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新革命及其启示_金太军

　2000年5月

总第121期　第3期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INNERMONGOLIASOCIALSCIENCESMay,2000Vol.121　№.3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新革命”及其启示金太军

〔摘要〕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取代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统治地位,是西方政治学领域中的一场

“新革命”。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在对行为主义政治学进行批评、修正和补充的过程中,主张价值与事

实的统一,主张政治学科“政治化”,重新肯定传统方法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积极倡导对公共政

策的研究。这场新革命适应了西方社会政治现实的需要,代表了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对我国

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也有其借鉴意义。

政治学;后行为主义〔关键词〕行为主义;

〔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0)03-0024-06

　　作为战后西方主流政治学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发展嬗变。这一嬗变过程就是所谓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新革命”———后行为主义革命,其兴起标志是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戴维·伊斯顿在1969年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所作的就职演说。在这篇著名演说中,伊斯顿对美国行为主义的研究现状作了前所未有的尖锐批评,他指出:“目前美国的政治学中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让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取代了,而新的革命正在发生。我把这个新的挑战称之为后行为主义革命。”伊斯顿的批评,在美国政治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并迅速得到了罗伯特、达尔、乔治·格雷瓦姆、乔治·卡略里等许多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的积极支持,从而在美国、进而在整个西方形成了不断发展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Post-behavioralPoliticalScience)。后行为主义的产生开创了当今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新理论格局,对当今西方政治学其它各主要流派,特别是政策科学(PolicySciences)和回归国家学派(TheNewState-CentricScholars)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

　　在严格意义上说,后行为主义尚不足以成为一种发展充分的独立的政治学理论。因为,它　　〔收稿日期〕1999-12-15

　　〔作者简介〕金太军,男,南京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行政管理学特聘教授。[1]

并不像传统学派那样要根本否定行为主义,而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种,是在行为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它的产生毕竟标志着当代西方政治学特别是美国的政治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后行为主义时期。无论在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上和方法上,后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义都作了比较系统的批评、修正和补充,由此形成了以下“后行为主义信条”。

第一,批评了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主张价值与事实的统一。

当代西方政治学家通常以“事实———价值”关系为基础把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分为两类:传统的(规范)方法和现代的(经验)方法,而传统的方法倾向于“价值”方面,现代的方法则注重于“事实”方面。行为主义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应把价值和事实严格区别开来。在他们看来,只有绝对排除研究主体的价值观念对政治研究的干扰,才能使政治学成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政治学完全可以也应该成为一门“精密”的可以测量的科学;后行为主义则认为,完全与价值无涉的政治研究是不存在的,政治科学本身理应包括价值判断。政治学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决定着他们对研究课题的选择、材料的搜集和解释等。美国著名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顺应了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的历史潮流之后承认:“任何人在判断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动作价值标准”[2],深刻的政治学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评价,评价就不仅涉及论述中经验的合理性,也涉及论述中政治现象、政治活动、政治制度和政治发展的道德性质。关于价值观的研究和价值的建设性发展,是政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政治学者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在评价问题上完全持“中立”态度,所以,行为主义所恪守的“价值中立”是毫无意义的。

第二,批评了行为主义的“纯科学”倾向,主张政治学科的“政治化”。

奉行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其逻辑指向必然是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因而它就有一种脱离政治的“非政治化”倾向。对此,后行为主义主张政治学研究应当与“当前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相联系”,这就是后行为主义者著名的“关联原则”。政治学研究不仅应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逻辑基础,还应对一些长期问题进行基础性研究,发现政治生活的规律,而且,这种研究本身还应针对各种迫切的社会问题,如种族歧视、贫困、饥饿、核战争和环境污染等。与行为主义的格言“宁可错误,也不可含糊不清”相对立,后行为主义者的格言则是“宁可含糊不清,也不可于世无补”。他们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成果应该付诸于政治学者的行动之中,因为政治学研究人员不仅是知识的创造者,而且也应该是问题的解决者,他们应具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勇于承担指导社会进行政治结构改革的义务,应该运用自己的政治知识和技能为现存社会问题、特别是关键性的社会政治问题提供解决的方案和途径,而不能成为只对社会作小修小补的技术师或修理工。这一主张扩大了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使许多新的实际政治内容进入了研究领域,如种族政治、妇女政治、学生政治、核武器政治等。同时政治学研究组织和政治学家同政府关系也更为密切。

第三,批评了行为主义对政治学传统研究方面的贬低,主张恢复其应有的地位。

行为学派的政治学家申明抛弃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政治哲学方面,而采取经验—科学的方法,以对政治现象作系统、精确、客观的描述。后行为主义者却认为行为主义这种实证研究法是狭隘的,因此,“即使是最简单的政治活动,也要用复合的方法去研究”[3]。行为主义的经验分析应同政治哲学的规范政治理论相结合,这将有助于行为主义摆脱自身困境。关于这点达尔文认为,“不了解经验取向的分析提供的事实,政治哲学容易变得不切题,甚至愚[1]

蠢,不关心政治哲学家提出的若干基本问题,经验分析就会有退化到钻牛角尖的危险”中,因此,政治哲学的研究和行为主义的经验(科学)研究“能够相互取长补短”[2],政治哲学的研究可以为经验研究提供前提和标准,政治学者应该关心社会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规范,应该研究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性质和目的,个人权利和义务的范围和基础、自由平等正义的意义这类规范性课题。后行为主义的这一观点反映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一个趋势,即行为主义学派和传统学派在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上,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后行为主义对传统的政治规范理论和方法的重视,成为风靡当今西方政治学领域的回归国家学派兴起的开端。

第四,批评了行为主义对定量分析方法的过分热衷,主张加强公共政策研究。

行为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对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的过分重视,使它在一定意义上成了“方法学”。后行为学派对此深为不满,他们认为政治的实际内容理所当然地应置于形式和方法之上。当然,他们并不反对行为主义所采用的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本身,事实上,许多后行为主义者都精通统计学和计算机分析。但是,他们强调,即使是高级、严密的研究方法,也决不能“喧宾夺主”地优先于政治的内容,因为“方法只能是工具,决不能以它们本身为目的,我们的目的毕竟不是卖弄自己手中的方程式公式,而是要发展实在的政治理论”。计算机、模拟法、控制论、系统论、博奕论、统计学、心理学等科学方法和手段应当被用于对实际政治内容,特别是要对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后行为主义这一“目的”与“方法”并重的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赞同,促进了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纯科学”向“应用科学”,即由政治科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而政策科学也就成了后行为主义批评、修正行为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

　　考察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由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演变,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和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中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应该说,行为主义作为一种具有科学主义色彩的政治学流派,曾适应了维持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实现国家管理的精确化与高效化的需要。然而,行为主义奉行“价值中立”的纯学术研究态度,把政治研究引上了脱离实际政治的轨道,因而它不能为解决西方社会50、60年代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提供可行的方案,这就注定了它的衰退。而后行为主义的蓬勃兴起,其主要原因正是在于它对实际政治活动的积极研究和参与,在于它参与为当权者出谋划策,使政治研究能够有效地为现存的政治体制的运行服务。由此可见,主导西方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3]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的政治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对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

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是对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

第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应对各种研究方法作有机整合。

政治研究的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行为主义热潮的冷却,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使西方政治学方法论体系更趋严密、完整。

在我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尚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注意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避免探索过程中的弯路,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既不能囿于“学究式”的、“高层次”的研究,局限于抽象笼统的哲学式分析方法,也不能片面强调“科学

方法”的运用而忽视了对政治现象的定性分析,不能过分追求政治学科的“科学性”而忽视了政治学经验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础探讨。

由于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还基本停留在类似于政治哲学的思辨水平,基本遵循着经典解释、规范性和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以及历史探讨的方法,因此亟需在支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研究和政治分析的基本方法(经济方法、阶级方法和历史方法)的基础上,加强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方法及技术的研究与引进,把定量分析方法及技术放在突出的位置,借鉴并应用当代科学方法论和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所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奠定经验研究方法论基础,及时捕捉政治生活的细微变化和发展,准确、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进而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加以认识,这是繁荣我国政治学科的当务之急。要重视调查研究,应用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的方法及技术,形成可供检验的经验理论,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在这方面,我国一些政治学者已经作了有益的探索,他们深入社会政治生活,采取典型调查法、个案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新制度主义研究法、结构功能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历史研究法等各种方法,剖析我国政治的实际运作机制和运行过程,探索政治发展的有效途径,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系统批判了行为主义政治学对待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消极态度,重新把国家政治制度作为政治分析的中心之一。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其一,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解释,恐怕难以有足够的说服力。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支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积极努力创造条件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其二,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4]。虽然作为根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支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

督功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

其三,研究政治制度问题要坚持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相结合。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把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倡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政治运行机制

[参　考　文　献]

[1]DavidEasten.TheNewRevolutioninPoliticalScienc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1969:pp1051_1061.

[2]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81—189.

[3]贝蒂·H·齐斯克.政治学方法举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0—511.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333.

(责任编辑　哈布尔)

关于实践问题研究中的规律的辩证思考

欧阳英在《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撰文认为,中国传统实践观与西方近代实践观之间,无论在考察问题的角度,还是在认识问题的深度和理解问题的背景上,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但也有相互关联的一面:首先,它们都在知和行的关系中考察行;其次,它们都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到行的重要性的过程。在对中西方实践观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实践问题研究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也得以显现:第一,在知行关系问题上达到认识的统一并非易事;第二,关于实践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应该是什么”到“是什么”的发展过程;第三,关于知行关系的探讨是一个认识不断反馈的过程;第四,关于知行关系的认识是一个逐渐逼近真理的过程;第五,实践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是关于实践问题研究中的本质性问题。因此,考察实践观的发展规律,对于深入研究关于实践的学说,建立现代实践观,必将是大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