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教育制度史

第五章 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演变

【内容提要】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进入了近代社会，中国教育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教育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演变。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以龚自珍、魏源等启蒙思想为先声，以洋务教育为标志，中国近代教育开始起步并出现了以教会学校和洋务学堂为代表的新式学堂。虽然后来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这些新式学堂表现出来了不同特点，但毕竟使中国教育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除了举办洋务学堂以外，洋务派还开了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19世纪70年代留学教育开始起步，以后成为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与此同时，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批评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要求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呼声越来越高，清政府终于在1902年和1904年颁布和实施了中国最早的学校教育制度——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这个学制对旧中国教育制度影响甚大，不仅比旧的教育制度前进一大步，而且为壬子癸丑学制等中国新型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学习指导】

1、理解中国近代教育起步的背景。

2、掌握各历史时期主要的新式学堂的特点。

3、理解教会教育的本质，掌握教会教育的几个联合组织。

4、掌握几次留学教育运动的背景和特点，理解留学教育成为教育的重要形式的原因。

5、重点掌握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并能够比较。

第一节 近代教育的起步与新式学堂的出现

1840年的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的社会性质由封建社会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中国的教育也由封建专制主义教育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演变，中国教育开始了近代化进程。

一、近代教育的起步

1840年前后，中国教育的主体还是传统的封建教育，但这个时期也出现了三种新教育，中国近代教育的起步是在这几种教育的相互影响下开始的。

一是地主阶级内部提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鸦片战争前后，清朝已成为一个衰老的封建帝国，教育仍沿用旧制，日益空疏、腐败，各种矛盾加深。主要表现在：

1、科举制度腐败。清末科举流弊百出。“四书”中可以出的题目大多出尽，于是便硬编出很多偏题、怪题，甚至把经书上毫无相关的词拼在一起命题作文，考试严格规定文章必以八股为体裁，书写字体必用小楷。士子即使是刻苦读经，考上了进士，亦多无真才实学；

2、官学名存实亡，私学教育空疏腐化。清末在教育制度上，中央设国子监，国家设立了官学，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书院，此外还有义学、社学、私塾。但这些学校，大多徒具其名。遍布全国各地的各种形式的私塾，虽是士子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地方，但教育内容仍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士子苦读多年，同样无真才实学；

3、实行思想钳制，大兴文字狱。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清朝政府极端顽固守旧，闭关自守，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进行思想钳制，不允许有任何新思想产生。在学术上，极力推崇义理学，考据学、辞章学，把这些定为学术正统，其他黜为异端。清末的教育制度、文化教育思想、教育内容等都表现了非常空疏腐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阻碍，这种教育满足不了时代的需求，抵御不了外国的侵略，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代表人物是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

二是外国人开始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并开始在中国建立新式学堂。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科学文化便随着传教士的脚步，悄然渗入中国大陆，当时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等人，开始传播自然科学和技术，逐渐地把西方数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等科学介绍到中国。这时西方文化的渗入并不具侵略的性质，并不危及天朝帝国的尊严，也没有替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危险，故自皇帝至一般士大夫皆能接受。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在掠夺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特权的同时，利用

不平等条约， 夺取在华办教育的特权。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文化教育侵略的条文，但是英国夺得了五口通商、协定关锐、领事裁判权以及最惠国待遇等。这就开始了剥夺中国的主权，为文化教育的侵略打开了大门。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明确地获得了建教堂、传教、办医院、办学校的权力，并且还要受清政府的保护。

另外，各派教会还利用出版机构，扩大影响。如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在上海成立墨海书馆，出版《数学启蒙》，介绍算术、代数知识。1855年刊行《博物新编》，介绍西洋气象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动物学知识。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创办美华书馆，编译了早期的教科书如《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八线备旨》、《代形合参》。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杂志，在教育上影响较大的有《教会新报》（后改名为《万国公报》）、《中外新闻》、《上海新闻》等。

三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教育对封建教育进行了改革。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以洪秀全为领导的农民阶级反清反封建的斗争，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质，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高潮，曾波及大半个中国，持续15年之久。太平天国革命在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斗争的同时，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对封建主义教育展开了斗争，实行了一系列的文教改革。主要表现在：在文化教育政策上对封建主义教育进行了冲击与批判。如宣布皇帝、孔子都属于“邪神”，捣毁过孔子牌位；在教育内容上宣布孔、孟的书都是“妖书”，要“一概毁化”，同时编了自己的官书，主要有《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命诏旨书》、《三字经》、《幼学诗》、《御制干字诏》等；改革考试制度，废除了封建门第出身；妇女同样可以参加考试；进行文风与文字改革等。

总之，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国门被强迫打开后变化的形势，传统教育已难发挥维护中国社会生存发展的作用，开始了艰难的改革历程，逐渐由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封闭型教育向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开放型教育转变。虽然在这个时期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尚未实际启动，但近代教育发生的条件已初步形成，揭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序幕。

二、创办新式学堂

（一）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中国新式学堂的萌芽始自教会学校。早在1818年，英国传教士玛利逊，曾在马六甲开设一所英华学校。1839年11月，美国基督教徒布朗，在澳门创办了一所小学叫玛利逊学堂。1842年，该校由澳门迁至香港，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最早的学校。后来，教会学校的数量逐渐增多，并给中国的教育输进了一点新的

因素。中国正式创办新式学堂始自洋务教育。自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在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进一步侵略和中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冲击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逐渐形成了两派——顽固派和洋务派。顽固派是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昏愦、僵化的大贵族官僚结成的政治集团，他们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仇视一切新事物的输入。洋务派是清朝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向买办转化的军阀官僚集团。代表人物有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他们主张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一些枝节性的改革，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以便提高攘外安内的能力，适应发生巨变的新形势，拯救其垂危的统治。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举办了一系列“自强”、“求富”的洋务事业，史称“洋务运动”。

洋务教育是洋务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仍以传统的封建教育为主体，但在传统教育中萌发了近代新教育的因素。洋务派举办的新式学堂以培养洋务人才为中心，当时，清政府由于外交事务的增加，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急需办理对外事务人员和翻译人员。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开设了京师同文馆，培养外国语人才。京师同文馆是第一所洋务学堂，也是中国新式学堂的开端。以后，洋务学堂不断开设。

在洋务运动中设立的洋务学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方言学堂，也就是外国语学堂。第二类是军事学堂，第三类是技术学堂。后两类亦可合称军事技术学堂。

外国语性质的学堂主要有：在北京开设的京师同文馆(1866年后转为综合性学校)，1863年上海设广方言馆，1864年设立的广州同文馆，1887年新疆俄文馆，1888年台湾西学馆，1893年开设的湖北自强学堂等。这种学校主要培养翻译人员。

军事学校主要有：1866年福州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训练水师人才，1874年设立的上海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1881年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开设天津武备学堂，1887年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1890年南京设江南水师学堂，1896年湖北设立武备学堂等。这种学校主要培养能使用洋枪、洋炮的士兵和军官。

技术学堂有：1865年上海江南制造局成立附设机械学堂，1866年福建船政学堂，训练制造及驾驶轮船人才，1881年天津设立电报学堂，1882年，上海设电报学堂，1892年，湖北省矿务局附设采矿工程学堂，1893年创办天津西医学堂等。办这些学堂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会使用和维修洋机器的人员和一些通讯人员等。

在上述学堂中，京师同文馆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

京师同文馆创立之初，是专修外国语的学校，学生都是从满族亲贵中选取的15岁以下的少年。初创时只有英文馆，学生10人。后来陆续增加了法文馆、俄文

馆、天文、算学馆、德文馆、东文馆。1900 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停办。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自1866年增设天文、算学馆开始，同文馆变为综合性学校。

京师同文馆的课程经历了不断丰富和逐渐规范化的发展过程。成立初，课程只有外文和汉文。后来，陆续开设了一些“西艺”课程，当然外文始终居于首位，如算学馆设外语、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此外，汉文经学要贯穿始终。

在学校管理上，管理大权逐步落入外国人手中，受外国列强控制。如学校经费多由海关拨款，而海关则由海关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掌管，同文馆从学校经费到聘请校长、教员都由赫德一手包办。1889年，清朝政府任命美国传教士、万国公法教员丁韪良任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直到1894年。以后，继任总教习的仍为洋教习。

从办学成效而言，京师同文馆不能列入洋务学堂的前列，也没表现出比其他学堂更鲜明的特点。从性质上看，他既有封建性，又有殖民地性，是清朝政府和外国资本主义在教育上相互结合的产物。但它毕竟是一种新的办学形式，在课程、教学组织形式、学校管理等方面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京师同文馆和它以后出现的一批洋务学堂，（洋务学堂和教会学校被并称为新式学堂）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开端。

（二）戊戌变法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加速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资本主义在封建势力的摧残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下缓慢地发展着。

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从官僚、地主和商人中转化出民族资产阶级，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到90年代转变为救亡爱国运动，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他们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求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力量还十分薄弱，加之他们大多是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既有反侵略、反封建的要求，又有软弱性。这种软弱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用更彻底的手段从根本上改变旧制度，只有一手抓皇帝，屡用上书请愿的办法，希望能说服光绪皇帝接受变法主张。另一手抓教育，通过组织学会、兴办学校、设立报馆、著书、翻译等办法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培养变法人才。

1、百日维新前维新性质的学堂

维新性质的学堂有两类。第一类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宣传维新变

法的主张，培养变法人才办的学堂。主要有万木草堂、时务学堂、通艺学堂、浏阳算学馆等，影响最大的是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

（1）万木草堂：是康有为于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设立的宣传变法思想，形成变法理论，培养变法人才的重要学校。开始时学生只有20多人，后来达100多人。1998年戊戌变法后自行解散，并被清政府查抄。

万木草堂在课程上中、西兼学，又分内课、外课。内课学科有：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字之学。外课学科分校中、校外两种，校中有演说，札记；校外有体操，游历。除上述课程外，还有音乐和体育。

在教学原则和方法上，康有为具有“循循善诱”、“至诚恳恳”、“诲人不倦”的特点，讲课十分生动。同时他强调关心时事，独立思考，互相启发，注重比较研究法。梁启超曾说：“先生讲学粤中凡四年，每日在讲堂者四五点钟，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转引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254页）因此，康有为讲课效果显著，他讲的道理，学生心悦诚服。

在教学的组织管理方面，康有为自任总教授、总监督，还在学生中选3至6人为学长（陈千秋、梁启超），分别在各科协助他教学。图书、仪器也由学生自己管理。

万木草堂在研究、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培养变法骨干上起了重要作用。

（2）时务学堂：1897年10月，由熊希龄、陈宝箴、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在湖南长沙创办。梁启超被聘为中文总教习。

时务学堂办学目的，是要使学生有变法思想，有广博的知识。梁启超就任总教习以后，亲自制定了一个《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规定学纲十条：立志、养志、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梁启超在此讲学数月，推动了维新运动在湖南的开展。

万木草堂、时务学堂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办的学校，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别于封建主义的旧教育。从这些学校里，培养出一批变法人才，如梁启超、陈千秋、徐勤就是康有为办的万木草堂的高才生，蔡锷、范源濂(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以后任部长)则出学于时务学堂。

第二类学堂是在办学类型与模式、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等方面对洋务办学观念有所突破，领风气之先。主要有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办的中西学堂和1897年在上海开办的南洋公学，1897年经元善、梁启超在上海设立的经正女学（国人自办的第一所正规女子学校）等。

2、京师大学堂

1898年6月11日宣布变法至9月21日的“百日维新”中，资产阶级维新派积极推行新政，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大批维新变法诏令。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早在百日维新前就有议论。“新政”开始后，总理衙门委托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分8章52条，上报光绪皇帝。光绪帝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以后，他又聘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按规定，京师大学堂的任务，不仅在管理自身，还要成为各省学堂的表率，而且还有统辖各省学堂的大权。

1898年9月政变发生，新政停止，但京师大学堂并没封闭，于当年11月正式开学。后来，其封建性明显加强，所招收的学生，完全是五品到八品的官员和举人。民国初年（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

“百日维新”时期，规定筹办高等、中等、初等各级学堂和各种专门学堂。各地旧有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堂，省会的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城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地方捐办的义学、社学，亦令中西兼学。此外，奖励绅民兴学。在专门学堂方面，筹备设立铁路、矿务、农务、茶务、蚕桑、医学等学堂。建立编译学堂，编译外国教科书及其他书籍。

“百日维新”期间筹办的各级学堂，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和愿望，对封建传统教育产生了强大冲击，所荡起的思想解放潮流，影响至深。

（三） 辛亥革命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20世纪初，在民族危机和人民反抗斗争的推动下，中国资产阶级逐渐分化成两派——革命派与改良派。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思想，建立革命组织，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过程中十分重视举办学校，创办了很多新型学校。如上海的爱国学社，爱国女校，湖南的明德学堂，安徽的安徽公学、浙江的大通师范学堂等。这些学校对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很大的组织和宣传作用。

1、爱国学社：1902年4月，章太炎、蔡元培等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由蔡元培任会长。同年，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学生，学生200余人愤而罢课退学。中国教育会支持学生的斗争，于1902年11月，为这些退学学生成立了爱国学社，蔡元培为总理。学生分4个班（年级），实行学生自治。以后各地学生凡因受迫害或被开除的，都纷纷加入爱国学社，很快这所学校在全国获得很高声誉，影响很大。

爱国学社的特点是师生在校高谈革命，放言无忌，学生可以议论时政、演说、集会，宣传群众。学堂无读经科，课程方面重视精神教育，强调自由独立。教员都是全国有名的学者和爱国人士，讲授各门科学都重视思想的陶冶和军事的训练，以助于锻炼精神和暴力革命的需要。

为了扩大影响，爱国学社还出版了《童子世界》、《学生世界》等刊物，接管了《苏报》。这些报刊都经常发表革命文章。如介绍邹容的《革命军》，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这些报刊成为爱国学社向社会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学社的声望和影响日益增高，曾有力地声援全国各地的学潮。但也为此，爱国学社引起了清政府的忌恨，他们逮捕了邹容和章太炎，爱国学社也被迫解散。

2、爱国女校:是中国教育会蔡元培等1902年冬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提倡男女平等，妇女独立的学校。课程有外语、理化、代数、几何、法国革命史等。爱国女校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不少坚强的女战士。1908年后，成为普通女校。

3、大通师范学堂：1905年9月，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后改为大通师范学堂。该校设体育专修科，6个月毕业。1907年，该校由秋瑾主持校务。这所学校名义上是培养小学体育教师的学校，实际是浙江革命党人的一个重要据点和训练军事干部的阵地，它所培养的学生，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第二节 近代教会教育

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各派教会以培养为教会服务的牧师、教师和为外国在中国经营企业、事业服务的人员为目的，在中国开始办教会学校，所进行的教育称为教会教育。

一、早期的教会学校

早在1818年，英国传教士玛利逊，曾在马六甲开设一所英华书院，目的是扩大影响，宣传基督教。为纪念玛利逊，1839年11月，美国基督教徒布朗，在澳门创办了玛利逊学堂。1842年，该校由澳门迁至香港，校长为布朗，教师除布朗夫妇外，还请了一个中国人教中文。第一批学生有容闳、黄宽、黄胜等6人。课程除宗教外，有中文、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英文、化学等。这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最早的学校。

鸦片战争以后，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外国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各派教会最初在华办的教会学校，办学地点集中设在香港和五口通商城市；因招不到学生，

一般规模较小，大多附设在教堂里，一般不满10人，有的学校只有2、3个学生；级别比较低，一般为中等以下学校；并且一开始就开办了女学，十分重视女子教育；如1844年英国传教士爱尔德赛在宁波创办女塾。课程有圣经、国文、算术等，并学习缝纫、刺绣。该校是外国人在华设立最早的教会女学。教会学校的招生对象以贫苦人家的孩子为主，大多免收学费和膳食费；办学目的是为了在中国人中培植一批传教助手，扩展传教的速度；在课程上，传播圣经的同时，重视自然科学的传授，一般都设有数学、天文、地理等。到1860年，天主教有小学90所，设于“五口”的基督教新教小学50所。（转引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294页）

早期教会学校培养出一批为教会服务的洋奴，但这种学校是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新式教育，在办学形式、教育内容、教学方式、教员等方面，都突破了原有封建传统教育的模式，培养了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人才。虽然这并非侵略者所愿，但毕竟给中国的教育输进了一点新的因素。

二、教会教育的扩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与清政府新签或修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夺取了在中国内地建学校等特权。同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洋务派兴办的洋务事业不断发展，这些都需要越来越多的新式人才，因而促进了教会学校的发展。从这时期起，教会教育在办学地点、办学层次、学校数目、学生数目和来源、收费状况、课程等和早期教会学校有显著的差别。到1876年，办学地点除了香港和五口通商城市外，遍及内地；办学层次上虽仍以小学为主，但已出现了少量的中学（大约占学校总数的7%）；教会学校数量由60年代初的不足200所发展到800所，学生人数达到2万人左右。（转引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318页）。学校已不再免费招收穷苦人家的孩子，而是招收富裕家庭的子弟，收取较高的学费；在课程上，主要有宗教、外语、西学和儒家经典。

1877年5月，为了适应教会学校的发展，规范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以英美为首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目的是把“基督精神”加进教科书中去，以奴化中国学生，控制教科书的编纂权。这是近代第一个在华基督教教会的联合组织。1890年，第二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将“教科书编纂委员会” 改组为“中华教育会”，声言要以增进中国教育事业，促进教育工作人员的合作。会长是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会员除极少数的中国教师以外，都是各国传教士。“中华教育会”是对中国进行文化教育侵略的联合机

构，后来实际上成为中国基督教教会教育的最高领导机构。西方传教士在华开设的教会学校，不需要中国政府立案，只需它的认可即可。到19世纪末，教会学校总数增加到2000所左右，并出现了大学；学生数增加到4万人，大学生不到200人（转引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319页）。

为了完全控制在华的教会学校，1912年，“中华教育会”改组为“全国基督教教育会”，并将全国分为八个省区，每一区都设立一个教育会。1915年，“全国基督教教育会”正式改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公举传教士贾腓力为正式总干事。另外，各国还在20世纪初以后，使许多教会大学在其国内立案。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州大学和纽约州大学注册立案。于是，这些学校就成为设在中国的美国附属学校，学生可升入外国大学研究院，可获学位，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渐成为留学教育的预备学校。除了办高等教育、吸引留学生以外，其他文化教育侵略的活动也进一步发展，教会学校自成体系，低自幼儿园，高至留学教育，从普通学校到盲聋哑等特殊教育，无所不包。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国更加看重于在华兴办中等以上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以适应“以华治华”政策的需要，他们希望以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这些未来的代理人，“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士大夫，因而取得旧士大夫阶级所占的统治地位。”于是，便大力在中国筹办大学。仅美国1879年到1910年，就在华设大学13所（有的不属于教会学校）。

教会学校在中国存在了一个多世纪，根本目的是进行宗教和文化扩张，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是西方世界殖民扩张的产物，带有强烈的殖民性质。同时，教会学校也是中国的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过渡的促进因素，它在学校教学体制、课程规划、教学方法、考试管理方面，都具有近代教育的特征。通过教会教育这个渠道，中国人也逐渐开阔了教育的视野，客观上有利于中国近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三、收回教育权运动

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教会学校迅速膨胀。据统计，到1926年，基督教、天主教两教会在我国已有教会小学1.4万余所,中学400余所,大学19所,学生80万人。而在1921年，我国公立大学仅有3所，私立大学5所，而教会大学却有16所之多。（转引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398页）。这些学校无一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严重侵犯了中国教育主权。

教会教育不断攫取中国教育特权，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教会教育自始至终从未停止过。进入20世纪以后，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各地会党纷纷领导人民

抗洋兵、毁教堂。青年学生更掀起了反抗斗争，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不断罢课、退学，表现了中国青年不可辱的民族气节。1922年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要在中国清华学校举行第11次大会为导火线，爆发了空前的非基督教运动，进而发展为收回教育权运动。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是传教士穆德组织的。他在中国北京开会的目的是讨论“学校生活基督化”和“如何宣传基督教于现代大学生”等问题。针对这个新的侵略行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3月在上海领导发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揭露基督教的反动本质及教会学校里所进行的文化侵略。通电中说：“吾爱国青年之血泪未干，焉能强颜以颂上帝?”通电发出后，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等都参加了在北京发起组织的全国“非宗教大同盟”，全国30多个地区组织了类似的组织，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运动。

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3届年会通过4条收回教育权的决议案。同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开会通过“教育实行与宗教分离案”和“取缔外人在我国办理教育事业案”两个提案及具体办法11条。1925年收回教育权运动在“五卅”运动中达到高潮。各教会学校爱国师生纷纷罢课游行。1925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不得不有所收敛改换侵略形式，承认“应向政府注册，遵守政府之规定，受政府之监督指导”。同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6条。规定外人捐资办学应作为私立学校请求政府认可，校长需为中国人，中国人应占学校董事会名额之过半数，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课程须按部颁标准，宗教科目不得列为必修科等。

尽管教会学校的教育权并没有因为收回教育权运动而得到彻底的收回，但收回教育权运动给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重大打击，是日后教会教育走向本土化和世俗化的必不可少的前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三节 近代留学教育

留学教育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千百年来，悠久、丰富、灿烂的中国文化对世界各国的学者、留学生产生过持久、广泛的吸引力。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飞速向前的时候，清王朝却关闭了中西交往的大门。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在经历了种种屈辱、痛苦、比较、反思之后，开始认识到了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并开始考虑如何向西方国家学习。中国近代留学生的派遣和留学教育的兴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起步和发展的。

一、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教育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出现过一些零星自发的留学行为，留学生基本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倡导由政府派遣出国留学人员是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后。早在1863年有人建议中国应仿效日本派遣幼童赴俄、美两国留学，但由于时机不成熟而未实施。

中国近代官派留学教育始自洋务派举办的1872年出发的幼

童留美。而这次成行得力于容闳（1828年—1912年）的倡

导。容闳本为广东籍华侨，早期教会学校的学生，1850年

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是中国最早留美的大学毕业

生。回国后，容闳立意将美国教育输进中国。1870年，他

向曾国藩建议派留学生赴美，得曾国藩同意。1871年，曾

国藩与李鸿章联合奏请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得到清廷批准，由

陈兰彬、容闳任留学生正、副监督，筹办出国事宜。决定以

120名年龄在10至16岁的幼童，分4批（每年30名）赴美留学，15年后学成回国。同年，开始挑选第一批学生。但由

于当时风气未开，大多数认为留学违反

读书人的正途，持歧视态度。原定30名

的名额，招了几个月仍未招满，容闳不

得不亲赴香港挑选了几名才补足了名

额。1872年8月，由陈兰彬率30名幼

童西渡赴美（容闳已先期赴美做准备工

作），这一批出洋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我

国著名工程师的詹天佑。继之，1873年、

1874年、1875年各派30名学生赴美。

留美学生学习的内容，规定仍中西兼学，亦即在国外除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外，还要学习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每逢节日，要由监督召集学生，宣讲《圣谕广训》，在重大节日和朔望(初一、十五)等日要对着清朝皇宫所在方向行跪拜礼，还要瞻拜孔子神像，以防丢了中国教育的正统。

1876年新任留美学生监督顽固派吴子登来美，上任初，召集留美学生听他训话，学生们见他后没向他行跪拜礼，因而大怒。之后对留学生处处苛求挑剔，中伤容闳。同期，在美国社会出现了大肆排华，歧视中国留学生的现象。容闳向美提出选派程度较高的学生，入美海陆军学校，遭美拒绝。1881年6月，已改任驻美国公使的陈兰彬上奏，转述吴子登意见：

“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备学生腹少儒书，

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7月，清政府解散留美事务所，留学生分三批被撤回国。学业未成，半途而废，说明中国在沦为半殖民地厄运以后，内有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挡，外受资本主义的歧视，出洋学习科学技术是难以实现的。

另外，洋务派也曾派不少留学生到英、法、美、日等国学习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如：1875年闽浙总督沈葆桢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5人，前往法国学习船政；1876年李鸿章派7人赴德国学兵技；1877年，李鸿章与沈葆桢合奏派福建船厂制造学生14名，制造艺徒4名，前往法国学习制造，派遣驾驶学生12名，往英国学习驾驶，所派学生都是船政学堂的优等生；1881年，李鸿章又奏派船政学堂学生10名分别赴美、德学习。

洋务派办留学教育是要维护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培养洋务人才。但它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过程中最名副其实的一步，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推进之功不可磨灭。历史的事实也说明，这些留学生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学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成为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其中有科学技术人才如詹天佑、海军人才如林曾泰、刘步蟾，外交人才如梁敦彦、哲学政治学人才如严复等。

二、清末“新政”时期的留学教育

（一）留日高潮的兴起

在清末新政的激励下，近代留学教育在进入20世纪后骤然勃兴，形成了规模盛大的留日高潮。早在1896年，中国驻日公使裕庚因使馆缺乏熟练的日文翻译，在赴上海等地招收了13人前往日本学习，这是中国最早具有官派性质的留日学生。同时，由于甲午战争的刺激，中国开始寻找日本迅速强大的原因，发现日本早期派遣的大量留学生对日本的富强起了重要作用，而且日本路近省费，中日文化接近，日本应成为中国派遣留学生的首选国，并通过各种途径向日本派赴留学生。到“新政”前，到日本留学的学生在200人左右。“新政”后，清政府多次倡导留学，明确了对留学毕业生给予相应的科举奖励办法，留日学生逐年增多。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后，士人为了寻求新的出路，纷纷涌向日本，酿成留日高潮。据记载，1901年底留日学生约280名，1904年约3000名，1906年达8000名以上，之后人数逐年减少。（转引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350页）。清末留日学生虽然在输入近代西方科技方面整体层次不高，但他们充实了新式学堂的师资，培养了人才，传播了资本主义思想观念，促成了辛亥革

命的爆发，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庚款兴学”与留学潮流的转向

据不完全统计，除留美幼童外，至1900年前往美国留学人数共有59人，后在“新政”的鼓励下，赴美留学生增多。从1901年到1908年8月，赴美留学生达281人。但留美人生的更大增加是在美国1908年提出退还“庚子赔款”和清华学堂建立之后。

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付各国战争赔款４.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总计达9亿多两，因事出中国庚子年，史称“庚子赔款”。1905年前后，针对美国的排华政策，中国沿海各地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美国在华经济利益受到损失。同时，由于留日高峰的形成，也引起美国的注目，认为这不利于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斯提醒政府说：如果美国在30年以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个国家来，并使这个潮流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方式。他最焦虑的是中国的留学生潮流已被日本和欧洲控制，他说：这就意味着这些中国人从日本和欧洲回去后，将使中国效法日本和欧洲诸国而不效法美国，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推荐日本和欧洲诸国的商品，各种工业上的特权将给日本和欧洲而不给美国。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中国，以发展留美教育。同年，美国政府与清政府外交部商定，用它所退还的庚款作为派遣中国赴美留学生之用。之后，其他国家，也照此办理，自动“退还”部分庚款，开办学校，这就是所谓的“庚款兴学”或称“退款兴学”。

为了实施庚款留美计划，中国政府在美国设立“留美学生监督处”，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1911年，在北京设立清华留学预备学校(1928年正式定名国立清华大学)。以后，清华学校陆续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留美人数逐年增加，中国留学生的流向结构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美国“庚款兴学”的目的，并不是要发展中国的教育，而是培植效忠于美帝国主义的“中国领袖”，以便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来控制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在知识与精神方面支配中国的形式。当然，美国并没有完全达到它的目的，因为近两千名高素质的留美学生，许多人回国后便成为传播先进科学的先驱，为提高学术水平，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仅清华留美学生中，归国后就有19人担任过大学校长。如梅贻琦（清华）、胡适（北大）、竺可桢（浙大）等。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等也成为推动国内各项教育改革活动的骨干力量。

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辛亥革命前，随着大批青年自费出国留学，自费留学生中出现“俭学”之风。1912年在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吴玉章等人的倡导下，在北京、四川、上海等地成立了“留法俭学会”，提出“兴苦学之风”“输世界文明于国内”，这个活动得到不少青年人的响应，赴法留学者达80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批华工参战“赴法”，1915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在法国创立“勤工俭学会”明确提出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并确定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程序、费用等。1916年春，法国政府招募十万华工赴法，蔡元培、吴玉章等人与法国人士在巴黎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国内设总会于北京，广东、上海等地设分会，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吸引贫苦有志青年赴法留学。从1919年春至1920年底，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形成高潮，一些先进的青年第一次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燃起了为挽救民族危亡和进行社会改造面向国外寻找真理和知识的希望。因为大量到苏联去不可能，而法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且缺少劳力，亟需从外国补充。于是一批批青年相继赴法，各省赴法留学生数约达1600余人。这其中就有这个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革命志士。可以说，早期共产主义者是此阶段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发起、组织和参加者。勤工俭学运动的内容与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通过勤工俭学以维持学业，提高到以勤工俭学相结合，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出路的认识高度。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最初是一场以输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指导思想，以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为主要追求，以工读结合为手段的教育运动，逐步转变为寻求革命救国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运动和革命运动。对西方教育思想的引进、对留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多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都产生了积极影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结束于1925年前后。

第四节 近代学制变革

教育制度是一个国家各种教育机构的体系。学校教育制度（学制）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系统，它是教育制度的主干。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尚无一套完备的现代学校系统，中国较完备的现代学校系统是在洋务运动后逐渐发展起来的。

一、清末“新政”下的教育改革

19世纪60年代后，为了培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才，先是洋务派开办了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新式学校；之后，随着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成功对

中国的刺激和大批西方传教士对西方教育制度的译介，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批评传统的教育制度，要求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培养真才。经过几十年步履艰难的发展和几代人的努力，清政府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于1901年开始推行“新政”。陆续颁布一些改革政令，其中包括颁行新的教育制度,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等。

（一）“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

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先制定的系统的学校制度，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由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1902年为壬寅年，故这个学制亦称“壬寅学制”。

“壬寅学制”虽经正式公布，但由于身居枢府的保守派人士荣庆对张百熙的锐意革新教育不满，加之学制本身不够完备等原因而没有实施。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在调和了改革派和守旧派的关系后，又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了《奏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颁布执行。这个章程，规定了学校系统，除制定各级各类学堂章程以外，还订了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光绪二十九年为癸卯年，这个学制也称“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纵的方面把整个学程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为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5年，高等小学4年，共三级13年；蒙养院是幼儿教育机构，将其纳入学制系统标志我国学前教育已进入到国家规划发展的新阶段。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仅设中学堂一级，5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分科大学堂3年到4年，通儒院5年，共三级11年到12年。儿童从7岁入小学，到通儒院毕业，共计25—26年。横的方面除直系各学堂外，另有师范教育及实业教育两个系统。

“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个经正式颁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际推行的学制。各级各类教育的情况：

1、直系教育：

（1）蒙养院 蒙养院收3至7岁儿童，每日受教育不超过4小时，教育内容有游戏、歌谣、谈话和手技。因中国无女学，蒙养院附设在育婴堂及敬节堂内。

（2）初等小学堂 初等小学堂规划为强迫教育阶段，收７岁至１２岁儿童，“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每星期不得过30点钟，5年毕业。”初等小学堂课程有8门。其中读经讲经课占全部课时的40%，每日半小时温经尚不计在其内。教学方法规定“以讲解为最要”，注意“循循善诱之法”，尽量不用体罚。这一级的

学堂以府、厅、州、县的各镇设立为原则，私人也可以设立。

（3）高等小学堂 初等小学堂毕业者入高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每星期授课36点钟，4年毕业。所授课程有9门。高等小学以州县设立为原则，大城镇也可设立。

（4）中学堂 学生高小毕业升入中学堂。中学堂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中学修业5年，每星期上课36点钟。其中读经讲经课时最多，其次是外国语。中学堂以府立为原则，有条件的卅县能设立一所更为相宜。

（5）高等学堂 高等学堂以“普通中学堂毕业愿求深造者入焉；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以各学皆有专长为成效。每日功课6点钟，3年毕业。”高等学堂学科分三类，对每一类学科都规定了具体课程。三类学科中，外国语都占重要地位。

（6）大学堂 高等学堂或大学堂预科毕业生入大学堂，“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大学堂分设8科，又称分科大学堂。大学堂分设的8科下，又分若干门。

（7）通儒院 是全国最高学府，为分科大学毕业生升入。通儒院设在京师大学堂内，学习5年，以“造就通才”为目的，“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2、师范教育：分初级师范学堂、优级师范学堂两极

初级师范学堂 初级师范学堂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培养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教员。学习普通学和教授管理学。每县设立1所。

优级师范学校按 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招收初级师范毕业生及普通中学毕业生，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的教员、管理员。京师及各省各设1所。

初、优级师范都要有附属学校(小学或中学)，以供师范生实习使用。

3、实业教育：分实业学堂、补习实业学堂、实业师范学堂三类

“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

实业学堂分初、中、高三级。初等实业学堂都相当高等小学堂程度。中等实业学堂都相当于普通中学堂程度。高等实业学堂都相当于普通高等学堂程度。此外还有实业补习普通学堂、艺徒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

在成人教育上，从1905年以后推行补习教育。1905年学部成立后，还规定了各项留学章程，对留学资格、管理、奖励办法等都作了规定，逐步形成了一种留学制度。

癸卯学制图

虽然后人在评价这个学制时认为它实际上受封建思想的支配，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而且大部分内容模仿了日本的学制，许多方面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在实际上这个学制对旧中国教育制度在组织形式上影响甚大，不仅比旧的教育前进一大步，还具有了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性质，而且为中国新型学制建立奠定了基础。从学制制定的目的看，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的特点；从学制制定的过程看，反映了新与旧、中与西不断冲突、融合的过程；从结果上看，既可以说是几代人向西方国家学习的一个成果，也从法律上肯定了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开辟的道路。

（二）普通学堂的兴办

确立新教育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普通学堂的兴办，加速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在新学制颁布前，虽然我国已经办了最早的公立新式小学、中学和大学（如盛宣怀1895年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和1897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但在新学制颁布的最初岁月里，由于科举制度的阻碍，各地学校教育发展并不快。随着新学制的颁布和科举制的废除，各地学校教育很快地发展起来。至1909年，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数量已达5千多所，在校学生超过16万人。（转引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348页）。在辛亥革命前，全国官立高等学校已有123所，学生22262人，师范学堂415所，学生28572人。

（三）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

为了加强对教育的管理，促进新式学堂的进步发展，1905年清政府改变教育由礼部兼管的现状，设立了专门统辖全国教育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学部。学部最高长官叫尚书，下有左右侍郎辅之，又有左右丞、左右参议、郎中、员外郎等事务官处理具体事务。学部设5司12科，有总务司，包括机要、案牍、审定3科；专门司：包括专门政务、专门庶务2科；普通司：包括师范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3科；实业司；包括实业教务、实业庶务2科；会计司：包括度支、建筑2科。

1906年各省设提学使司，专管全省教育事务。设提学使1员。提学使司设学务公所，分6课：总务课、专门课、普通课、实业课、会计课和图书课。

1906年，在府厅州县设劝学所，为各府州县的教育行政机构。劝学所设总董1人，下分若干学区，每区设劝学员，具体管理学务。

这样，从中央学部到各个具体的学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全国教育的行政机构。

二、“壬子癸丑学制”

在“癸卯学制”实施了8年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在教育方面，于1月9日成立中央教育部，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教育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立即着手对封建主义旧教育进行了资产阶级性的改造。这次改革除颁布了一些教育通令外，在教育制度方面主要有两项：一是制定了民国教育方针。1912年2月，蔡元培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专门讨论了教育方针。７月，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了民国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主义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一教育方针完全否定了清末封建专制主义“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教育关于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思想，影响是非常广泛的。二是制定了一个《学制系统案》，1912年9月3日，颁布《学校系统令》，称为“壬子学制”。1913年，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法令，补充了这个学制，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制系统，称“壬子癸丑学制”。

这个学制，规定整个教育期限为十七或十八年。共分三段四级。

初等教育二级，初小4年，为义务教育，男女同学，高小3年，男女分校；中等教育设中学校4年；大学6年至7年。小学之前有蒙养园，大学之上有大学院，均不限年限。

从横的方面讲，也分三个系统，除普通教育系统外，有师范教育和 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分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二级，相当于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实业教育有乙种实业学校和甲种实业学校，相当于高小、中等教育阶段，还有专门学校，相当于大学教育阶段。

各阶段教育的任务和课程简况：

(一)小学校

1912年9月，颁布《小学校令》，指出儿童6岁至14岁入小学，“小学校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初等小学课程有７种；高小课程有10种，男子增加农业，女子增加缝纫。实业可根据情况改设商业，高小有条件的还可开外语。

(二)中学校

1912年9月，公布《中学校令》，规定“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中学课程有14种。女子加授家事、缝纫等。外语以英语为主，也可择法、德、俄语。

(三)大学

1912年10月，教育部公布《大学校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7科。大学设预料及本科，预科3年，本科3或4年。大学毕业可进大学院，修业期不限。1913年1月，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中详细地规定了各种课程，如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4门。

(四)专门学校

在壬子癸丑学制中，取消了原来癸卯学制中的高等学堂，以专科学校代之。这类学堂学制少于大学2年，入学资格同为中学毕业。“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五)师范教育

分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1912年到1913年教育部公布了有关师范教育的规定。“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校教员为目的。”女子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校教员及蒙养园保姆为目的。”“高等师范学校以造就中学校、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造就女子学校、女子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均设选科、专修科、研究科。在《师范学校规程》中，具体规定了对师范学生的要求和各级师范学校的课程等。

(六)实业教育

1913年8月，教育部公布《实业学校令》和《实业学校规程》，规定“实业学校以教授农工商业必需之知识技能为目的。实业学校分甲种乙种：甲种实业学校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乙种实业学校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亦得应地方需要授以特殊之技术。”实业学校的种类有农业学校、工业学校、商业学校、商船学校、实业补习学校等。在《实业学校规程》中，具体规定上述各种实业学校的种类、分科及课程等。

壬子癸丑学制图

壬子癸丑学制与癸卯学制相比，有很大进步，它缩短了学制年限3年或4年；取消了毕业生奖励出身的制度，消除了科举制度的阴魂；女子教育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癸卯学制中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壬子癸丑学制中，普通中学、中等实业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都规定设立女校，初等小学还可以男女同学；从课程的改革上，取消了忠君、尊孔的课程，增加了自然科学课程和生产技能的训练；改进了

教学方法，反对体罚，要求教育联系儿童实际，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

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虽然也有许多不彻底的方面，但它是近代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第一次系统的改革，它突出了资本主义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较全面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是资产阶级新教育反对封建主义旧教育的一次重大胜利，有着历史进步意义。

三、“壬戌学制”

中国近代学制经过“癸卯学制”确立后，虽然经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得到一定的发展，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随着形势的变化，原有学制已经不适应日益发展的生活尤其是生产的需要，这样就引发了第三次教育制度的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近代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教育能提供具有文化知识的劳动者。在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一些知名人士如胡适、陶行知、黄炎培等人都纷纷提出了改革学制。从1919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年会起即开始讨论修改学制系统。经过三届年会讨论议决，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学制会议，对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的学制草案稍加修改，于同年11月以大总统名义公布施行，即壬戌学制。一般称这个学制为“新学制”。由于采用了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法，又称“六三三学制”。

“新学制”提出七项标准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即：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新学制以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为根据，分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3段，这在中国近代学制发展史上是第一次。初等教育阶段趋于合理，更加务实。小学分为两个阶段，初级小学4年为义务教育阶段，高级小学2年，有利于初等教育普及。延长了中学年限，改4年为6年，分初、高两级，各3年，提高了中学教育的程度。大学修业年限为4—6年，缩短了高等教育年限，有利于大学进行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另外，新学制兼顾了升学和就业，增强了职业教育；在师范教育方面，种类得以增多，程度相应提高，而且设置灵活。

在讨论学制的同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组织了“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1923年该委员会公布《中小学课程纲要》。小学设国语、算术、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后四科初小合设称社会科)、自然园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体育、音乐等科。中学采用学分制和选科制。初中必修科目有公民、历史、地理、国语、外国语、算学、自然、图画、手工、音乐、生理卫生、体育。高中采用综合中学制度，分设普通科和职业科。普通科分文理两组。公共必修科目有：国语、外国语、人生哲学、

社会问题、文化史、科学概论、体育。分科专修第一组(文科)科目为：特设国文、心理学初步、伦理学初步、自然科或数学一种。第二组(理科)为：三角、高中几何、高中代数、解析几何大意，以及物理、化学、生物选习两科。还设有选修课。上述课程纲要未经政府正式公布，但由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各地均按此施行。

壬戌学制图

1922年学制的公布，结束了辛亥革命后教育上的混乱状况，反映了“五四”以来新教育改革的一些基本要求，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新学制”除以后在学分制和综合中学制等方面有所改动之外，基本上沿用到全国解放。

学制的主要缺点是在移植美国综合中学制上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实际，因而在实行中困难很大。本欲加强的方面，如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反而被削弱，于1932年以后停止实施。

回顾旧中国教育制度的沿革，我们不难发现：每次改革也都是在政治经济制度发生变革时发生的。同时，每一次改革无不与外国特别是欧美影响有关，先是日本，后是德国，再是美国，这种现象足可以反映出学习外国与立足本国的关系并没有解决好，也给我们提出了如何向先进国家学习的问题。

[思考练习]

1、简述中国近代教育起步的背景。

2、简要介绍洋务学堂的发展概况，并分析其特点。

3、简述万木草堂、时务学堂、爱国学社、京师大学堂等学堂的概况。

4、简述“幼童赴美”、“庚款兴学”和“勤工俭学”运动。

5、教会教育的特点和本质是什么？

6、简述“教科书编纂委员会”、“中华教育会”。

7、简述“收回教育权运动”。

8、简述“癸卯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 和“壬戌学制”。

[阅读材料]

同文馆记(节录)

丁韪良

有希望革新这古老的帝国的是新教育，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新教育潮流之所以日臻蓬勃，来源虽多，但其最初的源泉却是五十年前在北京设立的一个研究外国语文的小学校——同文馆。

赫德(Hart)就任总税务司的时候，同文馆已经诞生了，但是这孩子身体太弱，非得助以人工呼吸，不能长养成人。赫德知道它的前程远大，于是力任维护，极力助其发展。幸而它在赫德将护之下，日为世人所重，一星小小的萤光竟变成了一座巍峨的灯塔。

起源——同文馆的诞生，实源于1860年中国的首都被迫开放，容许外国使臣居住，因而不能不培植翻译人才，以为外交之助。1858年签字的天津中英续约也有类似的条款。原是中国对于中英续约曾经极力阻其实施，倘无1860年之役，为外使取得居住京师的权利，不复限于偶然到京觐见，则同文馆的馆址决不会近在辇前。

中英续约第五十款中，共有三项规定，其申虽无必要设立译员学校的明白规定，但就任何一项看来，译员学校的设置都是不可避兔的。

约中规定，(一)“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字书写”；（二)“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三)“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此次定约汉英文字详细校对无讹，亦照此例“。

中英续约于1860年秋天批准；但是整整过了一年，按之约文所需创立的学校，并无任何有效的进行。是时咸丰帝崩于出亡的行在；他的婴儿同治帝即位，由两太后摄政；恭亲王以大刀阔斧的手腕取得实质上与两太后分掌国政的地位，称为议政王。组织外交机关，取名总理衙门的就是这位恭亲王。

恭亲王是总理衙门的领袖，靠了他的见识好，用意好，一切进步的政策才有实施的可能；但是这种种进步的政策都是他人献议的，其中有不少是赫德的主意。同文馆算是特别的幸运，有总理衙门作背景，有恭亲王作靠山，才能诞生。

1861午10月恭亲王等的奏折上说：“请饬广东上海各督抚等，分派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携带各国书藉来京。„广东则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因为没有胜任的本国教习，他们说“是以日久未能举办。„各国均以重资聘请申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广东

江苏既无咨送来京之人，不得不于外国延访”。

好不耻辱！但是事实所示，中国当知不独语言文字，举凡一切富国强兵的事情，都是必须求教于外人的。

最初的组织——同文馆当初设立的时候，共有英、法、俄三班，每班有学生十人；因为最先与中国订立条约的是英、法、俄三国。后来德国国势日盛，用德文和中国订了一个条约，于是同文馆又加德文一班。

英文班需要最切，于1862年6月开班；法俄二班于次年春季开班。以成立年岁而论，俄文班本是各班之母，——在一世纪以前，理藩院便设了一个俄罗斯馆，表示中国已经知道它的北邻的地位之重要了。那个学校正式并入了同文馆；但是里面一无教员，二无学生，真不知道凭着什么来归并。他的资产只是一些章程先例而已。章程则常被抄引。先例则常被援用，藉以避免攻击，以见同文馆之创设并非自我作古而已。恭亲王等关于同文馆的事，无论大小，悉行奏陈；可见他们至少认为这是一件有关国计的大事。

同文馆的学生全是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出来的。凡是旗人无论满汉，都是生来就有饷的，所以叫他们入学可以省些用费；并且如有薪津等等利益，也可以落在统治阶级的手里，利权不致外溢。

同文馆既受这种种限制，则其不能成为国家教育制度的一部分，不亦明且显耶?中国出亡在外的宫庭，虽经联军许其复位，但是四十年后又须出亡，又须外人许其回銮，足证中国教育制度尚须经过一番彻底的改造。同文馆四班学生之中，有出使外国者多人，有任外交总长者一人，此外服务于外交界及领事署者，为数也很多，可见同文馆这种先导的运动也自有其重要的地位。

最初的教员——英文班最早的教员是包尔腾教士 (Rev·J·S·Burdon），后来改任香港维多利亚(Victoria)的主教。接任的是傅兰雅博士(Dr·John Fryer)，他后来改任江南制造局的翻译，现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汉文教授。第三个是丁韪良博士，他本在总理衙门担任翻译一本关于国际公法的著作，因傅兰雅去职，派往暂代教习。

法文班最早的教员是司默灵教士(Rev·Smorrenberg)，俄文班最初的教员是俄使馆的翻译柏林(Mr·A·Popoff)，继续任职五年之久。

对于外交的影响——同文馆初成立的时候，中国并无外交之可言。它只知道接见藩属的贡使，除了派人赐封或训导藩属以外，从来没有派人出使过外国的。 中国的君主不愿废弃光荣的往例，派遣使节，本来不足为怪；而要诱导他们废弃往例，派遣使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文馆的历史是与中国最初的外交往返

和现在的外交事务都有关系的。

总税务司每遇相当机会，无不竭力破除中国当局的偏见，提高其知识；1866年，他适逢告假归国，因主张派遣大臣，携带同文馆学生，与其同行出国，藉以考察外洋各国的情况。同文馆学生出洋的目的在藉此验其所学，而出使大臣的报告则可作为朝廷的耳目。

中选出使的是赫德的中文教员斌椿；斌氏是个满州人，和蔼可亲，富于诗才。回国以后，作了一卷诗，描写外国的人物生活，煞是有声有色。随行的学生也能善用机会，到第二次派遣使臣时，他们便能被派充当翻译了。

第二次的派遣使臣，仍旧是一种尝试性质的，也是总税务司一力促成的；那就是1869年的蒲安臣使节(Buriingame Embassy)。那次的使节名叫全球使团，因为它带了拜本占全球一半土地的国家的国书。蒲安臣是前任美国驻华公使，另有满汉大臣各一人，以资辅佐。他们随带了六个同文馆的学生，名义上是充当英法俄文的翻译，实际上则翻译的工作全由海关上的人员作了。蒲安臣使节是被誉为新时代的曙光的；但是结果颇为不幸。它的出群出众的领袖死在俄国；两位满汉大臣也于回国途中因政治关系葬其前程，一个葬身于蒙古的荒原，一个葬身于中华的中部，大家认为这样他们才不能为害了。至于同行的学生，也得多等好些时候才有升迁的希望。

但是，近来对于同文馆学生的需要便很大了。有两个当了出使日本的大臣；一个出使英国；一个出使法国；一个出使德国；其余还有许多服务于外交界及任各省官员的。

对于教育进展的影响——同文馆这个实验的成绩，在外国人看来虽很渺小，但是中国的当局对他已很满意了。他们在1885年的奏章中重述他的历史，说道：“窃臣衙门设立同文馆以来，迄今二十余年。所有延请外国教习，„历年以来，洋教习等均能始终不懈，各学生等因而日起有功；或随带出洋，充作翻译，或升迁外省，及调赴沿海各处差委，已不乏人；实属著有成效。”

他们因此请求予同文馆校长以三品奖励，予毕利干、华必乐(Vapereau)两教授以四品奖励。

同治学习英文的时候，他的教师便是同文馆的学生。后来光绪决心设立大学，当然也是因为有感于同文馆的成绩。丁韪良博士被擢二品，并被任命为大学的校长。同时同文馆亦即归并于这个大学。

丁韪良，1907．6．19于北京。

第六章 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教育

[内容提要]

从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两个阶段。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是中国教育从近代多元教育向现代新教育过渡的时期。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由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育活动，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产生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教育——无产阶级教育，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开始萌芽。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尤其是在1924年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以教育为革命斗争的武器，开展了工农大众的教育，开创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揭开了教育历史的新篇章。1927年4月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同年9月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开展革命斗争，并建立了工农政权。 之后，在中国除了教会教育外，主要并存着国民政府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两种性质的教育，这两种教育在教育宗旨、教育制度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学习指导]

1、了解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中华民国宪法》中的教育法规。

2、掌握抗战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教育方针政策上的区别。

3、了解国民党在教育管理方面的措施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

育上的应变措施。

4、熟悉教学改革实验活动和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

5、掌握“新县制”及国民教育制度。

6、了解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形成和确立过程，重点掌握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及历史意义。

7、重点掌握共产党在各历史时期创办的干部学校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宗旨及方针政策

(一)三民主义教育宗旨

1926年国共合作时期，为了适应当时的革命要求，由国民党提出了“党化教育”的口号。当时它是以孙中山三大政策要求提出的，是进步的革命口号。1927年4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9月成立南京国民政府。这个时期“党化教育”成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代名词。“党化教育”受到进步人士的抨击。于是有人提出以“三民主义”代替“党化教育”。1928年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根据“三民主义”而确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但这个宗旨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的批评。1929年3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至此，“三民主义”教育宗旨终告形成。但这个宗旨背叛了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而成为反共、反对民族民主革命和为建立国民党独裁统治服务的手段。

(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对抗战比较积极，但由于幻想妥协，被动应战，消极防御，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面前，丧失了大片领土，南京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被迫迁都重庆。武汉失守后，由于战争失利，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日。其基本教育政策是坚持和继续推行战前既定的教育方针，强化对教育的法西斯主义的控制。

1、《抗战建国纲领》中有关教育的规定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总的指导方针。在抗战上仅提出抵御侵略，而没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抗战到底的许诺。在这次会上决定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为控制青年，打入学校的工具；决定设立中央调查统计局，扩大特务机构，特别是加强对文教部门的统治。大会决定设总裁制，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进一步确立其独裁地位。《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关于教育的有4条：即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训练青年；训练妇女。并据此拟定今后教育实施方针及要点，其

中提出“对现行学制大体仍维持现状”，“彻底整理教材，使之成为一贯之体系”，“订定各级训育标准”，“对于管理应采取严格主义”等。这些教育方针政策成为战时教育的指导性原则。

2、“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方针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大力进行抗战教育、国难教育之时。1938年3月陈立夫就教育部长职，明确宣布反对“战时教育”，强调教育无平时与战时之分。1939年3月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的“训词”中说：正常教育与战时教育之争的最好解决之道就是，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所谓的平时教育就是要提高民族固有道德，实施精神总动员，确立一致的趋向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陶冶国民人格的一致标准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礼义廉耻”要作为共同校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要作为教育的基本内答。

据此，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实施教育的纲领性文件。1938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和《青年训练大纲》。1939年公布了《训育纲要》。1944年又公布了《中等学校导师制实旋办法》等。1939年蒋介石提出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中规定运动要达到的目标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妄想消灭共产党，把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根据地都“统一”到国民党的“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那里去。

虽然国民党“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方针与其政治目的一贯，成为国民党搞反共和压制民主、控制思想的工具。但我们也应看到，此政策并不是一项短视的决策，它兼顾了近期任务和远期目标，使得教育事业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仍能苦苦支撑，并在局部地区还有所发展。

（三）《中华民国宪法》中的教育法规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上下要求和平建国的呼声强烈。1946年1月，在有国民党、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人士参加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对1936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作了修订。同年1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12月25日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并于1947年元旦公布，当年12月25日实施。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中华民国宪法》中有关教育的条款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详。这些条款颇令人民尤其是教育界感到鼓舞。但这个宪法其实并不真代表国民政府统治者发展教育的愿望。随着一场用武力消灭共产党的全面内战的爆发，宪法的教育规定只能是名不符实的一纸空文。

二、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措施

(一)教育行政制度与学校系统

1927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教育行政委员会(此委员会为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时设)之提案，教育行政制度采用大学院制由大学院总理全国教育事宜。将各省分为若干大学区，每区设大学一所，以大学校长兼管区内教育行政及一切学术事宜。大学区实际上未能实行，只有江苏、浙江两省试行。1928年7月废止大学院，成立教育部。下设高等教育、普通教育、社会教育、总务四司，1929年增设蒙藏教育司及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教育部下并设有编审处，1933年改为国立编译馆。省设教育厅，县设教育局。

在学校制度方面，基本上仍继续实行1922年公布之学制。后鉴于中学采用综合中学制存在许多问题，师资和物质设备均无保障，学生来源成问题，学校管理顾此失彼。因此在1928年5月对1922学制略加修改，提出“戊辰学制”。1932年以“过去中学、师范、职业学校合并制度，是使设施混淆，目的分歧，结果中学固无从发展，而师范与职业教育，亦多流于空泛”，为理由，废除综合制度，分设中学、师范、职业三种学校。

（二）“新县制”的实施及国民教育制度的推行

在十年内战时期，为了对付农村革命根据地和强化国民党政府的基层政权，国民党政府就已经实验所谓“政教合一”的县政建设，在赣、闽、鄂、皖、豫五省实行“管教养卫”的“特种教育”。

1939年9月国民党政府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正式推行“管教养卫合一”，“政教合一”，“三位一体”的“新县制”和国民教育制度。

“新县制”，就是集乡镇长、中心小学校长、壮丁队长或保长、国民学校校长、保壮丁队长于一身。国民教育制度就是把小学和补习教育合并进行。乡镇设中心学校，保设国民学校。对儿童分别施以1年至4年的义务教育。国民小学民教部设初级成人班及初级妇女班，施以4个月的补习教育。中心小学设高级成人班和高级妇女班，施以6个月到1年的补习教育。

“新县制”和国民教育制度是国民党政府企图用政权直接控制教育和用教育来加强政权的措施。但实际上行不通。1942年国民党九中全会改定为：“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校长以专任为原则。”

(三)教育管理措施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控制，采取了一系列行政和非行政的管理措施。主要包括：“整饬学风”，建立训育制度；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各级教育机构教育的核心，以“礼义廉耻”为共同校训；用军训、童子军训练进行军事化思想灌输和训练；派大批特务打入学校，对进步人士和学生监视、调查、告密；成立反动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在中等以上学校推行导师制度；颁布课程标准；实行教科书审查制度；实行毕业会考制度等。

（四）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教育上的应变措施

由于国民党战场的失利，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国民党统治地区高等学校108所，被破坏91所，40％的中学陷入沦陷区和战区。1939年到1941年华中、华南大片国土沦丧。1944年4月至12月国民党战区再一次大溃败，国民党政府政令所及仅为川、康、陕、甘、宁、青、滇、黔、桂等省。在这种形势下，重庆国民党政府虽缺乏积极的抗战教育建设，但亦不能不在教育上采取一些应变，应急的措施。

这些措施主要有：

1、南迁和调整高等学校。 将一批重点高等学校迁往内地，并加以调整。如北大、清华、南开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将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河北省立天津女子师范学院，一部迁陕西城固成立西北联合大学，东北大学迁四川三台，使师生不致流散，保存高等教育的实力。到1938年底共有55所高等院校迁移和调整。并将部分私立大学如东北大学、厦门大学、湘雅医学院等改为国立，以维持校务。

2、救济战区师生。 救济的措施有：设立儿童教育团，收容难区12岁以下的、失去亲人、流离失所的难童；设立国立中学，救济战区流亡的中等学校师生。抗战期间共设立了国立中等学校(包括国立中学、职业学校、师范学校)48所；为解决断绝经济来源的战区流亡学生生活问题，1938年对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设立贷金；允许战区各级学校学生在非战区的学校转学、借读，专科以上经济困难的可申请贷金，中小学生可申请减免费等。

此外，还有增设若干战时所需课程如兵役、职业课程、防空防毒、救护训练等；对参加战时服务的师生和抗战功勋子女规定若干奖抚办法。

三、教育、教学改革和实验活动

（一）教学改革和实验活动

改革教学的活动从辛亥革命后就已经开始了，“五四”以来美国教育实验的方

法在中国风行一时，因此，一些教育家开始从事教学改革的实验活动，其中主要的有：

1、试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

在测验方面最早是介绍和试行智力测验。192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教授麦柯尔来华与北京各大学师生合作编制了智力测验与教育测验约30种。后陆志韦又订正“皮奈——西门量表”，(比内——西蒙量表)共包括65个测验。1931年6月“中国测验学会”成立，并发行《测验杂志》，但因经费问题，这项工作未能如期完成。后来有关这方面的活动，除师范院校设有“教育测验与统计”课外，在30年代就已经消沉下去了。

2、推行设计教学法和实验道尔顿制

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都是作为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学法介绍进来的。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曾议决过《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1927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克伯屈访华，在上海、北京等地讲演并大力介绍设计教学法，一时这种教学法颇为风行。

从1922年起，书报上即开始讨论道尔顿制。据统计到1925年全国实验的学校有57所。1925年中华教育改进社会邀请道尔顿制创始人柏克赫斯特来华讲学，道尔顿制也成为比较有影响的一种教学方法。1931年美国教育家华虚朋来华，介绍文纳特卡制，这是一种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混合的教学制度，曾在当时陈鹤琴主持下的工部局小学试行，对某些学校的教学有过一定影响。

3、改“教授法”为“教学法”

清末以来关于学校教学方法的问题，一直称为“教授法”。陶行知首先在南京高等师范提出改“教授法”为“教学法”。陶行知认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教师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来些知识，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陶行知这个观点后来发展成他的生活教育观点，提出“教学做合一”的主张。但是当时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作为教学规律和科学概念“教学法”比“教授法”更能反映教学过程的实质，所以为教育界所接受，此后，均将“教授法”改称为“教学法”。

此外，这时一些学校还开展对各科教学法的研究。1927年各省市有专设实验小学者，明确规定其任务为实验新的教学方法。不过这些实验都比较零碎，成果不大。

（二）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

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

重压迫下，中国农村经济急剧萎缩。由于农村破产，一些资产阶级教育家产生用改良主义办法，通过乡村教育，来改善农村生活，稳定社会的幻想；同时受到美国教育实验的影响，从1925年以后纷纷建立农村教育实验区。到1935年全国这种民众教育实验区有193处。尽管他们之中立场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相互联络，互通声气，一时形成一个乡村教育运动，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革试验区；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师范和山海工学团；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定县试验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等。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

一、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形成和确立

（一）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早在1899年就有人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但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传入中国，则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考虑中国的教育问题。

首先，是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与胡适为代表的，主张杜威的以教育为手段的社会改良论、以张东荪为代表的宣传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教育救国论的论争中，阐明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如毛泽东l 920年在回答中国应走什么道路问题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不夺得政权，“安能握得其教育权”，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的改良主义“事实上做不到”，正确的解决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其次，是新的民主主义教育的性质与任务。李大钊针对当时资产阶级宣扬的“平民教育”，指出工人之所以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是由于资本剥削的结果。因此，工人阶级劳动群众在教育上要求的民主主义是和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其任务是为了提高觉悟和能力向资产阶级宣战，打破那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明确区分了工人阶级新的民主主义的教育和资产阶级鼓吹的平民教育的原则差异。

再次，关于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李大钊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毛泽东提出“民众的大联合”。他们并且赞成“工读”思想，积极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和其他到工农中去的活动，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通过报刊介绍当时苏联的教育。如《新青年》杂志专门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刊登了《苏维埃的平民教育》《苏维埃的教育》、《俄罗斯的教育状况》、《革命的俄罗斯底学校的学生》、《俄国的社会教育》等文，报道原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工农教育。由于马克

思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进行了教育活动。如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参与平民教育运动，举办工人教育等。

（二）新民主主义教育纲领的提出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且提出目前奋斗的七条目标。其中有关教育方面的为：“保护童工和女工”。“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

稍早一点(1922年5月)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做出了《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提出在当前要开展的六种教育运动。第一 ，“青年工人和农人特殊的教育运动”，要“努力从事识字教育和阶级斗争的教育运动”，普遍的启发一般青年工人和农人的阶级觉悟和斗争能力；第二，“普遍的义务教育和免除学费的运动”；第三“男女教育平等运动”；第四，“学生参加校务运动，打破这种官僚式、或牢狱式的学校制度”；第五，“非基督教学生在基督教学校内的平等待遇运动”，“务使教会学校威胁利诱的假面具，尽情毕露而排除其势力于教育范围之外”；第六，“统一国语和推行注音字母的运动”。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大会做出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决议。1924年1月，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发表的教育方面的规定有“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厉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开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

在这一时期，为了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党团干部，开展工农运动，先后开办了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有湖南自修大学、湘江学校、平民女学等。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革命武装，进行北伐战争，在共产党人积极支持与参与下，建立了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其中著名的有农民运动讲习所、上海大学、黄埔军校。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领导工农运动，随着工农运动的开展，工农教育运动也得到迅速发展。

（三）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的提出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各根据地都提出了发展教育的方针和有关规定。总的精神为：实行普及教育，培养革命干部，提高群众觉悟，建立劳动人民的新教育。1931年11月苏区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工农民主政府，统一规定了教育的各项方针政策。

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训令(第一号)规定了苏区当前文化教育的任务是要用教育与学习的方法，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打破旧社会思想习惯的传统，以深入思想斗争，使能更有力的动员起来，加入战争，深入阶级斗争，和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

1934年1月，苏区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对教育工作做了总结，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是：“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四）抗战教育纲领、方针与政策

1、抗战教育纲领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在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提出了抗战教育方针。其总的精神是：文化教育应为全面、持久的抗日战争服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以民族精神教育新的后代。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教育的纲领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制度、新课程。实行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1938年又进一步提出：“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2、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

新民主主义教育，从“五四”时期就开始萌芽了，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后，得到很大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是从理论上、从完整的方针上没有准确地论述。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学说的理论基础，其中包括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首先指出，对待文化教育问题，必须从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

依据这个理论，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既不是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这个政治上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第一，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决不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第二，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第三，它不是狭隘民族主义和闭关自守的，而是“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同时还要有批判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毛泽东特别提出一定要反对形而上学，指出“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对待中国古代的文化，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尊重历史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决不能颂古非今，赞扬任何封建毒素。清理古代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其含义是：“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3、文教统一战线和知识分子政策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也包括文教统一战线政策。1938年，毛泽东提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要求“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总之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抗战的文化教育服务。对知识分子采取大量吸收、放手任用、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

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

另外，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提出了教育要为人民服务，遵循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和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等教育方面的理论、方针与政策。

1941年以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干部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改革。在教育工作中进一步明确贯彻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在干部教育中现任干部的提高重于未来干部的培养，在群众教育中，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在各种教育中战争与生产所直接需要的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应重于其他一般文化教育的方针。在群众教育中实行民办公助的政策。

上述教育理论、方针、政策的提出与制定，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教育从萌芽，发展达到成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基本思想与指导方针为三年解放战争时期的教育所继续，也构成了全国解放后改造旧教育的重要基础。

（五） 解放战争时期的教育方针政策

为了适应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迎接全国解放，需要大批的干部。毛泽东早在1945年12月在给中共东北局的指示中就指出：“在东北，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动向，对于我们建立根据地，同争取将来的胜利关系极大。因此我党对于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工作，特别是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应当充分注意。”1948年《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解放区的学校教育工作，必须恢复和发展。

1947年党中央十二月会议之后，连续发出了有关新解放区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的指示。党对新解放区的教育政策，首先是保护学校、教育机关不受侵犯。其次是维护现状，逐步改造。尽快争取编写新的教材。对原有教职员除少数反动分子和破坏分子外都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一方面在生活上给予照顾使之安心工作，一方面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启发他们的觉悟，分清是非，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原有学校要争取迅速开学，要派得力干部办好一两所，要团结原有教育工作者，在政治上提高他们，在生活上照顾他们，物质待遇，一般应不低于国民党统治

时期。这些政策对稳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学校教育，避免过渡时期的混乱和脱节，争取改造知识分子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教育

（一）教育行政制度与学校系统

1931年苏区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在中央人民政府中设立教育人民委员部。部中设初等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和艺术4个局。初等教育及高等教育局协同管理普通教育，社会教育局及艺术局协同管理社会教育。此外设编审局和巡视委员会。地方教育行政机构，1933年规定省、县、区设教育部，省教育部下分普通教育科、社会教育科、编审出版委员会和总务科。1934年取消市一级组织。

学校系统，主要分为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两部分：

干部教育学习期限从几个月到一年不等，主要是进行专业或政治训练。 群众教育包括成青年教育和儿童教育，主要内容为政治教育和初步的读写算。此外有短期师范和少数短期职业学校。没有设立普通中学。群众教育与干部教育在学制上没有相互街接的关系。

（三）各级各类教育

1、全民的识字运动

为了建立和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加强各级党的领导，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觉悟的工农群众，主要是农民。旧中国90％以上的农民是文盲，苏区开展了全民的识字运动。

识字运动首先是从红军开始的。1929年在红四军要求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识字课本，在纵队开展文化教育。1930年毛泽东委托徐特组织识字运动。1932年人民委员会专门对政府人员的识字问题做出规定。规定每一区县省苏都要设识字班，所有的委员和工作人员都要强迫识字。程度稍高的成立读书班。

1933年8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对群众的识字教育作了规定。要求一般的青年和成年男女必须达到“普遍的能作报告，能看各种文件，最低限度也要能看标语和路条”。

识字教育的组织，主要是按工作单位或居住地区建立识字班、识字组或夜校进行。由基层工作单位或乡以下政府建立识字运动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识字教育的教材有《红色战士读本》、《看护识字课》《工农三字经》等。

2、干部教育

为了培养根据地急需的各种干部，苏区先后开办了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主

要有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主义大学、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军医学校等。

红军学校于1931年创办，从l931年到1933年共办了六期。校长兼政委叶剑英。1933年11月红军学校改编，和苏维埃大学军事政治部合并，成立红军大学。分指挥、政治、参谋三个系，培养营团级以上干部，还有一个高级班，调训军以上干部，附设教导队、高射队、测绘队。1934年10月红军大学随红军长征，其后身是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

苏维埃大学，1932年中央人民委员会在瑞金洋溪创办，学生为各县保送来的干部。设有军事、政治、教育、农业、通讯等部。学员500多人。后因人数增多，这个学校分成为马克思主义大学、中央农业学校、中央教育干部学校(包括师范部)、通讯学校和高尔基戏剧学校，其军事政治部与红军学校合并为红军大学。

除以上学校，苏区还开办不少短训班，如苏维埃训练班、小学教员训练班、土地税、合作社及会计工作训练班、银行专修训练班等。

3、儿童教育

苏区小学统称列宁小学(在1930年很短一个时期称劳动小学)，学制最初6年

(三、三或四、二分段)，1933年改为5年。小学教育要达到的程度为：政治水平要达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达到能了解阶级斗争一般的理论和策略；知识技能、身体要达到能满足目前斗争和一般生活最低限度的需要，同时要准备将来学习专门知识技能的最低限度的基础。初小课程为：国语、算术、游艺。高小课程为国语、社会常识、算术、科学常识、游艺。劳作及社会工作列入教学计划。小学教授方法要遵循三原则：小学教育与政治斗争的联系；小学教育和生产劳动的联系；小学教育及儿童创造性的发展。据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对中央苏区的部分统计，除许多干部学校外，已有列宁小学2052所，学生89710人，补习夜校6460所，学生94517人。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60%。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教育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积累了大量新教育的经验，为以后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打好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

（一）各级各类教育

1、干部教育

根据“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方针，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大量的干部学校，其中著名的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华北联

合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泽东青干校等。

（1）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成立于1936年，总校在延安，原名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林彪，1940年以前具体主持校务工作的是教务长后任副校长的罗瑞卿，后来徐向前任校长。抗大第一期学员300人，都是红军中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干部，学习的目的在于使红军干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等政治、军事的新问题，在理论上有深刻的认识，在实际上有充分的准备。同年12月结业。从第二期起，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抗大除继续担负提高红军干部的任务外，还担负起培养外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新任务。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抗大的任务是培养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骨干力量。抗大的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课程由于各期的情况不同不完全统一，但主要的有政治课、文化课和军事技术课。抗大教学的主要原则是：“少而精”、“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践联系”、“军事与政治并重”。学习方法上有“集体研究”、“自动学习”“互相帮助”等。抗大的学员参加生产劳动，自己修建校舍，进行大生产运动，也参加实际的战斗。为了发展敌后的游击战争，1938年底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办分校。第一分校开赴晋东南，第二分校奔向晋察冀。1938年抗大除留一部分在延安组织第三分校外，总校迁至晋察冀，1940年2月又转移到晋冀鲁豫边区，1943年总校返回延安。

八年抗战中，抗大总校共办了8期，在晋东南、晋察冀、华中、苏北、苏中、鄂豫皖、太行、太岳等根据地办了12所分校，先后培养了20多万名军政干部。

（2）陕北公学 1937年成立于延安。任务是主要培养行政干部、民运干部和文化工作干部，学习期限2——3个月，校长成仿吾。课程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科目有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众工作、游击战与军事常识、时事讲演等。1941年与女大等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

（3）华北联合大学 1938年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成立泽东青干校。1939年，由陕北公学，泽东青干校、工人学校和鲁艺等校挺进敌后的师生在晋察冀边区成立了“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成仿吾。在1941年以前华北联合大学设教育、法政、文艺3个学院。还有群众工作、高中2部，教职员4千多人。1944年精兵简政，学校规模缩小。

（4）延安大学 1941年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干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1944年行政学院、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等也并入。延大分为

行政学院，下设行政、财经、教育、司法4系；艺术文学院，下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系；自然科学院，下设工学、农学、化学3系及医药系。这是我们解放区第一所工、农、文、理、医、艺综合性的高等学校。

此外，在延安还有中央党校、民族学院、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学校等干部学校。在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还有白求恩卫生学校、抗战建国学院、华中医学院、江淮大学等。

2、中等教育

中等教育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发展不平衡。在华中、山东战前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有一定数量的中学。在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的地区，中学较少，中等教育主要是师范学校。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学教育的特点是：无论是中学或师范都属于干部教育范围。中学中兼办短期训练班或干部科，也有以训练班为主兼办普通中学科的，学生常常是不到毕业即需要调出工作。

在中等教育中还有少数职业学校。如医药专门学校，边区职业学校、妇女职业学校等。

3、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

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大力普及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小学学制一般规定为5年，前期3年后期2年。小学课程为国语、算术、政治、自然、历史、地理、美术、劳作、音乐、体育。劳作以生产劳动为主，体育以军事为主。社会活动、生产劳动列入正式课程。1944年确定高小担负培养初级干部和普通教育双重任务，初小和社会教育采取群众需要和自愿的原则，实行民办公助。此外，还有不同类型的民办小学、旧式轮回学校(即学生和教师一起轮流到各村上课)、家庭学校和改良私塾等。

对成青年群众的教育，主要有冬学、民众学校、识字班、识字组等，进行识字、军事训练、生产知识和卫生知识的教育。

（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教育

1941年和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一方面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另方面建立伪小学，搞各种所谓“训练班”，强迫进行奴化教育。

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和“袭击”，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都是军事编制，并配备有武器。平时集中上课，战时分散作群众工作或参加战斗。情况紧急就突围出去或长途转移。学校师生在战斗的学习生活中，得到锻炼，学会了全套“反扫荡”的本领，为坚持敌后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对群众和儿童我们开展了大规模的“军民誓约”的运动和对儿童进行民族气节

教育。把抗日英雄人物事迹用图画、大鼓、故事、诗歌等各种形式向群众进行宣传

教育，作到家喻户晓。

在敌占区，派出“武装工作队”，一面打击敌人，一面作宣传教育工作；在游

击区和近敌区，尽量建立起抗日一面小学，在情况不许可时伪装起来成立抗日两面

小学。争取中间小学成为抗日小学。对敌伪小学进行破坏，使其办不起来，已办起

来的敌伪小学，则争取其中的教师，改变伪小的性质。对死心踏地的汉奸文化特务，

则予以严厉的打击。

在反“扫荡”中坚持教学的抗日小学教学内容主要是识字、算术和一些应用常

识。在游击区和近敌区特别加强对儿童的应敌教育。使儿童学会如何对付敌人的盘

查，如何掩护干部和不暴露学校等等。

在革命教育下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儿童，也锻炼成为小英雄。他们坚持学习，

坚持劳动，站岗放哨，抓汉奸，参加破坏交通的活动，慰劳抗属，作抗日宣传，传

递情报，是一支机动灵活的抗日尖兵。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抗

敌小英雄的事迹，培养了一代新人。

四、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教育建设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爱国学生的民主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相继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

美文化协定》、《援华法案》等，根据条约规定，美国人或美国的公司等有在中国“领

土全境内”，“不受干涉”地从事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的权利，这使美国的

文化影响到中国教育的各个方面。为反对国民党政府与美国的勾结，国民党统治区

多次爆发了全国性的学生民主运动。

1946年9月下旬，在全国各城市举行了“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1946年

底爆发了，“沈崇事件”。l947年，掀起了“反内战”、“反饥饿”、“要饭吃、要生

存”的斗争高潮。1947年5开展了“反压迫、争自由”，“反迫害、反暴行”的斗

争。1948年5、6月间举行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再起的爱国运动。1949年

4月1日，南京11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6000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反动

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8项和平条件等。

（二）解放区教育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除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各民主根据地外，我们收复了被日本

占领的领土，建立了东北解放区。当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时，解放区面积已占全国

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约占全国三分之一。l947年7月以后，人民解放军转入

战略进攻，出现大量的新解放区。解放区已不限于农村，还包括一大批中小城市。

到1 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除台湾、西藏等地外全国均已解放。

为了适应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迎接全国解放，需要大批的干部。各解放区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开始举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

在华北解放区，晋察冀边区主要有华北联大、白求恩医大、军区军政干部学校、

铁路学院、边区工专、农专、商专、晋东建国学院等。晋冀鲁豫解放区有军政大学，

1945年11月成立新华大学，后改名北方大学。1948年8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大合

并改为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华中解放区山东设立了山东大学，1946年1月开

学。l946年3月与苏皖边区的华中建设大学合并。苏皖解放区除建设大学外，还

有教育学院、工专等。苏北成立华中公学，1948年12月改组为华中大学。西北解

放区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的抗大、医大等学校相继迁往东北解放区。1948年在

临汾成立了西北军区人民军政大学。东北解放区设有东北军政大学、东北公学，以

及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

全国解放前夕，各大行政区又设立了以改造知识分子思想为目的的人民革命大

学。仅1949年一年中就有20多万人入校学习，结业后分到各种工作岗位上去。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城市，为了迎接大规

模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在1948年以后对各级学校教育做出新的规定。1948年

8月华北召开中等教育会议，东北召开第三次教育会议，着重讨论中学教育问题。

改变中学干部训练的性质，确定中学为普通教育。中学学制仍用三三制，还要求建

立入学和毕业考试制度，及各种教学制度，加强文化课学习，重视课堂教学等。

1949年6月华北人民政府在北平召开华北小学会议。提出建立小学的正规制

度问题。要求根据新区和老区，城市和农村的不同情况处理。小学学制6年(4、2

分段)初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二部制、半日制、巡回小学、季节性小学等办

法，修业年限可以根据情况伸缩。

1949年8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做出了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决

定。确定学制为：工、农、医等学院4年，社会科学及文艺学院3——4年，专修

科2年。并且规定了甄别学生，改变学生待遇，整顿与充实教员阵容，精简整编，

改进管理方法，适当地加强政治教育等具体办法。

全国解放前夕，华北、东北地区的几次教育会议和整顿教育的办法、决定是很

重要的。它是在总结老解放区教育经验的基础上，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根据当时全

国尚未全部解放，还不可能全面开展教育改革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措施。这些措

施和决定为使教育能稳步发展和逐步改革起了很好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共

同纲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做出具体规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教育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思考练习]

1、简述三民主义教育宗旨。

2、抗战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教育方针政策上有何区别？。

3、国民党在教育管理方面的措施有哪些？你是如何看待这些措施的？

4、国民政府时期教育教学改革实验活动的内容有哪些？

5、简述“新县制”及国民教育制度。

6、评述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及历史意义。

7、简述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形成和确立过程。

8、中国共产党在各历史时期创办的主要的干部学校有哪些？

[阅读材料]

民国时期教育部长简介

李友唐

中华民国时期(1912年1月至1949年9月)共37年零9个月。先后经过南京

临时政府时期、北京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现将各时期的教育部长作一简介。

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

1912年1月2日至3月29日 教育总长蔡元培。（略）

二、北京政府时期:

1912年3月30日——7月14日 教育总长蔡元培。

1912年7月26日——1913年1月28日 教育总长范源濂。

范源濂 1875年生，湖南湘阴人。1898年入湖南时务学堂。1898年赴日，先

后入大同学校和东京高等师范学堂读书。1905年归国，任清学部主事。辛亥革命

后，1912年4月任教育次长7月26日任教育总长。此后，1916年7月12日至1917

年11月30日、1921年5月14日至12月25日(末就任)、1924年1月12日至1

月21日，又三次被任命为教育总长。1917年曾兼内务总长。1923年2月任北京师

范大学校长。1924年任京师图书馆代馆长。1927年12月23日病逝于天津。"

1913年9月1日——1914年2月20日 教育总长汪大燮。

汪大燮 1859年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末举人。初任内阁中书、翰林

院侍读、户部郎中、游学日本学生总监督、驻英国公使、外务部右侍郎、邮传部左

侍郎、驻日公使。辞教育总长后任平政院院长、交通总长、外交总长。1922年11

月29日至12月11日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晚年致力于平民大学和红十字会等

社会事业。1929年病逝。

1914年2月20日——4月30日 教育总长严修(末就任)。

严修 1860年生，天津人。1883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94年任贵州学政。

1904年10月任直隶学校司督办，创办天津敬业中学堂(后改南开中学)。1905年后

任清学部侍郎、度支部大臣。1914年任命为教育总长，未就 职。不久退出政界。

1918年与他人共同创办南开大学。1929年3月14日病逝于天津。

1814年5月1日——1915年10月5日 教育总长汤化龙。

汤化龙 1874年生，湖北浠水人，光绪进士，任法部主事，山西大学堂教员。

1906年赴日人东京法政大学学法律，1908年归国任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武昌起义

后任湖北军政府民政长、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秘书处长。1913 年5月任北京政府

众议院议长。辞教育总长后，1916年8月至1917年5月复任众议院议长。1917年

7月任内务总长。1918年赴美考察，在加拿大被刺身亡。

1915年10月5日一一1916年4月23日 教育总长张一麐（麟）。

张一麐（麟） 1867年生，江苏吴县人。1902年袁世凯任军机大臣时，随袁

掌书记。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1914年任政事堂机要局长。辞教育总长

后，任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后居苏州。“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救亡活动。1943

年在重庆病逝。

1916年4月23日——6月23日 教育总长张国淦。

张国淦 1876年生，湖北人。1902年举人，1906年任宪政编审馆馆员，1909

年后任候补道、交涉局总办。武昌起义后南北议和时为北方代表唐绍仪的随员。后

任国务院秘书长、参政院参政。辞年任教育总长后任农商总长、黑龙江省长。1924

年1月21日至9月4日二次任教育总长。后任司法总长。1926年7月退出政界。

1946年任文汇报董事长。解放后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

约研究员。1955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1月24日病逝于北京。

1916年6月30日——7月12日 教育总长孙洪伊。

孙洪伊 1870年生，天津人。1909年任直 隶谘议局议长，1913年2月任众

议院议员、进 步党党务部副部长。免去教育总长后，任内务总长、广州军政府内

政部长、孙中山驻沪代表、广州军政府顾问。1936年3月26日病逝。

1916年7月12日——1917年11月30日 教育总长范源濂。(见前)

1917年12月4日——1919年5月15日 教育总长傅增湘。

傅增湘 1872年生，四川江安人。光绪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京师女

子师范学堂总理、直隶提学使。武昌起义后随唐绍仪参加南北议和会议。免去教育

部长后，任故宫博物 院图书馆馆长，1930年在清华研究院任教。1949年在北京逝

世。

1921年5月14日一一12月25日 教育总长范源濂(末就任)。(见前)

1921年12月25日一一1922年8月5日 教育总长黄炎培(末就任)。（略）

1923年1月25日——9月5日 教育总长彭允彝。

彭允彝 1878年生，湖南湘潭人。早年在日本警监学校、早稻田大学学习，

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和北京政府时期任参议院议员、国民党

文书部主任。1920年任广东政务会议参议。抗战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不

详。

1924年1月12日一一1月21日 教育总长范源濂。(见前]

1924年1月21日——9月4日 教育总长彭允彝。(见前)

1924年9月14日一一11月10日 教育总长黄郛。

黄郛 1880年生，浙江嘉兴人。1904年入浙江武备学堂学习，同年夏入东京

振武学校，在日本加人中国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参加上海光复，任师长。南京临时

政府时期任兵站总监，后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长，参加反袁活动。1923年2月至4

月任外交总长。1924年任教育总长后，10月代国务总理，11月代摄大总统职务，

12月辞职。1927年后任上海市长、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北京故宫博物院参事、内

政部长。1936年在上海病逝。

1924年11月24日——1925年7月28日 教育总长王九龄。

王九龄 1882年生，云南云龙人。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中国同盟会会员。

1913年后任云南督军府秘书、军法科长、省财政司司长。辞教育总长后，任云南

政务委员、盐运使。后在北京闲居。终年不详。

1925年12月31日——1926年3月4日 教育总长易培基。

易培基 1880年生，湖南长沙人。武昌方言学堂毕业，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

革命后任长沙省立一中校长、省长公署秘书长。1922年任广州大元帅府顾问、广

东大学教授。免去教育总长后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农矿总

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1926年3月4日——3月31日 教育总长马君武。

马君武 1881年生，广西桂林人。1899年广西体用学堂毕业。1901年留学日

本，1905年加人同盟会。1906年回国后任中国公学总教习。1907年赴德国柏林工

业大学学冶金。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实业部代理总长。北京政府时任参议院议

员。1921年任非常大总统府秘书长，后任广西省省长、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司法

总长(末就任)。免教育总长后，先后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广西大学校长等。1940

年8月1日在桂林逝世。

1926年3月31日一一5月13日 教育总长胡仁源。

胡仁源 1883年生，浙江湖州人。肄业于京师大学堂，后赴日本仙台高等学

校和英国待尔模大学学习。归国后任京师大学堂文科学长、工科学长。1924年任

北京工业大学教育长。1942年逝世。

1926年5月13日一一1927年6月20日 教育总长任可澄。

任可澄 1878年生，贵州安顺人。1902年举人，1907年任贵州黔学总会会长。

武昌起义后，任贵州军政府参赞兼秘书长。北京政府时，任镇远道尹、云南巡按使、

云南省长。免教育总长后寓居北京。后任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云南监察区监察员。

1946年10月病逝于昆明。

1927年6月20日——1928年6月3日 教育总长刘哲。

刘哲 1880年生，吉林永吉人。京师大学堂毕业。曾任吉林省议会副议长、

吉林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大总统府顾问、奉天上将军谘议。任教育总长时兼京师大

学校长，后任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校长、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东北大学校长、国

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1954年逝世。他是北京政府最后一任教育总长。

按:北京政府时朋历任教育总长免任之间，总有其他官员代署。因是临时代署

末列入

上述名单中。这些人中有海军总长刘冠雄(兼署期，下同，i913年1月28日

一3月19日)；农林总长陈振光(1913年3月19日一5月1日)；教育部次长董鸿

（1913年5月1日一8月31日)；蔡儒楷(1914年2月20日一5月11日)；司法

总长章宗祥(1915年9月10日一10月5日)；教育部次长袁希涛(1919年5月15

日一6月5日)；教育部次长傅岳(1919年6月5日一8月11日)；教育部次长马

磷翼(1921年5月29日一12月25日)；农商总长齐耀珊（1921年12月25日一]922

年4月9日）；内阁总理周自齐 (1922年4月9日—6月10日)；交通总长高恩洪

(1922年6月12日一7月25日)；代国务总理王宠惠(1922年8月5一9月11日)；

教育部次长汤尔和（1922年9月19日一11月29日)；教育部次长马叙伦(1924年

11月25日一1925年4月14日)；司法总长章士钊(1925年4月14日一7月28日)。

1925年7月28日至12月31日，章士钊正式署任教育总长。

三、国民政府时期

1928年10月一1930年12月 教育部长蒋梦麟。

蒋梦麟 1886年生，浙江余姚人。1904年考人上海南洋公学。1908年留学美国，

先后在旧金山加州大学农学院、社会科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书。回国后曾

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20年10月代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5月任浙江省教育厅长，

后任浙江大学校长，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免教育部长后，先后任北京大学校

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64年6

月18日在台湾逝世。

1913年，6月一一]913年12月 教育部长李书华。 李书华 1890年生，河北昌黎人。保定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毕业，后去法国，

先后在都鲁基大学学农业，在巴黎大学学物理。1922年8月在北京大学任教，1926

年任北大物理系主 任，教育部次长。离任教育部长后，任北京研究院副院长。]948

年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年至1951年在法国进行研究工作。1953年移居美国，

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79乍7月4日在纽约病逝。

1931年12月一1932年10月 教育部长朱家骅

朱家骅 1893年生，浙江吴兴人。1914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工科，后赴德国矿

科大学学习，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德文，1920年再去德国，在柏林大学地质系学

习。1924春回国，先后任北大地质系教授，德文系主任。1926年赴广州，任广东

中山大学代理委员长、广东省政府委员、浙江省农工厅厅长、国立中央大学校长。

免教育部长后，任交通部长、浙江省主席、“中统”局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

1944年11月至1948年12月再任教育部长。后去向湾，任总统府资政。1963年1

月3口在台病逝。

1932年10月一一1933年4月 教育部长翁文灏。

翁文灏 1889年生，浙江人。1903年秀才。青年时朋在比利时罗文大学学习，

获物理学及地质学博士。回国后，1913年任地质调查所教师，1923年任所长兼北

京大学地质学教授，清华大学地理教授，1931年代理清华大学校长。1933年后任

经济部长、战时生产局局长、行政院副院长、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1949

年去香港。1951年回国，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1971年1月17日在北

京逝世。

1930年12月一一1931年6月 教育部长蒋中正(兼)。(略)

1933年4月一1938年1月 教育部长王世杰。

王世杰 1891年生，湖北崇阳人。天津北洋大学毕业。1913入伦教大学政经学院，后又入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27年后，历任湖北省教育厅长、武汉大学校长。离任教育部长后，先后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外交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去台湾后，任总统府秘书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总统府资政。1981年4月21日病逝于台北。

1938年1月——1944年11月 教育部长陈立夫。

陈立夫 1900年生，浙江吴兴人。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后去美国匹茨堡州学采矿。1925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机要科长，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长。离教育部长任后，先后任社会部长、立法院副院长。去台湾后，1950年8月去欧美，1968年回台后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等职。 1944年11月——1948年12月 教育部长朱家骅。(见前)

1948年12月——1949年3月 教育部长梅贻琦。

梅贻琦 1889年生，天津人，1908年入保定高等学堂。]909去美入沃斯特工业大学学电机。1915年清华学校任教。此后历任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执委。1949年去美国。1955年11月去台湾恢复“国立清华大学”，1958年任“教育部长”兼“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

1949年3月一一1949年9月 教育部长杭立武。

杭立武 1904年生，安徽滁县人。毕业于金陵大学，后就读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英国伦敦大学。1929年归国，先后任金陵大学、中央大学教授、系主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教育部次长、教育部长。去台后，历任总统府顾问、驻泰国“大使”、“亚洲人民反共联盟”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评议员等。他是南京政府和旧中国的最后一任教育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