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评论―我读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

学界评论―我读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

1、 陈明评论―我读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作家的文采加训诂家的眼界加愤青的心态等于《丧家狗：我读“论语”》。 对于刚刚拜读的李零先生这部近著，我只能用这样一个等式来加以概括描述。

先说作家的文采。上海有个叫江晓原的教授写过一篇文章专门称赞李零先生文章写得好，结尾好像是说“为什么现在看《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李零先生已经不给它写稿了。”他们专业有交叉，互相读得比较多，但我并不认为这属于戏班子里的喝彩。《读书》读者减少的原因不得而知，但跟“读书体”你可以不喜欢但很难说不好一样，李零先生的文章你可以说怪怪的但不能不承认它别具一格。跟苏东坡不同，对于已有《花间一壶酒》等博得天下文名的李零来说，这些夸他文章好的马屁应该还是能够招呼到马屁股上舒服如春风拂面。私下感觉，就学者和作家这两种身份，李零先生似乎对后者比对前者还要更在意一些――至于究竟是时代之故还是天性使然就更不敢妄加揣测了。这两种性向的冲突和平衡或平衡和冲突，是了解传统文化人心理的一个有趣视角。

再说训诂家的眼界――这是重点。训诂就是识文断字。朴学强调“读书先识字”。惠栋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我们做中国古代思想的，识字不多，知道必须站到训诂考据家的肩膀上把东西看清楚明白了，才有思考想像的材料和方向。像近些年蔚为大观的“郭店简”、“上博简”讨论，就主要是借助训诂考据工作者的文献整理才收获自己的成果的。我跟李零最近一次照面即是在上海听他讲《淄衣》、《诗论》等。别的都忘了，但报告厅里的投入认真以及心底的钦敬和感激却还十分清楚的记得。上海博物馆邀请委托李零先生主持整理工作，反映了学界对其专业素养的高度认可和信任。

但是，即使按照过去的说法，传统学术也区分为考据、词章和义理三个层面。训诂属于考据，专于也限于识文断字，所谓饾饤既是自嘲也是写实。我这里所谓训诂家的眼界，其特征简单说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为正如人不能还原成胳膊大腿或者猴子，一篇文章也不能还原成字、词、句，它还有脉络和意义。这也就是陈寅恪要争取“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的原因。虽然立足字义阐释经义也有人做出过成就，但它毕竟不意味着考据之学即等于义理之学或可以代替义理之学。说过“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的张之洞同样说过“由经学入史学者，史学可信。”但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似乎是想沿袭当年古史辨学派的套路（参见该书“总结三”），相信可以用训诂的方法还原“论语”文本和孔子符号的“真相”，进而通过真与假、活与死的二元区分以解构否定其义理内涵和文化价值。管窥蠡测，自然不免盲人摸象识小不识大之讥。我们来看书中的几个实例。

该书第343页云：“孔子是怎么变成圣人的？是靠学生。他是靠学生出名。”且不说李零固执的将作为明哲之士的圣人与作为有道之君的圣王互训或混为一谈只是他一家之言，也不说孔子博闻多识，删诗定礼著春秋，继往开来，金声玉振，当世已有圣人之称，单就老师靠学生出名这一点来说，与之相先后并称显学的墨家学派，子墨子的学生应该也不少吧？做官的也不少吧？组织得也更加严密吧？对于开创门派的“巨子”的宣传与效忠应该也不输于儒家吧？那么，子墨子怎么没有成为圣人？为什么不仅没有成为圣人而且很快归于歇绝？情感色彩虽然各不相同，但是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它们的思想主张与社会结构及生活需要的关连度或契合性上却异口同声――可接受性或可操作性差。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因为统治者意识到“攻守异势”需要“偃武修文”了。变化的后面实际反映着朝廷与社会的博弈以及执政者平衡内政外交课题的需要。这些玄机以李零之才学自是不言而喻。如果董仲舒可以勉强说成孔子学生，汉武帝也是么？即使你像赵本山一样有才，恐怕也说不圆通吧？也许有人要说，李教授这里本就是将古人当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今天靠学生出名的老师多么可恶！是的，这些我也觉得可恶，可是这种骂法难道深刻？难道有趣？难道不很有些阿Q？该书324－325页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议论同样属于“批判现实，歪曲传统”的例子。前面清清楚楚说明“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原意是“当官如果有余力，要学习；学习如果有余力，要当官”，接着笔锋一转描述了现在“学问大了”则当官，当了官学问就变大的情况，再然后跳出一句脆生生的议论：“谁说中国传统中断了？”情绪宣泄得很爽！可这一板子抡向古人屁股的同时，自己脸上应该也是火辣辣的吧？

李零认为存在“活孔子和死孔子，真孔子和假孔子”，“汉以来或宋以来，大家顶礼膜拜的是人造孔子……孔子也要打假。”总之，活孔子是“丧家狗”，死孔子是“道具、玩偶”；真孔子是“教书匠的祖师爷”，假孔子是“历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第11、12、13页）这里涉及的东西很多，难以说深说全，但并不复杂：只要想想汉宋以来关于孔子的政治文化活动是否可以用“造假”二字概括、否定和抹杀就可以知道其是非对错了。“道具、玩偶”的一个意思是“符号”和“象征”，一个意思是“被操纵”和“被利用”；二者的意思是不尽相同的。简单的讲，“死孔子”应该是同时具有这二重意义，并且，之所以“被操纵”和“被利用”，前提应该是其本身具有某种“符号”和“象征”的意义。――要知道，汉承秦制，是在“纯用霸道”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才稍稍妥协，将对立公家私门“专适天下以从己”调整为“与民休息”与三老及孝悌、力田等社会有机力量结合共治天下。正是这样一种“改革”“更化”，才使春秋战国以来的分裂中国在秦的政治统一后，进一步从社会和文化上凝聚为一个有机体，成为今天民族和国家的基础。明乎此，则将孔子、儒学以“历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视之的偏颇之失也就显而易见了。至于说假孔子“替皇上把思想门，站言论岗”，也许，但同时也应指出，这个“假孔子”同时也是皇上思想言论的调控者，虽约束力有限，却是一个口头上必需承认的价值标准――看看“汉诏多惧词”就知道的。由此把“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当成知识分子的宿命，既不全面也不是事实――他自己本身就构成一个反例。

“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第11页）是李零用训诂考据“打假”的方式、目标和成果。实际这三点无论从哪方面说都十分可笑。政治、道德、宗教构成《论语》最基本的思想内容和意义维度，把它们抽干，剩下的还有些什么？真这样的话――相信不可能完全做到，面对教室求知的眼神，唯一的招数就只能郢书燕说古为今用六经注我了。李零试图用一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证明孔子是政治冷漠者，实际这句话完全也可以做政治学的解读――并且更合适，因为对于古典思想家来说，政治是其最基本的存在方式。

训诂学主求真，做减法，某种程度上可以如奥康剃刀般删汰一些无根浮辞；人文学重会意，做加法，对经典与生活和时代的互动及其价值生成给予阐释和说明。孔子、《论语》这样一种基本经典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层次性，在时间上也具有开放性。因此，“人造孔子”不仅不是“特没劲”，反而是极富价值：历史为什么不造墨子韩非，而选择孔子？如果不造孔子，历史社会又会呈现怎样一种图景？近代为什么不造了？今天，现代性深入全球化扩展的语境里怎么又有人（如费孝通等）重提再造孔子？海外教汉语的学校为什么以孔子命名？李零等反对，难道真只是为了打假的学术真诚而没有其他真深刻假深刻的考量？等等等等。

读者或许要问：聪明如李零，怎么会有如此荒唐的想法主张？难道训诂学误人竟致如斯？当然不是。真实的原因就是――愤青心态！这在我读《放虎归山》、《花间一壶酒》时还只是一种直觉，这本《丧家狗：我读“论语”》把它坐实了。该书第4页说：“我的态度，回想起来，和如今的‘80后’有程度的不同，无本质的不同。”他认为安乐哲帮孔子说好话是“挖空心思”，属于“西人的流俗之见”；而对一幅调侃孔子的洋人漫画则引王朔“你譬如孔子，搁今天就是一傻逼……”为证。（第43页）也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王朔们看来确实是卑之无甚高论，但苏格拉底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自己一无所知”岂不同样傻逼？《圣经》的“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岂不更是疯狂？猴子变成人不只是因为直立行走，还因为先圣先贤创教立制人文化成。孔子、苏格拉底和《圣经》，就是那最初“文”、最基本的“化”。

“80后”等于反传统？未必。反传统的“愤青”或者源于五四，或者源于文革，从书中文字看李零先生二者得兼，但主要应该还是后者，因为他承认自己“文革受过刺激”，跟王朔、王小波一样。此外，据说愤青还有“左愤”和“右愤”，我想基本的心理结构应该相近，即情结支配思维，这个complex的主体或为怨恨逆反，或为自卑自傲，或为压抑迁怒，发泄指向或左或右或洋或古，但其为心理阴影使理智出现偏差则大同小异。有人拿李零的解构孔子（有位“自由主义”作家在表达其自己的欣赏之后，也认为该书“解构”得有些过）与鲁迅相比，实际二者是不相伦类的：鲁迅的反传统是基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激，体现着民族魂的精神光辉；李零的解构（实际从书中你根本看不清作者对孔子究竟持怎样一种态度，一会表示要学点什么，一会又说敬不敬孔子是个人爱好并引二王为同调）则是对一切“宏大叙事”的质疑与嘲弄，其情绪是个人性的，其尺度也是个人性的。这点由二人的行文以及行文中流露出的情绪可以看得很清楚：鲁迅的文字后面有一股力道撕开黑暗使你不能不面对并在面对中变得坚强；李零的文字后面则只有他自己，一个以调侃为幽默以亵渎为勇敢似自谦而实自矜似超然而实执著的“80后旧文人”，一个用传统资源否定传统价值的传统学者！鲁迅的“过客”孤独而坚定，是穿过黑暗去迎接日出，而本书封面上的“丧家狗”三个字跟这一切毫无关系。这个从台北流浪狗延伸出来的意象跟什么样的精神家园扯得上呢？（第1页）我看到的只是失意和无聊。出版座谈会上刘军宁也表示不理解李零“怎么会把一个心里坚持理想的人说成丧家狗？”――不知为什么，他还认为五六十岁年龄段的人，相对最缺理想主义。我说，于丹把《论语》熬成一锅心灵鸡汤，反映的是她自己的理解能力；李零将孔子描述为丧家狗，也是把自己的心态和心量当成了孔子的精神和事业。

突然想起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想起苏小妹的一段话：心头有佛，看到的就是佛；心头有粪，看到的就是粪。也许因为王朔、王小波最近实在太火吧，突然我觉得李零教授很像是学界王小波或王朔。不知他对此会不会也像孔子听到郑人说自己像丧家狗时一样，“欣然笑曰：然乎哉然乎哉”？

来源：《博览群书》2007年第五期

■ 蒋庆、康晓光与王达三关于李零《丧家狗》信函节录

蒋庆，阳明精舍山长

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王达三，中国儒教网站长、木铎论坛总版主

【王达三按：日前达三分别致函蒋庆先生、康晓光先生，谈及李零先生之书。至此，陈先生以之为“愤青”，蒋先生以之“末世之书”，康先生以之为“垃圾”。“五一”期间应邀参加“原道”同人聚会时，陈明先生曾有言：“这样说孔子，这吧明显欺我儒门无人嘛！”盖道既有异同，则学必有边界。固守边界者，守土之责也。然观者须知，吾人对李零先生之批评，在道之不同而非在人之品评。尤特是，吾人之工作当首在“立乎其大”，而“攻乎异端”者末也。是以吾人多是表明态度，而无须详加论述。又本文首发于中国儒教网（http://www.zgrj.cn）和木铎论坛（http://bbs.zgrj.cn/dispbbs.asp），转载者请注明出处为盼。西历2007年5月14日王达三于东北海滨】

王达三致蒋庆先生函

蒋先生道鉴：

今达三译有《孔子回归中国》一文，特此奉上供先生过目。

又，不知先生对李零《我读论语》有何看法？此人在学界影响甚大，且书已畅销，故不得不辩之，虽然时人或有小骂大帮忙之讥。陈明老师一文辩驳甚力，康晓光老师亦很赞同陈明老师观点。米湾兄和达三也各写了一篇小文章对李氏提出批评，择日发布出来以正视听。

不具，顺颂

道安！

后学王达三叩首（2007-05-12）

蒋庆先生复王达三函

达三如晤：

来函及译文收悉，译文很好。另在网上见有《中国学界大事记》一文，勾勒甚明，发给你一看，也可贴在中国儒教网上。

李零之书我尚未看，也不会看这样的书。此人玩世不恭，轻侮圣贤，末世此类人甚多，本不值回应。然你和道友驳斥，亦有必要，使此辈知圣贤不可侮也！

我已于上月底回到山上，有事可致电山上。你工作之事何如？甚念。

蒋庆于阳明精舍（2007-05-13）

王达三致康晓光先生函

康先生道鉴：

“五一”一聚，人多嘈杂，未及细谈，甚为遗憾。达三择日再行拜访，尚请告知空当。

随信附录陈明先生批评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的文章。我觉得这是陈明先生今年写得最好的一篇。

不具，顺颂

时祈！

学王达三稽首（2007-05-11）

来源：中国儒教网、木铎论坛

■ 又闻荆柯来刺孔－－就李零《丧家狗》争论答记者问（陈明）

又闻荆柯来刺孔－－陈明答《新快报》记者问

陈明（《原道》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记者：李零认为对他的批评更多的是集中在个人上，而你是率先指出他是“愤青”的学者，你认为愤青的身份与他的观点本身有什么联系？

陈明：愤青是指一种思维方式，情绪支配理性。以李零的学术素养，不可能得出他书中的那些结论。合理的解释就是指桑骂槐，当年的《河殇》就是这样。现在的言论空间有拓展，还这样拿文化给政治替罪，往大说会掩盖问题症结，往小说暴露自己怯懦无能。那次会上他说如果批评社会就是愤青，那他就是愤青。这完全是偷换概念以博取同情。至于提到文革，是因为文革以反传统为话语特征，而他自己也承认文革受过刺激。秦晖已经说过刺秦才是好汉，冲着孔子挥大刀片子算什么角色？孔子只是一介书生啊！

记者：从李泽厚到钱穆，从于丹到李零，都对论语进行了解读，作为读者，如何识别和选择呢？

陈明：我建议先看杨伯峻。他的书从训诂的角度帮读者把文字梳理通顺了。至于思想意义的获得，这就需要看各人的见识、修养、造化了。李泽厚的哲学性、钱穆的儒家倾向，各有千秋。在有了一定基础后，再去选择不迟。

记者：不断对传统经典进行研究，读者也出现热读论语的风潮，国学热真的出现了吗？

陈明：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经典，大家都对有所认知不仅正常也很必要，如“圣经”之于基督教国家、“古兰经”之于伊斯兰国家。“论语”是我们的基本经典，大家对它有了兴趣，表明人们在温饱之后、在知识之外还希望知道一点人文的东西，这是好事。这和国学有关系，但并不是一回事。

记者：那么，我们到底该怎样阅读经典？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陈明：钱理群说要读原著，这当然是没错，但对老百姓来说原著读得懂吗？这就难免需要导读。李零自己就在搞这个嘛。我对于丹搞的东西没有什么好感，但觉得也没什么不正常，《解毒于丹》发布会上我就没说什么。李零情况就不同了，明明是情绪发泄却打着学术的幌子，好像众人皆醉他独醒。他说自己“自娱自乐”？这可是他课堂上的讲稿啊！还印成术往市场上销――玩得也太大了点吧？

阅读经典，温情和敬意我认为最重要，因为它会使你收获更多。

就李零《丧家狗》争论答《东方早报》记者问

陈明（《原道》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1、上月参加这个研讨会，你预想到之后会有那么大的争论吗？回过头来你怎么看这个研讨会？

陈明：意料之中。因为《论语》很热，各种思想目前纠结冲突很厉害，媒体也去了很多。正因为知道会有发酵效应，当时许多可以说的话我都没有说，例如李零说如果批评社会就是愤青的话自己就是愤青，例如钱理群说李零跟鲁迅一样反对中华文化殖民主义等等。

这个研讨会本身是为图书出版造势的公关活动，我当然要遵守起码的礼貌或客气。我感觉与会的专家学者们与这本书的主题不是很搭界，很多甚至也没怎么看书的内容。所以谈不上真有什么研讨的可能。但是，从一些相互理解的出入，也可以看出作者思想的某种混乱，譬如说钱理群一会说“丧家狗就是有自己的理想，不断的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但是还不断的寻找。”一会又说李零是用这本书反对当前的儒家文化传播：“现在李零说孔子是‘丧家狗’，怎么向全世界提供资源？我认为他是有这个针对性。”到王得厚那里，则说“做王者师是儒家根本的想法，……如果没有想做王者师，人就不会成为丧家狗。”你不觉得可笑么？

2、你怎么看蒋庆他们的言论？

陈明：我跟他们联系不多，对于儒学等理解也不太一样。从网上看到那些话，感觉他们好像是哪本武侠小说中的天山派――我更喜欢杨过那样的独行侠。这篇“学界王小波或者王朔”是很偶然才一个晚上写出来的，几个朋友觉得我的发言不错；本来只是路见不平吼一声就算了，就像办《原道》也只是从直觉开始，因斗气坚持一样。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回应？

3、不批于丹批李零，有人说是因为于丹让《论语》热让你们更有饭吃，而李零砸了你们的饭碗，所以你们区别对待，你怎么看？

陈明：于丹讲过以后人们对《论语》的认知度提高，这使我们的社会更趋于正常――看看别的国家对《圣经》、《古兰经》的认知吧。如果这能带来更多的饭吃，当然是好事！我在《解毒于丹》的发布会上说过，于丹讲的是自己的心得体会，你犯不着当真。挣钱，是人家的机会和本事，更不要去较劲。毁传统就能砸我们的饭碗？那五四不早就砸光了？李零他自己还靠这个吃饭、发财呢！

4、《丧家狗》你认为最大的硬伤在哪里？最让你气愤的地方是什么？

陈明：硬伤是指桑骂槐策略导致的扭曲文本、厚诬古人的思维和心态。像说孔子的圣人是学生给吹出来的，如果他的粉丝不能把他吹成圣人，就属于硬伤。

最让我气愤的是他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位先生写的“新儒家宣言”空洞、滑稽――尤其滑稽二字。

5、李零和其他人都说丧家狗是个中性词，是你们感情用事不满意这个词，你怎么看？

陈明：是不是一会儿褒义一会儿贬义就成了中性？要骂干脆就像王朔一样破口大骂，我也佩服你流氓得到家。现在这样一片混乱，完全是卖弄聪明反而暴露了怯懦，太不值了！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 “不完全的真理”更误人——也读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林存光）

林存光（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7年5月的某一天，偶然闻知李零先生新近出版了一部煌煌巨著《丧家狗：我读〈论语〉》，便急急忙跑到书店并忍着痛花了48元钱买来此书，然后怀着浓厚的兴趣一口气拜读完此书的自序、导读一和总结一、二、三，本想着自己能像面对“于丹现象”那样，不置一词，淡然处之而已，然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不妨也来说说李零先生的“丧家狗”之见。

话说时下“孔子热”热的炽热度着实让人有些眩晕，于丹的《〈论语〉心得》热销得也着实让人找不着北，于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感觉终于沐浴到儒学复兴的春天阳光者有之，激于卫道愤然起而叫骂者有之，欣欣然艳羡着妒忌着搭乘《论语》热销的便车赶忙出书发一笔小小的横财者亦有之。正如在过去“尊孔”和“批孔”的年代里各种各样的中国人在“孔子”面前表演过各种各样的本相那样，现如今的中国人也在热闹非凡地竞相在“孔子”面前表演着各种各样的本相。如此现象，着实令人深长思之。

可以说，不了解孔子和《论语》火热的背景，便不能真切地了解李零先生写作《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的真实用意，因为李零先生的大作也正是乘着“《论语》很火，孔子很热”的东风扑面而来的。单从书名来讲，该书之“丧家狗”的立意与视角便格外特别，颇能收让人眼前一“亮”、吸引眼球的效果。而该书之所以值得关注，则在于此书的作者是一位颇具学术声誉的、“靠‘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吃饭”的学者，因此，读者朋友是有充分理由让自己想当然地认为，于丹的心得与这位严肃学者的《读〈论语〉》之作相比，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读者何以要“想当然”呢？因为“老百姓糊涂”是“本来糊涂”，所以才成就了于丹式的“明星教授”，而李零先生是真正靠古文字、古文献吃饭的学者，既不是糊涂的老百姓，也肯定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令人讨厌的“知识分子”，而是绝对“明白”事理之人，因此，李先生讲的孔子、读的《论语》也就具有百分之百的真理性，是不容置疑，句句在理的！然而，“想当然”终究是“想当然”，一位严肃的学者也可能与“知识分子”一样，一本正经而严肃地“揣着明白装糊涂”。

先说李先生的“明白”之处。

1．在“《论语》很火，孔子很热”的时候，李先生能够站在“丧家狗”的视角来解读《论语》，重新厘定孔子的本来面目和形象，无疑是别具意味或意味深长的，其意义就在于李先生无非是想给时下的孔子和《论语》热降降温度，让人们通过直接读《论语》来更清醒理智而明白地看清孔子的本来面目，如此用心不可谓不良苦，如此用心亦不可谓不明白。

2．李先生在书中想告诉我们的是，“孔子并不是圣人”，或孔子自己从不曾承认过自己是圣人，而欣然承认过自己是“丧家狗”，这在《论语》中确有明文为证，是任谁也否认不了的。

3．所谓的“丧家狗”，“绝非污蔑之辞，只是形容他的无所遇”，也就是说，“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李先生对“丧家狗”一词语义的解释是很明白的，不愧是古文字学家。

4．我们应在“活孔子”和“死孔子”、“真孔子”和“假孔子”（或“人造孔子”）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并应区别对待之，这是颇有几分道理的，而且，“喜欢活孔子、真孔子，不喜欢死孔子、假孔子”，属于李先生的“个人爱好”，是任谁也管不着的。

5．我们要想认清孔子的本来面目，了解孔子的想法，需要“读《论语》”，“读原典”，“看原书”，这话肯定是百分之百的明白人讲的。

另外，李先生在书中表达的许多观点，我也是持赞同意见的，譬如，李先生读《论语》的一个感受是“孤独”，“孔子很孤独”，本人也有同感，所以在《旷世大儒——孔子》一书中以“人生孤旅”一语来总结孔子的一生。再譬如，李先生说：“道德不是讲出来的。”“今天说‘五四’，我还是充满敬意。”“‘五四’挽救了孔夫子，挽救了传统文化。”“‘批林批孔’，孔子不过是符号。”“当年的批孔干将，现在也是急先锋，只不过换了尊孔而已。”“学者要有超然独立的学术立场。”“我佩服的是这种人，批也好，尊也好，都不能随风倒。”“宣传孔子，……越是与其他宗教争胜，越是有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之嫌。争它干吗？”“‘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条最难学。还有一条，也不好学，是这里的‘贫而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现在，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当然是抽象着学）。”“‘半部《论语》治天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孔子不是工具，也不是道具。”“孔子把从政当使命，这在中国是传统。学者称为担当，我看是恶习。”“孔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所有这些讲法，愚见以为，都透显出了李先生很精辟的见解。

由以上种种，笔者认为，李先生应该算是一个确凿无疑的明白人，而且是一位明白的学者。然而，李先生并不止乎“明白”，他从“明白”处更向前迈进了一小步，诚所谓“明白难，糊涂亦难，由明白装糊涂尤难”，而李先生却做到了这一点。

那么，李先生的糊涂之处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立场的暧昧。李先生在书中明白地告诉我们，他是“红旗下的蛋”，过去本来是对孔子不感兴趣[1]，也不爱读《论语》的，但现如今态度上发生了一个根本转变，就是开始“卖劲儿读《论语》，而且是当做一部最重要的经典来读”，但这一转变显然不是刘邦的那种由溲溺儒冠到过鲁祭孔的转变，也不是那种由“当年的批孔干将”一变而为如今的“尊孔”“急先锋”的变化。李先生过去不爱读《论语》，大概纯粹是出于“个人爱好”的缘故，因为不喜欢所以就是不爱读而已；现如今可劲儿地一字一句地读《论语》，大概也纯粹是出于“个人爱好”或出于一个古文献学者从事的专业的缘故，但有一点不变的是，李先生从来都是自外于“批孔”或“尊孔”的时代潮流的，从李先生的自述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而且李先生是一个天生“自由散漫”、“讨厌道德说教”和有着批评怀疑精神的人，这是李先生的可敬可佩之处，因此，在时下《论语》和孔子的热浪中，李先生偏偏也要读《论语》，目的就是“为了破除迷信”，破除将孔子称作“圣人”的迷信。既然孔子不是“圣人”，他也就不能再作祟“救中国”乃至“救世界”了，不过，李先生又说“读《论语》，要心平气和——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而“目的无他，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孔子，特别是在这个礼崩乐坏的世界”，笔者仔细咂摸这话的意思，似乎又是在说“真实的孔子”可以救“这个礼崩乐坏的世界”一样，或者李先生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假孔子”救不了世界，只有“真实的孔子”才能救世界？但是，如果说李先生读《论语》的目的就是旨在强调“真实的孔子”能够救“这个礼崩乐坏的世界”的话，似乎也不对，因为李先生又明明说，“活孔子”只不过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或“典型的复古主义者”，“真孔子”不过是一个“教书匠的祖师爷”而已，他“一辈子都生活在周公之梦当中，就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是一只“可笑也可爱”的“丧家狗”，按道理讲，他连他那个时代都救不了，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这个世界呢？请原谅笔者的愚钝吧，读了李先生的书后，笔者似乎读不出李先生的真实的立场究竟是什么。

2．立场的偏狭。对一个人的评价理应客观公允，对孔子也一样，正如为李先生本人所佩服的梁漱溟先生所言，“过分抑扬，贤智不为”[2]。李先生在书中先是这样来评价孔子的：“孔子不是圣，只是人，一个出身卑贱，却以古代贵族（真君子）为立身标准的人；一个好古敏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传递古代文化，教人阅读经典的人；一个有道德学问，却无权无势，敢于批评当世权贵的人；一个四处游说，替统治者操心，拼命劝他们改邪归正的人；一个古道热肠，梦想恢复周公之治，安定小百姓的人。他很恓惶，也很无奈，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这段评语应该说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但不知李先生为何后来又非要再讲一些属于“个人爱好”的、对孔子的愤激不敬之词，似对孔子又有抑之过甚之嫌，且不说孔老夫子究竟有多大的贡献，即使是对一个不喜欢其观点的论敌，乃至对任何一个普通人，我们都应该尊重（敬）其人格，这是做人的最基本的教养，但李先生偏偏要标新立异，竟然说什么“其实，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不敬又怎么样？比我小一点，王朔和王小波，他们说起这位老人，就是满嘴没好词。”并在书中注释中引证了一段王朔先生的话：“你譬如孔子，搁今天就是一傻逼，‘有朋友从外地来，能乐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三个人里准有一个人能教我。’‘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那没准还有人以为你都知道呢。’——这不是傻逼么？搁今天哪个宝贝说这么一顿大实话，谁会给他出书？还当祖宗敬着，招来一大堆更傻逼的人认真学习？”李零和王朔先生自然可以有自己的“个人爱好”，譬如说喜欢骂人，或者是喜欢读《论语》，但如果说有意在引导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对人的评价偏好的话，那么，这种说法，说的好听，是立场的偏狭，说的难听，李先生一方面讲“敬不敬孔子，这是个人爱好”，一方面又一字一句地认真读《论语》，整个一个王朔先生所说的“那个”（笔者实在不愿意引那个原词，权且以“那个”代之），也不知李先生在《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中是否没讲一句“大实话”，出版社才给出的书，但不管怎样，按照王朔先生的说法，如果说孔子“那个”，那么李先生就更是“那个”，当然，从“个人爱好”的角度讲，李先生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那个又怎么样”！再譬如，李先生“讨厌道德说教”，认为“越是没道德，才越讲道德”，而“道德不是讲出来的”，这很好，但把“道德”仅仅看作是一种“生存策略”，这种道德立场就未免太过偏狭了，因为李先生完全不了解“生活”比“生存”意义更加宽广，道德是生活的必需，而非生存的策略，所以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孔子“道德说教”的意义，更难怪李先生要把对他人或孔子“敬不敬”的问题只作为“个人爱好”来看待了，因为从“生存策略”的意义上讲，“不敬孔子”也许可以暴得大名。

3．解读的片面。当李先生说孔子是一个“失败者”时，他忘记了孔子的成功之处[3]；当李先生说孔子是一个“复古主义者”时，他忽视了孔子的革命性贡献[4]；当李先生说孔子“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时，他有意在歪曲孔子的本来面目或真实形象。前两点并不难理解，而后一点却极意误导人。何以如此说呢？因为李先生讲的是半句真话。当有人说孔子像“丧家狗”时，孔子欣然承认，说：“然哉然哉！”这是何等的豁达和坦然，这一豁达和坦然来自对人生际遇的深刻领悟和超脱，我想，对于这一点，作为古文字、古文献方面研究有素的学者李先生不会不了解，从这里我们能够读出的应是孔子那超乎个体际遇之上的、意义更为远大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关怀，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如此豁达和坦然，他的这份豁达和坦然足可以引发我们无穷的敬佩和深思，然而，李先生读出的却仅仅是孔子“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这句评语中的“只”字至关紧要，无疑是李先生根据自己的臆想而妄加上去的，加上了这个“只”字，李先生便可以轻轻松松地抹杀掉孔子思想及其“本来面目”的丰富性，而孔子形象的简化正可以让李先生一展文字学家解读《论语》的风采，因为只有在思想和形象的简单处才能见文字解释的真工夫，你看，对“只”是“丧家狗”的一个人和杂乱无章的一部书，李先生也能解读得头头是道，尽管过去从来没喜欢过孔子和《论语》，也许李先生现在和将来也不会真正喜欢孔子和《论语》。就这样，李先生从“丧家狗”的视角得出的结论就是：孔子只不过是一“丧家狗”而已，而且还捎带着不忘将“知识分子”损上一句，这是你们的“宿命”，你们只配做“丧家狗”，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真的是只在一字之间啊！当然，这有点揣测李先生的意思，但愿如李先生所言，“丧家狗”一词“绝非污蔑之辞，只是形容他的无所遇”而已。然而，“无所遇”就真的能完完全全地代表着“孔子的本来面目”吗？愚见认为，这种看法实在太过片面了。

4．读书人的自欺性。从孔子身上或从孔子的“丧家狗”的际遇上，李先生说看到的是“知识分子的宿命”，但愿李先生自己已摆脱这一宿命，不再是“以良知定是非”而注定只能做“丧家狗”的“知识分子”，不过，我相信李先生还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的，不然怎么会闲得无聊竟认认真真地读起了《论语》呢，而且是把《论语》“当做一部最重要的经典来读”？然而，“以良知定是非”者搞不了“政治”，同样学者的良知也代替不了学术本身的问题。孔子的“本来面目”无疑是一个学术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解释学的问题，经典文本是向所有人敞开的，读者要想了解孔子的真相，的确应去直接阅读经典文本，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的是，即使是读同一部经典原著，不同的人从中可以得到的“真相”也可能是有差异的，而且是一种“视界的融合”。在对经典的视角不同的解读中，也许一种读法比另一种读法更好，但很难说存在一种“唯一正确的”读法，但李先生读《论语》却一再声称他“宁愿尊重孔子本人的想法”，他是通过“读原典”、“看原书”而得出结论的，而且，“一切结论”都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言下之意就是只有我李某的解读才是唯一正确的确解，我说孔子是“丧家狗”，他就只能是“丧家狗”，这不是代孔子立言，而是孔子自己就这么说，口气上颇有些不容辩驳的味道。在我看来，正因为如此，李先生的所谓《丧家狗：我读〈论语〉》才更具有误导性和欺骗性，而如果说李先生自己对自己对《论语》的解读确信无疑而并不觉得有什么欺骗性的话，那他的这一解读就更是一种读书人的自欺了。

暧昧，偏狭，片面，自欺，虽然打着“还孔子本来面目”的旗号，却只强加给读者一种片面的孔子形象！

的确，“孔子不能救中国，也不能救世界。”但，这无损于孔子之为孔子。

的确，“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但，我们也从来就不是凭空造作，就能创造人类的幸福的。

于丹的《〈论语〉心得》虽然热买得很火暴，但于丹的心得终究只是于丹的心得；而李零先生的《读〈论语〉》却是在“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而且讲的只是半真的话。两相比较的话，李零先生“揣着明白装糊涂”而说的“半真的话”才更容易误导人们！

亨廷顿先生说：“不完全的真理，即只有一半符合真实情况的说法，比完全的假话更有误导性。”[5]这话用于李著是再合适不过了！

唉！“孔子很孤独”！他真的“很孤独”，因为就连李零先生这样的“靠‘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吃饭”的学者也不是孔子的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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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零先生在《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的《前言》中说：“过去，老实说，我一直对孔子提不起兴趣。”

[2] 梁漱溟：《今日我们如何评价孔子》。

[3] 如张荫麟先生在《教育家的孔子》一文中尝言：“孔子最大的抱负虽在政治，最大的成就却在教育。”

[4] 这一点可以由李先生推荐我们读顾立雅的书来弥补。顾氏在其名著《孔子与中国之道》中说：“在政治上，孔子通常被称做保守分子，甚至还有人说他的首要目标是复古和增强世袭贵族的政治权威。事实上，孔子倡导和促进了一场彻底的社会和政治革新，所以，他应被看做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变革者。在他去世后的几个世纪之内，盛行于他那个时代的世卿世禄的政治制度最终在中国消亡了。对于这一制度的崩溃，孔子的贡献大于任何人。”（高专诚译，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5]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来源：孔子2000网

■ 一字之差 －－李零新著《丧家狗——〈我读论语〉》（ 皇甫三）

作者：皇甫三 提交日期：2007-4-23 17:04:00

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李零新著《丧家狗——〈我读论语〉》，灰色封面上方三行醒目红字：“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下方灰色小字引《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

《史记》里此事源出《韩诗外传》。《韩诗外传》作者韩婴深受司马迁敬重，《史记》多卷引证《韩诗外传》，【儒林列传】称：“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闲殊，然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赵闲言诗者由韩生。”

【孔子世家】所据《韩诗外传•卷十九》中的有关段落如下：“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污面而不恶，葭喙而不借，远而望之，羸乎若丧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贡以告孔子。孔子无所辞，独辞丧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贡曰：‘污面而不恶，葭喙而不借，赐以知之矣。不知丧家狗，何足辞也？’子曰：‘赐、汝独不见夫丧家之狗欤！既敛而椁，布器而祭，顾望无人。意欲施之，上无明王，下无贤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众暴寡，百姓纵心，莫之纲纪。是人固以丘为欲当之者也。丘何敢乎！’ ”

姑布子卿用“若丧家之狗”形容孔子，孔子很以为然。子贡不明白老师为什么欣赏丧家之狗这个比喻。孔子解释：“难道你没见过丧家之狗？主人忙着装敛入椁，摆器祭奠，狗就没人管了。我想把见识付诸实践，可是上无识货的君王，下无贤士正人，王道衰败，政教失调，强势欺负弱势，多数强暴少数，老百姓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丧家之狗就是办丧事人家的狗，主人忙于丧事，顾不上喂狗，狗因而失意━这是孔子的定义。姑布子卿说孔子像治丧人家没人理的狗，切中他忧国忧民而不得志的心理状态，因而受到孔子欣赏。

李零先生开宗明义，在自序中解题：“我的讲义，正标题是‘丧家狗’，副标题是‘我读《论语》’。首先，我想把这个题目解释一下。什么叫‘丧家狗’？‘丧家狗’是无家可归的狗，现在叫流浪狗。 无家可归的，不只是狗，也有人，英文叫homeless。”李先生把封面引文讲成白话故事：“当年，公元前 492年，60岁的孔子，颠颠簸簸，坐着马车，来到郑国的东门，有个擅长相面的专家，叫姑布子卿，给他相面。他说，孔子的上半身像尧、舜、禹，倒有点圣人气象，但下半身像丧家狗，垂头丧气。孔子不以为忤，反而说，形象并不重要，不过，要说丧家狗么，‘然哉然哉’。”

李先生既看过《史记》，也看过《韩诗外传》，却把“丧家之狗”变成了“丧家狗”，少了一个字，变了一个音。“丧家之狗”里的“ 丧”字读sāng，“丧家狗”里的“丧”字读sàng。李零先生一反孔子“丧家之狗”定义，说“丧家狗是无家可归的狗”，进而用它来泛指无家可归的人。

封面安排已经扎眼，居高临下，强暴《史记》为作者的观点作注脚，下笔更厉害，直接与太史公较劲儿，把“无家可归的流浪狗”扣在孔子头上：“他很执着，唇焦口燥，颠沛流离，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这才是真相……他只承认自己是丧家狗。”

真相，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一桩一桩记载下来：孔子50岁以后仕途平展，作过中都宰、司空、大司寇，56岁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后来因为不满鲁君接受齐国送来的美女歌舞团，带着一干弟子离开祖国，在卫国受到卫灵公礼遇，俸米和在鲁国一样；后来和灵公夫人南子闹矛盾，离开卫国，周游曹国、宋国、郑国、陈国，丧家之狗的故事就发生在郑国。在陈国，孔子的意见受到陈湣公重视，他很得意，一住就是三年。后来赶上晋、楚伐陈，吴国侵陈，离开陈国，危难之际，他老人家招呼弟子“归与归与！”走人了。孔子又回到卫国，卫灵公亲自赶到郊外迎接。孔子给卫灵公出主意伐蒲。可是灵公采纳了卫国大夫相反的意见，没有举兵伐蒲。孔子又走了，撂下一句话：“如果用我，保你一年有转机，三年见成效。”孔子在陈国卫国几出几进，中间回鲁国省亲，61岁那年移居蔡国，其间又去楚国试运气，楚昭王想给他700里封地，被令尹子西劝止了，子西认为孔子用三皇五帝之法匡复周室的主张违背历史潮流，不是楚国的福音。孔子63岁又回到卫国。他的不少弟子都在卫国和鲁国作官，争相为老师开路。两国上层争夺孔子，鲁国的季康子派人带着厚礼来卫国把孔子接走了。

据司马迁统计，孔子在外一共14年。这14年里，他不停地选择机会，趋利避害，为了施展才干，连“乘桴浮于海”都在考虑之列。孔子不是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而是开放时代一位享有充分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和迁居自由，到处受到尊重礼遇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在不得志的时候，才把自己比作办丧事人家的狗，说的是缺乏理解，不被重用，跟无家可归毫无关系。

李零总结孔子一生：“孔子失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可是遍干诸侯，还是一无所获，最后老死于鲁国。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宿命。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原来是古为今用，把孔子说成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借这壶自制的浓酒，浇自己胸中块垒。愤青可以这样作，杂文可以这样写；可是李零先生写的是古汉语专业的讲义，作为考古、古文字和古文献专家，这样讲课，有违业规，误人子弟，印成书卖，误尽苍生。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 新儒家为什么围攻李零《丧家狗》（乔蒙路） 　　乔蒙路 文

集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于一身的北京大学教授李零，不仅以学术著作《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为其在学术界奠定了显赫地位，而且，以《花间一壶酒》、《兵以诈立》等解读传统经典的畅销书，使其在社会文化领域声誉鹊起。其新著《丧家狗：我读论语》今年刚面世，即引发各界极大的反响，不仅举办了有众多学者出席的“传统经典的不同读法：李零新书研讨会”，而且网络讨论更是越来越热烈，质疑与赞誉并存。虽然不乏众多的叫好声，认为“一部新的经典正在升起”，但也引来了大陆新儒家阵营的激烈批评，将其斥之为学界“愤青”。

尽管近几年对经典的阅读成为热门，但对经典的解读则成为一个问题。尤其是对有中国文化圣经之称的《论语》的解读，更是个大问题，如于丹说《论语》引发的巨大争议，可窥一斑。目前，坊间流传的解读《论语》的著作，主要有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钱穆的《论语新解》，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既有“六经注我”，也有“我注六经”。就我个人而言，还是喜欢钱穆的《论语新解》，因为其做到了“直明《论语》本义为主。虽违前规，亦具微衷”。各家注《论语》，无非都想“求其为一部人人可读之注”，但效果如何，则莫衷一是。

李零解《论语》为什么激怒了儒家？主要是因为李零将儒家的圣人孔子解读为一个“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李零在新著中以通俗化的语言对《论语》进行解剖。在作者的笔下，“孔子就是一条郁郁不得志的丧家狗，奔波一生而无所得，他是读书人的宿命的缩影，是所有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者的缩影；孔门就像大帮会，四大堂会，分设掌门人，还有十佳代表……”这种对孔子近乎轻佻的评价，实在令今日的孔子门徒们难以理解和接受。在国内知名的儒家网站儒学联合论坛、木铎论坛等网站上，特别开辟专集，对李零《丧家狗》进行批评，其中《原道》主编陈明的批评极为激烈并具有代表性。陈明在研讨会上的发言纪录被转载到网络上后，引来儒家阵营的一片叫好声。继之，陈明又发表了题为《学界王小波或者王朔：我读李零“丧家狗”》的长文，对李零新著《丧家狗》用这样一个等式来加以概括描述：“作家的文采加训诂学家的眼界加愤青的心态”。陈明说，于丹把《论语》熬成一锅心灵鸡汤，反映的是她自己的理解能力；李零将孔子描述为丧家狗，则是把自己的心态和心量当成了孔子的精神和事业，并以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心头有尊佛，看到的就都是佛；心头有堆粪，看到的就都是粪）来类比李零。

对“中国人的圣经”《论语》的解读，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虽然写法不同，但背后却反映了解读者的价值立场和阅读心态。中国人在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下，文化自信心受到极大打击。同时，在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浪潮的袭击下，对承载有深厚人文价值的传统经典，也予以了不正确的态度。科学主义夸大科学方法的功效，无条件地把它应用于所有学科，乃至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这种激进的科学主义思维方式，对现代人的影响甚大。儒家思想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视人文价值，与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具有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便深刻反映在这次新儒家对李零《丧家狗》的批评上。所以说，大陆新儒家对李零《丧家狗》的批评，不是新儒家对新道家的批评，而是人文主义对科学主义的回应。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 赞于丹批李零，新儒家心意何在？（独孤西）

对有“中国人的圣经”之称的《论语》的解读，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热点，其中标志性事件是于丹女士的《论语心得》和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不但相继出版后成为畅销书，而且引发了巨大争议。在此事件中，日益浮出水面的“大陆新儒家”的表态，尤其引人关注。在内地著名的儒家网站如儒学联合论坛、中国儒教网、木铎论坛、华夏复兴网等网站上，都开辟了专辑进行讨论，而专辑的名称也耐人寻味，分别为“对于丹说《论语》批判的批判”和“李零新著《丧家狗》批评”，一赞一批，一目了然。

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女教师于丹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开讲《论语》后，老百姓听了满心欢喜，交口称赞，一下子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本来，“百家讲坛”面对的就是普通大众，只求老百姓喜欢即是。可是，于丹的一炮走红，却引来了各种激烈的反对声，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持有文化激进主义或“自由派”立场的人士，他们秉持“五四”以来全盘反传统的传统，继续对中国传统报有否定和敌视态度，认为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是阻碍中国现代化的罪魁祸首，中国要实现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必须继续反传统批儒家。第二类是以传统文化的“正统派”自居的人士，他们大多标榜为传统文化的信仰者，以坚定的复古姿态登场亮相，唯我独尊，唯我正确，激烈反对任何对经典的所谓“歪解”、“误读”、“亵渎”。第三类是嫉妒于丹走红的“红眼病”者，他们批于丹无非是想借机自我炒作，以图私利。

“自由派”人士批于丹之意在《论语》和孔子，以及孔子所代表的儒学。对此，中国儒教网的主持者王达三发表《于丹批评者的“政治正确”不正确》一文予以反驳。王达三指出，一部分批评者一口咬定于丹解读《论语》是在“媚权”，是在为“专制亡灵唱赞歌”，因而是“极端无耻”。此种观点很像美国流行的“政治正确”，而且在于丹批评者中颇有市场，他认为，这种论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于丹则是这种论调的无辜受害者。把中国目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存在的种种不如意说成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的“恶果”，想借批评于丹来批评现实。无论如何，他们批评于丹是假，给中国文化复兴“浇冷水”或“灌浑水”是真。从这个角度来看，于丹仅仅是“政治正确”论者的一个靶子或幌子而已。王达三最后反问道：中国人“打倒孔家店”（吴虞）、“拼命往西走”（胡适）、“不读中国书”（吴稚晖）的反传统历史已有近百年，如今我们却越来越不得不面对一个道德沉沦的社会，难道不应该给儒学一个机会吗？

至于以“正统”自居的人士，不但大义凛然、义愤填膺地发表“十博士宣言”，要于丹“自重”，还莫名其妙地将于丹《论语心得》斥之为“国家级学术垃圾”，姿态一个比一个高，言辞一个比一个激烈，已经近乎人身攻击。最终，只能是招致各方嘲笑，成为一场闹剧。不得不说，他们与“红眼病”患者的区分实在是很难。对此，陈明、韩星、王达三等人有合理分析。儒家民间刊物《原道》的主编陈明指出：“于丹讲论语影响大，对儒学的社会传播意义是积极的，因此应该肯定。她讲得好不好？是可以讨论－－可以有学术和传播两个层面。她的风靡一时说明传播上很成功；至于学术，有些人认为也不错，如台湾师大林安梧教授－－我本人不置可否。叫人生厌的是一些酸不溜湫唧唧歪歪的声音，自命清高自封正统，而实际却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狐狸嘴脸而已！”陈明认为，儒学的复兴，既需要有一些人做理论的研究的工作，也需要一些人做实践的普及工作。二者之间是支持呼应关系，不是矛盾冲突关系。陈明也诘问“那些以学术性贬斥后者的人，心理想的难道真是儒学复兴的大业么？”

大陆新儒家的上述看法，也得到了遥居海外的《论语今读》的作者、思想家李泽厚的呼应，李泽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今天从《论语》(等经典)再作出某些新的摘录编写，加以新的解说发挥，它们不同样可以与《圣经》、佛经和其他宗教读物一样，起着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功能作用吗？我没想到，十多年后，于丹做了这个事情，并获得了如此多的听众和读者，我祝贺她成功。《圣经》在西方的重要作用，就是稳定社会、慰安人际。于丹就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讲生活快乐，安贫乐道，这起着同样的作用，宗教并不是坏的，它有稳定社会的积极功能，当年儒学和《论语》也起了这种作用。”李泽厚并认为，学者不需要很多，布道士需要一大批人来做，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李泽厚的这个观点，和撰写《于丹们拯救了传统文化》的冼岩，英雄所见略同。

至此，明眼人一眼可以看出，于丹对孔子抱有温情尊敬之心情，将《论语》熬成了一锅大众渴望的“心灵鸡汤”；李零对孔子持以轻佻戏弄之态度，将之由“圣人”解构成一个“丧家狗”－－大陆新儒家对“心灵导师”于丹的赞许，对“学术大师”李零的批评，与学问的大小无关，也与学术地位的高低无涉，也就是说，这背后蕴含的不是知识对错的争论，而是价值信仰的判别。 （独孤西写于2007年5月12日）

来源：儒学联合论坛

■ 西化派、教条派联剿新儒家令人心忧－－由李零《丧家狗》事件说起（伍天佑）

中国内地著名学者和畅销书作家李零解读《论语》的新著《丧家狗》，一经问世即引发轩然大波，大陆新儒家鸣鼓而攻之。民间儒家刊物《原道》主编陈明博士首先发难，怒叱李零是“愤青”，并发表文章将李零的此著定性为“作家的文采加训诂家的眼界加愤青的心态”。民间书院阳明精舍的山长蒋庆批评李零“玩世不恭，轻侮圣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康晓光直言不讳这本书就是“垃圾”。中国儒教网的主办者王达三博士积极组织同道对李零新书进行批判，引发内地思想界左、右两派的关注和反击，被人称之为一场“思想地震”。

进入199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兴起了“国学热”。但较之1980年代的“文化热”不同的是，“国学热”有明显的转向，即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和儒家，“大陆新儒家”群体逐渐浮现。儒家进入近代中国以来，一直命运坎坷，在文革中遭遇灭顶之灾。这次虽然起死回生，但居于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居于民间的自由派主流话语，都对之进行攻击，使之举步维艰。但或许真的应了孔子的那句话“天不丧斯文”，内地儒学在一次一次的思想文化事件中积极亮相，发声越来越响，呼应者越来越众。

2004年蒋庆邀请陈明、盛洪、康晓光在阳明精舍举办新中国建国后的首次儒学会讲，同年，陈明在北京举办有自由派、保守派、新左派众多学者共同出席的《原道》十周年学术会议，成为当年各界关注的事件。2004年因蒋庆主编的儒家经典儿童诵本出版，引发了一场“读经大讨论”。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反对声浪纷至沓来，新儒家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与反对者进行激辩，引发了一场“国学大讨论”。康晓光于2006、2007两年连续在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身穿儒服率众举办民间祭孔仪式，王达三在2006发起了两个倡议书，一个是建议政府把教师节改在孔子诞辰日，这个倡议书得到了各界各派众多学者的连署支持，另一个是呼吁中国人不要过西方耶诞节，这俱使得举国哗然，海外侧目。2007年内地的儒家网站华夏复兴网的一批民间人士，连署百名学者上书北京2008奥运会组委会，建议运动员入场式礼服应该改成具有传统特色的“深衣”。至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因两本畅销书，即于丹的《“论语”心得》和李零的《丧家狗》而引发的讨论，新儒家更是发言积极，赞许于丹对儒学的传播“有功”，批判李零对论语“轻佻”“恶搞”。

儒学是入世之学，其志向宏大，所以遭致的压力也巨大。因为受五四以来反传统的传统影响，中国内地很多年轻人对儒学的了解还是来自刻板的教科书，即儒学是封建专制的辩护者和帮凶，是自由民主的对立面，是农业社会的对应物，这种浅薄的错误认识深入人心，仍然在学界和民间大有市场，如有人这次就发表题为《刀劈“儒门四狗”，力挺“愤青”李零》，心态之偏执，言辞之激烈，使人恍然回到了“文革”岁月。这次批评李零的人士指责李零“没情怀没立场”、“有知识没见识”，就是一“道家”。据说，李零还真以“没信仰”的道家自居。按理说，儒家维护自家经典和圣贤，这不关“自由派”的事情，但“自由派”之所以拔刀相助，是因为这本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考证问题，而是涉及到价值立场之争，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之争。

警惕和反对儒家谋求跻身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仅有自由主义中的西化派和文化激进主义，更主要的还有来自马克思主义教条派或“老左派”，一激进，一教条，对儒家进行两面夹击，这种状态时来已久，于今不绝。

内地学术界“老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院长方克立教授，他同时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的会长，其实，他多年兼任的另一个更重要的职务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是个位高权重的职位，审批国家级的课题和博士点，往往决定一个学科的发展方向。方克立在《要注意研究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文章中，就指出“大陆新儒家”是文化保守主义已逐渐形成气候的一个重要标志，认为大陆新儒家和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一脉相承，宣扬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宣传过分夸大精神、观念形态作用的文化决定论。在这篇文章中，方克立点名批评陈明发表在《原道》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无本者竭，有本者昌——湘军、太平军与文化传统》，一篇是《政治与经济：以文化为旗帜——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述评》，抨击陈明重提“中体西用”。而方克立在另一篇《评大陆新儒家“复兴儒学”的纲领》文章中，更是激烈批评蒋庆在1989年政治风波后不久在台湾《鹅湖》月刊发表的《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文章，认为“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

方克立对大陆新儒家的批判带来的影响非常大，比如，他专门上书一封《关于所谓“儿童读经”问题致教育部部长周济的信》，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停止试用和推行蒋庆在完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编的儿童读经课本，组织精通古代经典文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术立场的专家学者，重编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适合于青少年成才需要的基础经典教育读本。”这封信引来的后果就是“教育部领导将这封信批转给了有关司局。6月20日，基础教育司课程发展处主管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研制工作组’发表了《关于‘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流言的声明》，对所谓‘中小学设置儒学基础课程’的不实之说进行了澄清和批驳。”由此可见方克立的影响力。同时，方克立“针对这股崇儒反马思潮”，组织了“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学术立场的同志，本着‘守土有责’和‘百家争鸣’的精神，陆续写了一些评论文章”，由自己的学生将之申请为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汇编为《大陆新儒学评论》出版（实际上名曰《大陆新儒家批判》更恰当些）。并指出，这只是“阶段性的成果。评论集还打算继续编辑和出版，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阵地。”

比方克立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一位九十四岁高龄、“党龄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的武汉大学老教授刘绪贻。这位老教授之所以令人侧目，倒不是因为他比方克立的水平高影响大，而是因为他虽然饱经沧桑但对儒家的偏见还是根深蒂固，思想观念犹如化石。这位老教授不仅在今年将他青年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撰写的硕士论文《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整理出版，而且在访谈中呼吁党和政府要对“大陆新儒家”进行“强有力的反击”，认为大陆公开出版蒋庆等人的书籍“真是令人难以想通！”“当然，宪法里面规定了言论自由，让他讲话、写文章是可以的，但是三联书店、高等教育出版社帮他出书宣传他的那一套，我以为确实没有必要，至少出版方向糊涂。”老教授毫不讳言“中国现在不要怕西化。自由主义也没有那么可怕的”，“一些人名义上是共产党员，但骨子里有自由主义思想，这恐怕也是不容否认的现实。我想，党中央也是知道这个情况的。这些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勤勤恳恳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吗？有什么可怕的！”他呼吁人们要向方克立学习，“方克立把蒋庆的东西拿来看了一些，就能把蒋庆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我国目前社会政治制度的这些东西揭露出来。首先要了解，然后再揭露，然后再批判。”

2004年4月4日，陈明应邀在南开大学作了题为《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思想版图上的位置与意义》的演讲，公开鼓吹“文化保守主义”，为儒家正名，同时对该校历史系刘泽华教授的某些观点表示了异议。刘泽华坚持的是现代以来历史学界的主流观念，即中国古代乃是王权专制制度，而儒家则是这一制度的主持者，从而得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的政治关系是“笔头对锄头的剥削”结论。陈明对此不能苟同，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霸王道杂之，儒家固然为专制权力的正当性提供了论证，但是它也对社会层面上的自我治理提供了价值支撑，刘泽华及主流历史学界夸大了前者而无视后者，没有看到儒学思想对于社会利益的表述与维护。同时，陈明及其同道还对刘泽华主编的一套丛书进行了批评，认为将儒家视为“专制主义精神”是极其无知的。这场争论在网络上愈演愈烈。后来，方克立将之定性为：“刘泽华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在认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强调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这场争论可以说是唯物史观与文化史观之争。”

如果说主流意识形态对大陆新儒家的批评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国际儒学联合会”对“大陆新儒家”的批评则耐人寻味了。国际儒学联合会由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德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家与儒学研究有关的学术团体共同发起，于1994年10月5日在北京成立，具有官方背景和色彩。按理说，这个组织应该是大陆新儒家强有力的支持者才是，实则不然。据公开发表的一份2006年4月20日国际儒联举行的小型专题座谈会纪要《当代儒学发展之趋势》，与会的十八位学者对儒学的发展表示了忧虑，认为“忧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一些人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批孔的影响，现在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等于封建文化，儒学全部是封建主义的糟粕，强烈反对复兴儒学；二是有一些人走另一极端，要变儒教为国教，成为意识形态，要‘儒化共产党’，还要恢复科举制度，考试内容是‘四书五经’，凡是想当公务员的，都要过这一关。”会议的主持者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在总结中说道：“首先肯定现在儒学发展的形势大好，上下一致，和谐发展，但也有忧虑。其次，对于蒋庆提出儒化共产党，以儒教为国教，大家都认为不现实，不可能，也不赞成，因为现在是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不可能再独尊儒术。这种偏激思潮还可能破坏儒学发展的大好形势。”

而正是这个国际儒联，于2006年6月25日和中国政法大学联合组办国际儒学院，并声称是“我国首家国际儒学院”，引发海内外关注。但是，自从这个国际儒学院成立后，一直没听说有什么举动，不象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老是“不干正事”，不是举办网络评选“国学大师”，让痛批国学的鲁迅榜上有名而招致嘲笑，就是迫不及待地把“恶搞”孔子的畅销书《丧家狗》列为学生的教材让人大跌眼镜，被人批评为“不务正业”、“丢人现眼”。就目前来看，国际儒学院比人民大学国学院成功之处在于没有出过什么错漏，原因就在于它也没干过什么让人刮目相看的事情。当然，这可能也跟两个院长有关。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是红学家冯其庸，以红学家身份出任国学院院长本来就名不正言不顺，但更显其水平的据说是他蔑称孔子为“孔老二”。而国际儒学院的院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德顺教授，一个黄鼠狼领着一群鸡，当然不会有什么大动静了。这两个曾经让大陆新儒家充满期待的学院，可能最终只会给人们带来一声叹息。

所以说，大陆新儒家并不是如自由派所批评的那样，受到了当局的支持，而是在夹缝中生存。就拿最为自由派人士所反对的“专制当局”的“辩护士”康晓光来说，他的政论文章，因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其文章不能在内地公开发表，其著作不能在内地出版。康晓光新著《仁政》，也是最近在新加坡出版，但却不能在内地发行。至于康晓光为成都幼女李思怡活活饿死事件所写的调查报告《控诉》，曾经震撼了无数心灵。2003年，成都市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副所长王新和民警黄小兵因“玩忽职守”，导致了一个三岁女孩被活活饿死——这就是2003震动全国的李思怡事件。此事发生后，康晓光极度愤怒，他发誓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谁对这样的事负责？还会不会发生？他自费调查了大量的机关和个人，遭受恐吓和嘲笑。历经艰辛，《控诉》这本书于2003年12月中旬终于完成了，但几家出版社都觉得有些文字“过激”，希望修订删改，但康晓光坚决不同意。于是，他自费印了3000册，用来送给他觉得“可以救药”的人。书的扉页上写着“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大陆新儒家的另一位代表蒋庆，当过工人、士兵，高考恢复后考入西南政法大学，在大学期间曾写就一篇给他带来极大政治压力的文章《回到马克思》，质疑人们当时对马克思的认识实际上并非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这在当时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作。他这样的“异端”注定不能在体制内久留，所以早早就提前退休了。1994年，蒋庆从亲友处筹集资金承包了贵州省深山中的一块荒地，开始修建书院。修建阶段，砖头从县城用汽车拉到村，再从村由马车拉上半山，之后换由人力往上搬。蒋庆带着面包和遮雨的布上山，抱砖递瓦，和泥抹墙，据说这也使得蒋庆的身体健康受到极大损害，至今不能恢复。期间，因为资金短缺而不得不多次中断建设。从建设到完成，历经好几年。在这个过程中，蒋庆早年在贵阳当兵时的战友、以及他西南政法大学的77级同学们给了他最大的帮助。如今，蒋庆除了稿费，阳明精舍没有任何固定的财力支持。据中国新闻周刊一篇报道：“蒋庆经常和附近山上的农民聊天，一次，听说一个果农的弟弟因为考上高中没钱上就自杀了，蒋庆痛心疾首。后来他托农民到村里带话，村中子弟只要能考上高中的，每个月他愿支持150元生活费。逢年过节，蒋庆还让人买好酒给村里的老人们送去。当地居民选村支书的时候，蒋庆竟被提名。”一个异乡人能够得到当地民众如此的信任和尊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了。

至于另外一个大陆新儒家陈明，则因为办《原道》集刊和网站而影响了职称评定，目前还是个副教授。陈明主编的《原道》集刊，没有固定的资金支持，几乎就是一个人单打独斗，创立十几年，换了七家出版社，其间一度为了不向出版社交出版费而改名《新原道》，可谓惨淡经营（陈明认为这对中国文化而言是“一种耻辱”）。正因为如此，他对具有官方背景的《甲申文化宣言》表示不屑，质问道：“没有民间的声音，调子再高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和代表性。你去看看里面的人物，他们都是干什么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文化，儒家、道家，或者西方思想，有什么研究？尤其重要的，此前可曾有过什么明确的立场论证和宣示？此后又会有什么具体计划实施？”同时，他对有些人高调现在儒学已经复兴表示坚决不认同：“儒学复兴？我为这事忙了十几年了，从所经历的艰辛曲折就知道这种说法是如何的扯谈！谁能给我说说有什么组织在主持其事？有何政策、计划？多少经费？社会基础如何？这样说的人无非两类：别有用心喊狼来了的坏小子和闭目塞听自我陶醉的意淫者。我倒是能够举出一大批对传统文化的打压者、批判者，它们的理论资源、经费保障等等等等，除了主流之外还来自各种境外团体。孔夫子都意识到‘道之行废，系乎天数’。我不过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而已，纯粹的个人行为！”

大陆新儒家的复兴儒学和文化建设行为几乎都是民间性的、个人性的。除了这几位代表性人物外，内地几家著名的儒家网站，如原道、孔子2000、中国儒教、华夏复兴等等，都是同样的性质，也都是惨淡经营。与官方主流儒学研究者相比，他们的境况不可同日而语；与体制内体制外的自由派、新左派相比，他们的境况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更糟。

所以说，在思想观点之外从道德上攻击和抹黑大陆新儒家是无效的，也是懦弱的。自由派对现实批判的勇气是可嘉的，某些老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是真诚的，但是，儒家参与文化建设的努力和情怀也是值得尊重的。思想的生命力在于是否满足民众的需要，以及自身是否具有创造力和自信心。对于中国而言，不需要一种学说和思想一统天下，而需要各家各派争鸣互动，良性竞争，如此才能推动思想的发展和政治、文化的积极建设。长期以来，自由主义西化派对儒学的激进否定，马克思主义教条派和假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儒学的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其所带来的消极恶劣的影响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和反省，以致遗毒今天。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全盘反儒思潮主要来自于以自由主义为背景的文化激进主义，而当前的批儒力量又加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派，他们把儒学仅仅看成一种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对立起来，用虚幻的手法把儒学与社会主义新文化对立起来。实际上，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派采取的是同一种启蒙话语，都无视中华民族的历史主体性，无视民族利益和民族前途，无视历史转型中的现实困难，却假意识形态的威权和对社会现实批判的道德制高点，把赞成正确理解儒学和要求善用传统资源以对治现实问题的主张扣以“复古主义”和“奴才哲学”的帽子，企图以政治化的话语打击不同的思想观点，在学风上是一种错误态度，在实践中是一种恶劣习气，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有害无利，令人心忧。

2007年5月16日

来源：关天茶社

■ 李零《丧家狗》出版再掀学者解读《论语》热（新浪读书）

新浪读书讯 《论语》是一部孔门师生一起聊天的书，孔子是一个堂吉诃德，是一个“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北大学者李零先生的新著《丧家狗：我读论语》如是说。这部新书，刚面世即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的反响，人民大学国学院等更把它列为大学生必读书，作为现代人读《论语》的标准教材。

读者们定然还记得，2005年的人文大餐《花间一壶酒》，在那部随笔集里，我们已经充分领略过了李零先生那快刀解牛式的犀利文字。说明白话，讲明白道理，三言两语，胜过滔滔大论，这是李零先生的文章最不同凡响的地方，也是读其他的书都不大可能有的感觉。读李零先生的文字，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明白。正如作者在新书自序里说的：老百姓糊涂，是本来就糊涂；知识分子糊涂，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见多了这两种糊涂，我们今天读李零先生的《论语》，就是要既不能再糊里糊涂，更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近几年来，传统文化成了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学者们在重解经典，读者们在重读经典。热闹当中，又迷漫着很多的浮躁和困惑：生活在今天，传统经典要读，但要怎样读，这是个问题；《论语》要读，但要读什么样的《论语》，这也是个问题。《论语》这部千年之书，钱穆先生解过，李泽厚先生解过，南怀瑾先生也解过，在李零先生的这部书里，对此都有很深刻的评论。把《论语》当作意识形态，替皇上把思想门，站言论岗，美圣近乎肉麻，这是从前科举时代或者科举遗绪的读法；把孔子当成救世主，把《论语》当成东方主义的救世良方，这是新儒家们的读法；当然，还有一种更不得人心的读法，就是把《论语》当成包治百病的心灵鸡汤。

《论语》到底在讲什么？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李零先生这部投注了数十年心血的新著里，我们会读到：孔门师生会聚一堂，谈论理想和现实的热闹场景；孔子周游列国，怀才不遇，累累如丧家狗的一生；老师死后，孔门弟子，各立山头，争正统名位，但又齐心协力大树特树孔子为圣人的过程。我们更会读到，孔子的真正想法、真正态度：要读书，不要种地，书读好了才能做官，才能真正解决贫困；处世，要明哲保身，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既不铤而走险，也不自寻短见；富贵，可求，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贫与富，和谐与不安，好与坏，理想与现实，治人或治于人，太阳底下，总是差不多的事情。听孔子讲几千年前的事，再听李零先生讲今天的事，相映生辉，别有精彩在眼前。

在中外学术界，素来不乏解读经典的书很快又被认定为新的经典的例子。可以确信，一部新的经典正在升起。这里，套用一下作家王小波的成句：《丧家狗》，一条特立独行的狗。

《丧家狗》推荐语：

内容简介：《丧家狗——我读论语》是北大学者李零继《花间一壶酒》(2005)、《兵以诈立——我读孙子》(2006)在读书界大受好评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振聋发聩之作。在上两部书中，读者们已经领略过李零先生快刀解牛式的文笔魅力，常常三言两语，胜过滔滔大论，时有令人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之感。作者对人类社会深层真相的揭示，对当下各色虚伪神话的讽刺，发人深省。在这部新著中，作者再次以其犀利如刀锋的语言，和对现实世界的一贯审视，将《论语》这部千百年来读书人视作命根子、当权者视作统治法宝的经典，作了深入浅出的解剖。在作者的笔下，孔子就是一条郁郁不得志的丧家狗，奔波一生而无所得，他是读书人的宿命的缩影，是所有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者的缩影；孔门就像大帮会，四大堂会，分设掌门人，还有十佳代表……。

(编辑：晓波)

■ 孔子也要打假（东方早报）　　石剑峰

孔子是条“丧家狗”？北大学者李零在其新书《丧家狗》中形容孔子“像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此言一出立即在学界引起轩然大波，而以陈明、蒋庆为代表的新儒家代表人近日更是对李零的这一新作进行了集中批判，把李零形容为一老愤青，并将《丧家狗》一书上升为文化事件。

对《丧家狗》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书名和李零的自序、导读以及总结中。李零将孔子解读为一个“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丧家狗；“孔子不是圣人，只是人”，圣人称号是他的学生给他戴上的，“孔子不接受这个荣誉”。

李零：读《论语》读原典

在李零看来，过去的“批孔”和现在的“孔子热”本质相同，“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经常翻烙饼。”而最激怒新儒家的是，李零在导读中认为，孔子有“活孔子和死孔子，真孔子和假孔子”之分，宋以来的“孔子”是“人造孔子”，“什么都能造假，孔子也要打假”。

《丧家狗》是李零根据讲解《论语》的讲义整理而成。谈到如何读《论语》，李零说：“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

孔子是丧家狗、孔门像大帮会……这种对孔子的评价，确实难以让现在的新儒家和许多学者理解和接受。在许多网站上，新儒家开辟专集对李零《丧家狗》进行批评，其中《原道》主编陈明的批评极为激烈并具有代表性。先是在4月22日的《丧家狗》研讨会上毫不客气地称李零为“愤青”，“作家的文采、训诂家的眼界、愤青的心态＝这本书”。蒋庆、康晓光和王达三则在近日的往复信函中将《丧家狗》比作“垃圾”、“末世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