希金向俄罗斯文学宝库贡献了许多光彩熠熠、清新可人的女性形象。回顾千年俄罗斯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普希金是第一个正确认识和评价妇女社会价值的伟大作家。他的前辈,如卡拉姆津等,虽然在文学作品中反映了俄国妇女受压迫遭歧视的悲惨境遇,对她们寄予了一定的同情和关切,但总的说来,没有一个作家像普希金那样重视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问题,更谈不上积极地评价妇女的社会价值和作用。作为一个具有博大的民主意识的诗人,普希金认为,妇女应当拥有社会的一切权利。他在作品中高度评价妇女的思想境界及能力,颂扬她们的抗争精神。他让《罗斯拉夫列夫》的女主人公放声呐喊:“我不承认对我们所加的那种屈辱。”诗人要凭借文学的力量改变“妇女生下来仅仅为了在家绣花或在舞会上跳苏格兰舞”的古老世俗偏见。他认为,低估妇女的理解力或把她们排斥在“重要题目”之外,“普天之下都是不礼貌的”。他还意识到,俄国妇女的解放最终有赖于俄罗斯整个民族的解放。普希金笔下的女主人公不仅与男主角平起平坐,而且,她们的形象往往比男主角更具光彩。执着而勇敢的“上尉的女儿”玛丽娅最后变成青年军官的拯救者,傲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塔吉雅娜最终成为整个“俄罗斯妇女的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语),这些都艺术地表达出诗人对妇女优秀品格和才能的诗意的理解。

普希金从民族生活和社会的重大事件中发掘并独创出19世纪俄罗斯叙事文学的全新典型。从“奥涅金”中走出了莱蒙托夫的“毕巧林”、赫尔岑的“别里托夫”、屠格涅夫的“罗亭”,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从“波琳娜”(《罗斯拉夫列夫》的主人公)中走出了列夫·托尔斯泰的“皮埃尔·别祖霍夫”,从渴望理想婚姻却又苦守封建道德的“塔吉雅娜”身上变异出大胆追求个人幸福的“安娜·卡列尼娜”,从《黑桃皇后》的“盖尔曼”中走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众多灵魂出窍的复杂个性。普希金的未完成小普希金叙事创作对俄国文学的意义说《罗斯拉夫列夫》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托尔斯泰作品中的某些重要母题、人物原型甚至情节和情境,都可以说直接来自普希金的小说构想。熟悉普希金小说的读者不难从皮埃尔的思想和言行中发现波琳娜独具个性的身影。皮埃尔潜入法国侵略军占领的莫斯科伺机刺杀拿破仑的壮举以及远观和议论莫斯科大火的情境,就直接脱胎于普希金这部构想深远的未完成小说。在俄罗斯文学中,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和视角去观察体验战争,这个原创的版权当属于普希金。《安娜·卡列尼娜》与《叶夫盖尼·奥涅金》也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著名文艺学家艾亨鲍姆甚至认为,托尔斯泰的这部家庭伦理小说(原名《两种婚姻》)就是对普希金那部诗体小说的艺术回答。①托尔斯泰在1873年曾经发自内心地说,“许多东西我是从普希金那里学到的,他是我的父亲,应该向他学习”,这句肺腑之言令人信服地表达了一代文学巨匠与俄罗斯文学之父间文化基因沿袭承传的关系。

普希金作为卓越的诗人,他的叙事散文同样充溢着丰富饱满的诗情,确立了叙事散文的情感化和抒情化。在这方面普希金继承了卡拉姆津感伤主义的散文创作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无论是写景状物、营造故事发生的氛围,还是描绘人物的心理状态,普希金的话语总是饱含着动人情愫。他常常把看似平淡无奇的自然现象和司空见惯的生活情境赋予诗意,正如别林斯基概括的那样,他能为最“散文化”的对象增添诗意。别林斯基这里所说的“散文化”指的是“随意、缺乏情节联系从而也就枯燥无味的那种属性。普希金总是以诗情去领悟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苏联普希金研究专家A·斯洛宁斯基在《普希金的技巧》一书中指出,普希金叙事情节的进展通常是在叙述人的感知中进行的。②这就难怪他的叙事总是浸润着或浓或淡的情愫。驿站的感伤,传奇的忧郁,复仇的激荡,多余人的失落,农民英雄悲壮苍凉的情怀,弥漫在娓娓的叙述中。众所周知,普希金是从“诗歌王国”走向“散文天地”的,所以,他的叙事创作大都蕴含浓浓的情韵,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普希金叙事创作中的情感因素并不仅仅是为了抒发情感,它还具有叙事上的独到功用:有的是为了塑造人物性格,有的是为了推进故事情节,有的是两者兼有,例如《上尉的女儿》中着意描写普加乔夫的悲壮情怀就有这两种叙事功效。作者两次让读者去体味这位农民领袖的悲壮豪情,欢宴上的“纤夫之歌”和“苍鹰的寓言”既突出了普加乔夫坚毅无畏的性格,同时又向读者暗示出一个命定的慷慨就义的豪迈结局。在叙述过程中的抒情或散文话语的情感化使叙事本身平添了意趣和张力,更加鲜活生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普希金的情感总是一种正直而又高雅的情感,脱离了世俗生活的低级趣味。在普希金心中,不是任何“绝对”隐情都可以一味表露和咏唱。诚如别林斯基所言,在普希金笔下,一切感情因为都是高雅的感情,所以就更加美,在他的任何感情中总有一种特别高贵、亲切、温柔、芬香与和谐的东西。别林斯基的这一概括对于今天的叙事创作仍有值得汲取的意义。

普希金作为一个具有深邃历史意识和丰富灵魂的文学家,他的创作视角既面向广阔的社会和时代,又面对复杂的个人隐秘心境,因此他的叙事作品也就同时蕴含着史诗意识和内视角的诗学倾向。读者在《上尉的女儿》、《青铜骑士》、《罗斯拉夫列夫》、《彼得大帝史》等作品中不难领略到这位俄国伟大文豪的史诗情结,也能在《驿站长》、《黑桃皇后》、《射击》等叙事佳作里洞悉19世纪初叶俄罗斯社会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

普希金在《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或19991612年中的俄罗斯人》这篇文学评论中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长篇小说这个词被我们理解为在虚构的叙述中发挥的历史时代”。他生前曾经有一个创作历史小说的计划。他的叙事长诗《青铜骑士》、《马捷帕》,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都具有深刻的历史主义。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的历史观更是迥异于一般的贵族文人之作。这部小说集传奇故事、家庭纪事和历史事件于一体,但决不是一个各种文体大拼盘,它的艺术逻辑的重音落在史诗构想上。在小说里,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只不过是提供描绘历史事件、表达作者历史观念的故事框架,普加乔夫农民大起义才是这篇小说叙事的中心内涵。普希金叙事作品的史诗化特征来自他始终一贯的历史意识。史诗意识不可简单化地理解为只描写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更重要的是要透过某些历史事件和现象揭示那个历史时代的特征与本质。普希金叙事作品的史诗化特征通常表现为:只用一两个典型具体的历史情境或象征物就烘托出作品的历史氛围,从而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例如《青铜骑士》以当时的新闻报道为依据,展示和渲染彼得堡洪水滔滔的可怖景象。彼得大帝的青铜塑像更是具有史诗性质的历史符号,它喻指着沙皇专制社会的冷酷无情和令小人物难以抗拒的威力。而以彼得堡为象征的近代俄罗斯正是在这种冷酷和威力的驱使下由俄国民众的苦难堆积而成,诗人仅仅以水灾场景与青铜塑像这两种意象,就凝聚出沉重而久远的历史氛围,展现了一幅凝重冷峻的史诗画卷。普希金叙事作品的史诗化就是这样简约而准确。

普希金不仅关注像彼得大帝改革、普加乔夫暴动和十二月党人起义这样的重要历史事件,描绘广阔的民族历史进程,同样也透视俄罗斯人内心丰富而复杂的秘密,刻画他们隐秘的内在寰宇。诗人的心理描写特色独具,自成一家,从外部形态来看,他的心灵探索不似后来的心理描写大师那样丰厚而细腻,但同样具有独特而高超的艺术水准,值得细致品味。普希金对人物的心理观照与展现极为简练,通常是引导性的。他往往通过人物的言行、环境特征的描摹和暗示,启发读者去揣摩主人公的心理状态,猜测他们的心路历程,想象隐藏于“冰山”下面的那些光怪陆离五彩缤纷的另类宇宙。笔者将这种心理描写概括为“启发式”或“引入式”心理探寻,就好比作者给读者稍稍打开主人公的内心之门,请他们自己亲自去探究。诚如苏联文艺学家什克洛夫斯基所言:让我们去推测作品里主人公们心理上的秘密。③于是,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就跟着塔吉雅娜进入留下奥涅金心理轨迹的书房,在西尔兀弹痕累累的墙壁上,在格尔曼疯狂的梦境中探测主人公们内心海洋的沟壑暗礁。而且,对主人公内在宇宙的这种探寻仿佛架设了一座潜在的暗通的心桥,它可以让读者从一个主人公的心灵走入另一个主人公的心灵。由此可见,这样的心理描写还具有一箭双雕的互涉性。例如,读者正是从丽莎薇塔(《黑桃皇后》

的女主人公)回味格尔曼来信时的内心感受中洞见后者这个疯狂人物的精神世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普希金的这种心理描写往往又具有引人入胜的悬念性质,从而使他的叙事作品读起来心弦紧扣、妙趣横生。

在世界文学宝库中,俄罗斯文学素以奉献经典史诗著称, 19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和20世纪的《静静的顿河》令众多的读者顶礼膜拜。俄罗斯文学同样还以独创“心灵辩证法”和“复调小说”而称雄世界文坛。洞悉、揭示人物深层而繁复的内在世界,是俄国许多经典叙事大师的艺术擅长。而在俄罗斯这两种诗学长河遥远的源头,都可以发现普希金这位艺术大师巨大的身影,他早在被誉为“俄罗斯社会百科全书”的诗体小说普希金叙事创作对俄国文学的意义《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就宣称:谁生活过,思想过,谁就不能不在灵魂深处傲视人寰。

普希金在语言形式方面崇尚的最高诗学原则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简明。用他本人的话语来说:“精确和简练,这是散文的第一个优点”。俄语中的“散文”(пpoза)通常多指叙事创作。其实,这不仅仅是普希金提倡的散文创作法则,更是他本人叙事创作最稳定的修辞特点。鲜明,准确,简洁和修辞结构的极度纯朴,有意识地弃绝任何种类的修辞装饰,描写手段的简约和经济而又不失表现力,乃是普希金叙事创作最基本的话语表征。因为,按照他的理解,散文应该是现实生活和思想的表现。④而这个特征是他从自己所钟爱的民间文学中学来的。因为,俄罗斯普通民众的生活和语言格外纯朴。不难发现普希金的诗学观念与他的社会意识具有内在的一致关系。在遣词造句上他惜墨如金,在故事结构上也尽可能洗练文词。他善于在简洁中展示复杂,往往是只用三言两语,人物的音容笑貌、性格特征、故事的来龙去脉就跃然纸上,活现眼前。他对于形容词似乎格外吝啬,仿佛稍微多余一点修饰和形容都会损害意义的表达。普希金认为,除了“思想加思想”,再漂亮的词句也没有任何用处。托尔斯泰在一则日记中就称“普希金的中篇小说简直是赤裸裸的”。散文不似诗歌,天然地缺乏内在的修辞约束,因而,这种文体更加需要创作者自觉地精简言辞。普希金身体力行,他本人的行文完全称得上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的许多后继者都十分推崇这种朴实而清纯的文风,果戈理称赞普希金笔下的现实甚至比现实本身更加纯朴;而屠格涅夫则奉劝“巴扎洛夫”们少说些漂亮词句。

普希金虽然是远离我们的外国古典文学家,但是,俄罗斯文豪的创作法则对于今世渴求叙事要领的文学新人仍是弥足珍贵的诗学箴言,而对于时下仅以“水份”换稿酬的不良文风则是无声而有力的批判。

1999年2月，北京

参考文献：

①Б·艾亨鲍姆《论散文·论诗歌》,艺术文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 1986年,第90页。

②A·斯洛宁斯基《普希金的技巧》,莫斯科,国立艺术文学出版社, 1959年,第501页。

③转引自《普希金评论集》,冯春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686页。

④H·别特卢尼纳《普希金的散文》,科学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 1987年,第322页。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