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新人口论]始末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批判马寅初，把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不仅堵塞了言路，使节制人口的主张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使人口问题变成无人敢于触及的“禁区”，此后15年基本上没有任何关于人口研究的成果面世。

　　

　　1920年，马寅初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人口学论文“计算人口的数学”(《新青年》杂志第7卷第4期)。但之后30多年，他几乎再没有任何人口学论著发表，而是集中精力研究财政经济。新中国成立后，他看到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很是兴奋；不过，每当他回到家乡调查研究，发现小孩子日益多了起来，带回去的糖果越来越不够给小孩子分，也担心：人口增加太快了，会拖住经济建设的后腿。于是，他利用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委员的工作之便，每到一地，都同工人、农民、干部座谈人口问题。

　　

　　新人口论的诞生

　　

　　1954和1955年，马寅初先后三次视察浙江省，用他的话说，旧时代浙江省11个府跑了10个府，详细地调查了解人口问题，特别是农村人口与粮食增长的情况。1955年，他写成控制人口增长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提交人代会。正式提交之前，他先拿到浙江小组讨论，竟遭到一些同志的反对，有的还说他是马尔萨斯的那套，有的虽然认为他与马尔萨斯人口论有区别，但思想体系一致。尽管马老不能接受这些意见，但看到提意见者大都出于善意，还是主动地撤回发言稿。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的演讲，谈到“我国人口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的论述，马老认为时机来到了，在会上宣读了他早已准备好的原来的稿子，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和重视。毛泽东说：“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1200万至1500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的生育的办法。”随后在3月1日的会上，毛泽东又特别指出：“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讲得好。”毛泽东明确提出人口要“有计划的生育”，还赞扬马寅初“讲得好”，使马老倍受鼓舞。

　　4月份在接见《文汇报》记者时，马老高兴地说：“现在人口问题可以公开谈了，这说明我们国家进步真快，也说明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了，今年5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还要谈这个问题。”他在原稿基础上做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提交6月份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就是他的《新人口论》。

　　

　　基于中国现实的人口理论

　　

　　《新人口论》连同马寅初在此前后发表的文章、演讲、答记者问，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他对人口问题的基本观点，分析了我国存在的人口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主要有一个前提、五大问题、三项建议。

　　一个前提是对当时人口增长的估计。这是新人口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1953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达到60194万，自然增长率达到20％。马寅初认为“这是一个静态的记录”，拿20％。来解释以后四年的情况恐怕有出入，实际上以后几年的人口增长率要比20％。高一些。在对实际人口增长率客观估计的基础上，他提出人口增殖过快与加速资金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业原材料供给、提高人民生活、科学技术进步等之间都存在矛盾和问题。马寅初指出，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限制人口的数量增长，一是在1958至1963年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了解在5年或10年中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二要大力进行宣传，破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传统观念；待宣传工作收到一定效果后，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大概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如果力量还不够大，应辅之以更严厉的行政力量，主张生育两个孩子的有奖，生育三个孩子的要征税，生育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以征来的税金作奖金，国家财政不进不出。三是在节育的具体办法上，主张避孕，反对人工流产。

　　这些就是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主要内容。为了不被人误解，还专门阐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学说是反动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是错误的。并特别说明，“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的错误出发”，而《新人口论》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出发，两者立场截然不同。

　　

　　批判与罪状

　　

　　随着“大跃进”人口越多越好论的不断升温，这些都成为“不打自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证据，《新人口论》首先在北大校园遭到点名批判。接着全国知名报刊杂志陆续发表文章，以批判《新人口论》为主，稍带对他的“综合平衡”、“团团转”理论进行批判。第二次批判始于1958年北大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号称“党内理论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发表讲话，阴阳怪气地说马寅初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地“马”?恐怕是姓马尔萨斯的“写’吧!随后康生亲自给理论界一些领导写信，布置要像批判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

　　于是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升了级，北大燕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就连燕南园马老居室内外的墙壁上、过道上甚至书桌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大小批判会开了一次又一次，但是马老大都缺席被批判。

　　当时加给马寅初的主要罪名，一说他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彻头彻尾的鼓吹者，否定人口多是好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二说他篡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相对人口过剩规律的理论，把它搬到社会主义中国来是根本错误的，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是人口的不断迅速增长，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三说他对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感情，甚至是仇视劳动人民；四说他利用人口问题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新人口论》就是这种进攻的一支“毒箭”。对这些批判，马寅初很重视，力图从中找出自己的某些不足，但他始终坚持新人口论的基本观点，哪怕自己唱“独角戏”。他在《新建设》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1960年第1期)，表示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不久马寅初被撤销北京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职务，从政坛和学坛“蒸发”。

　　两次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造成的影响是严重的。一是把人口问题归为政治问题，造成其后十多年无人问津，形成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能研究人口问题的奇怪现象。二是“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生产越多――发展越快”形而上学理论的一统天下。三是将人口质量与种族优生混同起来，好像谁讲人口质量就是仇视劳动人民，忽视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四是在社会主义人口规律问题上，突出人口的不断迅速增长，似乎社会主义永远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

　　

　　平反后的反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迎来包括人口科学在内的科学发展的春天，马老得以平反，新人口论得以翻案和正名。这不仅是人口理论拨乱反正的关键，更为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做了必要的舆论准备。

　　从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中能够总结出的经验教训可以概括为：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马寅初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作为人大代表提出人口问题，从国家政治生活来讲是政治问题，意见和提案怎样处理，完全由国家权力机关决定。但他提出的人口问题本身属于学术性质，在学术问题上，真理有时不在多数人而在少数人手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把马寅初当作艾奇逊来批判，把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不仅堵塞了言路，使节制人口的主张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使人口问题变成无人敢于触及的“禁区”，此后15年，基本上没有任何关于人口研究的成果面世。

　　二要有充分的民主。批判和辩论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辩论的一方人数颇多，上阵发表文章者超过百人；另一方却少得可怜，用马寅初的话说，是“单身匹马”。是马寅初先生的学说没有人赞成吗?不是。对此，马寅初说：“自《新建设》十一号登出我的文章后，同意我的信已经不是少数了，有的虽表示同意，但不敢签名，只写‘读者谨上’字样”。赞成马老新人口论的大有人在，就是他的经济要综合平衡的意见，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但由于既缺乏政治民主，又缺乏学术民主，很少有人敢于站出来为之辩护。

　　第三，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旧中国人口生产具有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有效地解决了失业、灾荒、饥饿和疾病等一系列问题，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地降了下来，出现了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人口变动这种新态势写出来的。许多批判者不从实际而是从主观意志出发，仅凭某些教条主义理论批判别人，结果批判得越狠，离开现实越远，造成危害越大，不利于科学的人口政策的出台和人口问题的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的唯一标准，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这一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