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经济学
去年12月，我还在挑灯夜战制作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报道，沉浸在1978级大学生的辉煌记忆里。向前再推一年，中国媒体更是对恢复高考30年的变化集体惊叹。如今，那些文章的墨迹还没有干，那届大学生仍然在历史的舞台上叱咤风云，和他们一样身份的30年后的大学生们却已经虎落平川，其就业难的报道在媒体上铺天盖地。 问题不仅仅在大学生。今年春节刚过，数千万的农民工开始了一年一度的迁徙，然而今年他们所面对的是冰冷的现实――工作岗位大幅消减。于是，他们有的在城市里进行最后的坚守，另一些则不得不回到家乡操持生计；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个珍贵阶层――中产阶层的命运，更是颤颤巍巍。没有制度保障的他们只有一套体面的西装和装着专业知识的头脑，连挥起锄头刨食的土地和力气也没有。 对于这场就业危机的原因，有人以经济领域的危机――金融危机的理由加以解释。的确，金融危机在此次就业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些方面起到了直接作用。但是我们如果深入思考：假如没有这次金融风暴，“大跃进”式的高校扩招就不会危及大学生们就业？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不会对密集型劳动者农民工带来影响？缺乏制度保障的中产就真的会风光体面地承担起社会缓冲剂的作用？ 这场危机的背后，是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金融危机只是把这些昔日隐藏的问题变得一览无余。危机之下，除了体制内的国家工作人员，每个阶层的人都将面临着高昂的就业成本。而正是由于这些阶层付出的价值过大，他们对市场的回报――“价格”的追求才更加强烈。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讲，这次就业危机又是一件好事――在人才体系中，市场的作用会得到重视。 人们对市场的呼唤，呼唤的其实是制度。一个共识和常识是：只有有效、合理的制度，才能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而这需要政府的强有力的手――对人才制度进行完善。 其实，在中国政府出台的系列性金融危机应对措施中，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要解决就业问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更是代表们讨论的最大热点之一。 一般来说，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口结构以及每年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二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有专家曾经根据各国人口构成的情况，以经济增长能保证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为依据，界定过各国经济衰退的临界点：中国8%，印度6%，其他发展中国家3%―5%。 于是，在国内，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普遍的共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要保持在8%以上，否则失业问题就会恶化。有一种说法，经济增长每下降1%，就将增加约千万失业人群。因此，保增长就成为应对失业问题的最重要的措施。 但是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并非仅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也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模式。有时后者的影响甚至更为重要。因此，8%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关系。有数据显示，在不同产业部门增加边际投入1万元，能形成的就业机会是不一样的：商饮业可以带动就业0.247人，而包括金属制造、电力、机械制造、化工等在内的重化工业都在0.05人以下。加强对创业和中小企业的资金、政策扶持则意味着创造很多就业机会。 因此，如何将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的措施真正落实到扩大就业上来，是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一个的政策很好，但是如何保证这些政策能够及时有效地参与到市场中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一个以市场法则为依归的经济体制中，经济运作最好的手段是如何通过市场法则来让每一个人能够自由选择。在自由选择的条件下，人们不仅能够以自己的约束条件来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而且能够对自己所选择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是一个经济能够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 其实，“有业不就”表面上看是由于择业者的“挑剔”，背后也是保障不完善、机会不均等、待遇不公平的就业制度漏洞所造成的。就像全国人大代表孙淑君为大学生就业难开药方时所提到：政府应从成立大学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制定政策，适当放宽高校毕业生落户、档案保管和派遣等方面就业服务的限制等制度建设方面消除造成大学生“有业不就”的后顾之忧。 因此，政府更应注重如何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能力，如何为个人发展提供可选择的空间，激励人们努力改变自己不适应现行市场的能力。这就呼唤我们三十年来所进行的轰轰烈烈的事业――改革，能够坚定不移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