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学前沿理论模型研究

作者：廉勇

中国科技论坛 2015年01期

　　 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经济聚集和地区发展的差异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但很多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仍然建立在假设没有城市和区域，没有任何时间维度的前提之上[1]。虽然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研究空间经济，且其中不乏重要的研究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空间因素一直难以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范畴[2]。

　　 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NEG)把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的空间因素纳入到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解释现实中存在的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生产的空间集中机制，并通过这种机制的分析探讨经济增长规律与途径[3]。

　　 2 模型理论基础

　　 新经济地理学假设厂商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同时存在运输成本。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和Stiglitz)[4]的垄断竞争模型框架(简称D-S框架)之上的。在D-S模型中，使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效用函数，即不变替代弹性效用(CES)函数，其假设所有消费者的偏好都相同，同时消费工业品和农业品，即。其中，U代表消费者效用，代表消费者购买工业品()的数量组合，代表消费者购买的农产品总和，μ代表消费者购买工业品占总支出中的份额。D-S框架使用不变替代弹性(CES)效用函数代表，其中当工业品之间差别化程度用连续或离散时用以下函数表示：

　　

　　 其中，ρ是多样化偏好系数，其值在(0，1)之间，当ρ越接近于1时，消费者对多样化偏好越低，当ρ越接近于0时，消费者对多样化偏好越高。D-S框架假定消费者都具有相同的多样化偏好，在收入水平一定的前提下，消费者意愿消费更多品种的产品。企业生产的任意两种产品的替代弹性等于需求的价格弹性，在规模收益递增的假设下每家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

　　 D-S框架把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纳入一般均衡模型，可以借助数学工具很好地模拟现实经济社会中企业产量选择和消费者的购买特征[5]。按照D-S框架，因为规模收益递增，对于企业来说，其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必定选择生产的产品种类越少越好；对于消费者而言，因为多样化偏好，其在有限的收入约束下选择更多数量的商品可以增加其效用。同时，尽管每个企业可以是某一领域的垄断者，但因为存在众多的潜在进入者，因此也不能制定垄断价格。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本身可以促进贸易发展，即使地区间不存在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异，规模经济自身也可促进贸易发展。

　　 3 模型理论假设条件异同分析

　　 从1991年由克鲁格曼提出新经济地理学经典的核心—边缘模型以来，在众多经济地理学家的努力下，又陆续发表了一些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其中较为典型的有自由资本模型、自由资本家模型、资本创造模型、全域溢出模型、局域溢出模型等。考察这些模型的假设条件可以发现，它们的基本假设条件都相同，即都假设规模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存在运输成本。不同的是随考察重点的不同，对一些涉及生产要素、生产厂家固定成本和固定成本的构成、可流动因素的迁移动力等方面有所差异，下面针对不同模型在这些方面假设条件的差异进行阐述。

　　 (1)核心－边缘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简称C-P模型)[6]是新经济地理学最基础的模型，是由克鲁格曼在1991年首先提出的，随后经过诸多学者的补充和完善，现已经成为最经典和最常用的分析模型。C－P模型假设：有南北两个区域，其在技术、偏好、要素禀赋方面都相同；存在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制造业部门M和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农业部门A；制造业企业成本包括固定成本F单位劳动力和可变投入单位的劳动力，当企业产品产量为x、工人工资水平为w时，企业的成本函数是；农业部门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的条件下生产同质产品，单位产出需要单位的劳动力，当劳动力工资是时，其生产单位产品成本函数是；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可以在两地区交换，农产品无交易成本，而工业品交易遵循冰山交易成本。其中农业劳动力L是不可流动要素，制造业劳动力H是可流动要素。

　　 (2)自由资本模型(Footloose Capital Model,简称F-C模型)[7]是由Martin和Rogers在1995年提出的理论模型，该模型针对C-P模型的不足，修改了假设条件。F-C模型假设流动要素把所有收入全部返回流动要素来源地，即资本收入不随资本的流入在异地消费，而是回到资本所有者来源地消费，因此就不存在需求关联和成本关联的循环因果关系，同时F-C模型可以处理区域市场规模和交易成本等外生因素的非对称性问题。

　　 (3)自由企业家模型(Footloose Entrepreneur Model，简称F-E模型)[8]是由Forslid和Ottavinao(2003)提出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F-E模型假设生产企业固定投入的人力资本或企业家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即生产企业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中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组成，其中固定投入只包括人力资本，可变投入包括劳动者或者企业家。

　　 (4)资本创造模型(Construction Capital Model，简称C-C模型)[9]是由Baldwin在1999年提出的模型，该模型的解析力强，可以得出所有内生变量的显性解，同时具有新经济地理学意义的一般特征。C-C模型引入了两种新的变量，即资本形成和资本折旧。同时，该模型中假设不存在资本的区域间流动，有活力的区域通过创造资本而获得更多的工业品制造份额，而丧失活力的区域因为资本折旧而使得工业品制造份额下降。

　　 (5)全域溢出模型(Global Spillovers Model，简称G-S模型)[10]由Martin和Ottaviano在1999年提出，该模型把经济增长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到模型分析中，假设经济增长由资本(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积累所决定。其中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而且知识资本溢出效应不存在随空间扩大而降低的特征。

　　 (6)局域溢出模型(Locality Spillovers Model，简称L-S模型)[11]由Bladwin、Martin和Ottaviano在2001年提出。该模型的假设条件与G-S模型类似，但是强调了知识溢出具有局域性特征，即考虑了空间距离对知识溢出的影响，区际知识溢出较区内知识溢出承受更大空间阻力。

　　 结合上述不同模型的前提假设条件，总结新经济地理学前沿模型的假设条件见表1。

　　

　　 4 模型理论结论异同分析

　　 C-P模型的结论对解释空间经济集聚具有重要意义，概括起来其核心结论包括：区内市场放大效应、循环因果链、内生的非对称性、突发性集聚、区位黏性、驼峰状集聚租金和重叠区等。区内市场放大效应是指某种外生变量打破了区际初始的平衡状态，而使得某一区域的需求增加，如果区际贸易自由度足够大，则会使得大量的企业向该区域集聚，加剧区域集聚的趋势。循环因果链是指在核心—边缘结构形成过程中，集聚趋势具有自我强化、逐渐累积的特性，在C-P模型中循环因果链可以细分为需求关联循环因果链和成本关联循环因果链。内生的非对称性是指资源要素禀赋相同的两地区随贸易成本的降低而导致区际发展不平衡的特性。突发性集聚是指当区域间处于对称均衡且交易成本很大时，当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一临界值后，区域平衡状态会被突然打破而形成集聚状态。区域黏性是指区际形成核心—边缘结构形成后进入一种稳定均衡状态，这种稳定状况能够经受一定程度的外生因素变化的冲击，并能强化稳定均衡状态。驼峰集聚租金是指流动性生产因素的机会成本即“集聚租金”是随贸易自由度的增加，而呈现先升后降的“驼峰状”的形态。重叠区是指当贸易自由度在()间变化时，对称结构和核心—边缘结构都是局部的长期稳定均衡，区间()即为重叠区。

　　 F-C模型由于假设条件的限制，导致其结论特性与C-P模型相比有较大变化，除了区内市场放大效应和驼峰状集聚租金两个结论外，其他结论如突发性集聚、区位黏性和重叠区都不具备。此外该模型在结论细节方面也有所差异，如区内市场放大效用，自由资本模型考察本地市场效应与市场拥挤效应的比值，当贸易自由度越大，本地市场效用就越大，市场拥挤效用就越小，集聚的企业就越多，从而呈现出区内市场放大效应。自由资本模型的循环因果链中不像C-P模型中存在需求关联的循环因果关系和成本关联的循环因果链，因为自由资本模型中假设资本收入要返回到资本来源地消费，所以生产转移不能导致支出转移。自由资本模型中区际的支出是对称的，因此不存在内生的非对称性。自由资本模型的突发性集聚特性中，由于区际支出是对称的，所以当贸易自由度增加时，不会导致突发性集聚。

　　 F-E模型的结论与C-P模型类似，同样具有区内市场放大效应、循环因果链、内生的非对称性、突发性集聚、区位黏性、驼峰状集聚租金和重叠区等核心结论。自由资本家模型引入了“企业家”资本，使得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更强，由于人力资本和资本所有者不能分离，所以人力资本要素的流动也意味着所有者的空间流动，并导致市场规模变化，并引起生产转移，这是后向联系；市场较大、生活成本较低的区域对人力资本有较强的吸引力，因此生产转移也会刺激人力资本转移，就是前向联系。

　　 C-C模型在C-P模型基础上引入了新变量，其结论除了重叠区外，还具有C-P的其他所有结论，但在细节上有所差异，并且具有一些新的结论，即资本累积会影响经济区位，从而影响区际经济平衡；区位会影响经济增长，区际经济发展会出现经济“增长极”和“塌陷区”。在资本创造模型中，由于不存在生产要素的流动，所以模型中没有区域的价格指数，也就不存在与成本关联的循环因果链，但仍然保留了与需求关联的循环因果链结论。

　　 G-S模型的核心结论除了循环因果链和重叠区与C-P模型有所不同，其他的结论与C-P模型基本相同。全域溢出模型不存在成本关联的循环因果链，只有需求关联的循环因果链。同时，由于在模型中不存在成本关联的循环因果链，所以其突破点和维持点重合，也就不存在叠加区。

　　 L-S模型的核心结论除了循环因果链和突发性集聚同C-P模型有所差异，其他C-P模型的核心结论都适用。同时，L-S模型的结论有新的特点，如知识溢出为分散力，内生的经济增长为集聚力，核心区的经济增长可以带动边缘区经济增长等，L-S模型最重要的结论是地理区位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针对上述模型在核心结论上的异同，总结出结论，见表2。

　　

　　 5 模型理论难点问题

　　 考察新经济地理学的前沿理论模型可以发现，这些模型运用数学工具，从理论上解释经济聚集和地区发展的差异化趋势，同时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具有很现实的实践意义[12]。但是，这些模型在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受到很多质疑[13－14]。也就是说，新经济地理模型的发展本身也遇到一些难点问题急需解决。

　　 第一，如何把握假设条件的复杂程度是这些模型面临的共同难点。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下，其模型虽然通过数学工具的精确运算和推导证明而得出完美的结论，但这些模型都是建立在理想的前提条件下，这些假设条件过于理想化，也就限制了其应用范围和理论解释力[15－16]。例如，这些模型都假设农业部门没有剩余劳动力，以及工业劳动力份额等于产业份额，这显然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农业劳动力过剩，以及城市大量存在的劳动力失业现象并不吻合。但是，如果加入更多的假设条件限制模型，从数学工具求解可能很难有均衡解。受限于理想的假设条件，其应用空间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大的限制。

　　 第二，到目前为止，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都是建立在D-S框架上的，但D-S框架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例如，D-S框架假设产品是水平无差异化的，这在理论初步建立阶段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不可忽略的是除了价格，产品质量在贸易竞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建立在D-S框架上的理论模型无法解释许多厂商无法维持其市场份额而退出市场的现象。

　　 第三，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基本上忽略了厂商效率差异和空间布局异质化特征，而高估了集聚经济性在厂商区位选择中的重要程度[17]。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厂商空间集聚的动力来自区内市场放大效应、循环因果链、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等因素，而扩散的动力来自本地拥挤效用、集聚区高租金等因素，这些因素忽略了厂商因自身的技术水平、资源拥有状况、竞争战略等微观因素[10－19]。当区域足够大、厂商数量足够多的情况下，考虑到厂商内部因素的随机性分布特征，可以忽略厂商效率差异和空间布局异质化特征。这样，就决定了新经济地理理论模型处理区域面积较小、厂商数量较少的情况时难免出现解释力不足的问题，这也是新经济地理学所需解决的难点问题之一。

　　 第四，理论模型不容易计算出显性解。虽然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模型能够清晰地揭示生产要素流动、交易成本、经济增长和聚集之间的关系，但在求解某些理论模型解时，却常常依赖大量的数字模拟，这无疑降低了模型的可操作性。因此，如何合理地设定模型的函数表现形式，以及选择合理的变量，以便能得出合理的显性解，这些都是研究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6 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跨区域、跨国家厂商的空间选择问题需要在未来研究中投入更多关注和讨论。新经济地理学的很多文献研究了区域和国际贸易问题，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在考虑建立理论模型的时候，处于不同“国界”的企业策略选择是必须考虑的影响因素。这个“国界”不仅有因国家实际地理位置造成的差异，也有因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自由贸易区域等造成的差异。这在模型参数和变量选择上给学术界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且在微观层面上也存欠缺，有待经济地理学理论界未来进一步研究解决。

　　 第二，新经济地理学考察了厂商之间的垄断竞争关系，但是对厂商之间的博弈策略选择的研究深度还有待加强。新经济地理学在模型设计上为满足取得均衡解，其对厂商策略选择、交易成本、需求函数等因素的设定都非常敏感[20－21]。所以，新经济地理学通常采用两种途径来解决这种问题：一是通过行业惯例和经验来推测其他厂商策略的选择，但是行业惯例和经验数据经常匮乏，所以效果欠佳；二是通过试验和案例分析确定厂商的博弈行为，从而找寻出一般性规律。然而，通过这两种途径仍然难以达到满意结果，理论推测的结果往往同实际情况相差较远。所以，使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解决此类问题可以说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第三，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其实证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现有文献中已经有很多比较切合实际的结论并且得到很多实例证实。尤其是一些根源于特定环境理论模型的方法，其结论令人信服，但还有一些模型的结论没有得到实证的检验[22]。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强调假设的一般化以便于进行必要的检验，并使得理论模型的应用有实践意义。但从理论角度来看，一些结论不能不令人失望。可以发现，这些令人失望的结论主要是因为理论模型过于特定化且有很大的局限性。新经济地理学过分依赖两个地区和单纯农业和工业部门的假设，而将这种假设扩展到包含多个地区以上和多种不同产业的情况，显然还需要学术界在未来付出更多的努力加以研究。

　　 收稿日期：2013－09－18

作者介绍：廉勇，河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3 廉勇(1973－)，男，河南濮阳人，管理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管理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