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的衡量与比较

经济

收入不平等的衡量与比较*

刘

靖

摘要：中国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大的过程，虽然这样的结论基本已成为共识，但究竟不平等程度如何，尚难定论。现有研究由于研究目的或者数据来源的不同，涉及到了多种收入的概念，包括可支配收入、货币可支配收入、总收入、所得、市场收入等等诸多范畴，这些概念涵盖的收入项目有所交叉，但同时在具体项目中又有所不同。本文基于家庭住户调查数据，将考察的重点放在衡量不平等的前期步骤上，试图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个可参照的分析框架和可比较的计算结果。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等量因子；地区价格差异；城乡收入比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04－0023－06

的收入总和，实际上是现金纯收入以及扣除生产费

一、收入的定义和范畴

一般而言，可支配收入的概念应用范围最广，也最为研究者所广泛接受。对于收入应该包括的范畴，目前国际比较的文献中不同研究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家庭生产的估算收入以及实物收入。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在针对不同国家的研究中估算方式和赋值不同，客观上给不同研究间的比较造成了困难，因此究竟是否应该计入收入项以及如何计入，不同研究有不同的看法；家庭生产的估算收入和实物收入虽然难以准确衡量，但在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转型中的国家非常重要，如果在收入的统计中遗漏这些项目将导致收入统计严重失真。

在针对中国的研究中，国家统计局的收入定义被广泛引用和接受，其关于城镇收入的统计主要采取的是可支配收入的概念，而关于农村的则是纯收入的概念。在国家统计局的收入定义中，城镇家庭总收入包括家庭成员得到的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可支配收入则是家庭总收入扣除交纳的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支出以及记账补贴后的收入。而农村总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纯收入则为总收入扣除费用，包括税费、家庭经营费用、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以及赠送支出后

用后的自产自销物品估价。可以看出，同前述的国际比较的收入范畴相比，国家统计局的收入定义相对比较狭窄。对于农村收入的核算遗漏了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这一重要变量，而低于城镇低收入的核算遗漏更多，包括自有住房估算租金、实物性补贴以及社会保障①。卡恩和李思勤（2009）使用

CHIP 数据，在国统局定义的基础上，在农村收入中加入了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城镇收入中加入了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以及城市住房的实物补贴，根据他们的研究，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分别占1995年和2002年居民收入的11.6%和13.5%，到了2002年，更是进一步增加到17.65%②。因此，在计算中国的收入定义时，如果忽略了这一项，将导致真实收入的严重低估，也会对最终的不平等结果造成扭曲。另外，考虑到中国社会中城乡并不均等地享受相同水平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李实、罗楚亮进一步指出，在城乡居民之间进行收入比较的时候，应该考虑到那些只面向城镇居民提供的社会保障的市场价值，并且在研究中对于中国城镇地区的隐性收入进行了估算，包括公有住房补贴、医疗补贴、教育补贴以及社会保障③。此时的收入概念更加接近

*本文获得中国博士后面上资助基金项目“增长与不平等———中国收入分配的动态变化”（项目编号：[1**********]）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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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文所述的纯收入的概念。可以看出，最为完整的收入范畴应该包括所有的现金收入、实物收入、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以及隐性补贴收入等等。然而，要顾及到数据调查的限制，在收入项目涵盖的全面性、复杂性以及衡量误差方面，必然存在取舍。当我们估算租金或者其他的补贴等项目时，必然面临部分家庭存在缺失值的问题，此时往往都采取用类似家庭均值来代替或者通过回归的方式来获得缺失值。

下面利用CHIP 数据对不同的收入范畴的统计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补贴在农村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较小，在总收入中的比例占的最多也只有1%左右，而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所占比例随年份推移而增加，在1988年和1995年只占到9%左右，在2002年占到13.6%。而在城镇地区，各种类型的补贴在城镇居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1988年大概占到总收入的31%左右，其中的主要形式为住房补贴；随着时间推移，住房补贴的覆盖范围和补贴额度逐渐下降，而医疗补贴的覆盖范围和补贴额度逐渐增加，2002年，医疗补贴已超越住房补贴，成为城镇地区补贴的主要形式，但是，此时，总补贴值占总收入的比例也逐渐下降，只有不到8%的水平。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也是总收入中重要的一部分，可以看出，有没有计算这一项目对于总收入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差别有10%左右。不同的收入定义，对于家庭收入的计量结果差异很大，同时也影响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统计，考虑了补贴和自有住房估算租金的城乡收入比高于包括货币和实物的可支配收入情况下的收入比（参见表1）。

表１不同收入涵盖范畴的家庭名义总收入

注：[1]总计=货币收入+实物收入+补贴+自有住房估算租金；货币收入=家庭生产经营收入+个体工资性收入+家庭资产性收入+货币转移收入+其他项目-税费；实物收入=单位或集体发放实物+自产自销物品；可支配收入=农业总收入+非农业总收入-税费=货币收入+实物收入。[2]城乡自有住房估算租金的计算方法。农村地区：自有住房价值-未偿还建房或购房贷自有住房估算租金=（

款）×0.08，其中0.08假设为年利息。这里参照了卡恩和李思勤（2009）对于住房租金的计算方法。城镇地区：自有住房估算租金=自有住房估算月租金×12-未偿还购房贷款×0.08。

二、家庭结构和规模的调整

考虑到家庭中转移支付的存在从而使得个体的绝对收入可能并不能较好地反映福利水平，多数文献采取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作为分析的对象，即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规模的大小。通常而言，计算家庭人均收入等于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规模，即ya=yu

／n 。然而这种计算方式并未考虑家庭中个体的特征，

如年龄等，而假设收入在家庭中是平均分配的，这样的假定有其不合理之处。为了控制家庭中的人口数差异以及个人可以掌握的家庭资源总量，考虑共同居住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家庭成员可以从共享一些公共物品中来分享消费从而在既定成本时获得更高的效用，然而究竟收入如何在家庭成员中进行分享尚且没有定论④。

当衡量不平等和福利等因素时，研究通常采取等量因子作为调整因子来调整家庭组成和结构的不同。等量因子指的是给定一个参照家庭的生活费用开支为参照标准，度量某一特定类型的家庭（包括人口数量和其他家庭人口特征）达到与参照家庭相同的效用水平、福利水平或者生活水平所必须的最小生活费用开支。国际上对于等量因子的研究已经有许多，比较传统的因子度量包括Engle 和OECD 衡量，虽然后来有许多文献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或改进，但这两种也是在文献中被广为使用的方法。关于中国的等量因子的测量及其应用的文献非常少，Chen 或许是目前唯一的一篇规范测量中国的等量因子的文献，研究以我国国企改革出现城市新贫困人口为背景，利用中国城市住户调查（UHS ）的数据，得到了1993年和1997年关于我国城市的等量因子⑤。

因为本文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考察等值因子后家庭人均收入的相对变动所致的不平等程度的改变，而现在并没有一个可以广泛接受的用于中国的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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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因此，在此主要使用一种国际上通用的最为简单的方法———OECD 调整方法，假设家庭中第一个成人为1，其他每多一位成人等值为0.7，每多一个孩子等值为0.5，具体的家庭结构和对应的等值因子见表2。结合我们的数据来考察家庭规模和结构对于收入和不平等的影响，从表3可以看出，农村地区调整后的家庭规模变动幅度更大，城镇地区调整家庭规模幅度在25%左右，而农村地区则超过30%。从表4可以看出，考虑了家庭规模的城乡收入比值（城市／农村）要大于仅考虑家庭总收入而不考虑人口的情况，而将家庭结构用等量因子进行调整后，城乡的收入之比有所下降。

考虑到不同地区的价格水平不同也可能影响到福利的比较，考虑空间上的价格差异对于收入不平等、工资对比、贫困度量等方面的研究同样非常重要⑥。依据统计局官方定义，CPI 是度量一组代表性消费商品及服务项目价格水平在一国内随着时间变动的相对数，用来比较某一国家两个时期价格水平不同，度量了价格在时间上的相对变化。而PPP 是两种（或多种）货币在购买相同数量和质量商品时的价格之比，在国际比较项目中是一个特殊的空间价格指数，用来比较同一时期内两个或多个国家或地区的综合价格水平，度量了价格在空间上的相对变化。

年份间比较对于价格指数的运用需特别小心。根据以往的研究，收入分配的分析对于所采用的价格调整指数非常敏感，然而，即使CPI 在近年来因为夸大了通货膨胀的程度而广受批评，但对于名义收入如何调整却没有可用的替代存在⑦。在万定山的研究中使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等衡量不平等，

三、不同年份和地区间的比较

为了使不同年份的名义收入在年度间可比，从而反映出年度间真实的福利变化，对于名义收入利用价格指数进行通货膨胀的调整无疑是必要的。而

表２家庭结构与等值因子

表３CHIP 样本分年份分城乡利用OECD 等量因子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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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对各年收入指标进行通货膨胀调整于结果的影响不大，所得到的不平等程度变动的基本趋势大致相同，但各年结果在数值上有所上升⑧。而在针对中国的研究中，因为没有官方的购买力平价指数（，多数针对不平等的研究通常没有考虑地区PPP ）

价格水平的系统性差异，而这可能会对研究结果造成一定的扭曲。

Brandt 和Holz 对中国所作的一项研究估算了省市之间和城乡之间生活费用的地区性差异，后来的诸多研究利用此研究提出的PPP 对中国的收入水平乃至贫困程度以及收入不平等指标进行了调整和计算。一般而言，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往往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城镇的价格水平高于农村的价格水平，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省份的价格水平高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省份的价格水平。因此，收入水平高的地区的生活成本要大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这就说明了收入数据在城乡和不同地区之间进行价格指数平减以更真实地反映居民的福利水平和生活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从表5可以看出，调整PPP 后，农村收入水平统计值较仅调整CPI 的情况增加了3-4%左右，而城市收入水平则大大下降，调整PPP 后的结果比调整CPI 的城乡收入对比缩小了20-25%。同时，调整PPP 也使得城乡的收入差距大幅下降，城乡收入比下降大约四分之一。

在多数年份高于城镇，对于不同的收入衡量方式均是如此。无论城镇还是农村，收入核算所涵盖的范畴越多，基尼系数值逐渐下降，农村地区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有助于降低整体的收入不平等，而城镇地区的补贴以及住房均有助于降低不平等程度。考虑了家庭人口规模的不平等程度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超过了家庭总收入。至2002年，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比家庭总收入大约高了3-4%左右。调整家庭人口数1995年后倾向于增加所观察到的不平等程度，而家庭结构的调整降低了我们所观察到的不平等程度。调整等量因子使得农村和城镇的不平等指标都有所下降，但城镇地区对于家庭结构的调整反应较农村地区更为显著，不同的收入范畴的变动幅度相差不大，农村地区调整家庭结构使得不平等指标值下降约2%左右，而城镇地区则下降约2-6个百分点。一般研究中，通常采用家庭人均收入作为分析对象，通过我们的分析证实了忽视家庭结构的调整将会略微夸大不平等的程度。

二是时间、地区价格指数的调整。表7是以家庭人均收入为分析对象，比较了仅调整CPI 和同时调整PPP 后的基尼系数计算结果。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调整CPI 后的基尼系数变动方向恰好相反，农村地区调整CPI 后得不平等指标值大于名义收入的计算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如此，而城镇地区调整CPI 则使得不平等指标下降，且随着时间推移下降程度也逐渐增加。同时调整CPI 和PPP 使得农村和城镇地区的基尼系数都有所下降，但城镇地区的下降幅度远远高于农村地区。农村地区从1988年至2002年，调整CPI 和PPP 的影响对于基尼系数的影响比较近似，在2-4%之间；而城镇地区则

四、不平等指标的比较

一是家庭规模和结构的调整。表6比较了家庭总收入、调整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的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可以看出，农村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

表５分城乡分年份1988年为基期情况下CPI 和PPP 调整价格指数描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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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家庭规模（人口数）和结构调整（OECD 等量因子）不平等程度比较

注：变动Ⅰ指家庭人均收入与总收入的差异，变动Ⅱ指利用等量因子调整家庭收入与家庭人均收入的差异。

影响程度有下降趋势，至2002年，调整CPI 和PPP 将使得基尼系数下降4-6%左右。无论如何，时间和地区价格指数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计算结果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以往研究通常只关注于调整时间价格指数CPI ，而忽视了地区间价格差异，我们的结果表明如果忽视了地区间的价格差异将使得不平等

的计算结果高估最高近10个百分点，对于城镇地区的高估高于农村地区。

三是综合比较。表8比较的是按照人口数平均的家庭人均名义收入值与调整了家庭等量因子、通货膨胀（CPI ）与购买力平价（PPP ）的不平等指标

的结果。

可以看出，调整后的不平等指标显然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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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未调整的结果，针对数据的调整对于农村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影响程度大约在3-6%左右，而对于城镇地区则影响非常大，多数年份以及多个收入定义的影响程度甚至超过了10%，1988年考虑了补贴和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后，调整后的结果较调整前甚至降低了16.3%，2002年也有接近12%。

综合前面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与家庭总收入相比，调整家庭规模将增大收入不平等值，而与家庭人均收入相比，除了调整CPI 使得农村地区不平等指标上升以外，调整家庭结构、调整CPI 和

PPP 均倾向于降低农村内部和城镇内部收入不平等的计算结果，也倾向于降低城乡收入比，其中以调整PPP 对于不平等的计算结果影响最大，而城镇地区的基尼系数的计算结果受到数据调整的影响高于农村地区。同时，考察不同年份间的变动程度，调整后的收入差距在不同年份间体现了更大的变化，调整将缩小观察到的收入差距指标，但将增大收入差距年份间增长的速度。研究结果表明，当我们在从事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时，除了关注不平等指标本身，对于其计算的过程和数据调整的方法也应特

别注意，这可能通过影响指标的计算结果从而影响到最终的价值判断。

注释：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①③李实、罗楚亮：《

新估计》，载李实等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187页。

中国的收入和不均等———1988②卡恩、李思勤：《

年至1995年住户收入的构成、分配和变化》，载赵人伟等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108页。

④R. V. Burkhauser, L. Rovba,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1990s:Comparing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Germany, The Japanese Journal of Social Security Policy, 2005, Vol. 4(1),pp.1-16.

⑤Chen Zhihong, Measuring the Poverty Lines for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an Equivalence Scale Method,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6, Vol.17(3),pp.239-252.

⑥Loren Brandt, Carsten A. Holz, Spatial Price Dif －ferences in China:Estimates and Implica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vol. 55(1),pp.43-86.

⑦R. V. Burkhauser, A. D. Crews and M. C. Daly, Re －counting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1980s:a critiqu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measurement methodology, Economics Letters, 1997, pp.35-40.

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分布的变化：1988-⑧万定山：《

，《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卷增刊。1999》

作者简介：刘靖，女，1981年生，河南郑州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100875。

（责任编辑

陈孝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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