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的定义
一是优化社会结构
建立同我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调整政策,改变城乡二元结构;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形成分工合理、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区域产业结构;通过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培育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
二是完善社会服务功能
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在我国正在凸显,这主要是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职能缺位、错位引起的。社会要和谐发展,需要政府职能 “归位”,而不能“缺位”“越位”和“错位”。
三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健康的社会发展,必须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合,是有效配置社会资源、加强社会协调、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
社会建设重点解决的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建设最重要的领域,主要是三个方面,即基本民生建设、社会安全建设和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建设,三者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
基本民生就是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生存发展的根本大计的主要民生领域。就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基本民生应当包括劳动就业、收入分配、住房与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这样几个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重要领域。
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有保障的社会安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中国现阶段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冲突多发时期,各种可能引发社会安全问题和影响社会秩序的社会风险不断地累积起来。当前影响中国社会安全稳定的社会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刑事犯罪、人为性质的生产生活安全灾难和各种深嵌在转型期社会结构之中的利益矛盾和冲突。
加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势在必行
时间:2011-03-21 14:44:47 来源:人民网 作者:陆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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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社会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一大建设,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这样不仅使地方政府工作绩效考核指标更具全面性、科学性,更重要的是可以扭转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等经济指标的倾向,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社会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一大建设,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既要进行保障改善民生、社会事业的建设,又要进行包括社会事业体制在内的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既要加强社会管理、社会安全体制的建设,又要进行社会伦理、社会规范的建设。既要加快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有效调节过高收入,扭转四种差距扩大的趋势,促进社会公平,又要支持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加快调整社会结构的步伐,使之形成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相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所以,社会建设是一个宏大、艰巨的任务,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
针对我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国情,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点推进社会建设,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优化社会结构,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落实贯彻,使社会建设这个宏大的历史任务,一步步得到实现。
进行社会建设与管理,当前要尽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要开展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点推进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研讨。弄清楚什么是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为什么要进行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怎样进行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取得共识。
中央公布“十二五”规划建议之后,近期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公布了各自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有半数的省市自治区规划中还是提出5年内GDP翻一番的目标。而关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的目标和任务则比较宽泛。要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必然把弦绷得很紧,钱都投向经济项目上,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推进,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第二,推进社会建设与管理一定要从组织上落实。社会建设是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否构建,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实现,“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的科学发展这个主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能否贯彻落实的战略任务,一定要组建一个相应的机构,整合多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才能把这件大事办好。现在北京、上海、大庆、南京等地已经组建了社会工作委员会、社会建设办公室,已经开展了很多工作,做出了不少成绩。但主要局限在开展社区服务,城镇管理和引导社会组织发展等方面工作,只是做一个职能部门的业务。要推进社会建设这样一项事关战略大局的工作,就要对整个社会建设进行宏观统筹、规划、组织、调控、监督,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通过协调使之形成合力,使各项社会建设工作更加有序地进行。
第三,搞好社会建设与管理,必须进行社会体制改革。这些年来,我们对于社会体制包括社会事业体制,也进行了改革,有些取得了成功,有些并不成功,有些则还没有破题,整个社会体制还没有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根本改变过来。所以现在的经济社会运行中,两种体制并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矛盾和问题,社会成本很高。实践证明,现行的社会体制不改革,社会建设就不能顺利进行。当然,进行社会体制改革,难度很大,会触及某些人、某些群体和某些既得利益者,阻力会很大。这实际又是一场革命。需要审时度势、果断决策、科学策划、周密安排、逐步推行。
第四,推进社会建设与管理要有相当的投入。我们应该按照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收入结构,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方面的投入。”要真正加大对社会建设的投入,使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惠及大多数、绝大多数的民众,使他们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就会逐步减少,社会成本就会大幅降低,这对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这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五,要建立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考核指标体系的研究。以往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偏重经济指标,主要抓GDP,在某种程度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当前,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经过研讨,初步建立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指标。一方面,可以作为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工作的目标,同时也是考核成绩的指标。这样不仅使地方政府工作绩效考核指标更具全面性、科学性,更重要的是可以扭转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等经济指标的倾向,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深圳社会建设进入战略拐点”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28日08:50 南方日报
刘润华。鲁力摄
上周二,深圳市召开社会建设工作会议,制定了《深圳市社区服务“十二五”规划(讨论稿)》(以下简称《规划》)和《深圳市社会建设考核指标体系(讨论稿)》等文件,明确提出,在下一个30年将把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在深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社会建设要立足于基层、立足于社区
前30年,深圳以发展经济为重点,改革也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如今,具备了较好经济基础的深圳作为先发展地区,比其他地区更早地遇到一些社会问题,深圳的社会建设进入了一个拐点。
“社会建设包括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的目标是让社会有秩序,公共服务的目标是让人过得幸福,这两方面都要立足于基层、立足于社区。本次会议对深圳的形势把握很准,评价也很中肯,其最重要的意义,一是历史性地把社会建设放在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二是把社会建设作为一个整体,统筹推进,三是把社区作为社会建设的基础平台。”深圳市民政局局长刘润华说。
借鉴香港社会服务经验
《规划》的基本理念来自香港,今年,香港社会服务署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预算是88
亿港元。刘润华表示,香港社会服务的基本体制、服务模式和方法来自欧美,但经过了
香港这样一个华人社会的消化和吸收,无论是在非行政化的服务体制,还是跨部门、综合性的服务模式,甚至社会建设方面,有很多值得深圳学习的地方。
“政府的社区服务设施原则上以免费或行政性收费的方式提供给社区服务机构使用。”刘润华说,《规划》的这种安排就是借鉴了香港的经验,“像香港路德会和香港国际服务社的服务场所,面积约500平方米,政府每年只收1港元的租金,目的就是把这些机构留在社区,同时降低社区服务的成本”。
“新的服务体制和服务模式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比如说,哪些领域、哪些项目可以交给社会组织管理?工作量怎么测算?工作质量如何评估?财务如何监管?这些都值得认真研究。否则,政府投入了,社会组织可能提供不了良好的服务。”刘润华表示,尽管挑战巨大,但这是一条必由之路,社会服务的传统模式需要创新和改革。
■对话
2015年向公共服务投7.5亿
至2015年建成700个社区服务中心
记者:香港今年的政府服务采购规模为80多亿港元,深圳未来几年投入的金额大概是多少?
刘润华:按照《规划》,除了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社区行政管理机构等服务外,每年政府向每个社区服务中心投入的服务经费是50万元,计划到2015年,在整合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建成700个社区服务中心。同时,每年市、区财政拟各投入2亿元,用于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到2015年,市、区两级政府每年投入到社区公共服务领域的资金约为7.5亿元。 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时,要从基本的即最困难的人群做起,从最基本的项目做起,从比较低的层次做起,做到社会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匹配,稳步推进,不可能一下子迈进福利型社会,不宜一下子给财政增加过大的压力。
具备条件的社会组织可参与竞标
记者:怎样才能成立社会组织购买政府服务?
刘润华:目前,我国对社会组织实行双重登记管理体制,也就是除了登记管理机关外,还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2008年,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发《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我市社会组织的意见》,对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明确要求其可到民政部门直接登记。 2009年7月,民政部和深圳市政府签署了一份《推进民政事业综合配套改革合作协议》,明确鼓励深圳探索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社会组织。今年1月,这一改革模式荣获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并得到中央和省领导的高度肯定。
截至今年11月底,深圳的社会组织超过4000家,其中社工机构有42家。这些社会组织既可提供社区服务,也可向市民开展一些有偿服务。我们会对社会组织进行考核,具备一定条件和资质的社会组织才能参与投标。
提出“万人社会组织数”指标
记者:社会建设大会提到一个指标,即“万人社会组织数”,这个指标有何依据?
刘润华:以前大家都是“单位人”,改革开放后变成“社会人”,这是一种进步。但是,“社会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组织”状态,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组织载体把这些“社会人”重新组织起来,仅靠发挥党团组织和工青妇、残联等组织的作用是不够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爱好、兴趣和利益,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把“社会人”组织起来,让他们有序地参与社会生活,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国际上,万人社会组织的数量已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指标。在深圳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提出这个指标十分必要。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社工已成为社会服务的骨干人才,每万人社工的数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建设的水平。譬如,香港每万人约有15个社工。2007年,深圳市委、市政府颁发了关于社会工作的“1+7”文件,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工作制度,深圳已有2000多人考取了社工师或助理社工师资格,其中在一线参与社会服务的社工有1331人。
社区服务模式将实现根本转变
记者:这次社会建设大会的最大亮点是什么?
刘润华:《规划》将带来社区服务模式的根本变化,是一种制度创新。目前,我国公共服务主要靠事业单位提供,这种服务方式不经济,应该发挥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作用,使之成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规划》特别强调:“新增的公共服务,只要社会组织能够有效提供,原则上不设立新的事业单位,不增加新的事业编制,为社会组织让渡服务空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新增公共服务的增加,政府在公共服务中所占的比例将逐步缩小,社会组织所占的比例将逐步扩大。这个过程正是从“大政府”走向“小政府”、从“管理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从“无限责任政府”走向“有限责任政府”的过程。
很多政府部门自成体系地在社区提供服务,比如说民政部门有星光老人之家、文化部门有文体中心、共青妇也有自己的场所。社区是个很小的平台,各部门自行搭建舞台进行服务不符合经济原则,因此,我们要搭建一个综合性的服务平台,把各个部门的服务和资源整合起来,交由统一的服务机构去完成。为此,《规划》提出:“鼓励政府各部门按照‘费随事转’的原则,将经费和服务交由街道办事处统筹安排,形成跨部门的综合性社区服务模式。” 南方日报记者杜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