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楼,长忆丰子恺

　　编者按：　　在编辑此稿中，由于十年动乱，作者相关珍贵资料丢失，于是本刊编辑特地前往上海陕西南路上的丰子恺故居实地探访。有幸得到丰子恺外孙宋雪君的鼎力支持，提供了丰先生身前珍贵的照片和作品资料。深感丰子恺先生巨大的人格魅力及其对家人的照拂与影响……　　阿咪·漫画　　丰子恺先生是笔者先姨夫邹彭年先生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他们的恩师是有名的李叔同先生，就是后来（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的弘一法师。抗战胜利后，1947年他回到杭州，在里西湖静江路（现北山路）租居了一年左右，曾与杭州市长周象贤为邻。我曾在姨父红门局寓所见过这位留胡须、操吴语的老伯，似懂非懂地倾听他风花雪月的漫谈，记得当时我还是个小学生，而他也并不老。　　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一个初冬，我与福建木刻家叶民健来到上海陕西南路日月楼，专门去给丰子恺先生拜寿。我们捧上一盒蛋糕，当即打开盖子。丰先生看到奶油浇成的“祝你健康”四个字，十分开心，说：“为人健康最要紧，这是干事的根本。” 叶君送上一条锡纸包装的“昆明”牌卷烟，说这是“高干专用烟”。那个年月什么物资都匮乏，什么都要凭票供应，而且配给还是分等级的，就如包裹这条“昆明”卷烟的那张《闽西报》也与新华社的《参考消息》一样，不到一定阶级的官员，是无权订阅的。丰先生的酒量、烟瘾颇豪，所以他接受“昆明”卷烟后，便立时抽出一根，点燃，靠在沙发背上，眯起眼，细细品味起来。岂料那只半眠着、首尾难分的波斯猫，像是有了感应，躬下腰，跳上茶几，用毛茸茸的脸去亲蛋糕了。我们顿时呼叫起来。丰先生见状，十分平静地伸臂，将它抱开，随即切了一块蛋糕，放在盘内，送过去，“阿咪，今天也祝你健康！”　　听到“阿咪”，我顿时联想起那桩叫人尴尬的“阿咪事件”来。丰先生钟爱生灵，喜饲猫，家里有只聪明可爱的猫，叫“阿咪”，就在上海某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阿咪》的随笔。该文随即被香港一家媒体转载，没料到却惹出了一场风波。这里就有人说，专写身边琐事，远离火热的“三大运动”，是方向问题；进而上纲上线，批判丰先生“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这还了得，那是大是大非问题了，一棍可以打死一个人的。幸亏丰先生赤胆忠心，威望高，阅历深，不知怎的应付过去了，圈外人不便多打听，我只是小心翼翼探问：“那只阿咪，就是它？”　　“那只阿咪是中国猫，神秘地失踪了。猫是很认家的，走多远，都会回家来的，但始终不见阿咪的踪影。”　　“当阶级敌人被处决掉了。” 叶君插了一句。　　丰先生沉默了一阵，说：“无论怎样，它是无辜的。朋友知道我想念阿咪，安慰我，就送来这只候补阿咪。它的地位可不同了，是‘外国朋友’啦。”　　我随机把话题转入中国漫画。确立丰子恺在中国文艺界不凡地位的根基之一，就是“子恺漫画”。丰先生自己也坦然承认，中国现代漫画，他是肇始人，“不过漫画这一称呼，却来自日本。” 他补充说。　　丰先生告诉我们，日本人早有“随意画”的叫法，意译过来便是“漫画”。“我1922年东渡时，特别喜欢两位随意画家的作品，就是蕗谷虹儿和竹久梦二。尤其是梦二的作品，犹如给人于苦热中的一杯冰咖啡！”　　就漫画创作而言，丰子恺是十分聪明的，简直无师自通。他从日本回国后，即应聘到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当时这所学校名师云集，管理制度却十分刻板：一次开教务会，冗长、乏味，同事们有拱袖的，有垂头的，有伏案的，有一心品茶的，都一一摄入丰子恺脑中，会后，他把这一窘状在宣纸上勾画了下来。自此他开始创作漫画，一发不可收拾。其中有一幅题词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漫画，被同事朱自清先生看中，要去径寄北京俞平伯先生，发表在他俩合办的杂志《我们的七月》上。此幅漫画，丰先生认作是自己的处女作，那是1924年的事。也是这幅画，引起文学研究会台柱郑振铎先生的兴趣，就向丰子恺不断约稿，逐次发表在他主编的影响全国的《文学周报》上。为了有别于传统中国画，郑先生就冠于“子恺漫画”的名称，并开辟专栏刊登。从此，“到红尘间来高歌人生悲歌” 的“子恺漫画”就在中国现代画坛独树一帜了。　　夏目漱石·章克标　　叶君在向丰先生讨教美术的同时，我也穿插着汇报自己的学习专业——日本文学，撰写了毕业论文《德永直评传》。　　丰子恺先生精通日语，孰稔日本文学，我就在他面前不知深浅地大谈起小林多喜二、德永直两位普罗作家来。丰先生静静听着，面色平和，十分耐心，但没有发表一点意见。待我“宏论”结束后，他就问我，既然研究日本文学，还读其他流派（日本现代文学流派繁多）的作品吗？我说读过一些，而且是躲开同学，偷着读的。他说，你报几个作家的名字吧。我说，我读过周作人翻译的日本俳句、狂言、物语《浮世澡堂》，又读过近现代作家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广津和郎、志贺直哉、高昌珲等等的作品。丰先生听着，脸上泛起了笑意，随即起身，从书架上取来了一本书，说：“这是一本我们翻译的夏目先生的书（系《夏目漱石选集》第二集），送给你。读读也许会有深一步体会。” 说着，就在书的扉页上用钢笔题写：“赠文楚仁弟 子愷”。 我恭敬地翻看目录，发现全书只有两篇，即《旅宿》（子恺译）和《我是猫》（开西译）。我便问：“开西是何人？”丰先生回答道，“你不是在海宁教书么？这位开西也在海宁哩，是笔名。他的真实姓名叫章克标，过去在文坛上名气不小，现在可能有什么历史问题。你能否帮助打听下，因为出版社给他的一笔稿费，还存放在我这里。”　　可巧，我知道并认识章克标其人。我当时因为和县委书记太太吵了一场，被“下放”到离县不远的一个叫庆云桥水乡集镇上的中学里教书，有几次在镇政府会堂里看到一群上了年纪的“四类分子”在搬桌凳、扫地，有人向我指指一个剪平头的矮老头，说那是被鲁迅先生批判过的章克标，云云。我吃了一惊，他就是抗战前以《文坛登龙术》一书走红上海滩的才子章克标吗？大概是历史问题，落到这步田地。不过我没有向丰先生讲出这一情况，只是说：“我认识章克标，他在海宁庆云桥。我也在那里教书，我可以把样书带去。至于稿费，最好让他自己到上海来拿。” 没想到，此事却在“文革”时惹来一身祸。章先生到21世纪初还健在，已是期颐之年，是海宁市政协委员、浙江省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