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语文及文章观念的变迁

中学语文款掌２０１６．６

鲁迅

语文及文章观念的变迁

孙郁

这是李怡老师的一个命题作文，我只能漫一趟桐城，专门去拜谒了吴汝纶的故居，还去谈一点体会吧。

见到了姚鼐、方苞他们当年活动的地方，很感刚才听刘纳老师讲得很有感慨，中学语文

慨。桐城派的义理、辞章、考据，虽然被新文教学里面，有许多经验值得思考。我的父母都

化运动给打倒了，但其实，中学语文教学，我是中学语文教师，对于他们的经验有一点印象。觉ｊ导做的工作其实还是义理、辞章、考据的训练，

我父亲和母亲曾在同一所中学教语文，我父亲起码它有程式化的东西在里面：我想，我的母

是组长，每次备课都是他牵头。父亲算是县城

亲她当年教书，可能就是据辞章、义理、考据

里有一点小名气的人，写过一些剧本、小说什

的要求，指导学生作文。我父亲不行，主张作

么的，老师们也很尊敬他。但是父亲那个班每文的智性与创造性，不喜欢韩愈，觉得韩愈的年高考成绩都不是很好，而母亲那个班成绩就文章对培养孩子的思想，提高他们的审美境界要好些，上北大、清华的比父亲那个班里要多。有碍，恐怕不是最好的文本。这就使我想起了

她讲语文课，是按照教案来，很会讲，但她自章太炎先生，他在一篇文章里曾经批评过韩愈，

己真的不太会写文章。我父亲似乎应付不了应认为韩愈的文章有问题，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试教育，后来他很郁闷，就离开了中学，去文

里面曾经有一句话也暗批韩愈传统，认为其传联搞创作了。这件事很有意思。为什么呢？语

统下的惯性对中国文章的发展是起到了一个负

文教学与智性的关系好像是隔膜的，至于创造

面的作用。当年的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周作人，

性的问题，差得更远。

还有一个是许寿裳，在文章里面也不断地批评中国古代的写作，有一种文章学的概念。韩愈，他们认为在教学当中，韩愈大概不是一前些年，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曾经编辑过一套个唯一的标本。但这只是少数人的看法，对于丛书，叫《历代文话》，把宋代以来好的文章学普通的教学工作者而言，这看法好看不好吃。

小品聚集起来。在八股取士时期，人们很关注我前几天参加国家考试中心的一个会议，文章的起承转合，关注思想的表达，怎么更加讨论近年高考作文命题的问题，我和温儒敏老合乎圣贤之道。到了清代，文章学观念比较发达，师谈了各自的心得。我说，我们是教育孩子按尤其是桐城派的理论是完善的。我前一段去了

照义理、考据、辞章的办法写作文，还是倡导

黼理念・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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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性、倡导个性化的写作，像庄子那样，或者像六朝人那样，不拘一格地运用汉语，这是一个大问题。章太炎先生在给鲁迅、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他们几个人上课时，讲的是《庄

子解故》，当然还有《说文解字》，章太炎先生的方法，对鲁迅的影响是很大的，就是在思想

和审美上从功利主义层面解脱出来。章太炎先生还有一个重要论文《齐物论释》，讨论庄子内在肌理。大家知道，在明清时候，人们谈庄子，是“援儒入庄”，是拿着儒家那一套来讲庄子，但是，到了章太炎，变了，他“援佛入庄”，把佛教佛理的思想拿来对庄子进行解释。佛学里面的概念、名词都有复杂的隐含，你所表达的对象世界里也有可能是有限的，康德的二律背反就是这样。康德说，人们是用有限的先验形式来穷极无限整体的对象世界，就必然进入悖

论，就是所谓二律背反。章太炎先生在文章里，

赞扬了包括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面所讲的这种思想，也礼赞了叔本华的思想。章先生在和鲁迅他们讲《说文解字》、讲庄子的时候，有一套自己的文章学理念，是远离本质主义的，这对鲁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完全偏离了清代桐城派的那一套文章理念和思想理念，进人

了佛理和庄子的世界，就是在无意义当中发现

意义，在意义当中看到虚空。就是说已有文章的表达可能是虚妄的。所以鲁迅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Ｈ，同时感到空虚。”其实就是对词语的无力感的一种感叹。

表达就是一种尴尬，章太炎先生对庄子智慧的表达有极高的赞美，因为那词语直面了人的有限性。章先生发现，任何一种表达，都有盲点，不是只有一种可能，而有另外一种可能。所以，他就不用清代以来士大夫们流行的那么一种语言写作，而用的是废弃语。用被弃置的一种语言写作。比如，汉赋的语言，六朝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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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语言都死去了上千年，但是他重新把它用起来。为什么？他认为清代的语言都被污染了，被专制文化和上流社会腐朽意识所污染，这种语言不能够再生成一种新的智慧和一种审美愉悦。刚才刘纳老师讲自己年轻时期研究郭沫若的论文受到关注，分析起来，刘纳老师没有被当时的流行语所囿，她用了另外一种表达格式，表现对郭沫若的认识。可见表达的陌生化多么

重要。

鲁迅先生的逻辑起点在什么地方？我觉得鲁迅与章太炎是有交叉之处的。跟章太炎读书的时候，他的词语就已经开始变化。鲁迅写《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就有章太炎的痕迹。郭沫若有一篇文章叫《庄子与鲁迅》，发现在词语上鲁迅受庄子影响很大，

后来却发现鲁迅与庄子思想迥异，鲁迅晚年批

庄批得非常厉害。鲁迅为什么那样对待庄子的东西？郭沫若没有回答。鲁迅有一篇小说叫《起死》，就是嘲笑庄子的，小说里的庄子，出于怜悯之心去救一个骷髅，吹一口仙气，让他活

过来。骷髅活了后，发现自己衣服没有，跟庄

子要衣服，庄子说我没有拿你的衣服呀，但对方就纠缠庄子，后来实在没办法，他就找警察，警察来处理这个问题。鲁迅以荒诞、变形的方式嘲笑了庄子，这其实很有意思。这里既有章太炎的痕迹，也有尼采的痕迹。章太炎先生对庄子的描述是赞佩的时候居多，但是，鲁迅就发现了庄子的短板，那短板的发现是阅读尼采

之后才有的吧。鲁迅翻译尼采，既没有用明代

士大夫的语言，也没有用清代的文人那种语言，也没有用他所喜欢的六朝语言，而是用《庄子》和《列子》的语言。《庄子》和《列子》的语言可能与尼采的语言有呼应性，但是鲁迅又发现，

尼采的思想，明显有德国浪漫诗学的东西在里

面，当他后来发现浪漫诗学也有问题的时候，

理念・观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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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疏离尼采了。

可见，鲁迅有个起点，就是通过章太炎发

现了汉语表达的独特性。他自己也觉得，运用传统被忽略的资源很是重要，所以他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时候，就模仿章太炎，用过一些估屈聱牙的词语，也不是流行的语言，但是这

些后来失败了。章太炎的《馗书》多是看不懂

的词，这样一种汉字书写，实践证明存在问题。后来鲁迅也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他就开始用白话文，另觅一个天地。但在白话文写作中，他跟周作人、跟胡适又不一样，我觉得鲁迅文字背后有特殊的知识储藏，他的复杂性、多样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他的白话文．有庄

子的因素，有六朝阮籍、嵇康的因素．很复杂，

可是这些东西都潜在他的辞章的深处，我们看不见。我自己前段写了一篇文章，叫《鲁迅的暗功夫》，讨论了这一点。鲁迅的文字看上去简单，但是很深奥，为什么？他背后有东西，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比如，钱锺书读过多少书？我们都知道，我们读他的一些散文、随笔，就知道钱锤书看了多少书。可是，我们看鲁迅的杂文和小说，我们不知道先生看了多少书。只知道看了很多作品，具体看了什么，我们无法

了解。

五四以后，关于文章之道，有不同的看法，影响较大的是周作人的理论。周作人有一个基本的思路是，文章乃言志的产物，也是载道的工具。言志是即兴的，载道是赋得的，后者乃奴性的文本，其价值大可存疑。后来在为俞平伯一本书所做的序言里，他一再强调文学的即兴的意义，而把五四新文学的价值。定位在这

个层面上。

京派文学的出现，与这种思潮的关系很深。周作人成为思想的领袖，是自然的。他们在学识上和审美走向上，都与皇权文学与政党文化

■■理忿－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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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学观念格格不入，即便躲在象牙塔里．

亦不抑制个人情思的自然流淌，遂有了超越功

利文学的出现。发扬其思想的，是废名先生，对周氏的文章观念大为赞扬。他对比新文学诸家，以为唯有周作人的文章观，最有个人主义的价值，余者多可存疑的。比如他看到希腊品格对周作人的意义，那些知识与存疑的思想，加之个人心性自如表达的意识，都系中国最为缺失者。此后俞平伯、沈启无等，都亦步亦趋，有模仿他的作品出现。那些激进的直面现实的文人文体，就与他们颇为隔膜了。

京派文章学的理念，基本是书斋式的，一点儿晚明的遗风，一点儿现代人文知识，一点儿六朝的诗趣。有时候不免沉闷、自恋甚或消极。自然，在杂学与思辨里，亦有醒人耳目的作品，嘲讽世风的犀利也不亚于左翼文人。可是他们的文字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接上地气，顾影自怜则不可避免了。

颠覆士大夫文体最为深切的，是鲁迅的文章。他与京派相近的是，也有学问，常怀情思。但因为一直关注现实，且有小说家思维，那文章的调子就不同了。鲁迅与周作人文风出于一道，后来走向野性之路，把小说家者流的感觉渗到文章里，迂腐的气息就全被蒸发了。而周作人的旧式文人的鬼气一直盘旋其间，文章就少了鲁迅的放荡不羁的东西。比如《野草》的短章，都是血写的，鲜活、灵动，死亡边缘的突围与悸动。不能逾越的峰峦被逾越了，文眼有了火光的照耀。这就是“非文”，也是“非诗”，但更像文与诗，是被沐浴后的真文与真诗。

鲁迅的文章“逆谣俗、逆风土”是生命的躯体燃烧所致；周作人的文章之“逆俗”乃观念、趣味之舞，神动而行不动，痛感是缺失的。他们身后，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是峻急、沉郁的，一个是平和、淡雅的。汪曾祺说他们

分成两支，不是夸大之言。走鲁迅的路与走周作人的路，形成了不同的审美路径。

其实在文章观念继承章太炎衣钵的，是周氏兄弟，而非黄侃、钱玄同那样的人。后者只是学理上有所根据，而就独创性而言，周氏兄弟的远离俗谛的笔锋．恰是章太炎审美意识的当下转化。他们不是从学问的角度亦步亦趋于章老夫子，而是知道像老师那样不袭于前人，这一点，非常人可以比肩。

２０世纪的文坛还有一类人，受过新学教育，但传统的基础很好，为文之道在学理的层面，从古文里得到启发，又不排斥现代科学精神。他们知道两者的好处．可偏要放下架子，写平实的文章，这一点，胡适是颇有代表性的。他的所谓“谈话风”的文体，对当时的影响不可小视，乃一种新式的文章样本。

刘绪源《今文渊源》认为五四新文章建立的标志是“谈话风”的出现。比如《语丝》周刊的文章，多是谈话体的。周刊聚集了许多人，除周氏兄弟外，废名、川岛、张凤举、徐耀晨、胡适、钱玄同等，都是不拘小节的文章家。他们在文章里“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还自称“学匪”，写着不正经的文章。他们完全放下文人的架子，谈风月，言历史，说掌故，讥风俗，对道学的东西不屑一顾，自有情怀在。谈话风助

长了“心之文”，对“道之文”多有不敬。所以

陈源与周氏兄弟论战，被打下马来，除思想的

差异外，文章的理念不同是一个重要原因。他

形容鲁迅是“刀笔吏”，是对“心之文”的恐惧也说不定的。

“心之文”在格局上均小，不及“道之文”宏大。五四后，左翼文学兴起，思想的重要性开始高于个体生命的重要性，新的“道之文”出现。瞿秋白的文章，周扬的文章，都不再以谈话风为基础，开始注重理性，文章的风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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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作品大异。周作人就看到了其间的问题，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一再谈小品文的价值，其实也有与左翼对抗的用意：后来的文章演变，

也应对了“载道”与“言志”的那种理念。

其实五四话语并不能涵盖新文学之后的文

章大势，还有一类人的文章，似乎不能以周作人的观点解之，比如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

的文体。他们的诗很有感染力，散文也自成一家。不过，在我看来。他们最大的贡献表现在一种述学的文体上。王国维的词写得好，词话亦佳，但述学的文章从容不迫、博雅阔大，透

明的思想与科学的态度，让我们感动不已。《观

堂集林》写西北文物与考据，短小精悍，毫无废话，陈述间冷峻深切，有奇思涌动，读者望

洋兴叹者再。陈寅恪写隋唐研究的文章。是文

言里的轻歌，好似带着旋律。义理、辞章、考据均在，且态度是现代科学精神的一种。比晚清文人的关于儒家典籍的文章更有魅力。至于钱锺书，则有鬼才之喻，那文章起伏之间的机智与才学，亦可谓前无古人。钱锺书在白话文进入衰败期时，拒绝以流行色为文，写古往今来之事，多六朝语境，间杂英文词语，东海西海一体，南学北学同道，文章乃碎珠贯串，以小见大。遂有汪洋恣肆之态。《管锥编》是一部奇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文章学的一种新式的尝试。周振甫在《历代文章学》一书里，多次提到钱锺书《管锥编》关于历代文人文章

的看法，实乃同代人中的知音。在白话文流行

多年之后，能以从容老到的旧式辞章里唤出新意，乃一种绝唱。古文在这些智者的手下，有了新的气象。

现代文章学理念的变迁，由两类人所推进。

一为大学学者，一为社会边缘上的作家。于是便有了学者之文与作家之文的区别。这里的情

况复杂，有的作家之文从学者之文里脱胎出来。

理念－观点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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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之文受到了作家之文的暗示而渐生新意。学者中又有公学与私学之分，文体的样式就各不相同了。

上面谈及的许多人的文章属于学者之文。但作家之文就复杂了。小资作家是一种样式，流浪作家是一种风格，还有市井作家，文字在雅俗之间，系另一种风格。比如徐志摩的文章，就甜得过分，浓得过分，可是真意在焉。萧红

的文字是泥土里升腾的，乃另类的文本，有天

籁般的纯粹。赵树理的文章系Ｊ日学与大众精神的结合，通俗而干练，开新文学另一种文风。后来的左翼作家竭力要写出巨作，却没有多少新意，除了观念的问题外，文体缺乏生命的亮度也是一个原因，这里的深层因素，是大可以

深究的。

如此说来，现代以来的文章，是有不同传统的。３０年代初期，作家之文在社会上影响渐大，一些著作在知识界与民间均有市场。但作家之文的随意与浅白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关文章之道的争论时常可以看到。最著名的是鲁迅与施蛰存关于《庄子》《文选》的争论。施蛰存对于青年作家文笔不通透的现象，提出从古文里找活字的办法，以为《庄子》《文选》可作参照。这个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也是文章学意识的一种流露。但鲁迅、茅盾等人不甚同意他的观点，以为今人的表达与古人异，旧词的使用要有界定。鲁迅从进化的角度看这个问题，茅盾从小说家的角度区分散文文体与小说文体各自的用处。在鲁迅看来，古文的借用其实有失败的教训，那就是严复的翻译，就把表达限制住了。而章太炎用死去的文字写作，也阻碍了读者的阅读。鲁迅在《难得糊涂》中说：

从前严几道从甚么古书里——大概也是《庄子》罢——找着了“幺匿”两个字来译Ｕｎｉｔ，又古雅，又音义双关的。但是后来通行的却是“单

一理念・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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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严老先生的这类“字汇”很多，大抵无法

复活转来。现在却有人以为“汉以后的词，秦

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字和词，可以拼

成功我们的光芒的新文学”。这光芒要是只在字

和词，那大概像古墓里的责妇人似的，满身都

是珠光宝气了。人生却不是在拼凑，而在创造，

几千百万的活人的创造。出

这是明显的观念差异。而茅盾的视角与鲁迅有别。他对施蛰存的看法是，新文学要吸收的传统，并非先秦两汉的文章，而是明清之文。他在《文学青年如何修养》中说：

虽然向来人常有“左”，“马”，“庄”，“骚”包罗一切文章做法之说，我们可是未能尽信。于《文选》亦然。这一层，牵涉得广了一点，

现在姑置不论。现在略就施先生自谓因编杂志

而多接触青年人的文章又从而感到青年人的文

章太拙直这一层上推想，大概施先生所指，当是纯文艺作品，特别是小说一类。我们敢说现

代小说的作法绝不能在《庄子》或《文选》中参悟到十之一二。诚然，“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

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可是也要看此一代的所需和上一代的所供究竟有无本质上的差

异。唐宋的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汉魏的词赋，可是，《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的作

者却别有所助。现代的我们作者如果一定要有

所借助于上一代，则亦应是施耐庵等辈。④

这是作家的悟道之言，都是进化的看法，其中自己的经验也在起作用吧。施蛰存把学者的思维用到对作家的要求上，自然让一些作家有所不满。因为明清的语感与表达理念与今人更近。不过大多数学者对此应是赞成的。这就看出了作家思维对书斋学人思维的一种偏离。

对现代文章的进化贡献最大者，是那些有创造性的作家。这些作家之文，除了公认的鲁

迅有神采外，张爱玲是重要的人物。她是一个

特殊的作家，说其文章存在文体的价值，也是对的。张氏的小说有曹雪芹的风骨，又参之鸳鸯蝴蝶的语态，古雅而通透，冷峻里透着智慧，阅世深而不动声色，使文章弥漫悲凉之雾。她

谈论绘画的文章，色彩感觉甚好，文字流动着不可名状的感觉。写人性的坏，不哭天抢地，

而是不动声色，而真意全出。此天才者之妙文，鲁迅之后，文章可以百读不厌者．张氏算为首选。

张爱玲写文章，举重若轻，文人的尖酸刻

薄与残酷的冷眼背后，有静穆的雅观。她的文章从容不迫，没有酸腐气与道统的东西，对颜

色、线条、声音的勾勒，形成一种美的韵致。

她的笔下总有种高傲的气质，以此来对抗绝望，从可怜的世间照出一点私房里的明快之意。她

看够了人脸，只爱自己的那可怜的空间。这就

把悲悯锁在楼阁，任外面喧嚣世界的精神流淌，自己于孤寂里不动声色地面对死亡，文章的清俊与孤赏就淹没了辞章之趣了。

能够把作家之文与学者之文结合起来的不多。鲁迅是一个典型，小说里有随笔的意味，随笔中见小说的品格，二者是交融的。但有人反对这样的结合，以为是有伤筋骨的。穆木天在《小说之随笔化》里说：

小说之散文随笔化这种倾向，大体上说．

总不是积极向上的倾向。这里含着一种危机。

巨匠安德烈・纪德（Ａ．Ｇｉｄｅ）是一位艺术的良心的最强韵人，是一位追求欲最烈的人，在他的许多小说作品中，他只承认《造假钱的人声》是一篇正格的长篇小说（ｒｏｍａｎ）。其卓识远虑，概可想见。当随笔侵入小说园地时节。我们的作家们是不是要为“小说之防御”而努力呢？我们是不是要保障小说样式之独立呢？＠

穆木天为各类题材的作品立了规矩，就把文学与文章的界限划窄了。其实，五四之后，许多人的小说是有散文化倾向的。鲁迅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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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小事》《鸭的喜剧》都是散文与故事的结合，文体里有跨界的因素。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桥》，也模糊了小说与散文的界限，自有一番景象在。巴金的《海底梦》乃随笔化的小说，其抒情因素很浓，感染力不减，正是其心性的

外化。这种多文体的试验，是扩大了表达的张力的。

巴金在创作中，并不在乎各类文体的界限，他在谈及小说与散文的差别时说：

照欧洲人的说法。除了韵文就是散文，连

长篇小说也包括在内。我前不久买到一部德国作家霍普特曼的四卷本《散文集》，里面收的全

是长短篇小说。而且拿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有时候也不大容易给一篇文章戴上合适的帽子，派定它为“小说”或为“散文”。＠

没有界限，就把各类文体与各类形式重新组合了。聪明的作家并不在乎这些，他们是会把各类文体打通用之的。钱锺书、张爱玲有这样的本领。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既有传记的痕迹，又带小说的味道，而根底却是学术的思考。这种文体的混合，造成阅读的快感，对汉语书写的挑战是无疑的。学者文体的诗化，乃文史一体传统观念的延伸，就把中国文章的

调子多样了。后来出现的木心，也是将两者结

合起来的重要人物。木心本来是画家，因为对学问与创作均有热情，能出乎书斋而进俗世，又能由俗世而进入书斋，文也昭昭，笔也灿灿。文章的意味就不同寻常了。写评论有学者的眼

光，那篇关于兰波的悼念文就百转千回，直抵精神彼岸。而谈现实感受则受惠于周氏兄弟，

修辞间设喻精妙，哲思涌动。

这种品位的出奇，大概也只有民国的文人

才有，平实、深人，有鬼斧神工之迹。在沉思里是希腊与六朝的东西，眼光则完全是现代的。

木心常常要把没有意思的东西变为有价值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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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跳跃的思维衔接空无与实有，此岸和彼周作人所说的载道与言志的问题。或者说是“道岸。词语是现实与梦幻的桥梁，一面是俗世，之文”与“心之文”的彼此交错，复杂演进的一面是神域。和钱锺书一样，职业感觉与平民过程。这里有作家文体的尝试，也有学人文章感觉没有界限，作家的灵思与学者之顿悟亦可的摸索。士大夫传统与民间艺术传统都互有进互往。这都是沿着逆俗之径前行的选择，文章退。五四是一次赤脚上路的狂欢，后来大家穿学理念已与五四文人的精神重新契合了。

上了鞋子，有了各自的样子。现在的文章家不多，作家之文与学者之文是一种分类，细细看作家注意文体的也甚为寥落。我们应该关注其来，其间还有“道之文”与“心之文”之分。间的规律与问题，或许少走弯路也是可能的。

作家之文有道统的，也有率性的。学者之文亦复如此。从文章学的理念看，盘根交错，有诸①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伪自由，书・准多隐性的话题。５０年代之后，文章学的观念不风月谈・花边文学》第３９３页，人民出版社

太被提及，新华体的文章一家独大，问题多多。２００５年。

唐驶意识到其间的问题，借着谈五四小品而独②《茅盾全集・第十九卷：中国文论二集》倡书话，用意是与流行的文章对抗。他佩服鲁第５３５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迅，更喜欢周作人，试图回到五四的语境中去。③穆木天《平凡集》第３５—３６页，河北教

其主编的《现代文学史》，对作家的风格很是注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意，但因为左翼思潮的影子过深，不能从容为之，④巴金《谈我的“散文”》，见《巴金全集》留下了诸多的遗憾。只是像木心这样的作家在第二十卷第５３１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美国独往独来的探索中，文章学的价值才被显

（本文系作者根据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１日在北示出来。

京工业大学附中举办的“中国鲁迅研究会基础唐驶的苦思苦想里有无奈的东西。他试图教育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５年年会暨鲁迅作品教育的调和“道之文”与“心之文”两者的关系，把理念与实践学术研讨会”专题演说整理而成。）

学者之文和作家之文结合起来。这是个很大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１００８７２）

野心，非一般文人可以做到的。不过有几个文章家在自己的实践里做到了此点。叶圣陶、夏丐尊、吕叔湘均如此，他们懂创作，又研究文章学的规律，形成一种气候。叶圣陶深味汉语的规律，能够从容地在文言与白话间迂回往还，后来张中行在《文言与白话》中发扬了此一理念，对汉语表达规律进行了探索。他自己的写作，就有学问气和作家的敏感度。望道，也率性；心明，也达意。学人的雅致与作家的感受力均在，思想之道与心灵之路交错，文体上已经别开生

面了。

我们总结百年文章理念的演变，其实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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